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印度，前后只有十天，除去睡觉，全部可以用来观察这个国家的时间才一百来个小时。而印度又那么大，那么复杂，城乡之间、东西南北之间都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只到了几个地方，浅尝辄止，很难说是对印度有所了解，至多只是零零碎碎的个人印象。
　　给点小钱
　　Small money，也就是给点小钱的事情。印度人好像挺习惯如此，开口就要点小钱，但如果你不愿意，他们好像也不会过于纠缠。到印度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开始拍摄。在去泰姬陵路上看到两个耍猴的，逗了几下，猴子就跳到我头上。摄影刚拍完这个特别的画面，耍猴的就伸手要五百卢比（约合人民币七十元），导游陈香说给五十卢比就够了。照此给了，他们也就没事了。
　　在孟买进“宝莱坞”拍摄，花了四百美元，当然不是什么小钱了。要命的是非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开价成交，再拖下去我们就要误机了。也许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和乐趣。或者就如人们所说，印度就像一个麻烦的情人，她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让你身心愉悦的，而是要在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找到和平相处的方式。
　　最让人受不了的“给点小钱”，是我们从比哈尔邦回到新德里那次。飞机一再误点，我们傍晚时分才到达新德里。出机场上了车，却遇到警察来罚钱，说是我们的车子违规停车，要罚两千卢比。司机愤愤不平地说，这儿本来就是专门给旅游车接客人停靠的，前几天还是如此，今天突然改了地方，又没有通告，存心让人违规，警察就可以趁机罚钱。
　　司机下车与警察争辩了二十多分钟，我们饥肠辘辘地在车上枯坐。最后，他气呼呼地上了车，总算可以走了。路上我问司机最后如何解决，他说塞给警察一百卢比了事。就为了这区区一百卢比，让我们全车人浪费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而且还发生在作为印度门面的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既荒唐又可恶。
　　有资料说，印度人到各政府机构办事，每年打点的费用总共要花五百亿美元。最近那里出现了反贪污的风潮，有点像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见老百姓的忍耐也有限度。
　　“哦，罗摩！”
　　在印度，除了无处不在的神佛，对人们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圣雄甘地了。到了新德里，我们就提出要去甘地墓拍摄，当地朋友却纠正我们的说法：“那里其实不是他的墓地，而是他火化的地方。后来他的骨灰撒掉了，没有埋在那里。”
　　所以，甘地墓，只是纪念他的一个公园。四周是大片的草地，年轻人三三两两散坐在上面，休息、聊天、看书，很是悠闲。冬天，草色有点发黄。同新德里另一个纪念地点印度门周边的草地一样，这些向公众开放的地方都没得到认真打理，管理者都有点漫不经心，这也同印度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
　　公园的中心，是一座“祭坛”样子的黑色大理石方形平台，当中燃烧着长明火。平台的风格极为简洁，没有甘地的雕像，没有摆出他的照片，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找不到，只是正面有很短的一行文字。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哦，罗摩！”读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就知道，罗摩是印度教里的大神。甘地临终前发出这句呼喊，或许因为肉体的痛苦，也可能因为世事实在难料，只能求助于天神了。
　　印度许多事情要花钱。甘地“祭坛”四周用带子围着，参观者不能进到平台旁边，除非你往一个小箱子里面塞点钱，警卫才允许你进去向圣雄近距离致敬。与别的神圣殿堂一样，进入中心地区的每个人都要脱鞋，以示尊敬。进去的通道两侧都有放鞋子的地方，一边有人管理，收点“小钱”，另一边不收费，但管理人员说放在那里不保险。我们还是决定冒点险，也省点钱，出来时发现各人的鞋子都好好地放在那里。
　　充满矛盾的国度
　　印度之多元和复杂，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国家比得上。就拿它的纸币来说，上面有着十六种文字，都是印度的法定文字，相比较，咱们的人民币上只有五种文字，简单许多。日本旅游画家妹尾河童曾请印度驻日本大使馆辨认和确定，他们国家纸币上面的文字究竟属于哪些种族，答复却是大使馆里面没有人能够全都认出来，而且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事。这就是印度，他们自己都不那么当真的事情，你外国人干嘛那么认真！
　　近些年印度经济增长提速，一度接近中国，但通貨膨胀得更快。就在印度媒体雄心勃勃表示经济增速马上可以超过中国时，一场洋葱价格暴涨就让整个经济开始泄气。这两年中国也有大蒜、绿豆价格飞涨的事情，但那些东西毕竟还不会严重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洋葱对印度民众就重要得多，没有洋葱就做不成咖喱，家家户户就可能开不了饭。
　　我们在印度那几天，当地媒体天天报道洋葱的消息，最高时每公斤涨到六七十卢比，约合人民币十元，为早先的四倍。政府从邻国巴基斯坦进口大量洋葱，仍然远水难解近渴。洋葱和鸡蛋、牛奶等副食品涨价，立即带动印度物价整体上升，通货膨胀率很快就上升到两位数，中央银行不得不提升利率，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政府也只好往下修订经济增长的预测。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印度经济发展的底气还不那么足。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和媒体这些年一直看好印度，认为它有可能超过中国，理由之一是它的多党选举民主体制，理由之二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印度的政治体制可能最适合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把差别极大、利益高度分散的十多亿人口，包容到一个国家架构之中，把内部摩擦的消耗控制到尽可能最低。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就弱得多，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均衡发展。
　　至于“人口红利”，很可能只是经济学者的虚构。确实，再过十年，印度人口总量就可能超过中国而居世界第一，平均年龄也比中国低好多，青壮年将成为印度人口的主体。但是，这种人口结构能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就要看印度社会能不能把他们转化为有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否则，他们只会消耗而不是增加社会发展的资源。以目前印度人口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仍然是文盲，健康水平比较低下，上网人口只有一亿多，大小城镇街头到处可见无所事事的人群……“人口红利”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 　　印度的吃
　　印度餐与中餐的不同，大概很可以代表印度与中国的区别。印度餐确实很独特，咱们中国对西餐并无排拒心态，对麦当劳、肯德基一类的美式快餐也敞开大门，但北京，上海街头却很少见到印度餐厅。其实，在欧美国家，中餐似乎也比印度餐更加流行。
　　印度人大部分是宗教信徒，印度教徒不吃牛肉。许多印度人实际上就吃素，当地社会也崇尚吃素，吃肉的往往被视为下等人。《南方周末》2011年有一篇介绍印度理工大学的报道说，有的孩子长大后进了这所印度最高学府，才知道吃肉的不都是坏人。
　　中国人如果吃素主要靠豆制品补充蛋白质，印度人吃素主要吃各种豆子，餐桌上很少绿叶蔬菜。如果吃肉，主要是鸡肉，羊肉也不多，好像也不那么喜欢吃鱼。或许，这一切背后都与天热及环境不洁相关。试想，在摄氏四十多度的高温下，鱼肉都很容易变质，绿叶蔬菜也不易种植，只有豆类最保险，加上味道浓厚的各种香料，就成为印度餐的主要特色。
　　因为许多印度人不吃肉，尤其不吃牛肉、猪肉，西方快餐店在那里也必须入乡随俗。肯德基还好，因为它本来就主打炸鸡块。麦当劳看家品种是牛肉汉堡，到了印度就非改不可了。印度麦当劳门口虽然同样是金色拱门的符号，里面卖的只有两种汉堡包：素的，还是“非素的”。“非素的”就是鸡肉或鱼肉的。当年风靡美国的那句“牛肉在哪里？”这一竞选广告用语，今天在印度就有另外一种意思了。
　　素的和非素的汉堡包，我两种都吃过，都挺好吃，尤其是素的，以豆制品为馅，别的地方还吃不到。非素的还得现做，因为要的人很少。
　　前面已经说过，印度人还喜欢吃甜品，做成糕点团子，就连贫困小镇的街边都有专门卖甜点的铺子。印度甜点样子与咱们中国人的差不多，但就是甜得可怕，实在叫人受不了。印度人又特别客气，到朋友家里做客，主人都会拿出糕点招待，不吃失礼，但要下咽还得有点决心。印度人嗜甜，不只是因为那里出产糖（好像已经不能自给自足了），应该也同天热相关，甜食容易变坏，非得很甜很甜才行。
　　到印度后，开始时我们都担心不能适应印度餐，但很快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确实，印度餐里可口的菜肴实在不多，只有一种叫作Tandoori的烤鸡，比较对咱们的口味。但印度餐里有烤饼，有各種不同的风味，成了我们的救星。以前我们尝过一种叫作“印度抓饼”的东西，当地却不流行，据说那是东南亚人改良出来的，有点像上海粗炒、星洲炒米一样，同上海、新加坡没有多大关系。（还要补充一点：印度人不知道“印度神油”是干嘛用的。）
　　印度人确实喜欢吃饼，那里叫“馕”，同咱们新疆人吃的“馕”同名，只是薄薄的，远不如新疆馕那么厚，那么结实。每次用餐，不管上的是什么菜肴，只要有馕，而且不管是哪一种馕，蘸上不管哪一种黏黏的酱汁，大家就一定吃得很是畅快。尤其在又累又饿的时候，常常不够还会再多要几份。
　　当地街头巷尾也多见卖馕的小摊，普通民众花不了几个卢比买上一份，就蹲在路边用餐。左手托着盘子，右手一小块一小块撕着馕，蘸着酱汁，卷起来塞进嘴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吃东西一定要用右手（左手不洁），我们试过，结果还是左右手并用最好。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度十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