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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惠洪因诗词作品中对于凡俗情思的抒发，被批为“好为绮语”，通观其词作内容，其情感抒发之语称为“情语”更具有客观性和文学性。惠洪词作中“情语”的抒发在写景词和恋情词中表现最为突出。其词中的“情语”与其个人的处世哲学，“在欲行禅”理论的自觉实践，以及来自外部的社会原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 惠洪 词 “情语”
有宋一代，是词体创作的高度繁荣时期。但纵观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宋词》，我们会发现一个与这种抒情性文体格格不入的创作群体——僧人。其中以仲殊和惠洪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惠洪一生不仅著述颇丰，工于诗，被后人推为“宋僧之冠”，而且善于填词，虽数量不多，但造诣颇高。在历史上，惠洪也是一个影响与争议并存的人物。人们或称赞其诗才文思，或褒贬其身为缁徒却放浪不羁的言行，更因其诗词中“未忘情之语”，被时人讥为“浪子和尚”。因此，本文从惠洪的词作出发，探讨惠洪词中的“情语”问题。
一、何为“情语”
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是苦”，而这些“苦”皆来自于大千世界、红尘滚滚中人们所产生的各种无法满足的欲念。因此为了达到“涅槃”的最高理想境界，佛教提出的要务之一就在于去除一切凡尘俗欲，忘情割爱。但恰恰文学扎根于情感的土壤中。而宋词更可以说是文学园圃中的“情花”一朵，“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因此谈到词，我们不得不谈到“情”的问题。僧人写词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现象，鉴于词之“抒情”特质，我们在谈及惠洪的词作时，一定会论及惠洪词中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即“情语”问题。
什么是“情语”？情语，一指感情与言语。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朱敦儒《好事近》（清明百七日，洛川小饮，和驹父）“情语见真乐”条即用此意来注释，只不过在词中指感情融洽，语涉知己。[1]157情语还可指描写感情的语言。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2]129这里的情语指抒发感情的语言，即广义上人类的各种独特感受。除此两种，情语还可指表达情爱的文章和言语。沈亚之《为人撰乞巧文》：“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因请撰为情语，以导所欲。”[3]8552沈亚之代作的“乞巧文”是要在七夕这天求得爱情忠贞，婚姻美满，因此所写“情语”也是表达爱情及美好祝愿的。所以说，“情语”是指一切描写或抒发感情的语言。
“情语”并不等同于“绮语”。历来僧俗两界对惠洪的评价不是太高，原因之一在于其“好为绮语”。《四库全书总目》也指责其“身本缁徒，好为绮语”。[4]1331“绮语”是佛教术语。佛教为了防非止恶，从是为善，为出家和在家的信徒制定了许多的戒律。如佛教基本教义中的“五戒”、佛家中所说的“十恶”、“口业”四种，而绮语正属于其中一种。绮语主要是指涉及艳情邪思之言。《赌棋山庄词话》中有论“情语与绮语不同”条：“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绮语淫，情语不淫也。”[5]80这条词话中表明了作者对于“情语”和“绮语”的看法，虽对于“绮语”持一味的批判态度，但表明了“情語”并不等同于“绮语”。“情语”的外延和内涵比“绮语”更为广泛，且从狭义上专指描写情爱等文章诗词时，也可包涵“绮语”中的“艳情之意”。
既然“情语”与“绮语”有所不同，那么惠洪作品中抒发感情之辞，就不能统称为“绮语”，应该说称为“情语”更为妥当。前人批评惠洪“好为绮语”，是从惠洪僧侣的身份出发，只要有不符合于僧人忘情绝爱的地方，他们就认为是“绮语”。但更为准确的说，惠洪作品中对于情感的描写和表现，并不能都称之为“绮语”。而诸如《上元宿百丈》，及历来作为“绮语”典型例子的词作《青玉案》，细究其文本及本事，这两篇作品分别作于惠洪在外游历多年和惠洪贬谪海南之时，其中所抒发的思归之情是人之常情，并不属什么邪思之作。从当时北宋禅宗的观念来看，这些作品正是本心返归自然的表现。另一方面，批惠洪词“好为绮语”者是囿于惠洪僧侣的身份，觉得僧人作此艳语，理应痛加诛伐，反而因此忽视了惠洪诗词作品中的艺术价值。惠洪在评说自己作品时所言“时时为未忘情之语”。“未忘情之语”也要比“绮语”更加准确，少了几分批判的色彩。所以比起把惠洪作品中情感的抒发统称为“绮语”，叫作“情语”更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特质，更能注意到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更为准确。
二、“情语”的体现
词在宋代作为一种合乐文学，比诗更具有抒情性。在《全唐诗》所辑21首惠洪词中，其更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大胆抒发凡俗情思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抒发的情思就是“情语”的表达，在惠洪的写景词和恋情词中表现最为突出。
（一）写景词
僧侣的日常生活比较单调，除了课业念佛，更多的是置身于山光水色之中，因此对于景色的描写更是僧人词中常见的题材之一。惠洪曾在诗中写道“平生山水性贪婪，聊与白云相伴宿”，可见其对自然景观别有一番兴趣。
《浣溪沙》一首原被误作诗，后经辨认才归入词中。这首词通过“茶香”、“小舟”、“游丝”等景物，共同描绘出了一幅烂漫春光下，品茗谈笑的美好画面。全词读来给人一种清新、自然、明快之感。另一首《浪淘沙》，“用和靖语”传递出这首词的一种风格取向。整首词都化用林逋诗句，更加表现出一种清闲之趣。这两首词从意象、意境和语言，都看不出常人心目中僧侣与青灯古佛相伴的清冷、寂寞，而是展现出一种自然恬静的人间气息，表现出词人闲适的心境和生活情趣。惠洪写景词并不是纯写景词，其中蕴含着词人闲适之情的追求向往。只不过这种恬静闲适之情，并不像那些愁思与男女情思那么浓烈、明显，但这依然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抒发。
另一首写景词是常用作批评其有凡俗之情的《青玉案》。这首词作于政和三年，据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为此词所作注解：“予谪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渔火三四而已。中夜闻猿声凄动，作词云云。”[6]385结合这个背景，再来分析词作。上阙作者用大量笔墨铺叙昔日在京师时因获赐“宝觉圆明”师号而在上元节得以参加凝祥盛宴的繁华场面，与下阙贬谪海外、清灯孤月、冷风猿啼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是上元佳节，当词人沉浸在曾经的梦境中时，却被这海风吹得格外清醒，“猿鸣三声泪沾裳”，此情此景，恐“一枕思归泪”也不足以道尽去国怀乡之思。也正是因这句，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指斥惠洪不能“忘情绝爱”。[6]385对于此词，有观点认为“隐含着他对昔日交结权贵、宴饮歌吹的生活的深深眷念”。[7]但结合惠洪自注，可知此时惠洪正是因党祸之争贬谪海南之时，生发如此联想感慨，实属人之常情。至于思归何处，惠洪的思归只是在这种获罪身份之下，对于寻常生活的向往与回归，不能断为贪恋繁华。 无论是写景词中的恬静闲适之情，或是羁旅思归之愁，都是惠洪“情语”的抒发，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应景生情，情景交融，都是其情之所在。
（二）恋情词
惠洪恋情词所表现的真挚情感及艺术特色是我们不容忽略的，正如许觊《彦周诗话》说惠洪“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少游。至如仲殊、参寥，虽名世，皆不能及。”[8]1396
《千秋岁》一词从整体来看，刻画了女性的相思之情，表达了相思之深。“半身屏外，睡觉唇红退”把这位少妇睡觉时那种娇懒倦怠的神态传神地表现了出来，不禁使人联想起杨贵妃“海棠春睡”的娇容来。“十分春易尽，一点情难改”更是这位少妇痴情相随的自我表白。词的最后两句让人深感这位少妇对情人的爱之深，甚至因爱生恨。这种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细腻又浓烈的感情，让我们很难想象出自于一位僧人之口，“偏是无发人作此有心语。”[9]1156据词中“湘浦曾同会”一句，再结合惠洪曾经狎妓納室，以及年轻时在湘赣一带游历，北归后又长期寓居湖南的生活经历，可以判断，词中所写正是惠洪的亲身经历。所以，此无发人能作出此语，应该有此原因。
再看另一首描摹女子情态，表现男女情思的词作《西江月》。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载《复斋漫录》所记，江西临川城南有一座名叫“魏坛”的道观，因魏夫人经游此地，所以纷纷来此出家的女子从未间断，但是正如诗曰：“可惜如今学道人，罗裙带上同心结。”[6]296受戒者鲜矣。惠洪此词就是赠与其中的一位女道士。十指纤柔如春笋一般细嫩，点出了这位女道士正值青春妙龄。“人前欲展强娇羞，微露云衣霓袖。”这是词中的第一处细节描写。把既要追逐幸福想要在人前一展美貌，又因为娇羞只能稍稍露一丝衣袖的少女春心暗涌的情态，细腻地展现了出来。“试捻花枝频嗅。”这是词中的第二处细节描写。“频嗅”二字把一位少女因闲愁无法排遣，只能在院中踟蹰，一遍遍轻捻院中花枝，低头细嗅香味来打发时光的形象刻画了出来。乏味的《黄庭经》与凡心闲愁相对比，不禁让人想起杜丽娘来。和女道一样每天学着无聊的“后妃之德”的杜丽娘，有的却是一颗萌动的春心。全词寥寥数语，却把一个少女春心萌动，追求幸福、追求美丽、向往情爱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出来。
惠洪的恋情词描写细腻，善于抓住细节惟妙惟肖地刻画女性的情态，通过这些动作描写，委婉含蓄地表现女性的内心情感。在情思的表达上，柔婉深长，情真意切，与秦观有相似之处。也正是其感情之愈真挚，愈发体现了其入世之深，正如覃召文所说：“慧洪比起仲殊来走得更远，且更偏于世俗化。”[10]175
惠洪词中“情语”的体现最为浓重与突出的地方一方面在于羁旅怀乡情思的抒发，另一方面在男女情思的表达与抒发，这两方面“情语”的流露也是最为自然动人。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说：“词选中有方外语，芜累与空疏同病。要寓意言外，一如寻常，不别立门户，斯为入情。仲殊、觉范、祖可尚矣。”[9]1154而惠洪词能够没有空疏芜累的“蔬笋气”，正在于其词中“情语”的自然表达，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情语”抒发的原因
佛教提倡禁欲主义，要求忘情绝爱，而身为禅僧的惠洪不仅积极参与文学创作，而且在词中大胆地抒发凡尘俗世之情，那么，惠洪在词作中“情语”抒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惠洪词中“情语”的抒发和他自身思想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惠洪在恋情词中对于女子情态的描摹以及男女情思的抒发，并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与惠洪有过出入淫坊酒肆，狎妓纳妾的生活经历有关。惠洪被贬谪海南时曾出入秦楼楚馆。一方面宋时海南风俗尚淫，“四方指海南为烟月作坊。”这为惠洪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惠洪作偈云：“道人何故，淫坊酒肆。我自调心，非干汝事。”此偈化用了《景德传灯录》中二祖慧可的典故，可见这是从主观上为自己寻找根据。惠洪从海南北归之后，在筠州期间还有过一段纳室同居的经历。李彭《寄甘露灭》一诗曾谈到此事：“道人欲居甘露灭，年来寄食温柔乡。开单展钵底事远，举案齐眉风味长。”所以惠洪词中对于女子心思细腻的刻画，“情语”的抒发就是其现实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而惠洪有如此行为与其随缘放旷的处世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缘放旷“实质上就是要求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做到随心所欲，无所羁绊，这势必导致冲破佛教戒律的束缚，走向放浪不羁、及时行乐的道路。”[11]181由此看来，惠洪这些不合佛戒的言行是以其处世哲学为指导。但究其形成随缘放旷处世哲学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出九死而仅生”[12]232的坎坷经历，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在欲行禅”学说的理论指导。“在欲行禅”来源于大乘佛教的《维摩诘经》，“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弟子品》），具体来说就是即使生活在世俗生活中，不戒贪嗔痴，不戒情爱，也可得证菩提。“在欲行禅”理论重点不在于“欲”，而在于行欲以“止欲”，最终到达悟道的目的。惠洪以“在欲行禅”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无论是狎妓纳妾，还是文学创作上世俗之情的展露，或是其自号“甘露灭”、“无垢称”，这些都是惠洪对于“在欲行禅”理论的自觉实践。但惠洪绝非借“在欲行禅”作为幌子，其一生“无一辞叛佛而改图”，可见惠洪并非向往情爱世界，贪恋繁华，反而是了悟后的一种旷达。
除了惠洪个人原因，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原因对于惠洪词中“情语”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佛教的世俗化是造成僧侣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佛教为了宣传教义，扩大影响，吸引信徒，在中国的土壤文化中不断扎根、发展，不断地适应环境，其世俗化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另一方面佛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系也是其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这就决定了佛教对于世俗权力的依赖。结合宋代来说，北宋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佛教基本上都采取了支持和保护政策，同时也加强了对于佛教的干预和控制。如北宋实行的僧官考试任命制，并且朝廷还对一些高僧进行赐封，惠洪就曾赐紫衣，赐“宝觉圆明”的师号。这不仅是世俗权力对于佛教的干预，同时也使僧人不得不依附于世俗权力。因此宋僧的入世程度加深，受到世俗的影响更大。惠洪词中世俗之情的表达就有因可循。就禅宗自身而言，禅宗不像早期印度佛教戒律森严，而是不重修持，不重戒律。“顿悟”的参禅方式，也使得僧侣们不用再苦修，可以走进市井社会中去。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僧人的世俗化，为惠洪“情语”的创作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惠洪在诗词中对于女色的描写，或以女色设喻，在佛教发展中也是有迹可循。佛教文学中经常以女色作为描写，从“色中悟空”，如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载一淫女去听法场所妖惑听众，其中对于女色的描写非常大胆艳丽。而以女色诱惑成佛菩萨的故事在佛经中更是不胜枚举。且毛先舒在《诗辩坻》中指出：“六朝释子多赋艳词，唐代女冠恒与曲宴。”[13]32所以佛教文学中艳丽描写的传统由来已久，既是为了劝诫世人明白女色的虚幻，更是为了自证教义，体现“色空观”。所以惠洪的“好为绮语”与佛教艳体文学传统有密切关系。僧侣与士大夫的交游也是影响惠洪词作中“情语”抒发的原因之一。禅宗适意的人生哲学正好契合士大夫缓解精神压力、得到心灵慰藉的需要，所以士大夫中禅悦之喜盛行。如与惠洪交往密切的张商英，就被称为“相公禅”。对于释子来说，宋代的许多僧人多生于世儒之家或者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所以具有很高的儒学素养。惠洪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在启蒙时期接受的正是传统的儒家教育。所以宋代僧人与士大夫交游之风盛行，僧人的生活习气也受到士大夫的浸染。所以说，惠洪与士大夫的频繁交往，对其进行词体创作、“情语”抒发以及生活方式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结语
惠洪词中的“情语”在艺术上婉约工致，感情更是真挚动人，虽然这些“情语”的抒发有悖于佛教教义，历来为部分文人指斥为“好为绮语”，但是这些“情语”的书写是惠洪“在欲行禅”理论的自觉实践，与当时宋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宋代的禅宗风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真情流露所体现的人性之美，及从审美角度来说具有的个性解放的意义。我们要摆脱身份局限，发挥惠洪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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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惠洪 词 “情语”
有宋一代，是词体创作的高度繁荣时期。但纵观唐圭璋先生编纂的《全宋词》，我们会发现一个与这种抒情性文体格格不入的创作群体——僧人。其中以仲殊和惠洪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惠洪一生不仅著述颇丰，工于诗，被后人推为“宋僧之冠”，而且善于填词，虽数量不多，但造诣颇高。在历史上，惠洪也是一个影响与争议并存的人物。人们或称赞其诗才文思，或褒贬其身为缁徒却放浪不羁的言行，更因其诗词中“未忘情之语”，被时人讥为“浪子和尚”。因此，本文从惠洪的词作出发，探讨惠洪词中的“情语”问题。
一、何为“情语”
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是苦”，而这些“苦”皆来自于大千世界、红尘滚滚中人们所产生的各种无法满足的欲念。因此为了达到“涅槃”的最高理想境界，佛教提出的要务之一就在于去除一切凡尘俗欲，忘情割爱。但恰恰文学扎根于情感的土壤中。而宋词更可以说是文学园圃中的“情花”一朵，“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因此谈到词，我们不得不谈到“情”的问题。僧人写词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现象，鉴于词之“抒情”特质，我们在谈及惠洪的词作时，一定会论及惠洪词中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即“情语”问题。
什么是“情语”？情语，一指感情与言语。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朱敦儒《好事近》（清明百七日，洛川小饮，和驹父）“情语见真乐”条即用此意来注释，只不过在词中指感情融洽，语涉知己。[1]157情语还可指描写感情的语言。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2]129这里的情语指抒发感情的语言，即广义上人类的各种独特感受。除此两种，情语还可指表达情爱的文章和言语。沈亚之《为人撰乞巧文》：“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因请撰为情语，以导所欲。”[3]8552沈亚之代作的“乞巧文”是要在七夕这天求得爱情忠贞，婚姻美满，因此所写“情语”也是表达爱情及美好祝愿的。所以说，“情语”是指一切描写或抒发感情的语言。
“情语”并不等同于“绮语”。历来僧俗两界对惠洪的评价不是太高，原因之一在于其“好为绮语”。《四库全书总目》也指责其“身本缁徒，好为绮语”。[4]1331“绮语”是佛教术语。佛教为了防非止恶，从是为善，为出家和在家的信徒制定了许多的戒律。如佛教基本教义中的“五戒”、佛家中所说的“十恶”、“口业”四种，而绮语正属于其中一种。绮语主要是指涉及艳情邪思之言。《赌棋山庄词话》中有论“情语与绮语不同”条：“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绮语淫，情语不淫也。”[5]80这条词话中表明了作者对于“情语”和“绮语”的看法，虽对于“绮语”持一味的批判态度，但表明了“情語”并不等同于“绮语”。“情语”的外延和内涵比“绮语”更为广泛，且从狭义上专指描写情爱等文章诗词时，也可包涵“绮语”中的“艳情之意”。
既然“情语”与“绮语”有所不同，那么惠洪作品中抒发感情之辞，就不能统称为“绮语”，应该说称为“情语”更为妥当。前人批评惠洪“好为绮语”，是从惠洪僧侣的身份出发，只要有不符合于僧人忘情绝爱的地方，他们就认为是“绮语”。但更为准确的说，惠洪作品中对于情感的描写和表现，并不能都称之为“绮语”。而诸如《上元宿百丈》，及历来作为“绮语”典型例子的词作《青玉案》，细究其文本及本事，这两篇作品分别作于惠洪在外游历多年和惠洪贬谪海南之时，其中所抒发的思归之情是人之常情，并不属什么邪思之作。从当时北宋禅宗的观念来看，这些作品正是本心返归自然的表现。另一方面，批惠洪词“好为绮语”者是囿于惠洪僧侣的身份，觉得僧人作此艳语，理应痛加诛伐，反而因此忽视了惠洪诗词作品中的艺术价值。惠洪在评说自己作品时所言“时时为未忘情之语”。“未忘情之语”也要比“绮语”更加准确，少了几分批判的色彩。所以比起把惠洪作品中情感的抒发统称为“绮语”，叫作“情语”更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特质，更能注意到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更为准确。
二、“情语”的体现
词在宋代作为一种合乐文学，比诗更具有抒情性。在《全唐诗》所辑21首惠洪词中，其更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大胆抒发凡俗情思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抒发的情思就是“情语”的表达，在惠洪的写景词和恋情词中表现最为突出。
（一）写景词
僧侣的日常生活比较单调，除了课业念佛，更多的是置身于山光水色之中，因此对于景色的描写更是僧人词中常见的题材之一。惠洪曾在诗中写道“平生山水性贪婪，聊与白云相伴宿”，可见其对自然景观别有一番兴趣。
《浣溪沙》一首原被误作诗，后经辨认才归入词中。这首词通过“茶香”、“小舟”、“游丝”等景物，共同描绘出了一幅烂漫春光下，品茗谈笑的美好画面。全词读来给人一种清新、自然、明快之感。另一首《浪淘沙》，“用和靖语”传递出这首词的一种风格取向。整首词都化用林逋诗句，更加表现出一种清闲之趣。这两首词从意象、意境和语言，都看不出常人心目中僧侣与青灯古佛相伴的清冷、寂寞，而是展现出一种自然恬静的人间气息，表现出词人闲适的心境和生活情趣。惠洪写景词并不是纯写景词，其中蕴含着词人闲适之情的追求向往。只不过这种恬静闲适之情，并不像那些愁思与男女情思那么浓烈、明显，但这依然是作者的一种自我抒发。
另一首写景词是常用作批评其有凡俗之情的《青玉案》。这首词作于政和三年，据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为此词所作注解：“予谪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渔火三四而已。中夜闻猿声凄动，作词云云。”[6]385结合这个背景，再来分析词作。上阙作者用大量笔墨铺叙昔日在京师时因获赐“宝觉圆明”师号而在上元节得以参加凝祥盛宴的繁华场面，与下阙贬谪海外、清灯孤月、冷风猿啼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是上元佳节，当词人沉浸在曾经的梦境中时，却被这海风吹得格外清醒，“猿鸣三声泪沾裳”，此情此景，恐“一枕思归泪”也不足以道尽去国怀乡之思。也正是因这句，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指斥惠洪不能“忘情绝爱”。[6]385对于此词，有观点认为“隐含着他对昔日交结权贵、宴饮歌吹的生活的深深眷念”。[7]但结合惠洪自注，可知此时惠洪正是因党祸之争贬谪海南之时，生发如此联想感慨，实属人之常情。至于思归何处，惠洪的思归只是在这种获罪身份之下，对于寻常生活的向往与回归，不能断为贪恋繁华。 无论是写景词中的恬静闲适之情，或是羁旅思归之愁，都是惠洪“情语”的抒发，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应景生情，情景交融，都是其情之所在。
（二）恋情词
惠洪恋情词所表现的真挚情感及艺术特色是我们不容忽略的，正如许觊《彦周诗话》说惠洪“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少游。至如仲殊、参寥，虽名世，皆不能及。”[8]1396
《千秋岁》一词从整体来看，刻画了女性的相思之情，表达了相思之深。“半身屏外，睡觉唇红退”把这位少妇睡觉时那种娇懒倦怠的神态传神地表现了出来，不禁使人联想起杨贵妃“海棠春睡”的娇容来。“十分春易尽，一点情难改”更是这位少妇痴情相随的自我表白。词的最后两句让人深感这位少妇对情人的爱之深，甚至因爱生恨。这种缠绵悱恻的离情别绪，细腻又浓烈的感情，让我们很难想象出自于一位僧人之口，“偏是无发人作此有心语。”[9]1156据词中“湘浦曾同会”一句，再结合惠洪曾经狎妓納室，以及年轻时在湘赣一带游历，北归后又长期寓居湖南的生活经历，可以判断，词中所写正是惠洪的亲身经历。所以，此无发人能作出此语，应该有此原因。
再看另一首描摹女子情态，表现男女情思的词作《西江月》。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载《复斋漫录》所记，江西临川城南有一座名叫“魏坛”的道观，因魏夫人经游此地，所以纷纷来此出家的女子从未间断，但是正如诗曰：“可惜如今学道人，罗裙带上同心结。”[6]296受戒者鲜矣。惠洪此词就是赠与其中的一位女道士。十指纤柔如春笋一般细嫩，点出了这位女道士正值青春妙龄。“人前欲展强娇羞，微露云衣霓袖。”这是词中的第一处细节描写。把既要追逐幸福想要在人前一展美貌，又因为娇羞只能稍稍露一丝衣袖的少女春心暗涌的情态，细腻地展现了出来。“试捻花枝频嗅。”这是词中的第二处细节描写。“频嗅”二字把一位少女因闲愁无法排遣，只能在院中踟蹰，一遍遍轻捻院中花枝，低头细嗅香味来打发时光的形象刻画了出来。乏味的《黄庭经》与凡心闲愁相对比，不禁让人想起杜丽娘来。和女道一样每天学着无聊的“后妃之德”的杜丽娘，有的却是一颗萌动的春心。全词寥寥数语，却把一个少女春心萌动，追求幸福、追求美丽、向往情爱的内心世界展现了出来。
惠洪的恋情词描写细腻，善于抓住细节惟妙惟肖地刻画女性的情态，通过这些动作描写，委婉含蓄地表现女性的内心情感。在情思的表达上，柔婉深长，情真意切，与秦观有相似之处。也正是其感情之愈真挚，愈发体现了其入世之深，正如覃召文所说：“慧洪比起仲殊来走得更远，且更偏于世俗化。”[10]175
惠洪词中“情语”的体现最为浓重与突出的地方一方面在于羁旅怀乡情思的抒发，另一方面在男女情思的表达与抒发，这两方面“情语”的流露也是最为自然动人。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说：“词选中有方外语，芜累与空疏同病。要寓意言外，一如寻常，不别立门户，斯为入情。仲殊、觉范、祖可尚矣。”[9]1154而惠洪词能够没有空疏芜累的“蔬笋气”，正在于其词中“情语”的自然表达，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情语”抒发的原因
佛教提倡禁欲主义，要求忘情绝爱，而身为禅僧的惠洪不仅积极参与文学创作，而且在词中大胆地抒发凡尘俗世之情，那么，惠洪在词作中“情语”抒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惠洪词中“情语”的抒发和他自身思想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惠洪在恋情词中对于女子情态的描摹以及男女情思的抒发，并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与惠洪有过出入淫坊酒肆，狎妓纳妾的生活经历有关。惠洪被贬谪海南时曾出入秦楼楚馆。一方面宋时海南风俗尚淫，“四方指海南为烟月作坊。”这为惠洪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惠洪作偈云：“道人何故，淫坊酒肆。我自调心，非干汝事。”此偈化用了《景德传灯录》中二祖慧可的典故，可见这是从主观上为自己寻找根据。惠洪从海南北归之后，在筠州期间还有过一段纳室同居的经历。李彭《寄甘露灭》一诗曾谈到此事：“道人欲居甘露灭，年来寄食温柔乡。开单展钵底事远，举案齐眉风味长。”所以惠洪词中对于女子心思细腻的刻画，“情语”的抒发就是其现实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而惠洪有如此行为与其随缘放旷的处世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缘放旷“实质上就是要求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做到随心所欲，无所羁绊，这势必导致冲破佛教戒律的束缚，走向放浪不羁、及时行乐的道路。”[11]181由此看来，惠洪这些不合佛戒的言行是以其处世哲学为指导。但究其形成随缘放旷处世哲学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出九死而仅生”[12]232的坎坷经历，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在欲行禅”学说的理论指导。“在欲行禅”来源于大乘佛教的《维摩诘经》，“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弟子品》），具体来说就是即使生活在世俗生活中，不戒贪嗔痴，不戒情爱，也可得证菩提。“在欲行禅”理论重点不在于“欲”，而在于行欲以“止欲”，最终到达悟道的目的。惠洪以“在欲行禅”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无论是狎妓纳妾，还是文学创作上世俗之情的展露，或是其自号“甘露灭”、“无垢称”，这些都是惠洪对于“在欲行禅”理论的自觉实践。但惠洪绝非借“在欲行禅”作为幌子，其一生“无一辞叛佛而改图”，可见惠洪并非向往情爱世界，贪恋繁华，反而是了悟后的一种旷达。
除了惠洪个人原因，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原因对于惠洪词中“情语”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佛教的世俗化是造成僧侣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佛教为了宣传教义，扩大影响，吸引信徒，在中国的土壤文化中不断扎根、发展，不断地适应环境，其世俗化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另一方面佛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系也是其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这就决定了佛教对于世俗权力的依赖。结合宋代来说，北宋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佛教基本上都采取了支持和保护政策，同时也加强了对于佛教的干预和控制。如北宋实行的僧官考试任命制，并且朝廷还对一些高僧进行赐封，惠洪就曾赐紫衣，赐“宝觉圆明”的师号。这不仅是世俗权力对于佛教的干预，同时也使僧人不得不依附于世俗权力。因此宋僧的入世程度加深，受到世俗的影响更大。惠洪词中世俗之情的表达就有因可循。就禅宗自身而言，禅宗不像早期印度佛教戒律森严，而是不重修持，不重戒律。“顿悟”的参禅方式，也使得僧侣们不用再苦修，可以走进市井社会中去。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僧人的世俗化，为惠洪“情语”的创作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惠洪在诗词中对于女色的描写，或以女色设喻，在佛教发展中也是有迹可循。佛教文学中经常以女色作为描写，从“色中悟空”，如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载一淫女去听法场所妖惑听众，其中对于女色的描写非常大胆艳丽。而以女色诱惑成佛菩萨的故事在佛经中更是不胜枚举。且毛先舒在《诗辩坻》中指出：“六朝释子多赋艳词，唐代女冠恒与曲宴。”[13]32所以佛教文学中艳丽描写的传统由来已久，既是为了劝诫世人明白女色的虚幻，更是为了自证教义，体现“色空观”。所以惠洪的“好为绮语”与佛教艳体文学传统有密切关系。僧侣与士大夫的交游也是影响惠洪词作中“情语”抒发的原因之一。禅宗适意的人生哲学正好契合士大夫缓解精神压力、得到心灵慰藉的需要，所以士大夫中禅悦之喜盛行。如与惠洪交往密切的张商英，就被称为“相公禅”。对于释子来说，宋代的许多僧人多生于世儒之家或者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所以具有很高的儒学素养。惠洪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在启蒙时期接受的正是传统的儒家教育。所以宋代僧人与士大夫交游之风盛行，僧人的生活习气也受到士大夫的浸染。所以说，惠洪与士大夫的频繁交往，对其进行词体创作、“情语”抒发以及生活方式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结语
惠洪词中的“情语”在艺术上婉约工致，感情更是真挚动人，虽然这些“情语”的抒发有悖于佛教教义，历来为部分文人指斥为“好为绮语”，但是这些“情语”的书写是惠洪“在欲行禅”理论的自觉实践，与当时宋代的文化特质以及宋代的禅宗风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真情流露所体现的人性之美，及从审美角度来说具有的个性解放的意义。我们要摆脱身份局限，发挥惠洪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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