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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熙七岁发蒙读私塾。正逢辛亥之变,时读时辍,这种“土”的教育一直维持到他的青年时代。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会在家塾混了整整10年,在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作家群里,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作者注)
这个时候,安县不是没有新学。1901年清政府迫于大势,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当时的安县知事余慎便奉命集资开办了县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北门外,即今安县中学的前身。
朝熙出生那年,县里又设了培英女子小学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洋”学堂相抗衡。直到1950年秋天,在安县的南丰、桑枣、清泉等乡仍有私塾存在,其生命力和那个报时的钟一样古老、长久。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书香门第的香火,在她看来,读私塾才是“正途”,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也学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这比鲁迅幼年到三味书屋读“散馆”(塾师在自己家或租屋设馆),要“阔气”一些了。家塾先是为哥哥设的。塾师姓王,乐兴乡人,年近花甲,无功名,但很诚朴。家里担负他的膳宿和“修金”,也有本家和外族子弟前来附馆随读的。这位王先生懂得外科医术,教书之余也义务为人治病。朝熙这时没有上学,他经常站在塾房外面,听里面传来嗡嗡的读书声,觑个缝隙好把大孩子引出来玩耍,或者扔个石子进去跟塾师捣乱。
1911年春季的一日,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这天母亲领着穿了新衣的他来到馆房,屋子里焚燃着香烛,显得烟气迷蒙。按照大人的指点胡乱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向老师行跪拜礼。孙先生收下母亲红封的“贽敬”,把朝熙带着的《三字经》翻到后页,把最后的八句“幼儿学,壮子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用朱笔圈出,教他读了三遍。然后让他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了“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给我发蒙的是孙永宜老师。他在县里的小学教书,带便教哥哥与我。他是桑枣人,后因家里人手不够,回家教书,受到学历高的或社会关系多的教师的排挤,一气之下,改行种了庄稼。我曾经在街上看到他在卖菜。他的志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沙汀1986年11月21日讲,作者注)
孙永宜给他最早上了人世不平的一课之后,母亲又聘了蒋品珊先生来坐馆。这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蒋教的时间较长,他也是桑枣人,前清秀才,字写得很好。学生在下边读书,他便一人正襟危坐地在那里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那么大。一天下来要在草纸上写许多的核桃字。蒋先生算得是一位书法家,安县公园原先有个“天星楼”,三个大字的匾就是他写的。朝熙后来喜爱练字,与他的启发也有关。
一次,朝熙把识字的课本用“烂”了,恰好少了几行注释。蒋先生本想找人替他补上,他突然提出要自己动手试试。这很出老师的意外。因为私塾最初的功课是读杂书(与经书相对而言,如《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增广》)及习字,在塾的时间早、午、晚共计八小时以上,是很苦的。朝熙得到母亲的娇惯——偏偏精明强干的人往往对幼子格外慈软——经常逃学,或者缠住母亲去朝山进香,读的是“耍耍书”。老师也没有办法。
现在听了朝熙的话,不大相信,便说:“你能补吗?好,如你能补上,我准放你半天假!”
这书的破损程度,如果是别人来补,两三个小时也就完了。他当天没有补完。一个贪玩孩子身上蕴藏的独立的个性,不认输的意志,这时充分显露,他居然耐心地补下来,次日又补了一上午才完毕。蒋先生看他在桌面上整整趴了一天多,着实夸奖了一番,果然放了他半天假。
蒋先生之后,家里又设了一堂私塾,聘来的老师是本城的于瑞五。较年轻些,也是秀才,名士派头,很洒脱。于先生住在小北街冯官府小院(后来是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地方对童年的他充满了神奇。因为那里住了一位被人呼为“冯官府”的刽子手,北方汉子,鼓鼓眼,块头极大,站着像座铁塔,透着森森寒气。据说每逢他那把马刀半夜在刀鞘里发出响动,上下地跳,不出两天,准会有人犯人头落地。而且他砍头的本事十分高强,只要人犯的家属送他一笔“背手”(又叫“袖里财”,指暗地赠送),人头便不会与躯干全部分离,能落个“全尸”。但是同样住在冯官府的于瑞五却一点不使人害怕。他性情开朗,不像以前的先生那样严谨。兴致来了的时候,会放下正在教读的书,给学生们讲起《聊斋》里的狐鬼故事。这是朝熙第一次知道这本古典文学名著。于先生还选了《幼学琼林》来教。这本书用骈文写成,却夹杂了许多历史典故。老师一讲起这些典故,学生们就听迷了,老老实实坐着不动。这位老师去世很早。
(但他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人之一!《聊斋》自然有传奇性,笔记体小说讲究文字简约。对于女性,你学会尊重,可没学会描写她们,作者注)
与朝熙同塾读书的伙伴主要是谢氏兄弟与刘氏兄弟。谢家与郑慕周通好,谢的两个儿子谢荣华、谢荣贵与朝熙共读的时间最长。谢荣贵后来在投考“黄埔”的路上病死,谢荣华与他有更长久的交往。刘氏是在城里开“青云堂”药铺的,刘佑炳、刘佑昭两兄弟里,后来佑昭进了“黄埔”。这充满草药的异香味和排列着一格一格药柜的“青云堂”,是朝熙少年时很感神秘的地方。
到1915年为止,朝熙的家塾生活的前期,便平静度过。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只是故乡的儿子。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他是异常早地体验到世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无疑造成他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文化性格。1917年春发生的郑慕周刺杀陈红苕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他的家庭,使小小的杨朝熙如此深入地卷进故乡近代演进的历史漩涡中去。
名家档案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杨子青。生于四川安县。7岁开蒙读私塾。少年时期经常出入于四川西北的城镇乡间,谙熟地方军阀和豪绅们的腐败情形。17岁进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受五四新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毕业后曾赴南京、北京,求学不成返回四川。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他隐蔽一段时间后,1929年流亡到上海,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汤道耕)相遇,共同走上文学道路。193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后,曾与艾芜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求教小说的题材问题。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随即加入“左联”,成为“左翼文学新人”之一。以后陆续发表《丁跛公》《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作品,着力表现真正熟知的四川农村社会。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会在家塾混了整整10年,在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作家群里,大概很难找到第二个,作者注)
这个时候,安县不是没有新学。1901年清政府迫于大势,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当时的安县知事余慎便奉命集资开办了县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北门外,即今安县中学的前身。
朝熙出生那年,县里又设了培英女子小学堂。但是川西北私塾的势力始终足以与“洋”学堂相抗衡。直到1950年秋天,在安县的南丰、桑枣、清泉等乡仍有私塾存在,其生命力和那个报时的钟一样古老、长久。母亲既然一心要让杨氏兄弟续书香门第的香火,在她看来,读私塾才是“正途”,便不顾家庭财力已经不继,也学本地士绅、富商延聘塾师到家教书的通例,设了家塾。这比鲁迅幼年到三味书屋读“散馆”(塾师在自己家或租屋设馆),要“阔气”一些了。家塾先是为哥哥设的。塾师姓王,乐兴乡人,年近花甲,无功名,但很诚朴。家里担负他的膳宿和“修金”,也有本家和外族子弟前来附馆随读的。这位王先生懂得外科医术,教书之余也义务为人治病。朝熙这时没有上学,他经常站在塾房外面,听里面传来嗡嗡的读书声,觑个缝隙好把大孩子引出来玩耍,或者扔个石子进去跟塾师捣乱。
1911年春季的一日,家里请来孙永宜先生为杨朝熙发蒙。这天母亲领着穿了新衣的他来到馆房,屋子里焚燃着香烛,显得烟气迷蒙。按照大人的指点胡乱给“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向老师行跪拜礼。孙先生收下母亲红封的“贽敬”,把朝熙带着的《三字经》翻到后页,把最后的八句“幼儿学,壮子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用朱笔圈出,教他读了三遍。然后让他入座,把着他的手,填写了“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便这样开始了。
(给我发蒙的是孙永宜老师。他在县里的小学教书,带便教哥哥与我。他是桑枣人,后因家里人手不够,回家教书,受到学历高的或社会关系多的教师的排挤,一气之下,改行种了庄稼。我曾经在街上看到他在卖菜。他的志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般的读书人。——沙汀1986年11月21日讲,作者注)
孙永宜给他最早上了人世不平的一课之后,母亲又聘了蒋品珊先生来坐馆。这时候,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蒋教的时间较长,他也是桑枣人,前清秀才,字写得很好。学生在下边读书,他便一人正襟危坐地在那里写字,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那么大。一天下来要在草纸上写许多的核桃字。蒋先生算得是一位书法家,安县公园原先有个“天星楼”,三个大字的匾就是他写的。朝熙后来喜爱练字,与他的启发也有关。
一次,朝熙把识字的课本用“烂”了,恰好少了几行注释。蒋先生本想找人替他补上,他突然提出要自己动手试试。这很出老师的意外。因为私塾最初的功课是读杂书(与经书相对而言,如《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增广》)及习字,在塾的时间早、午、晚共计八小时以上,是很苦的。朝熙得到母亲的娇惯——偏偏精明强干的人往往对幼子格外慈软——经常逃学,或者缠住母亲去朝山进香,读的是“耍耍书”。老师也没有办法。
现在听了朝熙的话,不大相信,便说:“你能补吗?好,如你能补上,我准放你半天假!”
这书的破损程度,如果是别人来补,两三个小时也就完了。他当天没有补完。一个贪玩孩子身上蕴藏的独立的个性,不认输的意志,这时充分显露,他居然耐心地补下来,次日又补了一上午才完毕。蒋先生看他在桌面上整整趴了一天多,着实夸奖了一番,果然放了他半天假。
蒋先生之后,家里又设了一堂私塾,聘来的老师是本城的于瑞五。较年轻些,也是秀才,名士派头,很洒脱。于先生住在小北街冯官府小院(后来是国民党县党部),这个地方对童年的他充满了神奇。因为那里住了一位被人呼为“冯官府”的刽子手,北方汉子,鼓鼓眼,块头极大,站着像座铁塔,透着森森寒气。据说每逢他那把马刀半夜在刀鞘里发出响动,上下地跳,不出两天,准会有人犯人头落地。而且他砍头的本事十分高强,只要人犯的家属送他一笔“背手”(又叫“袖里财”,指暗地赠送),人头便不会与躯干全部分离,能落个“全尸”。但是同样住在冯官府的于瑞五却一点不使人害怕。他性情开朗,不像以前的先生那样严谨。兴致来了的时候,会放下正在教读的书,给学生们讲起《聊斋》里的狐鬼故事。这是朝熙第一次知道这本古典文学名著。于先生还选了《幼学琼林》来教。这本书用骈文写成,却夹杂了许多历史典故。老师一讲起这些典故,学生们就听迷了,老老实实坐着不动。这位老师去世很早。
(但他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人之一!《聊斋》自然有传奇性,笔记体小说讲究文字简约。对于女性,你学会尊重,可没学会描写她们,作者注)
与朝熙同塾读书的伙伴主要是谢氏兄弟与刘氏兄弟。谢家与郑慕周通好,谢的两个儿子谢荣华、谢荣贵与朝熙共读的时间最长。谢荣贵后来在投考“黄埔”的路上病死,谢荣华与他有更长久的交往。刘氏是在城里开“青云堂”药铺的,刘佑炳、刘佑昭两兄弟里,后来佑昭进了“黄埔”。这充满草药的异香味和排列着一格一格药柜的“青云堂”,是朝熙少年时很感神秘的地方。
到1915年为止,朝熙的家塾生活的前期,便平静度过。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只是故乡的儿子。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事的天性。他是异常早地体验到世俗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无疑造成他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文化性格。1917年春发生的郑慕周刺杀陈红苕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他的家庭,使小小的杨朝熙如此深入地卷进故乡近代演进的历史漩涡中去。
名家档案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杨子青。生于四川安县。7岁开蒙读私塾。少年时期经常出入于四川西北的城镇乡间,谙熟地方军阀和豪绅们的腐败情形。17岁进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受五四新文化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毕业后曾赴南京、北京,求学不成返回四川。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他隐蔽一段时间后,1929年流亡到上海,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汤道耕)相遇,共同走上文学道路。193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后,曾与艾芜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求教小说的题材问题。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随即加入“左联”,成为“左翼文学新人”之一。以后陆续发表《丁跛公》《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作品,着力表现真正熟知的四川农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