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云南地处边疆是我国贫困县最多的省份，贫困人口数量非常大居全国第二，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贫困程度深，严重的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消除农村贫困对维护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探讨当今云南省农村贫困的现状，和对当前解决贫困措施的思考，提出了新时期反贫困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云南省；反贫困；农村
一、农村贫困人口现状
（一）贫困人口数量大
云南省是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省份，有国家扶贫重点县73个，还有7个省级扶贫重点县，是全国扶贫攻坚的重要主战场之一。“十一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省级以上财政扶贫资金166.77亿元，其中中央114.83亿元，省级51.94亿元。全省贫困人口由2000年底的1022.1万人下降到525万人，减少了497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9.63%下降到14.1%，73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00元提高到2569元。但截至2010年底，云南省贫困人口仍达525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其中还有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人均有粮低于300公斤的160.2万深度贫困人口，而基本丧失生存条件、急需进行异地搬迁的特困群众达60多万人，贫困区域发展依然滞后，贫困仍然是云南省最大的省情。与贫困作斗争仍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①
（二）贫困程度深
贫困程度指数=（贫困线—农民人均纯收入）/贫困线，若贫困程度指数为负，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贫困线；若贫困程度指数为正说明农民人纯收入低于贫困线，指数值越大说明贫困程度越深。②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在2005和2006年全省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均是全国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的62.7%，2007-2009年分别为是63.6%、65.2%、65.4%。这说明全省农村住户的人均纯收入在增加，然而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却在逐步扩大，全省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全国的发展步伐，如果不给予帮助和扶持，将会使贫富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容乐观，如表2所示2005年，全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4.54比全国的高9.04百分点，2006-2009分别比全国的高5.8、3.4、5.9、7.2个百分点，自2006年以来全省农村家庭每年的恩格尔系数相差不大，而和全国的差距有扩大趋势，这说明云南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全国的相比逐步扩大。云南省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往年相比有所提高，而和全国相比差距却在扩大，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云南省农村反贫困的措施
（一）政府主导型反贫困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反贫力度才开始逐步加大，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行动拉开帷幕。
1.制度改革反贫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1953年云南省委提出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已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依靠贫困农民，团结一切劳动人民，通过互助合作，大力发展生产，有计划有区别的直接或逐步过度到社会主义。通过人民公社制使全体老百姓有地耕、有饭吃、有衣穿。
1980年以来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2.开发式扶贫
其做法主要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坚持以贫困户为基本对象，坚持以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种养殖业为重点的做法，迅速提高贫困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从而使农民的经济收入大幅增加。
200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了新三年“兴边富民工程”行动计划，争取国家和省支持资金107亿元，实施投入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温饱安居、产业培育、素质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生态保护与建设6大工程，办好沿边三级以上公路网建设、农村饮水安全、电力建设、边境口岸联检设施建设、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等30件实事。
3.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减贫
2005年农民人均转移纯收入仅为87.8元，五年来逐年增加，“十一五”增长2.83倍，年平均增长30.7%。新农合、退耕还林还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大型农具补贴等二十余项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政策性转移支付措施的有效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农民转移支付收入（如表1所示）逐年递增；转移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全省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地4.3%提高到2010年地8.5%。④
（2）群众主导型反贫困
早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有18位农民签下了“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直至今日。可见在农村中农民存在极大的致富欲望，追求富裕在农民中有自发性和组织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程度的加深，农民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在农村中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农村一些具有较强素质的农民就从创业的途中脱颖而出，他们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发挥自身的才能逐步达到富裕人行列并给其他人树立了榜样，也带动了其他人致富。例如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3）混合型反贫困
就是使贫困地区和和贫困群体借助于外部的帮助，选择发展项目、制定发展计划，并参与计划的执行和项目的实施管理，通过参与调动发展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开发机制。
对口帮扶就是这一理念的有力体现。云南省是上海市的帮扶对象，上海市主要从提供资金、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社会发展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根据上海市提供资金支持，贫困人口必须参与的原则鼓励村民由外力的帮助下发挥主观能动性。
三、对当前反贫措施的评价与思考
（一）政府主导的反贫
政府通过一些列措施和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的发生，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这种政策大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贫困农民在反贫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贫困的减少在于政府的努力程度和政策的落实程度。而政府在实施反贫的过程中只能以整体利益为重，这样就使反贫具有全面性而不具有针对性；政策的落实受到层级的限制，这必然就使得反贫的效率有所降低。
云南省贫困人口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山区是贫困多发的地带。由于恶劣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给反贫增加了难度，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使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自我发展能力弱、靠天吃饭、生活勉强，一旦发生天灾人祸贫困程度就会加大。政府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降低返贫率，通过开发给贫困地区注入活力，调动贫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
（二）对转移支付的思考
由于民族文化特色和历史的承沿，人们甘愿守土而安而不愿寻求外界新生活的幸福感。在他们心中幸福感和满足感即为家庭团圆、和睦、能够穿暖吃饱即为他们认为的幸福和满足。这种生活的理念是在长期与外界交往少，对待事物的认识少造成的，在我国延续了上千年经久不衰。然而在当代随着转移支付减贫措施的推进，使这些贫困者得到了额外的收入，使得他们在原来生活满足程度上，满足程度幸福程度进一步提高，这种满足度和幸福度的提高更使他们安居守所，不但没有刺激他们去创造寻求更好生活的欲望，而且助长了贫困的根源。因此，转移支付减贫虽然在短期内从整体上、从表面上看减少了贫困人口，但是却极大地助长了他们安于现状的心理使得贫困人口更加贫困。加大转移支付并不是解决贫困的良方，政府为农民创造劳动、就业机会才是解决贫困的最佳方式。
城市中有很多的乞讨者，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的贫困农民、残疾人。由于尊严、人格等因素会使乞讨者在乞讨收入和人格、尊严等因素之间进行权衡，当他们认为尊严、人格等因素的价值较低时就会进行乞讨，对于贫困者来讲无论接受别人的施舍还是政府的施舍是一样的，而转移支付的收入又远远低于乞讨收入，这就更加助长了这些人员追求乞讨幸福感的欲望，所以这种低保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贫困乞讨者，反而助长了他们乞讨的行为。
而当贫困者者不是从事乞讨而是其他比如偷盗、抢劫、贩毒、走私等行为取得高额收入时，一部分乞讨者也会跟向效仿。由于贫困者之间的攀比心理，故反贫困具有示范效应，如果对解决贫困的措施实施得当合理，那么就会使反贫困的示范效应扩大。
（三）自主反贫的困境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可谓完全的贫困人口。为了谋生农民们想方设法摆脱贫困的局面，纷纷进入城市寻求生存之道，然而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由于体力劳动的技术含量较低所以工资也就很低，城市生活水平、物价水平又很高以至于这些农民工只能勉强度日，更不用说扎根城市了。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他们就是来城市中“讨饭”的，等吃饱了不饿了就回家。如果遇到结婚、生子、家庭遭遇不测等突发事件就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继续生存下去，而回到乡村又会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生活负担，农村家庭的收入又很低，使这些农民有家难回。
四、对反贫困措施的探索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云南农村反贫困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基础，以解决贫困问题为核心，以建设生态农村、现代农村、科技农村为目标、以加大产业化发展为先导，走出一条探索性的解决边疆农村贫困的建设性道路，而不再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
1.实行村村通工程：努力达到“五通”即：通路、通水、通电、通网、通有线。
2.生态建设：大量修建沼气池，合理利用村中排放的污水，并且使污水合理的排放，以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修建沼气池可大量减少农村以林造木——以木造火的模式既环保又经济。其次云南日照充足日照时间长，是充分利用太阳能的最佳省份之一，农村在建设时应合理利用太阳能发电等。
3.科技建设：目前我国正努力使大学生为村级服务，随着大学生村官的普及，给农村建设添加新的活力。可以以省级为单位为大学生村官设置农村科研项目基金，利用大学生村官的聪明智慧带动乡村经济合理化发展农业。农民以大学生村官为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对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进行培训，由于新时期大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水平比农民的水平要高很多，所以这样可以提高科技普及的效率。对大学生村官进行不定期的农业科技培训，使他们变成一批为农村基础发展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形成政府培训机构——村官——农民的信息传递模式。
（二）农村产业化发展模式方面
整村推进是新世纪扶贫开发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反贫困的一项有力措施，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内容。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因地制宜的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党的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走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方针，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拓宽了新视野，开创了新思路。为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就需建立合理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和合理的监督机制。作者认为应采用如下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政府的政策对企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可以说企业受制于政府，政府主动寻求企业来帮扶农民会使政府失去很多监督和控制的权力，而企业主动找政府帮扶农民会使企业把政府得到的企业的利益转嫁给农民，可见无论政府主动还是企业主动帮扶农民，最终损失的还是农民的利益。
政府对村官的考核监督使得村官和农民的利益一致，而通过村官这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既为个人利益着想也为农民利益着想。农民即使是农村中先富起来的一些富农，他们即使有很大的理想和抱负，也没有施展理想的才能，而村官和农民的结合可谓如虎添翼，农民以村官作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村官与农村企业合作，使农业生产明确，生产方式得当，生产产品有销路，实现农业资金的合理周转，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增值在于资本的周转”使农民和企业双赢。
村官作为农村的代表使得农村、企业、政府三方各有代言人，使合作谈判具有效率，三方谈判就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村以村官为代表可以独立寻求企业，使农业生产有计划性、针对性。建立一条农业生产、加工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
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政府监督村官使其更好地为农民利益服务，政府监督企业使其合法经营。村官引导村民的价值观导向和经济的发展思路，村官为村民服务就是为自己的绩效考核努力。
（三）对老弱病残的合理安置
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老年人、残疾人、灾区群众，这就使得解决贫困的问题分散化；又由于人群相对集中，又使反贫具有针对性，使反贫困问题简单化。首先建立以乡镇政府为单位的养老院、敬老院、疗养院。把老年人和残疾人转移出农村进行集中管理，这样既可以增添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乐趣减少乏味，又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使整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实现了“老有所养”。
在这些养老院、敬老院、疗养院中建立以大医院为依托，大学生医疗人员为主的医疗卫生服务站随时为他们服务，建立娱乐场所发扬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特色，既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又实现了特色文化的宣传推广。即建立管理、监督、服务为一体的“三院”。
五、总结
云南省作为边疆较为贫困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异常严重，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就应以高标准的方式解决，否则，随着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我国贫困线的提高，云南省的贫困问题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其陷入反贫困的泥潭，这对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云南应以示范性的建设为目标高度重视反贫困。云南是生态环境较好的省份，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鉴于此云南应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发展旅游业，抢占先机开发旅游特色产业，以旅游业为核心发展其他优质产业。通过开发旅游资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减贫富差距。根据地理环境、资源优势，建立经济圈、经济带、经济点延伸产业链条。桥头堡战略也要求云南加大反贫力度，提高生活标准，建立云南乃至我国在东南亚的国际形象。
注释：
①数据根据云南省扶贫办信息整理。
②肖迎，黄懿陆，《云南边境农村反贫困研究》，云南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P70。
③肖迎，黄懿陆，《云南边境农村反贫困研究》，云南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P125-143。
④2011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
参考文献：
［1］肖迎，黄懿陆，《云南边境农村反贫困研究》，云南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
［2］2011，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
［3］赵兴碧，《云南经济发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4］赵立雄，《农村扶贫开发新探》，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5］周紫林，《云南国家级贫困县贫困难题破解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6］2010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关键词：云南省；反贫困；农村
一、农村贫困人口现状
（一）贫困人口数量大
云南省是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省份，有国家扶贫重点县73个，还有7个省级扶贫重点县，是全国扶贫攻坚的重要主战场之一。“十一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省级以上财政扶贫资金166.77亿元，其中中央114.83亿元，省级51.94亿元。全省贫困人口由2000年底的1022.1万人下降到525万人，减少了497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9.63%下降到14.1%，73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00元提高到2569元。但截至2010年底，云南省贫困人口仍达525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其中还有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人均有粮低于300公斤的160.2万深度贫困人口，而基本丧失生存条件、急需进行异地搬迁的特困群众达60多万人，贫困区域发展依然滞后，贫困仍然是云南省最大的省情。与贫困作斗争仍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①
（二）贫困程度深
贫困程度指数=（贫困线—农民人均纯收入）/贫困线，若贫困程度指数为负，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贫困线；若贫困程度指数为正说明农民人纯收入低于贫困线，指数值越大说明贫困程度越深。②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在2005和2006年全省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均是全国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的62.7%，2007-2009年分别为是63.6%、65.2%、65.4%。这说明全省农村住户的人均纯收入在增加，然而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却在逐步扩大，全省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全国的发展步伐，如果不给予帮助和扶持，将会使贫富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容乐观，如表2所示2005年，全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4.54比全国的高9.04百分点，2006-2009分别比全国的高5.8、3.4、5.9、7.2个百分点，自2006年以来全省农村家庭每年的恩格尔系数相差不大，而和全国的差距有扩大趋势，这说明云南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全国的相比逐步扩大。云南省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往年相比有所提高，而和全国相比差距却在扩大，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云南省农村反贫困的措施
（一）政府主导型反贫困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反贫力度才开始逐步加大，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行动拉开帷幕。
1.制度改革反贫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1953年云南省委提出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已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依靠贫困农民，团结一切劳动人民，通过互助合作，大力发展生产，有计划有区别的直接或逐步过度到社会主义。通过人民公社制使全体老百姓有地耕、有饭吃、有衣穿。
1980年以来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土地产出率，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
2.开发式扶贫
其做法主要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坚持以贫困户为基本对象，坚持以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种养殖业为重点的做法，迅速提高贫困农民的生产经营水平，从而使农民的经济收入大幅增加。
200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了新三年“兴边富民工程”行动计划，争取国家和省支持资金107亿元，实施投入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温饱安居、产业培育、素质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生态保护与建设6大工程，办好沿边三级以上公路网建设、农村饮水安全、电力建设、边境口岸联检设施建设、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等30件实事。
3.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减贫
2005年农民人均转移纯收入仅为87.8元，五年来逐年增加，“十一五”增长2.83倍，年平均增长30.7%。新农合、退耕还林还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大型农具补贴等二十余项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政策性转移支付措施的有效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农民转移支付收入（如表1所示）逐年递增；转移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全省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地4.3%提高到2010年地8.5%。④
（2）群众主导型反贫困
早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有18位农民签下了“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直至今日。可见在农村中农民存在极大的致富欲望，追求富裕在农民中有自发性和组织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程度的加深，农民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在农村中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农村一些具有较强素质的农民就从创业的途中脱颖而出，他们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发挥自身的才能逐步达到富裕人行列并给其他人树立了榜样，也带动了其他人致富。例如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杰出代表。
（3）混合型反贫困
就是使贫困地区和和贫困群体借助于外部的帮助，选择发展项目、制定发展计划，并参与计划的执行和项目的实施管理，通过参与调动发展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开发机制。
对口帮扶就是这一理念的有力体现。云南省是上海市的帮扶对象，上海市主要从提供资金、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社会发展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根据上海市提供资金支持，贫困人口必须参与的原则鼓励村民由外力的帮助下发挥主观能动性。
三、对当前反贫措施的评价与思考
（一）政府主导的反贫
政府通过一些列措施和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的发生，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这种政策大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反贫，贫困农民在反贫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贫困的减少在于政府的努力程度和政策的落实程度。而政府在实施反贫的过程中只能以整体利益为重，这样就使反贫具有全面性而不具有针对性；政策的落实受到层级的限制，这必然就使得反贫的效率有所降低。
云南省贫困人口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山区是贫困多发的地带。由于恶劣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给反贫增加了难度，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使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自我发展能力弱、靠天吃饭、生活勉强，一旦发生天灾人祸贫困程度就会加大。政府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降低返贫率，通过开发给贫困地区注入活力，调动贫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
（二）对转移支付的思考
由于民族文化特色和历史的承沿，人们甘愿守土而安而不愿寻求外界新生活的幸福感。在他们心中幸福感和满足感即为家庭团圆、和睦、能够穿暖吃饱即为他们认为的幸福和满足。这种生活的理念是在长期与外界交往少，对待事物的认识少造成的，在我国延续了上千年经久不衰。然而在当代随着转移支付减贫措施的推进，使这些贫困者得到了额外的收入，使得他们在原来生活满足程度上，满足程度幸福程度进一步提高，这种满足度和幸福度的提高更使他们安居守所，不但没有刺激他们去创造寻求更好生活的欲望，而且助长了贫困的根源。因此，转移支付减贫虽然在短期内从整体上、从表面上看减少了贫困人口，但是却极大地助长了他们安于现状的心理使得贫困人口更加贫困。加大转移支付并不是解决贫困的良方，政府为农民创造劳动、就业机会才是解决贫困的最佳方式。
城市中有很多的乞讨者，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的贫困农民、残疾人。由于尊严、人格等因素会使乞讨者在乞讨收入和人格、尊严等因素之间进行权衡，当他们认为尊严、人格等因素的价值较低时就会进行乞讨，对于贫困者来讲无论接受别人的施舍还是政府的施舍是一样的，而转移支付的收入又远远低于乞讨收入，这就更加助长了这些人员追求乞讨幸福感的欲望，所以这种低保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贫困乞讨者，反而助长了他们乞讨的行为。
而当贫困者者不是从事乞讨而是其他比如偷盗、抢劫、贩毒、走私等行为取得高额收入时，一部分乞讨者也会跟向效仿。由于贫困者之间的攀比心理，故反贫困具有示范效应，如果对解决贫困的措施实施得当合理，那么就会使反贫困的示范效应扩大。
（三）自主反贫的困境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可谓完全的贫困人口。为了谋生农民们想方设法摆脱贫困的局面，纷纷进入城市寻求生存之道，然而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由于体力劳动的技术含量较低所以工资也就很低，城市生活水平、物价水平又很高以至于这些农民工只能勉强度日，更不用说扎根城市了。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他们就是来城市中“讨饭”的，等吃饱了不饿了就回家。如果遇到结婚、生子、家庭遭遇不测等突发事件就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继续生存下去，而回到乡村又会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生活负担，农村家庭的收入又很低，使这些农民有家难回。
四、对反贫困措施的探索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云南农村反贫困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基础，以解决贫困问题为核心，以建设生态农村、现代农村、科技农村为目标、以加大产业化发展为先导，走出一条探索性的解决边疆农村贫困的建设性道路，而不再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
1.实行村村通工程：努力达到“五通”即：通路、通水、通电、通网、通有线。
2.生态建设：大量修建沼气池，合理利用村中排放的污水，并且使污水合理的排放，以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修建沼气池可大量减少农村以林造木——以木造火的模式既环保又经济。其次云南日照充足日照时间长，是充分利用太阳能的最佳省份之一，农村在建设时应合理利用太阳能发电等。
3.科技建设：目前我国正努力使大学生为村级服务，随着大学生村官的普及，给农村建设添加新的活力。可以以省级为单位为大学生村官设置农村科研项目基金，利用大学生村官的聪明智慧带动乡村经济合理化发展农业。农民以大学生村官为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对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进行培训，由于新时期大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水平比农民的水平要高很多，所以这样可以提高科技普及的效率。对大学生村官进行不定期的农业科技培训，使他们变成一批为农村基础发展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形成政府培训机构——村官——农民的信息传递模式。
（二）农村产业化发展模式方面
整村推进是新世纪扶贫开发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反贫困的一项有力措施，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内容。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因地制宜的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党的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走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方针，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拓宽了新视野，开创了新思路。为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就需建立合理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和合理的监督机制。作者认为应采用如下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政府的政策对企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可以说企业受制于政府，政府主动寻求企业来帮扶农民会使政府失去很多监督和控制的权力，而企业主动找政府帮扶农民会使企业把政府得到的企业的利益转嫁给农民，可见无论政府主动还是企业主动帮扶农民，最终损失的还是农民的利益。
政府对村官的考核监督使得村官和农民的利益一致，而通过村官这个“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既为个人利益着想也为农民利益着想。农民即使是农村中先富起来的一些富农，他们即使有很大的理想和抱负，也没有施展理想的才能，而村官和农民的结合可谓如虎添翼，农民以村官作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村官与农村企业合作，使农业生产明确，生产方式得当，生产产品有销路，实现农业资金的合理周转，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增值在于资本的周转”使农民和企业双赢。
村官作为农村的代表使得农村、企业、政府三方各有代言人，使合作谈判具有效率，三方谈判就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村以村官为代表可以独立寻求企业，使农业生产有计划性、针对性。建立一条农业生产、加工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
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政府监督村官使其更好地为农民利益服务，政府监督企业使其合法经营。村官引导村民的价值观导向和经济的发展思路，村官为村民服务就是为自己的绩效考核努力。
（三）对老弱病残的合理安置
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老年人、残疾人、灾区群众，这就使得解决贫困的问题分散化；又由于人群相对集中，又使反贫具有针对性，使反贫困问题简单化。首先建立以乡镇政府为单位的养老院、敬老院、疗养院。把老年人和残疾人转移出农村进行集中管理，这样既可以增添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乐趣减少乏味，又减轻了年轻人的负担，使整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实现了“老有所养”。
在这些养老院、敬老院、疗养院中建立以大医院为依托，大学生医疗人员为主的医疗卫生服务站随时为他们服务，建立娱乐场所发扬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特色，既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又实现了特色文化的宣传推广。即建立管理、监督、服务为一体的“三院”。
五、总结
云南省作为边疆较为贫困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异常严重，在反贫困的过程中就应以高标准的方式解决，否则，随着我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我国贫困线的提高，云南省的贫困问题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其陷入反贫困的泥潭，这对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云南应以示范性的建设为目标高度重视反贫困。云南是生态环境较好的省份，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鉴于此云南应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发展旅游业，抢占先机开发旅游特色产业，以旅游业为核心发展其他优质产业。通过开发旅游资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减贫富差距。根据地理环境、资源优势，建立经济圈、经济带、经济点延伸产业链条。桥头堡战略也要求云南加大反贫力度，提高生活标准，建立云南乃至我国在东南亚的国际形象。
注释：
①数据根据云南省扶贫办信息整理。
②肖迎，黄懿陆，《云南边境农村反贫困研究》，云南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P70。
③肖迎，黄懿陆，《云南边境农村反贫困研究》，云南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P125-143。
④2011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
参考文献：
［1］肖迎，黄懿陆，《云南边境农村反贫困研究》，云南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
［2］2011，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
［3］赵兴碧，《云南经济发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4］赵立雄，《农村扶贫开发新探》，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5］周紫林，《云南国家级贫困县贫困难题破解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
［6］2010年云南省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