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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归词是指日本人借用古汉语词汇去翻译西洋术语，然后逆输入回归中国，中国又将其吸收到现代汉语词汇中，其内涵发生了近代转换并能反映中日文化在西学东渐和现代化思潮等特定历史背景下而发生互动的词。本文从中日汉字交流的角度出发展开对汉语回归词的研究，侧重对回归词逆输入的历史时期与过程情况进行必要的梳理，探讨其成因和受容关系，进而分析影响近现代中日交流关系健康发展的多种主客观因素。
关键词：回归词；西学东渐；中日交流
引言
中国与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自古以来在文字、词汇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日两国语言文化交流研究中，学术界往往单方面侧重于汉字或汉字词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语言文化产生的影响，而对于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事实上，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回归词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一传输日本一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一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这一历程。这种“侨词来归”现象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
一、回归词的界定及分类
史有为认为回归词主要包括日本人借用古汉语去译介欧美语词然后回归中国的词语，借用古汉语来表达日本本国事物然后回归中国的词语，中西文人利用古汉语创制的新词被日本借走后又回归中国的词语这三方面内容。①由于日源词的考证是一项具体而复杂的系统研究工作，仅凭词典研究成果是不足为据的，本文认为回归词是指日本人借用古汉语词去译介欧美语词西洋术语然后逆输入回归中国，中国将其吸收到汉语词中的词汇。根据词义内涵转变的程度将回归词分为以下三类并举例进行具体探讨。
1. 词义内涵基本不变
分析一词典出《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此处指分开区分。后日本人用来意译英语analysis，指把一件事物、一种现象、一个概念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两者所指基本相同，对译义相对古典义更精确、更单一，其内涵所指由比较具体变为相对抽象。
自然一词《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谓非人为的，自然规律。后用来对译英语nature，指自然界。所指内容大致相同，但古典原义相对抽象，所指为抽象的状态，而后者则比较具体，指相对具体的对象。
2.词义内涵在其外延扩大或缩小基础上有所改变
革命一词典出《易·革卦·象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革命”原义是革除前朝的天命，改朝换代。近代日本以“革命”对译revolution，词义扩大为社会变革和倾覆政权两重内涵。对译义与古典义所指存在关联，对译义一中“政权”义替换了“天命”义，然而两者所指内涵却比较接近，只是“政权”之与“天命”所涉及到的文化观念不同。
博士一词典出《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指古代官学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书数、万伎皆立博士。后日本人用来意译英语doctor，指学位的最高一级。两者所指内涵存在关联，能成为“文章博学之士人'夕，“学问学位”自然处于“最高一级”。
3.词义内涵完全改变，但呈相反相对变化轨迹非常明显
民主一词典出《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原义为百姓之主宰者，即指帝王或官吏。后来日人用来对译英语democracy，意为人民享有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等权利。
法庭一词典出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栖，乃正法庭。”指孔庙正殿。后来日本人用来意译英语court。，指法院所设立的审理案件的机构。
主体一词《汉书·东方朔传》“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后用来对译英语subject，哲学上指有意识和意志的人。两者所指完全不同，古典义“主体”强调“拥有最高统治者权”的个体，指君主，而对译义则强调“拥有个性和独立意识的”一般个体。
二、回归词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引进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这时翻译介绍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幕末-明治间，日本一批西化派知识分子力倡“汉字废止论”，主张以假名或罗马字完全取代汉字。但恰恰在这种热烈模仿西方文化的历史阶段，日本出现了借用或者创造汉字新词以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造成这一看似为矛盾现象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幕末以至明治时代翻译西学的启蒙学者，如福泽谕吉、西周、井上哲次郎、前岛密等人，虽提出“脱亚入欧”、“废止汉字”等激进的西化主张，但他们本身保有江户时代传袭下来的较深厚的汉学素养，在翻译介绍西学术语时，或熟练地借用中国古典词汇，注入新含义；或运用汉语造词法，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词。
第二，包括主张废止汉字的西学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都要用汉字译介西学，是因为汉字及汉字文化有其巨大优势：漢字贮藏信息量大，单字组词能力强，汉字的一个字，即使不能独立成词，也可以作为接头词或接尾词，很自由地与其他单字组合成词；加之汉字简练，可用少数字，甚至独字组成反映复杂内涵的词汇。总之，汉字较和字造词的能力强得多，也方便得多，因而成为翻译西学术语的良好材料。
三、回归词的逆输入及影响
回归词的逆输入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其中甚为恐慌的当属日趋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包括我们熟知的张之洞。但在当时面对着“新名词”所形成的冲击，大多数人是抱欢迎和适应态度的。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能自觉地对处于竞争和混用状态的“新名词”加以认真而慎重的比较和选择进而借用或利用“新名词”，以期获得使用“新名词”后的“支配这一力量的能力”的效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梁启超。他有着运用“新名词”传播新思想的明确目的，又确信“新名词”有“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的力量，所以就要求译名既要确切，又要能使当时中国的“朝贵”、“流俗”和“仁人君子”都乐于接受，乐于使用。于是，他一方面从中国政治变革的需要出发，一方面又尽力去分析中西社会变革历史的差异，才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对于语言与社会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变关系的重视是很有典型性和启示性的。 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堕落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而学界之风潮日以多。守旧维新之名词，为报章中之惯语。今之自命新党者，空疏不学，不欲施徽实之功，而又欲自文其陋，于是以灭古为趋时，以读书为无用。是中国之国粹日以亡。自由为天赋之权，而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
……是新名词未入之前，中国民德尚未消亡。既有新名词之输入，而后宗教不足畏，格言不足守，刑章不足慑，清议不足惩，势必率天下之民尽为作奸之举，而荡检逾闲之行，不复自引为可羞。殆荀子所谓资名者钦推其极弊，实为亡国之阶也。今也欲求其失，其惟定新名词之界说而别创新宗教乎！②
通过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十二期“社说”栏发表的《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一文部分内容，不难看出作者对新名词冲击旧道德、旧秩序、旧制度的作用可谓是极其恐慌的，甚至是抵制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断出当时新名词所带来的新思想的流传已成为了不可抗拒和逆转的潮流。随之而来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帮助建构了近代各学科知识框架。众所周知，一个专业或学科的建立与一系列的相关术语是分不开的。考察这一时期所借入的日源回归词，惊奇地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回归词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而且它们大都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各个领域的新名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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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进了近代社会变革与新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的回归词绝大多数并不是原来己有的或已知的事物所改换的新名称，而是刚刚引进或产生的新事物的指称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绝大数“新名词”，尤其是那些指称新观念、新制度的“新名词”，都是新的文化要素的标志物。
四、回归词逆输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首先，是在民族语言运用心理趋动下的语词选择。日本历史学家渡边三男曾指出，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从日本获取知识的愿望。也就是说，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作为文化中心和文化输出国，在汉字文化圈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邻国日本、韩国等一直以中华文化为学习的模范，中国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强于其他国家，因此形成一种相对保守的“天朝上国”的民族语言文化心态。换句话说，很大程度上國人的思想意识依然停留在大中华的层面上。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向东扩张与领国日本“脱亚入欧”后的迅速崛起，这种心态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甲午战争的炮声不仅惊醒了国人沉睡已久的学习意识，更引发了一批有识之士学习日本的热潮，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口号，具有创新和进取精神的邻国日本便成我们间接学习西方文明的老师，从此日人译介西洋文明的大量日源汉字古典词汇传入中国。与之相对的，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词曾一度传入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创的汉译词“照相”、“邮票”、“广播”所代替，因为后者更简单易懂，自然容易被民众所接纳。可见，文字的传播与受容，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一般而言，总是那些更准确、更简明的语汇被人们所肯定，得以流传。
其次，知识分子的推动及民众意识的觉醒。语言操持者的主流是人民大众，一个新词的引入、接受、定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没有民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因此，民众的觉醒程度也是关系到词汇能否被接受的重要因素，不仅关系到新词能否被接受，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新词被普及定型的时间。
五、结语
自古以来，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且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同时语言也是相互影响的，不可能孤立存在且不受任何民族语言的影响。语言就像文化一样，不能够做到完全地自给自足，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出现融合再创造是必然的过程。中日语言上的相互影响，可以说是语言接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模式。先是汉字、汉文化尤其是古典词进入日本，对其语言文字系统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是日源汉字词回归中国，与中国语言相互融合呈水乳交融的状态。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中日文化在西学东渐和现代化思潮等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互动，它的出现与借入本质上是文化交流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由于主客观各方面原因的限制，本文对于回归词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并未涉及，比如回归词的构词分析、汉语词与回归词的辨识等方面，将在日后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1]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辞书出版，2004.
[2]1906年《东方杂志》第十二期“社说”栏《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M].中华书局，2004.
[3]周玉琨，曲娟.日源汉字词的语义特点[J].汉字文化，2004（03）.
[4]李运博.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5]周一农.谈汉语回流词的文化迁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02）.
作者简介：
张贝（1991—），女，河南省漯河市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
关键词：回归词；西学东渐；中日交流
引言
中国与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自古以来在文字、词汇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日两国语言文化交流研究中，学术界往往单方面侧重于汉字或汉字词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语言文化产生的影响，而对于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事实上，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回归词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一传输日本一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一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这一历程。这种“侨词来归”现象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
一、回归词的界定及分类
史有为认为回归词主要包括日本人借用古汉语去译介欧美语词然后回归中国的词语，借用古汉语来表达日本本国事物然后回归中国的词语，中西文人利用古汉语创制的新词被日本借走后又回归中国的词语这三方面内容。①由于日源词的考证是一项具体而复杂的系统研究工作，仅凭词典研究成果是不足为据的，本文认为回归词是指日本人借用古汉语词去译介欧美语词西洋术语然后逆输入回归中国，中国将其吸收到汉语词中的词汇。根据词义内涵转变的程度将回归词分为以下三类并举例进行具体探讨。
1. 词义内涵基本不变
分析一词典出《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此处指分开区分。后日本人用来意译英语analysis，指把一件事物、一种现象、一个概念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两者所指基本相同，对译义相对古典义更精确、更单一，其内涵所指由比较具体变为相对抽象。
自然一词《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谓非人为的，自然规律。后用来对译英语nature，指自然界。所指内容大致相同，但古典原义相对抽象，所指为抽象的状态，而后者则比较具体，指相对具体的对象。
2.词义内涵在其外延扩大或缩小基础上有所改变
革命一词典出《易·革卦·象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革命”原义是革除前朝的天命，改朝换代。近代日本以“革命”对译revolution，词义扩大为社会变革和倾覆政权两重内涵。对译义与古典义所指存在关联，对译义一中“政权”义替换了“天命”义，然而两者所指内涵却比较接近，只是“政权”之与“天命”所涉及到的文化观念不同。
博士一词典出《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指古代官学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书数、万伎皆立博士。后日本人用来意译英语doctor，指学位的最高一级。两者所指内涵存在关联，能成为“文章博学之士人'夕，“学问学位”自然处于“最高一级”。
3.词义内涵完全改变，但呈相反相对变化轨迹非常明显
民主一词典出《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原义为百姓之主宰者，即指帝王或官吏。后来日人用来对译英语democracy，意为人民享有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等权利。
法庭一词典出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栖，乃正法庭。”指孔庙正殿。后来日本人用来意译英语court。，指法院所设立的审理案件的机构。
主体一词《汉书·东方朔传》“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后用来对译英语subject，哲学上指有意识和意志的人。两者所指完全不同，古典义“主体”强调“拥有最高统治者权”的个体，指君主，而对译义则强调“拥有个性和独立意识的”一般个体。
二、回归词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引进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这时翻译介绍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幕末-明治间，日本一批西化派知识分子力倡“汉字废止论”，主张以假名或罗马字完全取代汉字。但恰恰在这种热烈模仿西方文化的历史阶段，日本出现了借用或者创造汉字新词以翻译西洋术语的高潮。造成这一看似为矛盾现象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幕末以至明治时代翻译西学的启蒙学者，如福泽谕吉、西周、井上哲次郎、前岛密等人，虽提出“脱亚入欧”、“废止汉字”等激进的西化主张，但他们本身保有江户时代传袭下来的较深厚的汉学素养，在翻译介绍西学术语时，或熟练地借用中国古典词汇，注入新含义；或运用汉语造词法，创制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词。
第二，包括主张废止汉字的西学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日本人都要用汉字译介西学，是因为汉字及汉字文化有其巨大优势：漢字贮藏信息量大，单字组词能力强，汉字的一个字，即使不能独立成词，也可以作为接头词或接尾词，很自由地与其他单字组合成词；加之汉字简练，可用少数字，甚至独字组成反映复杂内涵的词汇。总之，汉字较和字造词的能力强得多，也方便得多，因而成为翻译西学术语的良好材料。
三、回归词的逆输入及影响
回归词的逆输入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其中甚为恐慌的当属日趋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包括我们熟知的张之洞。但在当时面对着“新名词”所形成的冲击，大多数人是抱欢迎和适应态度的。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能自觉地对处于竞争和混用状态的“新名词”加以认真而慎重的比较和选择进而借用或利用“新名词”，以期获得使用“新名词”后的“支配这一力量的能力”的效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梁启超。他有着运用“新名词”传播新思想的明确目的，又确信“新名词”有“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的力量，所以就要求译名既要确切，又要能使当时中国的“朝贵”、“流俗”和“仁人君子”都乐于接受，乐于使用。于是，他一方面从中国政治变革的需要出发，一方面又尽力去分析中西社会变革历史的差异，才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对于语言与社会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变关系的重视是很有典型性和启示性的。 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堕落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而学界之风潮日以多。守旧维新之名词，为报章中之惯语。今之自命新党者，空疏不学，不欲施徽实之功，而又欲自文其陋，于是以灭古为趋时，以读书为无用。是中国之国粹日以亡。自由为天赋之权，而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
……是新名词未入之前，中国民德尚未消亡。既有新名词之输入，而后宗教不足畏，格言不足守，刑章不足慑，清议不足惩，势必率天下之民尽为作奸之举，而荡检逾闲之行，不复自引为可羞。殆荀子所谓资名者钦推其极弊，实为亡国之阶也。今也欲求其失，其惟定新名词之界说而别创新宗教乎！②
通过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十二期“社说”栏发表的《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一文部分内容，不难看出作者对新名词冲击旧道德、旧秩序、旧制度的作用可谓是极其恐慌的，甚至是抵制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断出当时新名词所带来的新思想的流传已成为了不可抗拒和逆转的潮流。随之而来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帮助建构了近代各学科知识框架。众所周知，一个专业或学科的建立与一系列的相关术语是分不开的。考察这一时期所借入的日源回归词，惊奇地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回归词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而且它们大都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各个领域的新名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
（下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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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进了近代社会变革与新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的回归词绝大多数并不是原来己有的或已知的事物所改换的新名称，而是刚刚引进或产生的新事物的指称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绝大数“新名词”，尤其是那些指称新观念、新制度的“新名词”，都是新的文化要素的标志物。
四、回归词逆输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首先，是在民族语言运用心理趋动下的语词选择。日本历史学家渡边三男曾指出，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从日本获取知识的愿望。也就是说，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作为文化中心和文化输出国，在汉字文化圈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邻国日本、韩国等一直以中华文化为学习的模范，中国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强于其他国家，因此形成一种相对保守的“天朝上国”的民族语言文化心态。换句话说，很大程度上國人的思想意识依然停留在大中华的层面上。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向东扩张与领国日本“脱亚入欧”后的迅速崛起，这种心态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甲午战争的炮声不仅惊醒了国人沉睡已久的学习意识，更引发了一批有识之士学习日本的热潮，他们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口号，具有创新和进取精神的邻国日本便成我们间接学习西方文明的老师，从此日人译介西洋文明的大量日源汉字古典词汇传入中国。与之相对的，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词曾一度传入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创的汉译词“照相”、“邮票”、“广播”所代替，因为后者更简单易懂，自然容易被民众所接纳。可见，文字的传播与受容，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一般而言，总是那些更准确、更简明的语汇被人们所肯定，得以流传。
其次，知识分子的推动及民众意识的觉醒。语言操持者的主流是人民大众，一个新词的引入、接受、定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没有民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因此，民众的觉醒程度也是关系到词汇能否被接受的重要因素，不仅关系到新词能否被接受，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新词被普及定型的时间。
五、结语
自古以来，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且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同时语言也是相互影响的，不可能孤立存在且不受任何民族语言的影响。语言就像文化一样，不能够做到完全地自给自足，在不断变化发展中出现融合再创造是必然的过程。中日语言上的相互影响，可以说是语言接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模式。先是汉字、汉文化尤其是古典词进入日本，对其语言文字系统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是日源汉字词回归中国，与中国语言相互融合呈水乳交融的状态。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中日文化在西学东渐和现代化思潮等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互动，它的出现与借入本质上是文化交流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由于主客观各方面原因的限制，本文对于回归词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并未涉及，比如回归词的构词分析、汉语词与回归词的辨识等方面，将在日后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1]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辞书出版，2004.
[2]1906年《东方杂志》第十二期“社说”栏《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
参考文献：
[1]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M].中华书局，2004.
[3]周玉琨，曲娟.日源汉字词的语义特点[J].汉字文化，2004（03）.
[4]李运博.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5]周一农.谈汉语回流词的文化迁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02）.
作者简介：
张贝（1991—），女，河南省漯河市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