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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历史谜题。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阐述的核心观点以及所开辟的研究路径，早已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从文化（宗教）角度理解和阐释经济与政治现象的重要的早期渊源，并将人们引向有关文化与经济和政治间关系的更为丰富的思考。
发现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神秘力量：为什么是在西方世界？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一直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是在西方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吸引很多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马克斯·韦伯的分析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他要证明某些因素并非只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因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独特因素；另一方面，则要全面分析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诸多因素。其分析逻辑是，在排除并非仅在西方世界发挥作用的因素的过程中识别真正发挥作用的独特因素，以及在呈现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全景中理解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独特因素。
马克斯·韦伯在解释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是在西方发展起来这一现象时，特别分析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作用，但仍坚持“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P15）。此外，他也看到了技术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技术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独特因素。
在社会维度上，西方社会结构的特性也有利于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离不开生产的技术手段，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正式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也是必不可少的。韦伯认为，尽管没有这个前提，仍然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P14）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是“西方经济生活的支柱”。在他的分析中，行政人员是作为这样一种人群类型存在的。这种类型从前只是被人偶然地设想过，但却远远不会想到这类人对于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当然，行政人员，即使是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乃是绝大多数不同社会中久已有之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整个存在，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上”（ P7）。因此，“我们的个人主义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具有一些为我们的经济秩序所独有的组织形式和总体结构形式。在这种体制下，资本主义精神是可以理解为纯粹的适应的结果”（P52）。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逻辑，马克斯·韦伯发现了“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指出这些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P15—P16）值得注意的是，韦伯不仅发现了文化的作用，他同样强调文化发生作用的制度条件。
依据今天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斯·韦伯的分析在方法上受到了诸多质疑，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以一种谦虚的方式”揭示了“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的”（P67），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形成，并以此开辟了经济伦理研究的新领域。
作为描述概念和分析概念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来源问题并非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首要动力，而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更为关键。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是解读马克斯·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一把钥匙。那么，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解释，“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就其内容而言则指一种因其独一无二的独特性才具有意义的现象。其中，他把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前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独特的精神气质。“获利的本能”或“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P8）在这一点上，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些流行认识与此大相径庭。
在这里，马克斯·韦伯不仅把社会形态大体区分为“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段，还把是否具有“理性”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标准。在他的观念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在马克斯·韦伯的分析中，资本主义是被置于与前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加以理解和认识的。与前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精神需要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的意义上加以表达和理解。這种确定生活准则的伦理要求、伦理认可，实际上就是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中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部分。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状况截然相反，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截然相反，与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的传统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就”（P56）。 在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历史现象时，马克斯·韦伯发现了“我们所感兴趣的”“一种奇特的伦理”和“一种精神气质”：“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在经济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这看似极其非理性的观点却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P33—36）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为人们获利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基础，以及一个道德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还从劳动者、企业家及劳动的组织方式等三个方面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进行了分析。就资本主义而言，其在领导者、企业家以及劳动的组织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特点。对劳动者而言，“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是最为重要的品质；作为企业家，可以适度自我控制的“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确定不移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干”，以及“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P49—P50）等品质至为可贵；在劳动的组织方式上，“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劳动”，而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把事务（劳务）与家庭（家务）分离开来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资本主义精神”既是一个重要的描述概念，同时又获得了重要的分析效用，被马克斯·韦伯用以概括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特征并解释其产生的动力。马克斯·韦伯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考察在这一过程中，新教伦理是如何对一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经济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观念纽带
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同时也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具特色的因素之一。某种程度上，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特质。这种理性思想从哪里来，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精神至关重要。“要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因为关于一种职业以及在这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新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职业”观念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展开其理性渊源探索的重要起点，马克斯·韦伯正是从分析这一概念入手建立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职业”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全新观念。在他看来。“职业”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观念，它的出现是宗教改革的结果（P58）。但问题是，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而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却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于是，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否对信仰新教的人群产生影响，就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将这一问题表述为“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P68）。
实际上，即使是对于新教徒而言，职业、天职至少含有一个不会被人误解的宗教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职业观念中包含了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性评价，这种肯定性评价的某些暗示早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存在。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发展了这一思想，从而使这一概念“至少有一点无疑是新的：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而“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马丁·路德通过宗教改革在世俗责任与宗教义务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马克斯·韦伯所要论证的则是，“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P141）。这一观点通常被表述为，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作为所有新教教派核心教理的“天职观”或职业观念，不仅有以劳动作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即“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而且有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主张以劳动分工的成效来洞悉上帝如此安排的目的”，“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还有以恪尽天职为目标取向的财富观——“一切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这种观念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根基，还创造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生存的巨大精神动力，而作为传统宗教的禁欲主义，也被重新建构为既保持原有宗教文化传统又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内容的世俗禁欲主义观念。正是新教伦理的尽天职、勤奋、守信、克制、节欲的精神，对人们的观念、信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種奋发向上、追求业绩的文化氛围，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全面发展。
可以说，作为所有新教教派核心教理的“天职观”，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篇，马克斯·韦伯特别集中分析了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通过对生活神圣化的过程、理性的经济伦理的发展、依据法规进行的正当行为、将禁欲主义美德渗入职业生涯等方面的考察，发现了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为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 新教禁欲主义与理性及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斯·韦伯理论命题的核心。在韦伯看来：“禁欲主义在其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P90） “良知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这个特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最重要的意义”（P117）。马克斯·韦伯认为，“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不仅如此，禁欲主义的节俭还将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
于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几乎各个教派的禁欲主义文献都充斥着“为了信仰而劳动”的观念，从而必然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因此，“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时，它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P142）。
失控的资本主义与恒久的经济伦理观
随着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获得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且不断增长、不屈不挠，马克斯·韦伯有些悲观地感慨：“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马克斯·韦伯的忧虑终于不幸成为现实。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繁多，其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始终是顯著的。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提示人们，经济发展与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社会心理、民族精神气质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非经济因素也可能扮演由纯粹经济因素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种独特的经济伦理学（Economic Ethics）视角对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所产生的启示作用也将是长久的。
马克斯·韦伯完成了有关宗教改革所引发的现代早期欧洲人在劳动态度、财富观念、时间概念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开创性研究，突出了“短时段”历史变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依然引人入胜，并显现出持久的学术魅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发现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神秘力量：为什么是在西方世界？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一直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主题。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是在西方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吸引很多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马克斯·韦伯的分析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他要证明某些因素并非只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因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独特因素；另一方面，则要全面分析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诸多因素。其分析逻辑是，在排除并非仅在西方世界发挥作用的因素的过程中识别真正发挥作用的独特因素，以及在呈现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全景中理解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独特因素。
马克斯·韦伯在解释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是在西方发展起来这一现象时，特别分析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作用，但仍坚持“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P15）。此外，他也看到了技术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技术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独特因素。
在社会维度上，西方社会结构的特性也有利于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离不开生产的技术手段，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正式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也是必不可少的。韦伯认为，尽管没有这个前提，仍然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P14）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是“西方经济生活的支柱”。在他的分析中，行政人员是作为这样一种人群类型存在的。这种类型从前只是被人偶然地设想过，但却远远不会想到这类人对于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当然，行政人员，即使是专业化的行政人员，乃是绝大多数不同社会中久已有之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整个存在，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依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上”（ P7）。因此，“我们的个人主义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具有一些为我们的经济秩序所独有的组织形式和总体结构形式。在这种体制下，资本主义精神是可以理解为纯粹的适应的结果”（P52）。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逻辑，马克斯·韦伯发现了“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指出这些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P15—P16）值得注意的是，韦伯不仅发现了文化的作用，他同样强调文化发生作用的制度条件。
依据今天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斯·韦伯的分析在方法上受到了诸多质疑，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以一种谦虚的方式”揭示了“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的”（P67），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形成，并以此开辟了经济伦理研究的新领域。
作为描述概念和分析概念的资本主义精神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来源问题并非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首要动力，而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更为关键。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是解读马克斯·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一把钥匙。那么，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精神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解释，“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就其内容而言则指一种因其独一无二的独特性才具有意义的现象。其中，他把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前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独特的精神气质。“获利的本能”或“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P8）在这一点上，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些流行认识与此大相径庭。
在这里，马克斯·韦伯不仅把社会形态大体区分为“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段，还把是否具有“理性”特征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标准。在他的观念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近代理性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在马克斯·韦伯的分析中，资本主义是被置于与前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加以理解和认识的。与前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精神需要在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的意义上加以表达和理解。這种确定生活准则的伦理要求、伦理认可，实际上就是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中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部分。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状况截然相反，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截然相反，与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的传统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就”（P56）。 在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历史现象时，马克斯·韦伯发现了“我们所感兴趣的”“一种奇特的伦理”和“一种精神气质”：“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在经济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这看似极其非理性的观点却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P33—36）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为人们获利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基础，以及一个道德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还从劳动者、企业家及劳动的组织方式等三个方面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进行了分析。就资本主义而言，其在领导者、企业家以及劳动的组织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特点。对劳动者而言，“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是最为重要的品质；作为企业家，可以适度自我控制的“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确定不移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干”，以及“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P49—P50）等品质至为可贵；在劳动的组织方式上，“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劳动”，而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组织方式、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把事务（劳务）与家庭（家务）分离开来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资本主义精神”既是一个重要的描述概念，同时又获得了重要的分析效用，被马克斯·韦伯用以概括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特征并解释其产生的动力。马克斯·韦伯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考察在这一过程中，新教伦理是如何对一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经济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观念纽带
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同时也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具特色的因素之一。某种程度上，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特质。这种理性思想从哪里来，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精神至关重要。“要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因为关于一种职业以及在这职业中献身于劳动的观念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新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职业”观念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展开其理性渊源探索的重要起点，马克斯·韦伯正是从分析这一概念入手建立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职业”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全新观念。在他看来。“职业”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观念，它的出现是宗教改革的结果（P58）。但问题是，路德的职业观念依旧是传统主义的，而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却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于是，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否对信仰新教的人群产生影响，就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将这一问题表述为“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P68）。
实际上，即使是对于新教徒而言，职业、天职至少含有一个不会被人误解的宗教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职业观念中包含了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性评价，这种肯定性评价的某些暗示早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存在。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发展了这一思想，从而使这一概念“至少有一点无疑是新的：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而“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马丁·路德通过宗教改革在世俗责任与宗教义务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马克斯·韦伯所要论证的则是，“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P141）。这一观点通常被表述为，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作为所有新教教派核心教理的“天职观”或职业观念，不仅有以劳动作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即“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而且有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主张以劳动分工的成效来洞悉上帝如此安排的目的”，“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还有以恪尽天职为目标取向的财富观——“一切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这种观念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根基，还创造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生存的巨大精神动力，而作为传统宗教的禁欲主义，也被重新建构为既保持原有宗教文化传统又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内容的世俗禁欲主义观念。正是新教伦理的尽天职、勤奋、守信、克制、节欲的精神，对人们的观念、信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種奋发向上、追求业绩的文化氛围，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全面发展。
可以说，作为所有新教教派核心教理的“天职观”，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篇，马克斯·韦伯特别集中分析了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通过对生活神圣化的过程、理性的经济伦理的发展、依据法规进行的正当行为、将禁欲主义美德渗入职业生涯等方面的考察，发现了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为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 新教禁欲主义与理性及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斯·韦伯理论命题的核心。在韦伯看来：“禁欲主义在其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P90） “良知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这个特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最重要的意义”（P117）。马克斯·韦伯认为，“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不仅如此，禁欲主义的节俭还将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
于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几乎各个教派的禁欲主义文献都充斥着“为了信仰而劳动”的观念，从而必然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因此，“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时，它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P142）。
失控的资本主义与恒久的经济伦理观
随着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获得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且不断增长、不屈不挠，马克斯·韦伯有些悲观地感慨：“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马克斯·韦伯的忧虑终于不幸成为现实。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繁多，其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始终是顯著的。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提示人们，经济发展与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社会心理、民族精神气质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些非经济因素也可能扮演由纯粹经济因素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种独特的经济伦理学（Economic Ethics）视角对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所产生的启示作用也将是长久的。
马克斯·韦伯完成了有关宗教改革所引发的现代早期欧洲人在劳动态度、财富观念、时间概念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开创性研究，突出了“短时段”历史变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依然引人入胜，并显现出持久的学术魅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