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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政府主导改革发展的管理机制、国家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而建设科学、高效的现代大学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应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学校投入体制，科学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教授和学术社团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解决路径
【作者简介】 王晓东，武汉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科长。
近年来，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正式公布，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已成为当代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的近现代大学发展起步比较晚，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清政府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经百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
1.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探索高校领导体制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大学是创造先进生产力、传播先进文化的源头，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人才的主要基地。高校建设的好坏，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建立科学的高校领导体制，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领导管理体制曾有过多种形式，几经变化直至199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对高等学校领导体制作出了法律规定，这就是“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仅是政治要求，也是依法治校、依法行政的需要。
贯彻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党委与行政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明确党委是高校领导的核心，发挥总揽学校全局、把握发展方向，决策重大事项、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承担着统一领导学校改革发展的责任。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重要成员，在集体领导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尊重校长作为高校的法人代表的依法行政权，承担起组织和实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种管理职能。党委作为领导集体，对校长依法行政发挥着支持和保证作用。通过“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相互配合、支持，有效地保证学校整体系统功能的发挥。实践证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的显著特征。
2. 政府主导改革发展的管理机制。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大的国情。实践证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只有采用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对高等教育运行的宏观调控，补充、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持续、稳定、协调地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不仅直接管理高校，而且是高校资源的主要供给者。高校的功能、活动范围、管理权限主要由政府决定和规范，高校所需要的资源主要由政府统一调配；二是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行政性而非契约性。高校被纳入国家重点管理序列，同时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高校的职能实际上成为政府行政职能在高校的延伸。政府借助行政隶属关系以及对办学资源和人事的支配权实现对高校的管理。
我国之所以采用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不仅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且也是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公办高校的发展和调整，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指导和监督。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面临着艰巨的“赶超”任务。没有政府强有力政策的支撑和财政支持，只靠教育市场机制的自发性作用，高等教育难以得到持续高速的发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改变相对落后状态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也只会是一句空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迅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
多年实践证明，我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而且还有效地预防和克服了市场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完成和实现了市场调节难以做到的高等教育结构的重大调整任务。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高等教育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一方面，政府作为培育和调控市场的主体，可以引导高等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市场的运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的管理者，还可以运用法律来规范高等学校的行为，建立起具有权威性的教育运行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保证高等教育有稳定的发展秩序。
3. 实行国家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高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它担负着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重要任务，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对基础教育具有导向性功能，事关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全国统一考试招生为主、单独考试和免试入学为补充的高校招生制度体系，渐具自身独有的特点和优势。
实践证明，全国统一高考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公平合理的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得百姓认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高考是大学选拔人才基本、有效、可靠的主体形式，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舍此别无良策。高考的科学性在于既满足高校对人才选拔的需要，又在于根本上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同时，各级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和力量在统一时间实施高考，使考生在县域范围就能参加考试，确保所有考生平等、有序、有效地参与高考，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这是我国高考制度的一大优势。可以说高考制度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制度。
二、当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高等教育战略重点已转移到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办学水平上来。因此，建设科学、高效的现代大学制度对于实现高等教育战略重点转移、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1. 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制度。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上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关系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1998年实施了对国务院9个撤并部门所属165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1999年实施了对5个军工总公司59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2000年对49个中央部门所属258所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在整个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原属国务院部委管理的400余所高校多数改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管理。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地方高校为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教育格局，那么，地方政府就必须理所当然具有地方分级管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省级政府应拥有以下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权限：（1）贯彻执行和指导检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性高等教育政策；（2）根据本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调整高等教育的布局和结构；（3）根据地方的实际，依照国家的高校设置标准，设置、撤销和合并地方办的高等学校；（4）组织领导招生，指导毕业生就业；（5）审批地方高校的本、专科的专业和学位点，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6）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负责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预算的分配和决算的审核；（7）任免地方高校负责人，组织和指导地方高校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除此之外，省级政府还具有指导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组织本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检查与评估等权限和职能。
依法落实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发展上的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克服条块分割办学体制的弊端，协调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形成高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投入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投入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革，逐步形成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这种多元投入体制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但是，当前高校投入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高等教育投入缺乏刚性的制度安排。《高等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高校学费标准不得超过培养成本的25％，但另外75％如何解决，没有具体的规定。近年来，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但政府教育投入跟不上学校规模的扩张，为了抢抓发展机遇，学校负债较多。另外，高校收费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收费标准难以随着培养成本的上升适时调整。各级政府都鼓励大学要发展，却不愿提供足够的资金投入，也不让大学收取较能反映成本的学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一是提高教育经费的财政支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过去还是现在，国家财政拨款始终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经费来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应加大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因此，必须科学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以保证“三个增长”的实现。
二是确立合理的学费标准。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应参考多种因素，包括学校培养成本、政府拨款、居民收入、地区差别等。此外，学费水平还必须要考虑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且照顾到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均等，以保证广大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因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所消耗的资源不同、收益不同、课程成本不同，应允许学校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国家则规定学费的上限来对学费进行宏观调节。对师范、农业、林业、水利、地质等特殊专业，应采取政府补贴、低收费的方式鼓励学生报考。
三是运用市场机制筹措教育经费。通过引进社会投资、融资、教育彩票、教育国债等市场手段，集聚教育资金。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积极扩大民办高等教育规模，充分发挥民办教育机制吸收社会资金办学。
四是提高社会捐资收入。企业、个人、团体的捐资应是高校经费重要来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等学校获得的社会捐资差距不仅表现在捐资数量和规模上，而且表现在捐资形式单一、捐资范围狭窄、捐资工作非规范化、政府支持和引导政策的缺失上。因此，应考虑尽快制定《教育捐助法》，完善社会对高等教育捐资的法规与社会机制，在制度上保证捐资的可持续性，并将捐资的渠道和方法做到公开透明。从而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对高等学校的捐资，提高人民的捐资意识，形成社会广泛认可的高校捐资风气。
3. 科学评价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自扩大招生规模以来，社会舆论充满了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和批评。那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究竟应该以何种科学标准衡量人才培养质量？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取决于高等教育质量观。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多元化的质量观。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不只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变化，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以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在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由于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的多样化，形成了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观。
新时期，在评价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时，要特别强调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必须作为衡量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涵。要特别强调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大学生的共同愿望。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社会适应性强，也更受社会的欢迎。要特别强调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养成。一些毕业生眼高手低，缺乏爱岗敬业的精神，职业道德修养欠缺，用人部门不满意。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更加显现出迫切性。要注重培育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增强人文关怀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群体成为社会健康向上的积极力量。要特别强调各高校人才培养的特色。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人才培养应有不同的特色。在普遍重视培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诚信意识和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下，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更应重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般本科院校应该成为应用型人才的摇篮，高职高专院校应该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基地。
4. 进一步发挥教授及学术团体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教授参与学校管理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大学管理理念，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内部管理模式的共有特征，是高校民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就极力倡导“教授治校”。后来创建的牛津、剑桥大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德国柏林大学将其发扬光大，而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则赋予其新的内涵。在我国，推行“教授治校”贡献最大者当属蔡元培和梅贻琦两位校长。蔡元培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强调“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先后组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各学科层面上的教授会以及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的行政会议，从而使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开启了中国大学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先河。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从制度上建设并完善了教授治校的真正地位，强化了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会及校务会议的合法权力，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由此可见，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我国的著名高等学府中就已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
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实质就是体现民主管理。由于教授平时与一般教职员工及学生的联系更为紧密，有时他们了解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行政领导更多、更真实。他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与行政人员不完全一致，但却不乏新意与高度，可以给各级领导以启迪与思考。高校里的行政事务及相关管理工作都是为教学和学术发展服务的，是围绕教学和学术工作而展开的。教授作为各学科的学术权威，作为教师群体中的核心，其文化素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都相对较高。因此，鼓励和支持教授群体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有利于真正形成“做高深学问、育杰出人才、出突出成果”的氛围，有利于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新时期高校党委和行政的工作，克服高校行政化的倾向。
教授参与学校管理，不仅表现在以教授为主体的高级学术人员拥有学术事务的决策权，而且表现在有权参与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首先，高校应建立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赋予他们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学位标准、学术人员聘任与晋级等的学术评价权力以及事关学术发展的学术激励政策等的决策权，确保将教授群体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权力落到实处。高校的党政领导应积极支持学术委员会开展工作，把学术委员会的审议意见落实在日常办学中。与学术有关的其他办学事项的决策也应主动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针对高校中操作性很强的专业性决策问题，可以在学术委员会下建立若干如教学委员会、科研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咨询机构，并在各学院建立学科委员会。凡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事务决策必须先经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提出建议方案后，由学术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这样既突显学术委员会的权威，又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效能。其次，要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及校务委员会制度，强化教授群体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参与权，确保教授参与学校重大问题决策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审议和决定学校内部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学生的招收、教师的聘任和晋升以及行政人员的评价和选拔等问题，使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周振国
【关键词】 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解决路径
【作者简介】 王晓东，武汉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科长。
近年来，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正式公布，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已成为当代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的近现代大学发展起步比较晚，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清政府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经百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
1.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探索高校领导体制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大学是创造先进生产力、传播先进文化的源头，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人才的主要基地。高校建设的好坏，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建立科学的高校领导体制，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领导管理体制曾有过多种形式，几经变化直至199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对高等学校领导体制作出了法律规定，这就是“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仅是政治要求，也是依法治校、依法行政的需要。
贯彻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党委与行政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明确党委是高校领导的核心，发挥总揽学校全局、把握发展方向，决策重大事项、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承担着统一领导学校改革发展的责任。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重要成员，在集体领导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尊重校长作为高校的法人代表的依法行政权，承担起组织和实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种管理职能。党委作为领导集体，对校长依法行政发挥着支持和保证作用。通过“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相互配合、支持，有效地保证学校整体系统功能的发挥。实践证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的显著特征。
2. 政府主导改革发展的管理机制。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大的国情。实践证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只有采用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对高等教育运行的宏观调控，补充、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持续、稳定、协调地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不仅直接管理高校，而且是高校资源的主要供给者。高校的功能、活动范围、管理权限主要由政府决定和规范，高校所需要的资源主要由政府统一调配；二是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行政性而非契约性。高校被纳入国家重点管理序列，同时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高校的职能实际上成为政府行政职能在高校的延伸。政府借助行政隶属关系以及对办学资源和人事的支配权实现对高校的管理。
我国之所以采用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不仅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且也是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公办高校的发展和调整，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指导和监督。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面临着艰巨的“赶超”任务。没有政府强有力政策的支撑和财政支持，只靠教育市场机制的自发性作用，高等教育难以得到持续高速的发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改变相对落后状态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也只会是一句空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迅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
多年实践证明，我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而且还有效地预防和克服了市场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完成和实现了市场调节难以做到的高等教育结构的重大调整任务。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高等教育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一方面，政府作为培育和调控市场的主体，可以引导高等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市场的运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的管理者，还可以运用法律来规范高等学校的行为，建立起具有权威性的教育运行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保证高等教育有稳定的发展秩序。
3. 实行国家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高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它担负着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重要任务，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对基础教育具有导向性功能，事关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全国统一考试招生为主、单独考试和免试入学为补充的高校招生制度体系，渐具自身独有的特点和优势。
实践证明，全国统一高考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公平合理的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得百姓认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高考是大学选拔人才基本、有效、可靠的主体形式，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舍此别无良策。高考的科学性在于既满足高校对人才选拔的需要，又在于根本上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同时，各级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和力量在统一时间实施高考，使考生在县域范围就能参加考试，确保所有考生平等、有序、有效地参与高考，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这是我国高考制度的一大优势。可以说高考制度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制度。
二、当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高等教育战略重点已转移到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办学水平上来。因此，建设科学、高效的现代大学制度对于实现高等教育战略重点转移、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1. 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制度。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上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关系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1998年实施了对国务院9个撤并部门所属165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1999年实施了对5个军工总公司59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2000年对49个中央部门所属258所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在整个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原属国务院部委管理的400余所高校多数改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管理。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地方高校为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教育格局，那么，地方政府就必须理所当然具有地方分级管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省级政府应拥有以下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权限：（1）贯彻执行和指导检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性高等教育政策；（2）根据本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调整高等教育的布局和结构；（3）根据地方的实际，依照国家的高校设置标准，设置、撤销和合并地方办的高等学校；（4）组织领导招生，指导毕业生就业；（5）审批地方高校的本、专科的专业和学位点，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6）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负责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预算的分配和决算的审核；（7）任免地方高校负责人，组织和指导地方高校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除此之外，省级政府还具有指导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组织本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检查与评估等权限和职能。
依法落实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发展上的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克服条块分割办学体制的弊端，协调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形成高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投入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投入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革，逐步形成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这种多元投入体制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但是，当前高校投入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高等教育投入缺乏刚性的制度安排。《高等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高校学费标准不得超过培养成本的25％，但另外75％如何解决，没有具体的规定。近年来，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但政府教育投入跟不上学校规模的扩张，为了抢抓发展机遇，学校负债较多。另外，高校收费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收费标准难以随着培养成本的上升适时调整。各级政府都鼓励大学要发展，却不愿提供足够的资金投入，也不让大学收取较能反映成本的学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一是提高教育经费的财政支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过去还是现在，国家财政拨款始终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经费来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应加大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因此，必须科学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以保证“三个增长”的实现。
二是确立合理的学费标准。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应参考多种因素，包括学校培养成本、政府拨款、居民收入、地区差别等。此外，学费水平还必须要考虑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且照顾到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均等，以保证广大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因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所消耗的资源不同、收益不同、课程成本不同，应允许学校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国家则规定学费的上限来对学费进行宏观调节。对师范、农业、林业、水利、地质等特殊专业，应采取政府补贴、低收费的方式鼓励学生报考。
三是运用市场机制筹措教育经费。通过引进社会投资、融资、教育彩票、教育国债等市场手段，集聚教育资金。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积极扩大民办高等教育规模，充分发挥民办教育机制吸收社会资金办学。
四是提高社会捐资收入。企业、个人、团体的捐资应是高校经费重要来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等学校获得的社会捐资差距不仅表现在捐资数量和规模上，而且表现在捐资形式单一、捐资范围狭窄、捐资工作非规范化、政府支持和引导政策的缺失上。因此，应考虑尽快制定《教育捐助法》，完善社会对高等教育捐资的法规与社会机制，在制度上保证捐资的可持续性，并将捐资的渠道和方法做到公开透明。从而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对高等学校的捐资，提高人民的捐资意识，形成社会广泛认可的高校捐资风气。
3. 科学评价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自扩大招生规模以来，社会舆论充满了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和批评。那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究竟应该以何种科学标准衡量人才培养质量？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取决于高等教育质量观。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多元化的质量观。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不只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变化，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以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在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由于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的多样化，形成了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观。
新时期，在评价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时，要特别强调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必须作为衡量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涵。要特别强调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大学生的共同愿望。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社会适应性强，也更受社会的欢迎。要特别强调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养成。一些毕业生眼高手低，缺乏爱岗敬业的精神，职业道德修养欠缺，用人部门不满意。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更加显现出迫切性。要注重培育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增强人文关怀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群体成为社会健康向上的积极力量。要特别强调各高校人才培养的特色。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人才培养应有不同的特色。在普遍重视培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诚信意识和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下，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更应重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般本科院校应该成为应用型人才的摇篮，高职高专院校应该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基地。
4. 进一步发挥教授及学术团体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教授参与学校管理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大学管理理念，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内部管理模式的共有特征，是高校民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就极力倡导“教授治校”。后来创建的牛津、剑桥大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德国柏林大学将其发扬光大，而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则赋予其新的内涵。在我国，推行“教授治校”贡献最大者当属蔡元培和梅贻琦两位校长。蔡元培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强调“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先后组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各学科层面上的教授会以及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的行政会议，从而使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开启了中国大学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先河。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从制度上建设并完善了教授治校的真正地位，强化了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会及校务会议的合法权力，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由此可见，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我国的著名高等学府中就已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
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实质就是体现民主管理。由于教授平时与一般教职员工及学生的联系更为紧密，有时他们了解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行政领导更多、更真实。他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与行政人员不完全一致，但却不乏新意与高度，可以给各级领导以启迪与思考。高校里的行政事务及相关管理工作都是为教学和学术发展服务的，是围绕教学和学术工作而展开的。教授作为各学科的学术权威，作为教师群体中的核心，其文化素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都相对较高。因此，鼓励和支持教授群体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有利于真正形成“做高深学问、育杰出人才、出突出成果”的氛围，有利于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新时期高校党委和行政的工作，克服高校行政化的倾向。
教授参与学校管理，不仅表现在以教授为主体的高级学术人员拥有学术事务的决策权，而且表现在有权参与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首先，高校应建立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赋予他们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学位标准、学术人员聘任与晋级等的学术评价权力以及事关学术发展的学术激励政策等的决策权，确保将教授群体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权力落到实处。高校的党政领导应积极支持学术委员会开展工作，把学术委员会的审议意见落实在日常办学中。与学术有关的其他办学事项的决策也应主动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针对高校中操作性很强的专业性决策问题，可以在学术委员会下建立若干如教学委员会、科研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咨询机构，并在各学院建立学科委员会。凡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事务决策必须先经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提出建议方案后，由学术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这样既突显学术委员会的权威，又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效能。其次，要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及校务委员会制度，强化教授群体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参与权，确保教授参与学校重大问题决策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审议和决定学校内部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学生的招收、教师的聘任和晋升以及行政人员的评价和选拔等问题，使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周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