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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应本版块主持人之邀。作家张品成用细腻的文笔唤醒了那些尘封的记忆……
我突然觉得我该为父亲的歌唱做些什么。我奔到电话机前。立刻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弟弟来信了，说父亲最近迷上了京剧。为了这段文字，我在寓所的阳台上独自站了很久，想起了许多事情，就是怎么也想象不出七十多岁年纪，残缺一只肾，向来寡言少语难以合群的父亲，是怎样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离退休的那些老同事用京剧唱腔和锣鼓弄出一片热闹和欢乐来的。
父亲1949年参军。那时四野已横渡长江攻克南京摧枯拉朽横扫江南。在湘东的一个小村落里正为读书的学费愁眉不展的一个农民儿子，毅然报考了四野军大。从此在行军，剿匪，和解放海南的枪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学业。而后他们那拨人被指派去组建广州军事学院。父亲从此成为一名军校的政治教官。部队严格的纪律和马列的教条，完成了一个带有浓重小农思想的农民儿子的性格。也许，要是父亲从此一直在部队院校做他的教官会一帆风顺。但有时候人的命运往往就是由一桩很偶然的事情而改变。1964年，一场医疗事故导致了父亲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父亲患的是严重的肾结石，而当时这种病一般以手术治疗为主。粗心大意的医生把父亲健康着的那只肾摘除了却把另一只存在结石的。肾完好地留在他的身上。父亲因此转业地方，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父亲的思维定势及行为方式均保留了军校时的那一种。因此工作方法很不对路得罪了不少人。文革一来当然首当其冲被揪斗批判，三年后又强迫下放赣南偏僻山区。祸不单行，母亲病逝，父亲的肾病也每况愈下，而我因家庭出身而辍学……记忆中，那个风景如画的深山村落里的一块废磨石上，父亲长久地枯坐。面对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乱七八糟的生活以及还在继续的批斗和歧视，他当然没有歌声，甚至没有更多的话语，有的只是无以洞穿的思考。那些日子，除了生产队的农活，父亲整天就是伏案疾书。少年时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没完没了的是写些什么，其实他写的只是读书笔记，而他的阅读范围仅限于马列毛泽东文选。我想他是借笔记的方式和自己交谈，以打发寂寞和苦难。而那一切使他以后在大学任哲学教授大受其益，父亲舍弃讲义大段大段背诵《资本论》的情形，让七十年代末期那些颇为挑剔的大学生们也瞠目结舌。
父亲一直到弟弟考取大学才续弦，而那时他已快到退休的年纪了。父亲一辈子都是在辛苦和忙碌中度过的。他几乎没有社交，从不出现在张扬的场合。我好像从来没听过他唱歌，甚至哼哼也没有。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都以为他是那种只要儿女有了出息就有了无穷快乐的老人。至少他也是沉湎于书本乐于独处的一个人。因此，我和弟弟都埋头于奋斗中，疏于对老父亲表达心底那份亲情和儿子该有的孝心。这些年，我一直以为父亲因为两个儿子的出息时时处于快乐之中就忽略了许多。而且我还因贪恋海南冬季温暖的阳光，厌烦长路迢迢的奔波和年关交通的诸多不便，已经好几年不曾回家过年了。春节晚会上那支名为《常回家看看》的歌，句句声声，让年三十未踏归程的人心头直起颤颤。突然又得弟弟的这个电话，心中顿时满漾了对父亲的欠疚。想想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实在太不容易，先是战争，枪林弹雨中拼杀冲锋；而后投身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争分夺秒，后来是十年文革昏天黑地；而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却要为夺回被耽误了的年华“只争朝夕”。而到了他们想到体验快乐的时候却已迈入老年……
我突然觉得我该为父亲的歌唱做些什么，我奔到电话机前，立刻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我和父亲聊起了京剧，果然他确实需要帮助，他正为寻觅一盘北京出版社早些年出版的某名角的磁带未能遂愿而大伤脑筋。我说都好几年了，上哪找去。父亲说是呀是呀那磁带本来就出得不多。可撂下电话我就拨通了另一个电话，找到我在北京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我说到那盘磁带，我说千难万险你也得帮我这个忙。
朋友从资料室里弄了一盘样带给父亲寄去，并附了一张字条：你儿子托我一定要给你找到这个东西，现已获，寄上。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父亲的电话，想听到他惊喜的声音。
父亲的电话一直没有来，北京朋友的电话却来了，“你爸怎么了?竟寄来了十元钱。来回打的我得花上四十，还得搭上半个上午，我不去领了让邮局退回你爸。”我说：“你千万别，你就是倒贴一百元搭上一整天也拜托你给取了，不然老头子好长时间不能心安理得，好长时间不再开口唱了的。”
那头，朋友笑出了声，我想起父亲以往的另一些事，也笑了。
[关于作者]
张品成。男。1957年生于湖南浏阳。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海口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海白市文学艺术研究所负责人。
主要文学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等。作品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第二届、第三届“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获第十四届冰心文学奖。
我突然觉得我该为父亲的歌唱做些什么。我奔到电话机前。立刻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弟弟来信了，说父亲最近迷上了京剧。为了这段文字，我在寓所的阳台上独自站了很久，想起了许多事情，就是怎么也想象不出七十多岁年纪，残缺一只肾，向来寡言少语难以合群的父亲，是怎样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离退休的那些老同事用京剧唱腔和锣鼓弄出一片热闹和欢乐来的。
父亲1949年参军。那时四野已横渡长江攻克南京摧枯拉朽横扫江南。在湘东的一个小村落里正为读书的学费愁眉不展的一个农民儿子，毅然报考了四野军大。从此在行军，剿匪，和解放海南的枪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学业。而后他们那拨人被指派去组建广州军事学院。父亲从此成为一名军校的政治教官。部队严格的纪律和马列的教条，完成了一个带有浓重小农思想的农民儿子的性格。也许，要是父亲从此一直在部队院校做他的教官会一帆风顺。但有时候人的命运往往就是由一桩很偶然的事情而改变。1964年，一场医疗事故导致了父亲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父亲患的是严重的肾结石，而当时这种病一般以手术治疗为主。粗心大意的医生把父亲健康着的那只肾摘除了却把另一只存在结石的。肾完好地留在他的身上。父亲因此转业地方，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父亲的思维定势及行为方式均保留了军校时的那一种。因此工作方法很不对路得罪了不少人。文革一来当然首当其冲被揪斗批判，三年后又强迫下放赣南偏僻山区。祸不单行，母亲病逝，父亲的肾病也每况愈下，而我因家庭出身而辍学……记忆中，那个风景如画的深山村落里的一块废磨石上，父亲长久地枯坐。面对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乱七八糟的生活以及还在继续的批斗和歧视，他当然没有歌声，甚至没有更多的话语，有的只是无以洞穿的思考。那些日子，除了生产队的农活，父亲整天就是伏案疾书。少年时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没完没了的是写些什么，其实他写的只是读书笔记，而他的阅读范围仅限于马列毛泽东文选。我想他是借笔记的方式和自己交谈，以打发寂寞和苦难。而那一切使他以后在大学任哲学教授大受其益，父亲舍弃讲义大段大段背诵《资本论》的情形，让七十年代末期那些颇为挑剔的大学生们也瞠目结舌。
父亲一直到弟弟考取大学才续弦，而那时他已快到退休的年纪了。父亲一辈子都是在辛苦和忙碌中度过的。他几乎没有社交，从不出现在张扬的场合。我好像从来没听过他唱歌，甚至哼哼也没有。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都以为他是那种只要儿女有了出息就有了无穷快乐的老人。至少他也是沉湎于书本乐于独处的一个人。因此，我和弟弟都埋头于奋斗中，疏于对老父亲表达心底那份亲情和儿子该有的孝心。这些年，我一直以为父亲因为两个儿子的出息时时处于快乐之中就忽略了许多。而且我还因贪恋海南冬季温暖的阳光，厌烦长路迢迢的奔波和年关交通的诸多不便，已经好几年不曾回家过年了。春节晚会上那支名为《常回家看看》的歌，句句声声，让年三十未踏归程的人心头直起颤颤。突然又得弟弟的这个电话，心中顿时满漾了对父亲的欠疚。想想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实在太不容易，先是战争，枪林弹雨中拼杀冲锋；而后投身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争分夺秒，后来是十年文革昏天黑地；而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却要为夺回被耽误了的年华“只争朝夕”。而到了他们想到体验快乐的时候却已迈入老年……
我突然觉得我该为父亲的歌唱做些什么，我奔到电话机前，立刻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我和父亲聊起了京剧，果然他确实需要帮助，他正为寻觅一盘北京出版社早些年出版的某名角的磁带未能遂愿而大伤脑筋。我说都好几年了，上哪找去。父亲说是呀是呀那磁带本来就出得不多。可撂下电话我就拨通了另一个电话，找到我在北京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我说到那盘磁带，我说千难万险你也得帮我这个忙。
朋友从资料室里弄了一盘样带给父亲寄去，并附了一张字条：你儿子托我一定要给你找到这个东西，现已获，寄上。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父亲的电话，想听到他惊喜的声音。
父亲的电话一直没有来，北京朋友的电话却来了，“你爸怎么了?竟寄来了十元钱。来回打的我得花上四十，还得搭上半个上午，我不去领了让邮局退回你爸。”我说：“你千万别，你就是倒贴一百元搭上一整天也拜托你给取了，不然老头子好长时间不能心安理得，好长时间不再开口唱了的。”
那头，朋友笑出了声，我想起父亲以往的另一些事，也笑了。
[关于作者]
张品成。男。1957年生于湖南浏阳。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海口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海白市文学艺术研究所负责人。
主要文学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等。作品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第二届、第三届“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获第十四届冰心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