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熙七岁发蒙读私塾。正逢辛亥之变，时读时辍，这种“土”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会在家塾混了整整10年，在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作家群里，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作者注）
　　这个时候，安县不是没有新学。1901年清政府迫于大势，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当时的安县知事余慎便奉命集资开办了县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北门外，即今安县中学的前身。
　　朝熙出生那年，县里又设了培英女子小学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洋”学堂相抗衡。直到1950年秋天，在安县的南丰、桑枣、清泉等乡仍有私塾存在，其生命力和那个报时的钟一样古老、长久。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书香门第的香火，在她看来，读私塾才是“正途”，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也学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这比鲁迅幼年到三味书屋读“散馆”（塾师在自己家或租屋设馆），要“阔气”一些了。家塾先是为哥哥设的。塾师姓王，乐兴乡人，年近花甲，无功名，但很诚朴。家里担负他的膳宿和“修金”，也有本家和外族子弟前来附馆随读的。这位王先生懂得外科医术，教书之余也义务为人治病。朝熙这时没有上学，他经常站在塾房外面，听里面传来嗡嗡的读书声，觑个缝隙好把大孩子引出来玩耍，或者扔个石子进去跟塾师捣乱。
　　1911年春季的一日，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这天母亲领着穿了新衣的他来到馆房，屋子里焚燃着香烛，显得烟气迷蒙。按照大人的指点胡乱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向老师行跪拜礼。孙先生收下母亲红封的“贽敬”，把朝熙带着的《三字经》翻到后页，把最后的八句“幼儿学，壮子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用朱笔圈出，教他读了三遍。然后让他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了“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给我发蒙的是孙永宜老师。他在县里的小学教书，带便教哥哥与我。他是桑枣人，后因家里人手不够，回家教书，受到学历高的或社会关系多的教师的排挤，一气之下，改行种了庄稼。我曾经在街上看到他在卖菜。他的志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沙汀1986年11月21日讲，作者注）
　　孙永宜给他最早上了人世不平的一课之后，母亲又聘了蒋品珊先生来坐馆。这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蒋教的时间较长，他也是桑枣人，前清秀才，字写得很好。学生在下边读书，他便一人正襟危坐地在那里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那么大。一天下来要在草纸上写许多的核桃字。蒋先生算得是一位书法家，安县公园原先有个“天星楼”，三个大字的匾就是他写的。朝熙后来喜爱练字，与他的启发也有关。
　　一次，朝熙把识字的课本用“烂”了，恰好少了几行注释。蒋先生本想找人替他补上，他突然提出要自己动手试试。这很出老师的意外。因为私塾最初的功课是读杂书（与经书相对而言，如《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增广》）及习字，在塾的时间早、午、晚共计八小时以上，是很苦的。朝熙得到母亲的娇惯——偏偏精明强干的人往往对幼子格外慈软——经常逃学，或者缠住母亲去朝山进香，读的是“耍耍书”。老师也没有办法。
　　现在听了朝熙的话，不大相信，便说：“你能补吗？好，如你能补上，我准放你半天假！”
　　这书的破损程度，如果是别人来补，两三个小时也就完了。他当天没有补完。一个贪玩孩子身上蕴藏的独立的个性，不认输的意志，这时充分显露，他居然耐心地补下来，次日又补了一上午才完毕。蒋先生看他在桌面上整整趴了一天多，着实夸奖了一番，果然放了他半天假。
　　蒋先生之后，家里又设了一堂私塾，聘来的老师是本城的于瑞五。较年轻些，也是秀才，名士派头，很洒脱。于先生住在小北街冯官府小院（后来是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地方对童年的他充满了神奇。因为那里住了一位被人呼为“冯官府”的刽子手，北方汉子，鼓鼓眼，块头极大，站着像座铁塔，透着森森寒气。据说每逢他那把马刀半夜在刀鞘里发出响动，上下地跳，不出两天，准会有人犯人头落地。而且他砍头的本事十分高强，只要人犯的家属送他一笔“背手”（又叫“袖里财”，指暗地赠送），人头便不会与躯干全部分离，能落个“全尸”。但是同样住在冯官府的于瑞五却一点不使人害怕。他性情开朗，不像以前的先生那样严谨。兴致来了的时候，会放下正在教读的书，给学生们讲起《聊斋》里的狐鬼故事。这是朝熙第一次知道这本古典文学名著。于先生还选了《幼学琼林》来教。这本书用骈文写成，却夹杂了许多历史典故。老师一讲起这些典故，学生们就听迷了，老老实实坐着不动。这位老师去世很早。
　　（但他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人之一！《聊斋》自然有传奇性，笔记体小说讲究文字简约。对于女性，你学会尊重，可没学会描写她们，作者注）
　　与朝熙同塾读书的伙伴主要是谢氏兄弟与刘氏兄弟。谢家与郑慕周通好，谢的两个儿子谢荣华、谢荣贵与朝熙共读的时间最长。谢荣贵后来在投考“黄埔”的路上病死，谢荣华与他有更长久的交往。刘氏是在城里开“青云堂”药铺的，刘佑炳、刘佑昭两兄弟里，后来佑昭进了“黄埔”。这充满草药的异香味和排列着一格一格药柜的“青云堂”，是朝熙少年时很感神秘的地方。
　　到1915年为止，朝熙的家塾生活的前期，便平静度过。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只是故乡的儿子。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他是异常早地体验到世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无疑造成他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文化性格。1917年春发生的郑慕周刺杀陈红苕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他的家庭，使小小的杨朝熙如此深入地卷进故乡近代演进的历史漩涡中去。
　　
　　名家档案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杨子青。生于四川安县。7岁开蒙读私塾。少年时期经常出入于四川西北的城镇乡间，谙熟地方军阀和豪绅们的腐败情形。17岁进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受五四新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毕业后曾赴南京、北京，求学不成返回四川。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他隐蔽一段时间后，1929年流亡到上海，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汤道耕）相遇，共同走上文学道路。193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后，曾与艾芜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求教小说的题材问题。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随即加入“左联”，成为“左翼文学新人”之一。以后陆续发表《丁跛公》《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作品，着力表现真正熟知的四川农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