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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一路不断奋斗登上皇权地位最高峰的第一人。作为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草根皇帝，为了大明王朝的延续，他很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不仅自己撰写史书，也注重言传身教。但是纵观整个靖难之役事件和朱允炆、朱棣的对比，大概也很难硬性的评一个对错，但是延续了二三百年的明朝也许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关键词】：朱元璋;教育;靖难之役;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被称为是一个草根皇帝，建立了我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明朝。朱元璋本身没读过什么书，但他很重视皇子的教育，不管是言传身教还是编写各种各样的史书，力度大，范围广。本文拟就靖难之役来浅析朱元璋教育的成败。
一、朱元璋的教育
重视教师。朱元璋在辅教太子和诸王的问题上，把慎选师傅放在第一位，《明史·宋濂传》称洪武初，帝“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1]卷128。太子朱标的师傅就是宋濂。朱元璋认为儒家经典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他以身作则，十分赞同老师对诸王严加管教。
编写史书。朱元璋在位期间编写了大量的史书，根据学者统计大约有二百多部， “成于洪武、永乐两朝者超过半数，洪武一朝又几于两倍永乐”[2]。至正年间，朱元璋命人编写《公子书》， “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1]卷21。该书从洪武二年（1369年）起用时六年、七易其稿才完成。朱元璋还亲自为该书作序：“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凡七謄錄稿。”可见其认真郑重的程度，洪武六年（1373）命大臣“可劝诫者”编为一书，并亲自命名为《昭鉴录》[3]卷80，又如洪武十三年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赐名曰《臣鉴录》”[3]卷132。这是朱元璋编史中的目的，即劝诫、警示，以此来达到其教育子孙后代的目的。
联系现实。吴元年（1367）朱元璋命朱标省临濠墓，“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 [1]卷115。这说明朱元璋还是很重视对子孙的实际能力的培养的。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带了年仅十三岁的世子朱标一起去集庆圜丘祭天地。他对朱标说：农民一生 “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户，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3]卷27。这是在告诫后代子孙，要懂得民间的疾苦，并告诫后代不可得意忘形，要懂得居安思危。
二、朱棣、朱允炆叔侄
待人处事。建文帝“颖慧好学，性至孝”，“天资仁厚”[1]卷4，“性聪颖，善读书，然仁柔少断”[4]卷16。相比较叔叔朱棣来讲，朱允炆算得上是在温室中长大的，与书为伴，与文人儒士交好，性格温厚淳朴，生活波澜不惊，也就是缺少一份上进的野心。
建文三年（1401）朱棣到京师进行朝拜， “行皇道入，登陛不拜”[3]卷16，监察御史曾风就曾上折子弹劾朱棣，但是建文帝说：“至亲勿问”。这就是朱棣的和朱允炆最大的不同，前者激进、无视规则，后者保守、懦弱。在战争时期，建文帝还力求“毋负朕有杀叔之名”[3]卷16。即使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他还是抱有妇人之心，与建文帝的举棋不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也是由于他的懦弱性格决定的。两军对垒，前怕狼后怕虎，这是自古兵家之大忌。
朱棣接受的是完全的封建正统教育。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受封燕王，他早年曾居凤阳，对当地军、民情也颇有所知晓。洪武十三年朱棣正式就藩于北平，两次率师北征以及多次受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使朱棣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铸就了他的胆识和野心，加强了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其至北平者皆听燕王调用，燕王自此益强”[3]卷13。而朱棣本人更是“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先帝”[1]卷141，虚心求教，军纪严明，赏罚得当。战场上也常常“亲战阵，冒矢石，身先士卒”[1]卷5。
用人谋略。纵观建文一朝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朱允炆在位期间内无出谋划策之人，外无能征善战之将，“元功诸将相继尽矣”+。“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1]卷139。“当年随着朱元璋打天下的、能征善战的元勋将领已经被杀的差不多了，幸存者寥若晨星”+，所以从战争一开始建文帝可用的人才就不多，老将如耿炳文、魏国公徐辉祖，其他的年轻将领，有建文帝表兄弟李景隆、张信、顾成，以及朝廷内部与朱棣相勾结的徐增寿、王宁等，原本就不稳固的朝廷也因此更加风雨飘摇了。但就是这样的局面下，建文帝对耿炳文、徐辉祖等人也不甚信任，甚至还让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为大将军。
三、教育的成败启示
明初，朱元璋规定皇储：“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古通今，识达机宜”[6]p169。其实这种教育机制在最开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错就错在朱元璋在后来走上了极端，对皇储的教育产生了偏差，他觉得“蓄养德行，博古通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这种错误的认识直接导致了朱元璋教育的歧途并越走越远，于是以德行和学习经史知识来代替治国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出现了，他认为：“己德即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以德进业，则天下未有不治”。
但是真正对皇储进行教育的人都是儒者文人，齐泰、黄子澄等人也不例外，一群只会说教的人又能把朱允炆给调教的多么优秀呢？此外，建文帝登基时的大明王朝并不像朱元璋所说的那样“你可以做太平皇帝了”，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北方依然不稳定，元顺帝遁走北漠，在内地尚有遗留下来的两支军事力量，一是云南的梁王，一是东北的纳哈出，这两股势力各据一方，蠢蠢欲动，是新王朝的心腹大患，以至于朱元璋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慢慢平定。但是直到朱元璋去世北方仍旧有蒙古人蠢蠢欲动。
朱元璋为了确保朱家王朝的延续，从洪武三年就开始把他二十多个儿子和孙子分封到各地，要他们“夹辅皇室”[3]卷14，在军事权力上对诸王的限制并不强，甚至还有所增加。诸王不但享有军事统帅权，而且还有指挥权，《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又得王令，方许发兵。”。在权利和欲望的指使下，国家的守望者变成了皇权的挑战者。几十年的发展使得藩王的势力尾大不掉，最后只得是“削亦反，不削亦反”。时势使然，靖难之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概很难对朱元璋的教育定一个明确的对错，从整个明朝的发展轨迹来讲明朝的皇子大多庸庸无为，没什么大的功绩，有的皇帝甚至直到几十岁都没有读过几天书。单就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看，朱棣的成功也许是明朝教育的另一种的“成功”吧。
参考文献：
[1]（明）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2]顾颉刚：《明代敕撰书专序》，《明代敕撰书专考》卷首，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版.
[3]《明实录》（太祖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娄曾泉，颜章炮.明朝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6]（明）焦竑.国朝献徵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关键词】：朱元璋;教育;靖难之役;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被称为是一个草根皇帝，建立了我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明朝。朱元璋本身没读过什么书，但他很重视皇子的教育，不管是言传身教还是编写各种各样的史书，力度大，范围广。本文拟就靖难之役来浅析朱元璋教育的成败。
一、朱元璋的教育
重视教师。朱元璋在辅教太子和诸王的问题上，把慎选师傅放在第一位，《明史·宋濂传》称洪武初，帝“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1]卷128。太子朱标的师傅就是宋濂。朱元璋认为儒家经典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他以身作则，十分赞同老师对诸王严加管教。
编写史书。朱元璋在位期间编写了大量的史书，根据学者统计大约有二百多部， “成于洪武、永乐两朝者超过半数，洪武一朝又几于两倍永乐”[2]。至正年间，朱元璋命人编写《公子书》， “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1]卷21。该书从洪武二年（1369年）起用时六年、七易其稿才完成。朱元璋还亲自为该书作序：“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凡七謄錄稿。”可见其认真郑重的程度，洪武六年（1373）命大臣“可劝诫者”编为一书，并亲自命名为《昭鉴录》[3]卷80，又如洪武十三年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赐名曰《臣鉴录》”[3]卷132。这是朱元璋编史中的目的，即劝诫、警示，以此来达到其教育子孙后代的目的。
联系现实。吴元年（1367）朱元璋命朱标省临濠墓，“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 [1]卷115。这说明朱元璋还是很重视对子孙的实际能力的培养的。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带了年仅十三岁的世子朱标一起去集庆圜丘祭天地。他对朱标说：农民一生 “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户，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3]卷27。这是在告诫后代子孙，要懂得民间的疾苦，并告诫后代不可得意忘形，要懂得居安思危。
二、朱棣、朱允炆叔侄
待人处事。建文帝“颖慧好学，性至孝”，“天资仁厚”[1]卷4，“性聪颖，善读书，然仁柔少断”[4]卷16。相比较叔叔朱棣来讲，朱允炆算得上是在温室中长大的，与书为伴，与文人儒士交好，性格温厚淳朴，生活波澜不惊，也就是缺少一份上进的野心。
建文三年（1401）朱棣到京师进行朝拜， “行皇道入，登陛不拜”[3]卷16，监察御史曾风就曾上折子弹劾朱棣，但是建文帝说：“至亲勿问”。这就是朱棣的和朱允炆最大的不同，前者激进、无视规则，后者保守、懦弱。在战争时期，建文帝还力求“毋负朕有杀叔之名”[3]卷16。即使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他还是抱有妇人之心，与建文帝的举棋不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也是由于他的懦弱性格决定的。两军对垒，前怕狼后怕虎，这是自古兵家之大忌。
朱棣接受的是完全的封建正统教育。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受封燕王，他早年曾居凤阳，对当地军、民情也颇有所知晓。洪武十三年朱棣正式就藩于北平，两次率师北征以及多次受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使朱棣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铸就了他的胆识和野心，加强了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其至北平者皆听燕王调用，燕王自此益强”[3]卷13。而朱棣本人更是“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先帝”[1]卷141，虚心求教，军纪严明，赏罚得当。战场上也常常“亲战阵，冒矢石，身先士卒”[1]卷5。
用人谋略。纵观建文一朝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朱允炆在位期间内无出谋划策之人，外无能征善战之将，“元功诸将相继尽矣”+。“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1]卷139。“当年随着朱元璋打天下的、能征善战的元勋将领已经被杀的差不多了，幸存者寥若晨星”+，所以从战争一开始建文帝可用的人才就不多，老将如耿炳文、魏国公徐辉祖，其他的年轻将领，有建文帝表兄弟李景隆、张信、顾成，以及朝廷内部与朱棣相勾结的徐增寿、王宁等，原本就不稳固的朝廷也因此更加风雨飘摇了。但就是这样的局面下，建文帝对耿炳文、徐辉祖等人也不甚信任，甚至还让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为大将军。
三、教育的成败启示
明初，朱元璋规定皇储：“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古通今，识达机宜”[6]p169。其实这种教育机制在最开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错就错在朱元璋在后来走上了极端，对皇储的教育产生了偏差，他觉得“蓄养德行，博古通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这种错误的认识直接导致了朱元璋教育的歧途并越走越远，于是以德行和学习经史知识来代替治国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出现了，他认为：“己德即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以德进业，则天下未有不治”。
但是真正对皇储进行教育的人都是儒者文人，齐泰、黄子澄等人也不例外，一群只会说教的人又能把朱允炆给调教的多么优秀呢？此外，建文帝登基时的大明王朝并不像朱元璋所说的那样“你可以做太平皇帝了”，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北方依然不稳定，元顺帝遁走北漠，在内地尚有遗留下来的两支军事力量，一是云南的梁王，一是东北的纳哈出，这两股势力各据一方，蠢蠢欲动，是新王朝的心腹大患，以至于朱元璋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慢慢平定。但是直到朱元璋去世北方仍旧有蒙古人蠢蠢欲动。
朱元璋为了确保朱家王朝的延续，从洪武三年就开始把他二十多个儿子和孙子分封到各地，要他们“夹辅皇室”[3]卷14，在军事权力上对诸王的限制并不强，甚至还有所增加。诸王不但享有军事统帅权，而且还有指挥权，《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又得王令，方许发兵。”。在权利和欲望的指使下，国家的守望者变成了皇权的挑战者。几十年的发展使得藩王的势力尾大不掉，最后只得是“削亦反，不削亦反”。时势使然，靖难之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概很难对朱元璋的教育定一个明确的对错，从整个明朝的发展轨迹来讲明朝的皇子大多庸庸无为，没什么大的功绩，有的皇帝甚至直到几十岁都没有读过几天书。单就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看，朱棣的成功也许是明朝教育的另一种的“成功”吧。
参考文献：
[1]（明）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2]顾颉刚：《明代敕撰书专序》，《明代敕撰书专考》卷首，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版.
[3]《明实录》（太祖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娄曾泉，颜章炮.明朝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6]（明）焦竑.国朝献徵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