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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样是“以自然为宗”，庄子和刘勰的自然观在内涵、层次、结构、处世方式、对待文学的态度几方面都有不同之处，本文将从《庄子》和《文心雕龙》文本出发，对二者的自然观作简要梳理与比较。
关键词：庄子;刘勰;《文心雕龙》;自然观;比较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以其严密的体系、细致的论述、精巧的文采不朽于世，而在刘勰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观是一以贯之的重要线索，纪昀评点道：“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刘永济也在《文心雕龙校释》里评价为“舍人论文，首重自然”。推重“自然”的特点及刘勰所处时期玄学大盛的思想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家、老庄对刘勰思想的影响。明代陆西星曾评《庄子》说：“庄子南华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同样标举“以自然为宗”的《庄子》和《文心雕龙》，其中体现的自然观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1 庄子自然观的内涵
《庄子》中的“自然”常常与“道”、“天”、“一”、“无为”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虽然他未曾对“自然”下过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他对“道”、“天”、“无为”等概念的描述中概括出“自然”的内涵和特征。
庄子的“自然”具有普遍性，无所不在。《知北游》里有这么一段东郭子向庄子问道的对话：“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大宗师》里说“道”是“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道”（“自然”）在地位上是至高无上的，它又具体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即便是世俗眼中低微如蝼蚁屎溺的事物当中，也蕴含着“道”，因此它在具体体现中无所谓高下之分，无处不在。
庄子的“自然”是无形无迹，不可言说的。《大宗师》里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知北游》里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作为抽象的本质、规律，“自然之道”是无形无迹的，也是不能为语言所描述、规定、穷尽的。道家对于言意关系的态度是慎之又慎的，认为言不尽意，言是人后天的产物，带有言语者的成心、偏见、刻意雕琢，会损害自然的真意，因此《庄子》中的问道者总是得到得道者“未可知也，吾为女言其大略”之类的回答。
庄子的“自然”主张人合乎本性，虚静无为。《秋水》中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天”是事物的自然本性，庄子主张的人的“无为”，并不是毫无作为，而是一种特定的“有为”，是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安时顺化的作为。
庄子的“自然”主张人取消彼此、生死、是非之间的差别，齐一万物。庄子认为自然之道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其化成万物的媒介是“气”，生是“气”的聚合，死是“气”的消散，正所谓“游乎天地之一气”。一旦消融了物我之间的界限，把握到自然的本质，就可以“应于化而解于物”，不为世俗的外在标准、是非判断、成心、偏见所束缚，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
总体而言，庄子自然观中“自然”的内涵可以分为与天有关的“自然”和与人有关的“自然”。前者是哲学本体论上的自然规律、天道，它是万物的起点和归宿、本原与本性，是万物变化之所由，而后者是人的应对态度，是人合于天、安时顺化的处世原则。
2 刘勰自然观的内涵
“自然”一词在《文心雕龙》中共出现了9处，分别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察其为才，自然而至”（《诔碑》）;“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体性》）;“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定势》）;“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定势》）;“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相对”（《丽辞》）;“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隐秀》）。除了以上几处，还有许多处未成词出现却隐含在文句中的“自然”，如：“禀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神思》）;“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养气》）;“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物色》），等等。
其中，在“文之枢纽”之一的《原道》篇中与“道”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指向的是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和超越性的规律、最高原理。刘永济在校释《原道》篇时，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自然”，认为刘勰所论的“自然之道”，是统摄万物的规律、最高原理，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至于“文”，则可以理解为“现象”，是抽象规律的具象体现。在其他篇目中出现的“自然”，要么指人类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要么指文学创作上的自然而然、不苦心经营、不刻意雕琢。在文学的生发方面，刘勰强调作家的灵感和性情，并主张实现客体的“物”和主体的“情”之间的双向互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在文学创作方法论方面，刘勰虽然以时人轻浮绮靡的文风为弊，却并不主张完全抛弃文采的雕琢，认为文采需要依附于真挚的情感，而不能是无病呻吟。
总体而言，刘勰自然观中“自然”的内涵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及其统摄万事万物的规律、最高原理，一是与“矫揉造作”相对的文学创作原则。前者是后者的来源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在人文领域的表现。前者与老庄、郭象的自然哲学观一脉相承，后者则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兴起的产物，是刘勰针对齐梁绮靡轻艳文风的一剂救治良药。
3 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刘勰生活在儒释道合流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其纷纭复杂的思想背景使得刘勰的文学理论具有多元化色彩，他的自然观也不是老庄思想的简单承接。《文心雕龙》中提到老庄的地方较少，《明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否定的不是老庄的哲学思想内涵，他针对的是玄言诗大盛带来的寡淡无味、脱离实际的文风，以及玄学热潮渐息后又兴起的逐新竞奇、以至于讹的浮靡文风。正如《序志》篇提到的“盖《文心》之作，本乎道”，及《诸子》篇中提到的“庄周述道以翱翔”，刘勰对道家的思想，尤其是庄子逍遥的自然之道是不可能持否定态度的，尽管他的自然观和庄子有出入，但不可避免会受到庄子那汪洋恣肆的思想世界所影响。 两者自然观之间的区别，大致可以总结为三方面：
首先，庄子自然观的内容主要属于哲学的本体论范畴，而刘勰的自然观侧重于文艺创作理论。庄子的自然之道涵盖天地万物，是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原理，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刘勰崇尚的自然虽然也有这层含义，但所占比重较少。他更聚焦于人文领域，以“自然”为原则，在作家情感生发、作品风格体势、文本修饰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庄子的自然观是修身内省的哲学，是个体生命的处世态度，而刘勰的自然观是对文坛、对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对象是大众。正如学者曹础基所言：“庄子之‘自然’在于纠正人性之扭曲，刘勰之‘自然’在于纠正文风之雕刻艳藻。”
其次，庄子的自然观呈现出圆形的结构，而刘勰的自然观则是线形的结构。庄子的自然观是圆融的，如“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等语句，取消了固定的起终点，万物有了同一的来源和归宿，也就消弭了界限和差别。于刘勰而言，自然之道是创作生发的源头，至于复归天道的境界，不在他文艺理论的讨论范畴。譬如《养气》篇提出的“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等等“致虚守静”的方法，都是在创作论层面提出的修养手段，从自然之道始，到文艺创作或批评完成即止，不再延伸升华。
再者，庄子主张“无为”，非一无所为，而是顺应事物本性作为，而刘勰面对自然则是有为的，主体能动性更强。这一点在二者对待文学修饰的态度上尤为明显。庄子认为雕琢美丽的文字会损害到道和自然的真意。而刘勰虽然也反对刻意雕琢、追逐新奇，但他并不主张完全抛弃辞藻的修饰。比如，他认为骈偶是“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是符合“造化赋形”之理和出自作者真情实感的相对，并非不经运思雕琢而完全自然为之。其余篇目如《声律》、《镕裁》、《练字》等，无一不是刘勰在“自然”总则下对文章创作的“有意”雕饰提出的方法论要求。
综上所述，同样是“以自然为宗”，刘勰和庄子的自然观有一定的相承性，但在内涵、层次、结構、处世方式、对待文学的态度上都有不同之处，梳理、认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把握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文学发展脉络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曹础基.刘勰自然观试论——兼与庄子自然观之比较[J].学术研究，1989（03）.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庄子;刘勰;《文心雕龙》;自然观;比较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以其严密的体系、细致的论述、精巧的文采不朽于世，而在刘勰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自然”观是一以贯之的重要线索，纪昀评点道：“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刘永济也在《文心雕龙校释》里评价为“舍人论文，首重自然”。推重“自然”的特点及刘勰所处时期玄学大盛的思想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家、老庄对刘勰思想的影响。明代陆西星曾评《庄子》说：“庄子南华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同样标举“以自然为宗”的《庄子》和《文心雕龙》，其中体现的自然观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1 庄子自然观的内涵
《庄子》中的“自然”常常与“道”、“天”、“一”、“无为”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虽然他未曾对“自然”下过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从他对“道”、“天”、“无为”等概念的描述中概括出“自然”的内涵和特征。
庄子的“自然”具有普遍性，无所不在。《知北游》里有这么一段东郭子向庄子问道的对话：“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大宗师》里说“道”是“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道”（“自然”）在地位上是至高无上的，它又具体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即便是世俗眼中低微如蝼蚁屎溺的事物当中，也蕴含着“道”，因此它在具体体现中无所谓高下之分，无处不在。
庄子的“自然”是无形无迹，不可言说的。《大宗师》里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知北游》里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作为抽象的本质、规律，“自然之道”是无形无迹的，也是不能为语言所描述、规定、穷尽的。道家对于言意关系的态度是慎之又慎的，认为言不尽意，言是人后天的产物，带有言语者的成心、偏见、刻意雕琢，会损害自然的真意，因此《庄子》中的问道者总是得到得道者“未可知也，吾为女言其大略”之类的回答。
庄子的“自然”主张人合乎本性，虚静无为。《秋水》中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天”是事物的自然本性，庄子主张的人的“无为”，并不是毫无作为，而是一种特定的“有为”，是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安时顺化的作为。
庄子的“自然”主张人取消彼此、生死、是非之间的差别，齐一万物。庄子认为自然之道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其化成万物的媒介是“气”，生是“气”的聚合，死是“气”的消散，正所谓“游乎天地之一气”。一旦消融了物我之间的界限，把握到自然的本质，就可以“应于化而解于物”，不为世俗的外在标准、是非判断、成心、偏见所束缚，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
总体而言，庄子自然观中“自然”的内涵可以分为与天有关的“自然”和与人有关的“自然”。前者是哲学本体论上的自然规律、天道，它是万物的起点和归宿、本原与本性，是万物变化之所由，而后者是人的应对态度，是人合于天、安时顺化的处世原则。
2 刘勰自然观的内涵
“自然”一词在《文心雕龙》中共出现了9处，分别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察其为才，自然而至”（《诔碑》）;“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体性》）;“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定势》）;“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定势》）;“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相对”（《丽辞》）;“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隐秀》）。除了以上几处，还有许多处未成词出现却隐含在文句中的“自然”，如：“禀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神思》）;“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养气》）;“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物色》），等等。
其中，在“文之枢纽”之一的《原道》篇中与“道”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指向的是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和超越性的规律、最高原理。刘永济在校释《原道》篇时，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自然”，认为刘勰所论的“自然之道”，是统摄万物的规律、最高原理，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至于“文”，则可以理解为“现象”，是抽象规律的具象体现。在其他篇目中出现的“自然”，要么指人类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要么指文学创作上的自然而然、不苦心经营、不刻意雕琢。在文学的生发方面，刘勰强调作家的灵感和性情，并主张实现客体的“物”和主体的“情”之间的双向互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在文学创作方法论方面，刘勰虽然以时人轻浮绮靡的文风为弊，却并不主张完全抛弃文采的雕琢，认为文采需要依附于真挚的情感，而不能是无病呻吟。
总体而言，刘勰自然观中“自然”的内涵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及其统摄万事万物的规律、最高原理，一是与“矫揉造作”相对的文学创作原则。前者是后者的来源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在人文领域的表现。前者与老庄、郭象的自然哲学观一脉相承，后者则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兴起的产物，是刘勰针对齐梁绮靡轻艳文风的一剂救治良药。
3 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刘勰生活在儒释道合流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其纷纭复杂的思想背景使得刘勰的文学理论具有多元化色彩，他的自然观也不是老庄思想的简单承接。《文心雕龙》中提到老庄的地方较少，《明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否定的不是老庄的哲学思想内涵，他针对的是玄言诗大盛带来的寡淡无味、脱离实际的文风，以及玄学热潮渐息后又兴起的逐新竞奇、以至于讹的浮靡文风。正如《序志》篇提到的“盖《文心》之作，本乎道”，及《诸子》篇中提到的“庄周述道以翱翔”，刘勰对道家的思想，尤其是庄子逍遥的自然之道是不可能持否定态度的，尽管他的自然观和庄子有出入，但不可避免会受到庄子那汪洋恣肆的思想世界所影响。 两者自然观之间的区别，大致可以总结为三方面：
首先，庄子自然观的内容主要属于哲学的本体论范畴，而刘勰的自然观侧重于文艺创作理论。庄子的自然之道涵盖天地万物，是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原理，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刘勰崇尚的自然虽然也有这层含义，但所占比重较少。他更聚焦于人文领域，以“自然”为原则，在作家情感生发、作品风格体势、文本修饰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庄子的自然观是修身内省的哲学，是个体生命的处世态度，而刘勰的自然观是对文坛、对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对象是大众。正如学者曹础基所言：“庄子之‘自然’在于纠正人性之扭曲，刘勰之‘自然’在于纠正文风之雕刻艳藻。”
其次，庄子的自然观呈现出圆形的结构，而刘勰的自然观则是线形的结构。庄子的自然观是圆融的，如“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等语句，取消了固定的起终点，万物有了同一的来源和归宿，也就消弭了界限和差别。于刘勰而言，自然之道是创作生发的源头，至于复归天道的境界，不在他文艺理论的讨论范畴。譬如《养气》篇提出的“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等等“致虚守静”的方法，都是在创作论层面提出的修养手段，从自然之道始，到文艺创作或批评完成即止，不再延伸升华。
再者，庄子主张“无为”，非一无所为，而是顺应事物本性作为，而刘勰面对自然则是有为的，主体能动性更强。这一点在二者对待文学修饰的态度上尤为明显。庄子认为雕琢美丽的文字会损害到道和自然的真意。而刘勰虽然也反对刻意雕琢、追逐新奇，但他并不主张完全抛弃辞藻的修饰。比如，他认为骈偶是“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是符合“造化赋形”之理和出自作者真情实感的相对，并非不经运思雕琢而完全自然为之。其余篇目如《声律》、《镕裁》、《练字》等，无一不是刘勰在“自然”总则下对文章创作的“有意”雕饰提出的方法论要求。
综上所述，同样是“以自然为宗”，刘勰和庄子的自然观有一定的相承性，但在内涵、层次、结構、处世方式、对待文学的态度上都有不同之处，梳理、认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对于把握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文学发展脉络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 曹础基.刘勰自然观试论——兼与庄子自然观之比较[J].学术研究，1989（03）.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