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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志愿服务的社会支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回答：57.2％的志愿者认为社会各界支持不足，42.1％的人认为群众对志愿者缺乏认识，33.4％的人认为缺乏政府重视
中国已经拥有一支超过5500万人的注册志愿者大军：其中主要包括逾2600万名社区服务志愿者和超过2900万名青年志愿者。
志愿者只有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不断获得幸福感，才能够坚定而长期地从事这一事业。
正如人们所知，自从2008年以来，由于连续举办大型活动以及接连出现的自然灾害，中国的志愿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借力行政后，如何形成社会自主力量，乃是今后中国志愿服务的主要挑战。
在这个蜕变的时期，志愿者的幸福指数不仅将关乎中国志愿服务的质量，也将关系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从青年到全民
中国最早的志愿服务莫过于“学雷锋”。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顺口溜，显示出传统志愿活动中存有的形式化、短期化等弱点。一个阶段，“傻帽”、“不够进化”曾成为热心社会公益者的“标签”。
1987年，广东成为中国自发志愿服务的发源地之一。这一年，广州创办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中学生心声”。1990年“深圳市青少年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成为内地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服务社团。
“大都是大专以上文化”，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委员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谭建光在调研中发现，参与“中学生心声”的志愿者主要是教师，文化程度高、生活安定。深圳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公开征集志愿者时，报名者也多是文化程度较高、事业相对成功、社会地位较高的年轻人。
他在查阅深圳早期志愿者的报名表时曾发现，当时志愿服务的动机非常单纯：“因为我有快乐的童年，所以我希望天下人的童年都快乐……”、“社会给予了我许多，我也愿意回报社会”等等。
谭建光认为1987至i993年是中国志愿服务“自发探索”阶段。这一时期自发组建、自发服务的志愿者队伍力量单薄、社会影响有限，“但促进了商品经济社会中的新型友善互助风尚，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先行探索的经验。”
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到2000年，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步入持续发展和深化阶段”。同时，民政系统推动的社区志愿服务和红十字会推动的专业志愿服务也在发展。
几年时间内，中国成立了由中央、省、市、县四级青年志愿者协会构成的青年志愿服务体系，部分地区还延伸到社区和农村，以青年志愿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的形式出现。
“区域扩散效果明显，但问题也比较突出。”谭建光说，一是许多人认为这种志愿者网络只是团工作的一部分，是青年的事情，使其社会广泛性被削弱；二是对轰动效应、短期效应的追求，导致青年志愿者活动“运动化”、“形式化”、“临时化”。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从1997年开始从事志愿服务研究。他在2001年针对全国六省做的一次调查印证了谭建光的说法：大部分人在回答“动机”问题时，表示“组织要求去做”。
“很官方”不是坏事情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5·12”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见证了中国全民参与志愿服务时代的来临。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卢雍政在“中国2008年国际志愿者日”庆祝活动上曾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超过491.4万位志愿者以各种形式参加“5·12”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170多万名志愿者直接服务北京奥运会举办，近300万名志愿者参与奥运会主题活动。
他还说，自1993年底团中央发起青年志愿者行动至2008年的15年间，有2946万志愿者按照团中央颁布的《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进行注册。
而根据2009年10月19日全国和谐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目前全国社区志愿者组织已达43万多个，注册人数2030多万人。
谭建光认为，以“党政统筹、团青示范、社团管理、全民参与、社会支持、法律保障”为特点的中国志愿服务正呈现出新格局。
大地震使中国志愿服务大大向民间性、自发性转变。在大型活动中，志愿者则往往仍以“官方化”、“组织化”大规模亮相，体现了志愿服务的“中国特色”。
对于“官方”痕迹和“组织”动员可能影响“志愿精神纯度’’的观点，谭建光认为需要客观评价。
“党委和政府的意见有更大影响，这是中国民主发展与生俱来的特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事情很难做大。不过一旦介入过度，往往就会出现陷入僵化、官僚化的矛盾，“这是中国国情”。
在深圳曾发生这样一个例子：1994年前后有关部门曾3次派员到深圳动员“深圳义工联”改名。
“要统筹而不干预”，谭建光觉得，官方背景浓厚的全民志愿行动并不是坏事，“行政化背后的社会化、形式化背后的生活化”是北京奥运留下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借力行政化，形成社会自主力量，依托传统发力，但又要摆脱传统的桎梏。”他进一步解释说。
不过，在志愿服务推广过程中，一些举措使其看起来并不太“志愿”。比如，免试读研或者考研加分等。
谭建光认为，“不加分是不重视，加分又很功利”，这让政府处于两难处境，这就要求政府只能扮演统筹角色，将具体的管理权下放给本就具有民间性的志愿者组织。
追求幸福的志愿者
2009年，一份名为《无锡地区志愿者幸福感和个人困扰研究》的调研报告显示：典型地区志愿者和非志愿者的幸福感比较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
这和国外研究成果相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者Meier以1990年至1992年处于统一进程的东西德为对象研究发现，当社会问题使人们生活满意度下降时，志愿行为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产生缓冲作用。
“这也说明我国的志愿活动及志愿者的心理状况有其独特的特点。”该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严育告诉本刊记者。
首先，志愿者的价值感还得不到充分满足。比如，他们会无事可做、觉得浪费时间；感觉自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此前，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难以在志愿活动中找到价值感，是一些志愿者流失的关键因素。
严育认为，随着志愿者队伍壮大，志愿服务项目也需要创新，改变志愿服务“扫大街、看老人、做表演”的“低水平徘徊”状况。
有些志愿者则曾被误解是“出风头”、“博取名利”、“做秀”和吸引社会关注。被称为“最牛志愿者”、坚守北川灾区2年的张华强就被质疑“想出名”。另外一些志愿者认为自己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免费劳动力”。
“7亲人泥石流中失踪却坚守岗位的 世博志愿者是尽责还是冷血”的问题曾引发网友的激烈讨论。另一位曾出现在央视镜头里的志愿者也在博客中自嘲，“讲得我像个很二的志愿者，有休息不休息……”。最让她无奈的是，还有人怀疑镜头里她帮助老奶奶“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一些志愿活动让一些志愿者身心疲惫。
如何让服务时间持续
严育的研究显示，相比非志愿者，志愿者的幸福感与个人困扰之间关系显著，“志愿者的服务对象多为弱势群体，他们的经历和痛苦很容易引起志愿者的共鸣，如果负性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则会对志愿者自身健康产生较大影响”。
谭建光对“5·12”地震志愿服务进行调研后发现，80％以上志愿者是在缺乏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入灾区的。
大灾让一批志愿者成熟起来，但其对一些志愿者造成的负影响还是不可小视：有些志愿者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成了累赘”。同时，“官方志愿组织之间竞争见报率，民间志愿组织竞争服务对象、竞争案例资料”也使得一些志愿者对组织的“纯净度”产生了某种质疑。
此外，女性志愿者更容易身心疲惫，其幸福感受志愿活动的影响更大。一旦志愿活动没有达到她们预想的效果，更容易感受到困惑。
一位曾在世博会新闻中心工作的志愿者曾告诉本刊记者，在为期二周的志愿服务期间，“办公室所有的姑娘几乎都在电话里被骂哭过”，比如，因拒绝为资料不全的记者办理入园采访证而遭责难。
谭建光还曾对一些志愿者夫妻个案进行研究，发现相比非志愿者，志愿者夫妻的离婚率并不明显见低。谭建光认为其原因是，志愿服务在中国还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严育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服务时间的志愿者的幸福感有很大差异。月平均服务时间8小时以上的志愿者总体幸福感“显著高于”服务时间不足8小时的志愿者。
2006年谭建光对志愿服务较发达的广东省5市青年志愿者进行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时间在一年以内，坚持两年以上的占13.2％；而且超过半数的志愿者每月服务时间少于4小时。
“此外就是缺乏必要的权益保护。”谭建光了解到，有些志愿者想要购买服务期间的意外保险，可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提供。
“做好事的人也需要社会支持”是谭建光常讲的一句话。
中国已经拥有一支超过5500万人的注册志愿者大军：其中主要包括逾2600万名社区服务志愿者和超过2900万名青年志愿者。
志愿者只有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不断获得幸福感，才能够坚定而长期地从事这一事业。
正如人们所知，自从2008年以来，由于连续举办大型活动以及接连出现的自然灾害，中国的志愿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借力行政后，如何形成社会自主力量，乃是今后中国志愿服务的主要挑战。
在这个蜕变的时期，志愿者的幸福指数不仅将关乎中国志愿服务的质量，也将关系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从青年到全民
中国最早的志愿服务莫过于“学雷锋”。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的顺口溜，显示出传统志愿活动中存有的形式化、短期化等弱点。一个阶段，“傻帽”、“不够进化”曾成为热心社会公益者的“标签”。
1987年，广东成为中国自发志愿服务的发源地之一。这一年，广州创办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中学生心声”。1990年“深圳市青少年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成为内地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服务社团。
“大都是大专以上文化”，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委员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谭建光在调研中发现，参与“中学生心声”的志愿者主要是教师，文化程度高、生活安定。深圳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公开征集志愿者时，报名者也多是文化程度较高、事业相对成功、社会地位较高的年轻人。
他在查阅深圳早期志愿者的报名表时曾发现，当时志愿服务的动机非常单纯：“因为我有快乐的童年，所以我希望天下人的童年都快乐……”、“社会给予了我许多，我也愿意回报社会”等等。
谭建光认为1987至i993年是中国志愿服务“自发探索”阶段。这一时期自发组建、自发服务的志愿者队伍力量单薄、社会影响有限，“但促进了商品经济社会中的新型友善互助风尚，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先行探索的经验。”
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到2000年，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步入持续发展和深化阶段”。同时，民政系统推动的社区志愿服务和红十字会推动的专业志愿服务也在发展。
几年时间内，中国成立了由中央、省、市、县四级青年志愿者协会构成的青年志愿服务体系，部分地区还延伸到社区和农村，以青年志愿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的形式出现。
“区域扩散效果明显，但问题也比较突出。”谭建光说，一是许多人认为这种志愿者网络只是团工作的一部分，是青年的事情，使其社会广泛性被削弱；二是对轰动效应、短期效应的追求，导致青年志愿者活动“运动化”、“形式化”、“临时化”。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从1997年开始从事志愿服务研究。他在2001年针对全国六省做的一次调查印证了谭建光的说法：大部分人在回答“动机”问题时，表示“组织要求去做”。
“很官方”不是坏事情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5·12”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见证了中国全民参与志愿服务时代的来临。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卢雍政在“中国2008年国际志愿者日”庆祝活动上曾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超过491.4万位志愿者以各种形式参加“5·12”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170多万名志愿者直接服务北京奥运会举办，近300万名志愿者参与奥运会主题活动。
他还说，自1993年底团中央发起青年志愿者行动至2008年的15年间，有2946万志愿者按照团中央颁布的《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进行注册。
而根据2009年10月19日全国和谐社区建设工作会议，目前全国社区志愿者组织已达43万多个，注册人数2030多万人。
谭建光认为，以“党政统筹、团青示范、社团管理、全民参与、社会支持、法律保障”为特点的中国志愿服务正呈现出新格局。
大地震使中国志愿服务大大向民间性、自发性转变。在大型活动中，志愿者则往往仍以“官方化”、“组织化”大规模亮相，体现了志愿服务的“中国特色”。
对于“官方”痕迹和“组织”动员可能影响“志愿精神纯度’’的观点，谭建光认为需要客观评价。
“党委和政府的意见有更大影响，这是中国民主发展与生俱来的特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介入，事情很难做大。不过一旦介入过度，往往就会出现陷入僵化、官僚化的矛盾，“这是中国国情”。
在深圳曾发生这样一个例子：1994年前后有关部门曾3次派员到深圳动员“深圳义工联”改名。
“要统筹而不干预”，谭建光觉得，官方背景浓厚的全民志愿行动并不是坏事，“行政化背后的社会化、形式化背后的生活化”是北京奥运留下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借力行政化，形成社会自主力量，依托传统发力，但又要摆脱传统的桎梏。”他进一步解释说。
不过，在志愿服务推广过程中，一些举措使其看起来并不太“志愿”。比如，免试读研或者考研加分等。
谭建光认为，“不加分是不重视，加分又很功利”，这让政府处于两难处境，这就要求政府只能扮演统筹角色，将具体的管理权下放给本就具有民间性的志愿者组织。
追求幸福的志愿者
2009年，一份名为《无锡地区志愿者幸福感和个人困扰研究》的调研报告显示：典型地区志愿者和非志愿者的幸福感比较差异，尚无统计学意义。
这和国外研究成果相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者Meier以1990年至1992年处于统一进程的东西德为对象研究发现，当社会问题使人们生活满意度下降时，志愿行为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产生缓冲作用。
“这也说明我国的志愿活动及志愿者的心理状况有其独特的特点。”该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严育告诉本刊记者。
首先，志愿者的价值感还得不到充分满足。比如，他们会无事可做、觉得浪费时间；感觉自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此前，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难以在志愿活动中找到价值感，是一些志愿者流失的关键因素。
严育认为，随着志愿者队伍壮大，志愿服务项目也需要创新，改变志愿服务“扫大街、看老人、做表演”的“低水平徘徊”状况。
有些志愿者则曾被误解是“出风头”、“博取名利”、“做秀”和吸引社会关注。被称为“最牛志愿者”、坚守北川灾区2年的张华强就被质疑“想出名”。另外一些志愿者认为自己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免费劳动力”。
“7亲人泥石流中失踪却坚守岗位的 世博志愿者是尽责还是冷血”的问题曾引发网友的激烈讨论。另一位曾出现在央视镜头里的志愿者也在博客中自嘲，“讲得我像个很二的志愿者，有休息不休息……”。最让她无奈的是，还有人怀疑镜头里她帮助老奶奶“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一些志愿活动让一些志愿者身心疲惫。
如何让服务时间持续
严育的研究显示，相比非志愿者，志愿者的幸福感与个人困扰之间关系显著，“志愿者的服务对象多为弱势群体，他们的经历和痛苦很容易引起志愿者的共鸣，如果负性情绪长期得不到宣泄，则会对志愿者自身健康产生较大影响”。
谭建光对“5·12”地震志愿服务进行调研后发现，80％以上志愿者是在缺乏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入灾区的。
大灾让一批志愿者成熟起来，但其对一些志愿者造成的负影响还是不可小视：有些志愿者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成了累赘”。同时，“官方志愿组织之间竞争见报率，民间志愿组织竞争服务对象、竞争案例资料”也使得一些志愿者对组织的“纯净度”产生了某种质疑。
此外，女性志愿者更容易身心疲惫，其幸福感受志愿活动的影响更大。一旦志愿活动没有达到她们预想的效果，更容易感受到困惑。
一位曾在世博会新闻中心工作的志愿者曾告诉本刊记者，在为期二周的志愿服务期间，“办公室所有的姑娘几乎都在电话里被骂哭过”，比如，因拒绝为资料不全的记者办理入园采访证而遭责难。
谭建光还曾对一些志愿者夫妻个案进行研究，发现相比非志愿者，志愿者夫妻的离婚率并不明显见低。谭建光认为其原因是，志愿服务在中国还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严育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服务时间的志愿者的幸福感有很大差异。月平均服务时间8小时以上的志愿者总体幸福感“显著高于”服务时间不足8小时的志愿者。
2006年谭建光对志愿服务较发达的广东省5市青年志愿者进行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时间在一年以内，坚持两年以上的占13.2％；而且超过半数的志愿者每月服务时间少于4小时。
“此外就是缺乏必要的权益保护。”谭建光了解到，有些志愿者想要购买服务期间的意外保险，可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提供。
“做好事的人也需要社会支持”是谭建光常讲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