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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虹光戏剧研究
编者按：沈虹光是湖北省杰出的戏剧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优秀剧作，但迄今文学界对她的研究和评论还很不充分。本期刊发著名文学批评家王先霈先生和郑传寅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推动沈光虹戏剧研究进程。其中，王先霈的《成为西西弗斯的狄奥尼索斯——我看沈虹光的“戏剧人生”》认为，沈虹光的剧作，没有大制作，不玩形式，总是为剧团“掂斤簸两”地俭省。她创作的剧本，人物很少，不用龙套，场景设计简单。她的剧作从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找戏，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向着人心，人情，人性。郑传寅的《“琐细与平实中也有让人震撼的内容”——论沈虹光剧作的艺术特色》认为，沈虹光的剧作大多是平实的，有的场景甚至近乎琐细，但作者能从平实琐细的生活中发现深刻的内涵，能从平易中见奇崛，确实创造出了让人震撼的艺术作品。其题材选择，多写“当代都市的斗室微澜”；其人物塑造，多为“个性鲜明而独特的普通群众”；其艺术张力，“令人震撼，耐人寻味”。
沈虹光是湖北省很杰出的一位作家，但是，她的文学声名似乎却不如同在一个城市的方方、池莉、熊召政、刘醒龙等人那样显赫。这大概是因为，沈虹光的主要成就在于话剧剧本创作。戏剧文学是文学整体里的一个重要门类，而剧作家的声名往往会被表演家的声名遮掩掉一部分，犹如人们熟悉歌唱家而往往疏忽了歌词作家。对于沈虹光创作成果的评论，在数量和深度上与她的创作成就很不相称。还有一个原因是，小说、诗歌、散文文本本身有很大的独立性，而戏剧文学文本和表演紧密相依，不看演出，不多次观摩演出，难以对剧本做深入研究，难以体会剧本的艺术成就和它可能存在的弱点，而观看演出，观看好的体现剧作的深层寓意、体现剧作家独特风格的表演，这样的条件不是随时可以得到。无论客观原因如何，对沈虹光剧作研究、评论的不足，是湖北省文艺评论的一个缺失。
沈虹光不仅会写戏，她的小说、散文也写得好。中篇小说《大收煞》、散文《天凉好个秋》，放在近30年湖北文学总体中，都属上乘之作。富有意味的是，这些小说和散文也都离不开戏剧，写的还是戏剧，是演戏的人，写的是那些把毕生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戏剧的人。显然，作者沈虹光是怀着深情来写这些人的。我提到的这两篇作品，从题目到内容，都既给人怀旧的温煦，又透露着秋日的凉意，流露出哀伤和无奈。大收煞，原来指的是戏曲的结尾。李渔《闲情偶寄》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李渔主张大收煞要有“团圆之趣”，沈虹光的《大收煞》却回响着凄清之音。那些个曾经在红氍毹上占尽风光的表演艺术家，晚年潦倒穷困，而更加令人怅惘的是，他们所献身的艺术，也逐渐减弱了往日的辉煌。
沈虹光在一系列随笔中先后写到了胡庆树、龚啸岚、鲍昭寿、李雅樵诸位前辈，对于这些人来说，戏剧不仅是一种职业，戏剧更是他们的人生。这个人生在他们的盛年被骤然截断，而到了他们晚年，文化环境变了，戏剧又走进困局。最近，河南省豫剧演员、省剧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李树建在被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接见时表示：“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受到网民们的嘲笑，其实，他的失言应该是事出有因，反映出当前戏剧受到怎样的冷落。沈虹光也处身于戏剧困局之中。戏剧家们不甘心就此罢手，这一些有才华、有志向的狄奥尼索斯的忠实信众，心甘情愿地变成西西弗斯，不离不弃地、不计功利效应地、反复地把下坠的石头推向峰巅。沈虹光如果集中力量去写小说，写电视剧，也可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名和利。她和那些老戏剧家一样，不能抛舍戏剧，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这一种艺术种类，他们要坚守。作为省政协常委，沈虹光领衔提出提案：《请财政厅解决省直表演团体离退休干部全额经费单列》，《请财政厅对省直表演团体实行演出补贴》；作为剧作家，2004年6月，她接受《武汉晨报》记者采访，发出“市民话剧消费咋这难？”的喟叹。沈虹光的看法是：武汉人很少有文化消费，文化消费里又很少有话剧消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她竭尽全力考虑观众感受，故事和语言都非常通俗，但还是很难让更多观众买票进剧场看戏。她的以上这些话，一半是事实，一半是愤激之言。沈虹光的戏，爱看的人不少。我曾经受委托代剧组邀请了近二十位同事观看《同船过渡》，又组织本系千余学生包场看过，教师、学生看戏时都是全神贯注，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另一方面，戏剧市场，尤其是话剧市场的萧条，又是不争的实际情况。二十多年来，沈虹光就在这种萧条背景下奋斗。
环境的窘迫给剧作家极大压力，也促成她的艺术创造。艺术的本性就在于克服困难。歌德说，“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唯法则能给我自由。”沈虹光说，“我的戏都比较逼仄，空间、时间、人物关系、故事都是紧匝匝的。这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逼仄有限的环境之中。”沈虹光的戏，没有大制作，不玩形式。她要为剧团“掂斤簸两”地俭省。从1988年《搭积木》开始，她的剧本人物变得很少，不用龙套，场景设计简单。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要挖空心思“出戏”，有戏剧冲突，能抓住观众。剧作家向哪里去找戏呢？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向人心，人情，人性。若干年来，很多大制作的戏，喧嚣一时，只是过眼烟云，如大年夜的烟花，而这些“逼仄”的戏，存留得要长久得多。《同船过渡》的戏剧冲突在两代人观念、心理、习惯的差距，住房的狭窄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冲突大大强化。《临时病房》的戏剧冲突是城里的国家干部和乡里的老大妈观念、心理、习惯的差距，一间病房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冲突大大强化。沈虹光有一篇创作谈《偏要写好人好事》，她的独到成就是在“好人好事”里找到戏，找出和表现出人性中的冲突。那些看来俗气，土气，缺点突出的芸芸众生，心灵深处蕴藏着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明白意识到的善良。善良就是那些普通人存在的意义。沈虹光在戏剧的困境中，反哺给社会的是温暖。
上海儿艺的李涵对沈虹光说：“你能写儿童剧，因为你良心很好。”沈虹光戏剧的特色是，它的重点在挖掘、揭示各种似乎对立的人的异中之同，小媳妇也好，老太太也好，城里的会计也好，乡里的大妈也好，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人性之善。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后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在人和人之间造成许多阻隔，沈虹光的戏剧是要消除人和人之间的阻隔。沈虹光说她喜欢契诃夫的戏剧，不是追求外在动作的热闹，而是指向内心深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内心世界里的戏剧性。她做到了。
我们处在和平发展的年代，这个时代当然还需要宏大叙事的史诗性作品，我觉得，也许可以说，也需要、更需要从小人物、小事件中写出普遍人性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沈虹光的创作经验，具有普遍的价值。
作者简介：王先霈，男，1939年生，江西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编者按：沈虹光是湖北省杰出的戏剧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优秀剧作，但迄今文学界对她的研究和评论还很不充分。本期刊发著名文学批评家王先霈先生和郑传寅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推动沈光虹戏剧研究进程。其中，王先霈的《成为西西弗斯的狄奥尼索斯——我看沈虹光的“戏剧人生”》认为，沈虹光的剧作，没有大制作，不玩形式，总是为剧团“掂斤簸两”地俭省。她创作的剧本，人物很少，不用龙套，场景设计简单。她的剧作从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找戏，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向着人心，人情，人性。郑传寅的《“琐细与平实中也有让人震撼的内容”——论沈虹光剧作的艺术特色》认为，沈虹光的剧作大多是平实的，有的场景甚至近乎琐细，但作者能从平实琐细的生活中发现深刻的内涵，能从平易中见奇崛，确实创造出了让人震撼的艺术作品。其题材选择，多写“当代都市的斗室微澜”；其人物塑造，多为“个性鲜明而独特的普通群众”；其艺术张力，“令人震撼，耐人寻味”。
沈虹光是湖北省很杰出的一位作家，但是，她的文学声名似乎却不如同在一个城市的方方、池莉、熊召政、刘醒龙等人那样显赫。这大概是因为，沈虹光的主要成就在于话剧剧本创作。戏剧文学是文学整体里的一个重要门类，而剧作家的声名往往会被表演家的声名遮掩掉一部分，犹如人们熟悉歌唱家而往往疏忽了歌词作家。对于沈虹光创作成果的评论，在数量和深度上与她的创作成就很不相称。还有一个原因是，小说、诗歌、散文文本本身有很大的独立性，而戏剧文学文本和表演紧密相依，不看演出，不多次观摩演出，难以对剧本做深入研究，难以体会剧本的艺术成就和它可能存在的弱点，而观看演出，观看好的体现剧作的深层寓意、体现剧作家独特风格的表演，这样的条件不是随时可以得到。无论客观原因如何，对沈虹光剧作研究、评论的不足，是湖北省文艺评论的一个缺失。
沈虹光不仅会写戏，她的小说、散文也写得好。中篇小说《大收煞》、散文《天凉好个秋》，放在近30年湖北文学总体中，都属上乘之作。富有意味的是，这些小说和散文也都离不开戏剧，写的还是戏剧，是演戏的人，写的是那些把毕生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戏剧的人。显然，作者沈虹光是怀着深情来写这些人的。我提到的这两篇作品，从题目到内容，都既给人怀旧的温煦，又透露着秋日的凉意，流露出哀伤和无奈。大收煞，原来指的是戏曲的结尾。李渔《闲情偶寄》说：“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李渔主张大收煞要有“团圆之趣”，沈虹光的《大收煞》却回响着凄清之音。那些个曾经在红氍毹上占尽风光的表演艺术家，晚年潦倒穷困，而更加令人怅惘的是，他们所献身的艺术，也逐渐减弱了往日的辉煌。
沈虹光在一系列随笔中先后写到了胡庆树、龚啸岚、鲍昭寿、李雅樵诸位前辈，对于这些人来说，戏剧不仅是一种职业，戏剧更是他们的人生。这个人生在他们的盛年被骤然截断，而到了他们晚年，文化环境变了，戏剧又走进困局。最近，河南省豫剧演员、省剧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李树建在被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接见时表示：“卢书记到河南之后，我们河南文化界的春天就到了。我们每天激动万分，以泪洗面。”受到网民们的嘲笑，其实，他的失言应该是事出有因，反映出当前戏剧受到怎样的冷落。沈虹光也处身于戏剧困局之中。戏剧家们不甘心就此罢手，这一些有才华、有志向的狄奥尼索斯的忠实信众，心甘情愿地变成西西弗斯，不离不弃地、不计功利效应地、反复地把下坠的石头推向峰巅。沈虹光如果集中力量去写小说，写电视剧，也可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名和利。她和那些老戏剧家一样，不能抛舍戏剧，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这一种艺术种类，他们要坚守。作为省政协常委，沈虹光领衔提出提案：《请财政厅解决省直表演团体离退休干部全额经费单列》，《请财政厅对省直表演团体实行演出补贴》；作为剧作家，2004年6月，她接受《武汉晨报》记者采访，发出“市民话剧消费咋这难？”的喟叹。沈虹光的看法是：武汉人很少有文化消费，文化消费里又很少有话剧消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她竭尽全力考虑观众感受，故事和语言都非常通俗，但还是很难让更多观众买票进剧场看戏。她的以上这些话，一半是事实，一半是愤激之言。沈虹光的戏，爱看的人不少。我曾经受委托代剧组邀请了近二十位同事观看《同船过渡》，又组织本系千余学生包场看过，教师、学生看戏时都是全神贯注，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另一方面，戏剧市场，尤其是话剧市场的萧条，又是不争的实际情况。二十多年来，沈虹光就在这种萧条背景下奋斗。
环境的窘迫给剧作家极大压力，也促成她的艺术创造。艺术的本性就在于克服困难。歌德说，“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唯法则能给我自由。”沈虹光说，“我的戏都比较逼仄，空间、时间、人物关系、故事都是紧匝匝的。这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逼仄有限的环境之中。”沈虹光的戏，没有大制作，不玩形式。她要为剧团“掂斤簸两”地俭省。从1988年《搭积木》开始，她的剧本人物变得很少，不用龙套，场景设计简单。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要挖空心思“出戏”，有戏剧冲突，能抓住观众。剧作家向哪里去找戏呢？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向人心，人情，人性。若干年来，很多大制作的戏，喧嚣一时，只是过眼烟云，如大年夜的烟花，而这些“逼仄”的戏，存留得要长久得多。《同船过渡》的戏剧冲突在两代人观念、心理、习惯的差距，住房的狭窄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冲突大大强化。《临时病房》的戏剧冲突是城里的国家干部和乡里的老大妈观念、心理、习惯的差距，一间病房把这种普遍存在的冲突大大强化。沈虹光有一篇创作谈《偏要写好人好事》，她的独到成就是在“好人好事”里找到戏，找出和表现出人性中的冲突。那些看来俗气，土气，缺点突出的芸芸众生，心灵深处蕴藏着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明白意识到的善良。善良就是那些普通人存在的意义。沈虹光在戏剧的困境中，反哺给社会的是温暖。
上海儿艺的李涵对沈虹光说：“你能写儿童剧，因为你良心很好。”沈虹光戏剧的特色是，它的重点在挖掘、揭示各种似乎对立的人的异中之同，小媳妇也好，老太太也好，城里的会计也好，乡里的大妈也好，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人性之善。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后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在人和人之间造成许多阻隔，沈虹光的戏剧是要消除人和人之间的阻隔。沈虹光说她喜欢契诃夫的戏剧，不是追求外在动作的热闹，而是指向内心深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内心世界里的戏剧性。她做到了。
我们处在和平发展的年代，这个时代当然还需要宏大叙事的史诗性作品，我觉得，也许可以说，也需要、更需要从小人物、小事件中写出普遍人性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沈虹光的创作经验，具有普遍的价值。
作者简介：王先霈，男，1939年生，江西九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