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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我国检察权属性争议的反思
（一）检察权不属于行政权
首先，检察权是程序性权力，不能对权利义务进行实质性配置，以正确适用法律为目的，追求程序公正。而行政权追求实质性结果，效率优先。其次，检察权的多项权能不具备行政权的基本性质。如审查起诉权和批捕权的行使具有被动性和客观中立性，需侦查机关提出请求，检察官要在客观审查证据的基础上作出居中判断。再次，如果检察权等同于行政权或者为行政权所包容，那么当政府因其行政行为而成为公诉案件的被告时，角色的错位将会导致法庭上出现政府权利与权利之间、国家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荒唐对峙。①
（二）检察权不属于司法权
第一，部分检察权能具有主动性和倾向性，不具备司法权的客观中立性。比如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检察机关必然坚持"不告也理"的原则，主动搜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打击犯罪、追求胜诉的倾向性。有学者指出"人民检察院对胜诉的欲望高于维护法律实施的欲望，它更愿意胜诉，打击犯罪，只要能胜诉，法律遭到破坏它也能容忍，因此从心理学上来说它不具备司法权的性质。"②第二，检察权不具有效力终局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提出抗诉，都只是一种请求权，仅能启动诉讼，最终的判决结果还需法院作出。第三，检察机关在组织体制上缺乏司法权的独立性。我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察一体"的组织原则，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往往要服从本院领导或上级检察机关的指示。
（三）双重属性说没有对检察机关给出明确性定位
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性质，既属于行政权也属于司法权。首先要肯定该观点对于检察权的特征作了客观描述。前文已经论及，我国检察权的不同权能分别体现了行政权或司法权的性质。但是，从逻辑学上来说，行政权与司法权构成反对关系，若检察权既属于行政权又属于司法权，则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不严谨。因此，双重属性说只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并没有真正回答检察权的属性问题。
（四）检察权不属于法律监督权
第一，法律监督权说违背了权力制衡原理。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③易于扩张性是权力的本质，任何权力不受约束都必然存在侵犯公共利益的潜在风险。在我国，"作为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虚化，无法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对行政、司法权的监督"，因此，法律监督权将成为一种凌驾于其它国家权力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违背法治理念。
第二，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并非都属于法律监督职能。法律监督职能针对的监督对象是国家权力机关，若将侦查权、公诉权也视为法律监督权，其监督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显然，这是对法律监督权概念的泛化和虚化。
第三，法律监督权说混淆了诉讼关系和法律监督关系。法律监督关系是单向的法律关系，监督主体具有超然地位，行使的是绝对的、权威的国家权力，检察机关本身也应当是被监督者，法律监督行为与诉讼行为具有本质区别。而无论是从世界各国的检察制度还是检察权起源来看，公诉职能是检察机关存在的现实和理论基础。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是难以承担起"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之责的。
二、我国检察权的分散定位
我国检察权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体现了行政权、司法权或准司法权的特性，多重性质是检察权天然本性，这一本性源自于"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的需求。笔者认为，权力的属性主要依赖于其各项权能的性质，从检察权的各项权能来看，它属于"组合权"，因此不宜笼统探讨检察权的属性，必须将其各项权能分类界定。
（一）侦查权
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仅限于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以代表国家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民权益为目标，在具体案件中与犯罪嫌疑人处于对立地位，显然具有倾向性，而不具备司法权的客观中立性。侦查权主动发现案情、积极搜集证据，依职权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发现客观真实为最终目的。侦查权的效力只具有先定性，侦查主体作出的决定是阶段性结论，是否有罪需法院作出判决。在价值取向上以效率为最高价值追求，因为在侦查工作中"失掉了时间就等于蒸发掉了真理"。④在运行方式上,自侦部门上下级之间是命令和隶属的关系,侦查人员也可随时撤换和调任。因此，检察机关的自侦权应归属于行政权。
（二）批捕权
批捕权在国际上被公认为司法权。首先，它是一种判断权，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标准的判断。第二，批捕权的行使必须客观中立。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例都将中立性作为批捕权配置的核心问题。联邦最高法院于1948 年判决,依宪法解释指出只有"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neutral and detached judicial officer) 有权签发令状。⑤多数学术观点认为，只要检察机关能保证中立性，就具有作为批捕权主体的正当性。第三，批捕权的行使必须经侦查机关的提请，不能主动行使。检察机关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对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运用法律方法进行分析，作出决定，只对通过证据呈现的法律真实负责。
（三）公诉权
公诉权具有一定的行政权性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具有倾向性和主动性，并且讲求效率，追求胜诉。但公诉权不宜界定为纯粹的行政权，其具有较强的司法权性质。一方面，审查起诉阶段是检察官行使判断权的过程，是适用法律对案件进行的阶段性裁决，且该程序不能主动启动，只有在侦查机关提请后才能启动。不起诉决定具有终局性效力，类似于法院的无罪或免刑判决。德国教授洛克信称,对检察官及对法官而言,事实的查明与法律的判断,应依同一目标行事,因而,此乃二者相提并论的有力论证。尤其明显的例证是检察官终结侦查后所作的处分。检察官在侦查终结后依据侦查结果,审查是否有足够的犯罪嫌疑提起公诉,此时所作的决定,与法官随后的裁判决定极为相近。⑥另一方面，公诉人具有中立的"法律守护人"角色。在公诉活动中，检察官并非狂热的犯罪追诉者，而是具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德国就有检察官在庭审中主张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案例。公诉权的行使同时也具有监督审判程序的职能。在德国关于检察官的职权中有规定:"检察官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⑦因此，公诉权宜界定为准司法权，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对公诉权的定位。应该说,这种定位是符合加强公诉权的独立性的国际潮流的。
（四）再审抗诉权
我国检察机关对生效判决裁定的抗诉权, 其实际履行的是国外法官再审之诉职能。但该权力仅为程序性裁判权，抗诉案件的实体性裁判还需法院作出，所以再审抗诉权宜定位为"准司法权"。⑧
注释：
①肖秀敏：《社会公共权力配置与检察权定位分析》，《当代检察官》2001年第7期。
②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③（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第1版。
④法国著名侦查学家艾德蒙.费加尔所说
⑤高峰.：《对检察机关批捕权废除论的质疑---兼论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正当性》[J ] .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⑥龙宗智：《 论检察权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J ] . 法学,1999年第3期。
⑦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336页。
⑧参见姚石京 李克英：《"司法拆分论"与我国的检察权配置》，《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
（一）检察权不属于行政权
首先，检察权是程序性权力，不能对权利义务进行实质性配置，以正确适用法律为目的，追求程序公正。而行政权追求实质性结果，效率优先。其次，检察权的多项权能不具备行政权的基本性质。如审查起诉权和批捕权的行使具有被动性和客观中立性，需侦查机关提出请求，检察官要在客观审查证据的基础上作出居中判断。再次，如果检察权等同于行政权或者为行政权所包容，那么当政府因其行政行为而成为公诉案件的被告时，角色的错位将会导致法庭上出现政府权利与权利之间、国家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荒唐对峙。①
（二）检察权不属于司法权
第一，部分检察权能具有主动性和倾向性，不具备司法权的客观中立性。比如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检察机关必然坚持"不告也理"的原则，主动搜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打击犯罪、追求胜诉的倾向性。有学者指出"人民检察院对胜诉的欲望高于维护法律实施的欲望，它更愿意胜诉，打击犯罪，只要能胜诉，法律遭到破坏它也能容忍，因此从心理学上来说它不具备司法权的性质。"②第二，检察权不具有效力终局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提出抗诉，都只是一种请求权，仅能启动诉讼，最终的判决结果还需法院作出。第三，检察机关在组织体制上缺乏司法权的独立性。我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察一体"的组织原则，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往往要服从本院领导或上级检察机关的指示。
（三）双重属性说没有对检察机关给出明确性定位
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性质，既属于行政权也属于司法权。首先要肯定该观点对于检察权的特征作了客观描述。前文已经论及，我国检察权的不同权能分别体现了行政权或司法权的性质。但是，从逻辑学上来说，行政权与司法权构成反对关系，若检察权既属于行政权又属于司法权，则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不严谨。因此，双重属性说只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并没有真正回答检察权的属性问题。
（四）检察权不属于法律监督权
第一，法律监督权说违背了权力制衡原理。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③易于扩张性是权力的本质，任何权力不受约束都必然存在侵犯公共利益的潜在风险。在我国，"作为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虚化，无法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对行政、司法权的监督"，因此，法律监督权将成为一种凌驾于其它国家权力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违背法治理念。
第二，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并非都属于法律监督职能。法律监督职能针对的监督对象是国家权力机关，若将侦查权、公诉权也视为法律监督权，其监督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显然，这是对法律监督权概念的泛化和虚化。
第三，法律监督权说混淆了诉讼关系和法律监督关系。法律监督关系是单向的法律关系，监督主体具有超然地位，行使的是绝对的、权威的国家权力，检察机关本身也应当是被监督者，法律监督行为与诉讼行为具有本质区别。而无论是从世界各国的检察制度还是检察权起源来看，公诉职能是检察机关存在的现实和理论基础。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是难以承担起"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之责的。
二、我国检察权的分散定位
我国检察权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体现了行政权、司法权或准司法权的特性，多重性质是检察权天然本性，这一本性源自于"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的需求。笔者认为，权力的属性主要依赖于其各项权能的性质，从检察权的各项权能来看，它属于"组合权"，因此不宜笼统探讨检察权的属性，必须将其各项权能分类界定。
（一）侦查权
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仅限于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以代表国家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民权益为目标，在具体案件中与犯罪嫌疑人处于对立地位，显然具有倾向性，而不具备司法权的客观中立性。侦查权主动发现案情、积极搜集证据，依职权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发现客观真实为最终目的。侦查权的效力只具有先定性，侦查主体作出的决定是阶段性结论，是否有罪需法院作出判决。在价值取向上以效率为最高价值追求，因为在侦查工作中"失掉了时间就等于蒸发掉了真理"。④在运行方式上,自侦部门上下级之间是命令和隶属的关系,侦查人员也可随时撤换和调任。因此，检察机关的自侦权应归属于行政权。
（二）批捕权
批捕权在国际上被公认为司法权。首先，它是一种判断权，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标准的判断。第二，批捕权的行使必须客观中立。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例都将中立性作为批捕权配置的核心问题。联邦最高法院于1948 年判决,依宪法解释指出只有"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neutral and detached judicial officer) 有权签发令状。⑤多数学术观点认为，只要检察机关能保证中立性，就具有作为批捕权主体的正当性。第三，批捕权的行使必须经侦查机关的提请，不能主动行使。检察机关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对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运用法律方法进行分析，作出决定，只对通过证据呈现的法律真实负责。
（三）公诉权
公诉权具有一定的行政权性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具有倾向性和主动性，并且讲求效率，追求胜诉。但公诉权不宜界定为纯粹的行政权，其具有较强的司法权性质。一方面，审查起诉阶段是检察官行使判断权的过程，是适用法律对案件进行的阶段性裁决，且该程序不能主动启动，只有在侦查机关提请后才能启动。不起诉决定具有终局性效力，类似于法院的无罪或免刑判决。德国教授洛克信称,对检察官及对法官而言,事实的查明与法律的判断,应依同一目标行事,因而,此乃二者相提并论的有力论证。尤其明显的例证是检察官终结侦查后所作的处分。检察官在侦查终结后依据侦查结果,审查是否有足够的犯罪嫌疑提起公诉,此时所作的决定,与法官随后的裁判决定极为相近。⑥另一方面，公诉人具有中立的"法律守护人"角色。在公诉活动中，检察官并非狂热的犯罪追诉者，而是具有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德国就有检察官在庭审中主张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案例。公诉权的行使同时也具有监督审判程序的职能。在德国关于检察官的职权中有规定:"检察官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⑦因此，公诉权宜界定为准司法权，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对公诉权的定位。应该说,这种定位是符合加强公诉权的独立性的国际潮流的。
（四）再审抗诉权
我国检察机关对生效判决裁定的抗诉权, 其实际履行的是国外法官再审之诉职能。但该权力仅为程序性裁判权，抗诉案件的实体性裁判还需法院作出，所以再审抗诉权宜定位为"准司法权"。⑧
注释：
①肖秀敏：《社会公共权力配置与检察权定位分析》，《当代检察官》2001年第7期。
②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③（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第1版。
④法国著名侦查学家艾德蒙.费加尔所说
⑤高峰.：《对检察机关批捕权废除论的质疑---兼论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的正当性》[J ] .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⑥龙宗智：《 论检察权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J ] . 法学,1999年第3期。
⑦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336页。
⑧参见姚石京 李克英：《"司法拆分论"与我国的检察权配置》，《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