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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事件之后,媒体和大V都在发声,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有激动的,也有平静的,说得都在理。
但我也看到有这样的声音,他们声称来自最基层,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比如——你以为那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他们的素质还达不到!
我也要谢谢这样的发声。这总比看了这四个孩子的事情之后,啥也不想就去打麻将要强。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像上面那样,充满了无奈、绝望,甚至是愤怒。
我的婆家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留守儿童村落。10年前的春节,我第一次回去,当我连滚带爬地从火车上挤下来,双脚踏上那片以打工大市闻名的土地,我正要抱怨火车太挤、人口真多,却立刻被火车站千千万万全都背着比自己还高还大的行李的还乡者,裹挟着淹没了。
背包勒得他们只能弓着身体,偶尔抬头看路或者找人,那眼睛也勒得越发地鼓,眼睑都好像在漏气。那无数个这样姿势、这样眼睛的人脸组合起来,就是一副令人慨叹、惊讶的中国面孔。
我被这个场景震得一步也迈不动,社会学课本上那些有关二元城乡制的文字突然有了令我战栗的生动。
我和他们又一起上了一辆破旧不堪随意加价的汽车,一起蹚过被泥水淹过脚踝的路进入村庄。我看见他们一年未见的孩子,飞将上来扒下他们的背包,当街就打开翻出礼物,5分钟之内就摔碎折坏。爹娘用最粗的话骂着孩子。
10年前的打工村庄,就是这样。他们生生生,一直生到有儿子为止;他们到处喊“读书无用”,让孩子早早辍学和他们一起栽种到流水线上;他们久不见孩子,忍上两天之后,还是非打即骂。
那时或许是因为年轻,我们可以打着幼稚的头衔,在酒桌上从亲戚邻居开始讲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劝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劝他们能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不奢望他们能听进去,听到就好。后来有了“最家长”,就把杂志寄给他们,虽然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还是希望尽一份公民责任。
隔几年回去一次,发现其实,每次都有改变。先是有几位乡亲着急地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长期离家,漂亮女儿跟着混混早恋,鲜花妥妥地插在了牛粪上;本指望光宗耀祖的儿子,十五六岁就“喜当爹”。然后,改变更大,很多人板结的思想开始松动,连女孩都可以去读大学而不是打工供弟弟上大学;后来他们削尖脑袋到县城里买房子,让孩子去城里上学;再后来的现在,80后90后做了父亲母亲,虽然他们大部分还在打工,他们的老子还让他们生生生,但他们已经撂挑子不接这个“活”了,他们觉得生一个孩子,好好教育就可以了。
乡村的确在改变着,并且,改变了。不知道是“谁”起了作用,但我想,每个沉痛事件背后,你的声音,我的声音,你的行动,我的行动,都不会白做。
去年回乡,没有人再跟我们比谁挣钱多,乡亲们排着队,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亲戚的孩子,来让我们辅导功课,来让孩子们跟我们“接触接触”。甚至大家聚在一起,谈“未来社会到底是啥样,该怎么养自己的孩子”,虽然说到激动处,他们仍会气发丹田,往地上狠狠地啐上一口浓痰。
希望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贵州毕节的四个孩子小小的坟头上,总会长出青青弱弱的草来。但我们要十分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身体里令他们死亡的剧毒农药,如果我们以冷漠,以绝望,总有一天,会流淌到我们的身上。
但我也看到有这样的声音,他们声称来自最基层,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比如——你以为那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会按照你说的去做?他们的素质还达不到!
我也要谢谢这样的发声。这总比看了这四个孩子的事情之后,啥也不想就去打麻将要强。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像上面那样,充满了无奈、绝望,甚至是愤怒。
我的婆家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留守儿童村落。10年前的春节,我第一次回去,当我连滚带爬地从火车上挤下来,双脚踏上那片以打工大市闻名的土地,我正要抱怨火车太挤、人口真多,却立刻被火车站千千万万全都背着比自己还高还大的行李的还乡者,裹挟着淹没了。
背包勒得他们只能弓着身体,偶尔抬头看路或者找人,那眼睛也勒得越发地鼓,眼睑都好像在漏气。那无数个这样姿势、这样眼睛的人脸组合起来,就是一副令人慨叹、惊讶的中国面孔。
我被这个场景震得一步也迈不动,社会学课本上那些有关二元城乡制的文字突然有了令我战栗的生动。
我和他们又一起上了一辆破旧不堪随意加价的汽车,一起蹚过被泥水淹过脚踝的路进入村庄。我看见他们一年未见的孩子,飞将上来扒下他们的背包,当街就打开翻出礼物,5分钟之内就摔碎折坏。爹娘用最粗的话骂着孩子。
10年前的打工村庄,就是这样。他们生生生,一直生到有儿子为止;他们到处喊“读书无用”,让孩子早早辍学和他们一起栽种到流水线上;他们久不见孩子,忍上两天之后,还是非打即骂。
那时或许是因为年轻,我们可以打着幼稚的头衔,在酒桌上从亲戚邻居开始讲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劝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劝他们能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不奢望他们能听进去,听到就好。后来有了“最家长”,就把杂志寄给他们,虽然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还是希望尽一份公民责任。
隔几年回去一次,发现其实,每次都有改变。先是有几位乡亲着急地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长期离家,漂亮女儿跟着混混早恋,鲜花妥妥地插在了牛粪上;本指望光宗耀祖的儿子,十五六岁就“喜当爹”。然后,改变更大,很多人板结的思想开始松动,连女孩都可以去读大学而不是打工供弟弟上大学;后来他们削尖脑袋到县城里买房子,让孩子去城里上学;再后来的现在,80后90后做了父亲母亲,虽然他们大部分还在打工,他们的老子还让他们生生生,但他们已经撂挑子不接这个“活”了,他们觉得生一个孩子,好好教育就可以了。
乡村的确在改变着,并且,改变了。不知道是“谁”起了作用,但我想,每个沉痛事件背后,你的声音,我的声音,你的行动,我的行动,都不会白做。
去年回乡,没有人再跟我们比谁挣钱多,乡亲们排着队,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亲戚的孩子,来让我们辅导功课,来让孩子们跟我们“接触接触”。甚至大家聚在一起,谈“未来社会到底是啥样,该怎么养自己的孩子”,虽然说到激动处,他们仍会气发丹田,往地上狠狠地啐上一口浓痰。
希望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贵州毕节的四个孩子小小的坟头上,总会长出青青弱弱的草来。但我们要十分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身体里令他们死亡的剧毒农药,如果我们以冷漠,以绝望,总有一天,会流淌到我们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