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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募基金会不同于以服务会员志愿为主旨的社会团体、以民间自有力量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一类可以实行公开募捐、以从事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自身属性使然，这类社会组织在资金筹集方面存在着“慈善失灵”的问题。通过调查占上海市公募基金会总数26.79%的15家公募基金会财务状况、组织架构以及业务活动等情况，研究上海市公募基金会筹资现状，发现存在筹资支出低、筹资渠道单一、筹资手段落后以及筹资专业性不足的问题。据此，建议从以下四方面改善基金会筹资问题：完善支出结构，适当扩大筹资支出;拓宽筹资渠道，发展多元化资金来源结构;嫁接“互联网+”，升级筹资手段;精细化组织结构，提升筹资专业化水平。
[关键词]上海市公募基金会 筹资问题 筹资支出
[中图分类号]C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596（2019）07-0031-09
一、概述
据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上海市社会组织总数为16343家，基金会471家，占比2.88%，其中公募基金会56家，占基金会总数的11.89%。公募基金会不同于以服务会员志愿为主旨的社会团体和以民间自有力量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区别于有募捐限制的非公募基金会，是一类可以实行公开募捐，以从事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我国基金会呈现蓬勃发展状态。上海市公募基金在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弱势群体帮扶以及小区域发展等多个不同领域皆有建树，涌现出一批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优秀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因其非营利性与慈善性两大特性，决定了其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不可能忽视资金创收的问题，即基金会筹资问题。充足的资金可以使公募基金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也能够扩大、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使更多群体受益。公募基金会具有向全社会公开募集资金资源的权利，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来说享有优益权。但现实却是，公募基金会在筹资支出、筹资渠道、筹资手段以及筹资专业程度四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根据基金会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基金会服务领域多样性，本文选取了知名度较高、业务服务较活跃的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约占上海市公募基金会总数的26.79%，作为研究对象，希望为解决上海市乃至全国的公募基金会筹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与对策建议。
二、上海市公募基金财务收入现状
笔者根据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2017年年度报告整理出各基金会财务收入数据详情，由于这些基金会都不具有会费与商品销售收入，因此省略未列，详见表1。这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分别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与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从总收入一栏可以看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约8.6亿元的总收入遥遥领先于其他公募基金;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达到了1亿多元;有4个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在5000万至1亿元之间，分别是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与上海仁德基金会，而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會与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则在1000万～3000万元之间，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最少，只有约672万元，见表1。
（一）捐赠收入
由表1可见，15家公募基金会中，有11家基金会2017年捐赠收入占年度总收入的70%以上，可以断定上海市公募基金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捐赠。社会捐赠是指基金会接收的财力、物力资源不仅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源于国外，据此社会捐赠收入包括境内捐赠与境外捐赠。但是由于上海市公募基金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境内性与地区性的，其捐赠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内，即使有基金会接收境外自然人与组织捐赠，但所占捐赠收入比例极小。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等9家基金会的2017年境内捐赠收入情况为例，分析境内捐赠的主体。从表2可以看出，上海市公募基金主要依赖来自境内组织的捐赠，法人、社会团体等组织相对于自然人来说，拥有更为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往往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更倾向一次性集中捐赠较多资源，这是其成为公募基金捐赠重要主体原因。
（二）政府补助收入
上海市公募基金筹资更多来源于社会捐赠，相应的，政府补助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极小部分，基本小于6%，而且绝大部分公募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中政府补助收入为0。调查的15家公募基金中，有9家基金会2017年没有政府补贴收入，如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等。但也存在一些个例，如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政府补贴收入分别占其2017年年度总收入的40.42%与30.70%，以政府补助为重要筹资来源，使这两家公募基金会在捐赠收入占比上相较于其他基金会逊色，其捐赠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51.26%与2.40%，过于依赖政府拨款与补贴，不利于公募基金会发展向社会公众和组织的募捐能力，而且政府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容易因为政策可能会倾向其他社会组织提供补贴，从而减少对原补助基金会的拨款;也容易受经济形势影响，减少对基金会的拨款。总之，其资金来源具有不确定性，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基金会的生存状态与服务效率难以得到保障，不利于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服务收入 公益组织可以依靠自己的设备、技术与专业人员为会员企业或对外其他个人或组织提供服务，并向有支付能力的组织或个人收取服务费用[1]，这部分构成公募基金会的服务收入。15家公募基金会中仅有4家基金会存在服务收入这一资金来源，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10.81%，其次分别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各占6.56%、5.59%、0.95%，更多的基金会未有服务收入。
（四）投资收入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收入的70%”，一方面这有利于保持公募基金会的慈善特性，组织的绝大部分资金需用于公益事业支出;另一方面，除了业务活动、管理费用、筹资支出等其他支出外，公募基金可以将少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在实现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同时，可以为组织增加投资收入。数据显示，15家公募基金中，11家基金总收入包含有投资收入，其中有4家公募基金的投资收入占2017年年度总收入的20%以上，分别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与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所占比例分别是45.13%、33.03%、27.99%与26.06%，其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表现得最为出色，投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一半。总体来看，上海市公募基金虽有自创投资收入，但投资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并不高。
（五）非自创性收入与自创性收入
根据资金来源的主动性，一般可以将公募基金的收入分为非自创性收入与自创性收入。非自创收入主要包含两部分收入，即社会捐赠收入与政府拨款和补贴;而自创性收入则有服务收入、会费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投资收入与其他收入。非自创性收入是上海市公募基金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见表3，除了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自创性收入分别达到46.52%、47.80%与66.90%，其他公募基金不可避免都倚重非自创性收入。虽然以上3家基金会自创性与非自创性收入基本持平，但自创性收入过分依赖于投资收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与会费产生的收入相对较低甚至没有，其自创收入项目并不均衡，还有较大的发展与提升空间。
三、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内民众甚至非营利组织自身缺乏发展出这样一种认识：非营利组织筹资支出（fundraising expenditures）是作为吸引和获得社会捐赠而从组织资金中划出的必不可少支出[2]，从而导致公募基金会对资金创收认识不当、不够重视，造成财务收入中过分依赖非自创收入、财务状况非健康发展的问题。虽然短期看来，筹资支出是组织有限的可利用财力资源的一种削减，但是作用在该目标主体的公众或组织可能会接受请求，进而为组织提供更大份额的回报资源[3]，这样相较于发生在其之前的筹资支出成本是微乎其微的。总的来说，主要表现出以下问题。
（一）筹资支出少
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会2017年平均管理支出比例为4.78%，而平均筹资支出比例只有0.73%，相当部分的基金会筹资支出为零，见表4，筹资支出少甚至无支出成为普遍情况。澳大利亚学者Omura、Forster整理、分析本国48家非营利组织（NPOs）2001—2008年的财务数据[4]，建立古诺双寡头模型实证分析筹资支出等因素对NPOs吸纳社会捐赠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筹资支出与组织获得的捐赠收入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高筹资支出带来高捐赠收入回报。虽然对于NPOs筹资支出多少为宜、应占当年总支出比例多少，国内外学者均没有提供確凿结论。但较高的筹资支出水平可以帮助组织吸收社会资源，这是不可否认的。
（二）筹资渠道单一
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会的筹资渠道主要来自社会捐赠，其次是政府补助收入或投资收入，依靠非自创性收入是基金会从事公益活动的资金来源，非自创性收入少。总的来说，上海市公募基金会筹资渠道单一，资金结构不合理。多元化资金收入结构是NPOs维持财务稳定的重要因素[5]。一方面，多元化资金收入结构可以保证NPOs拥有足够的资金去发展、尝试创新项目，而不会损害或危及其原定的核心项目;另一方面，多元化资金收入结构使筹资渠道多样化，不会过于依赖某类收入，各部分收入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有利于维持NPOs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三）筹资手段落后
公募基金会传统的筹资手段有八种，分别是：（1）政令式筹资。指基金会凭借依托的党群部门或政府机关下文进行资源动员筹款，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常见方式。（2）关系筹资。指基金会通过邀请党政领导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作为基金会名誉理事，凭借名人效应拉动筹资。（3）项目筹资。指依据社会最急需的慈善需求设计公益项目，然后寻求社会捐赠，具有独特性、专门性。（4）灾害筹资。指当特别重大灾害来临时，基金会为履行公益组织的社会责任，而参与的重大灾害救助活动。（5）大型公益晚会筹资。指利用文体明星的影响力、媒介的传播力公开向社会募资。（6）公益拍卖筹资。一般指将书画作品、工艺品等物品用于拍卖从而获得筹资。（7）募捐箱筹资。通过在一些公益活动现场或在慈善机构办公场所等地方放置募捐箱进行筹款。（8）劝募函筹资。指利用向个人或组织寄送信函的方式委婉筹款[6]。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智能手机普及，传统的筹资手段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公募基金筹资的需求。当下，一是专门的公益筹资平台出现，使公益众筹成为公募基金筹资的新趋势，其具有方便、快捷、透明的优势，拨款周期短、打破劝募时空上的限制与运行中监管主体多元化[7]，开始成为许多公募基金会的主要筹资手段;二是市场化运作机制引入进公募基金会的筹资管理，即如何做好借鉴商业思维做好公募基金会的市场营销，以在竞争激烈的筹资市场吸引更多社会捐赠。 （四）筹资专业性不足
公募基金会是否设有专门的筹资部门、是否拥有具备筹资相关专业素养的人才，是体现其筹资专业性的两个最重要指标。人才可以从外部招聘，也可以对职工培训专业筹资技能，如国内第一家专注于公益事业评估与管理的瑞森德公司在2016年首次举办公益筹款人联盟训练营。这里主要考察基金会对筹资职能部门的设置情况。笔者调查2017年捐赠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10家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资料空缺）组织架构，发现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与上海市老年基金会的社会捐赠收入明显超过其他基金会，都具备多层级、多职能部门的组织架构，重视筹资，视筹资为基金会的一项独立职能，设置独立部门实行专人专事管理。而其他基金会组织结构普遍扁平化，内部只设有2～3个职能部门，一个部门往往统揽项目管理、资源募集以及志愿者管理，如上海仁德基金会、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与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有的甚至不设职能部门，以办公室总揽组织内部所有职能，如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支出结构，适当扩大筹资支出
公募基金会支出结构一般由慈善事业支出、管理或行政费用支出、筹资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四部分组成。慈善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收入的70%，管理或行政费用支出不得超过年度收入的10%，是《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公募基金会支出情况的硬性规定，但对于筹资支出尚无法律条文的限制，筹资支出水平交由基金会自主决定。有的基金会限于筹资能力不足或没有筹资动力，往往在基金会官网“坐等”捐赠或与固定的会员企业达成募捐意向，而不求助于新的筹资渠道与手段。民众普遍希望自己所捐赠的财物能百分之百用于帮助对象，常常忽略非营利组织在提供服务或产品过程中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其中就包含有管理成本。同样，关于筹资费用支出，是用于挖掘潜在捐赠群体所需支付的成本[6]，也往往会被民众，甚至是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忽略。澳大利亚学者通过建模实证筹资支出水平与组织获得的社会捐赠收入具有强正相关关系，是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积极筹资战略的佐证。只有公募基金会适当扩大筹资水平，通过在电视、网络等媒介营销组织品牌，使组织为更多人知晓，才能挖掘更多潜在捐赠群体，社会捐赠收入才会增加。
（二）拓宽筹资渠道，发展多元化资金来源结构
我国公募基金会过分依赖非自创性收入，其财务结构是单一型资金来源结构，也不具有稳定性。过分依赖政府补助收入的公募基金会可能因政策风向的转变而收入骤减，导致慈善事业难以为继;过分依赖社会捐赠，不管是以组织（企业）捐赠为主还是以民众捐赠为主，都具有捐赠随机性，可能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使基金会不能获得足够的活动资金。因此，多元化资金來源的财务结构可以很好地分散基金会财务风险。针对目前公募基金会普遍存在的自创性收入低这一问题，建议加强以下三方面工作。
1.开展服务业务，增加服务收入。基金会可以利用自己的设备、技术或专业人员为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个人或组织提供有偿服务，由此形成服务收入。非营利组织通过接受政府外包项目而获得政府补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服务收入，公募基金会不仅可以与政府合作，同样也可以与社会企业或民众合作。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公益组织的收入来源结构中，私人付费收入是主要的[1]，公益组织可以甄别服务对象是否具备支付能力，如果不具备支付能力，可以将其列为扶助对象，无偿提供服务。
2.自主经营产品，增加商品销售收入。国家允许公募基金会在不违背慈善特性的前提下，自主经营某些产品，所得收入必须投入公益支出。我国台湾地区的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专注于心智障碍患者的治疗与照料，为获得更多资金，从而实践其组织宗旨，该基金会设计了多种服务方案，如喜憨儿烘培屋及烘焙餐厅、社区家庭、临时及短时托育等项目[8]，在为社会提供服务和商品的同时，创造商品销售收入，壮大组织实力。
3.合理保值增值，增加投资收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理财产品逐渐多元化，投资理财产品也成为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投资收入应成为非营利组织扩展筹资渠道、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的方式之一。公募基金会可以聘请银行或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专业人士，协助制定符合基金会自身特点且市场发展的投资策略和目标，也可以委托专业理财公司进行资产管理[6]，投资周期以中短期为主，1～3年为宜。
（三）嫁接“互联网+”，升级筹资手段
智能手机与移动支付的普及使公募基金会筹资进入“公益筹资2.0”时代，加上慈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潜在的捐赠群体是极为庞大的。北京人创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众筹行业发展报告2018（上）》显示，2018年上半年，各综合众筹平台与专业公益众筹平台共发起7879个公益众筹项目，已成功项目4876个，占比61.89%，成功项目的总融资额约为1.86亿元，总参与人次约为889.78万人次。公益众筹项目自2011年在追梦网首次发起以来，短短8年时间已形成规模。公募基金会筹资手段也应顺时应势，嫁接“互联网+”翅膀，发展公益众筹。公益众筹由股权众筹、债券众筹派生而来，包括筹资方（项目发起人）、出资方（公众）与众筹平台三方主体，公益机构或个人在众筹平台上发起公益众筹项目，出资者对项目进行资金支持，一般有回报众筹与捐赠众筹两种类型。捐赠众筹与网络捐赠类似，是出资者对项目或机构进行无偿捐赠;回报众筹是出资者对项目或机构进行投资，并获得产品或服务。鉴于公益众筹项目吸引捐赠或投资的原因在于出资者或公众对项目理念的认同，因此对公募基金会在项目设计的创新性、筹款产品的吸引力，以及社交媒体的运用能力等方面都提出要求。由于公益众筹发源于商业众筹，基金会发起公益众筹也可以借鉴商业众筹的运营模式。
1.用商业思维进行项目设计。首先定位出资目标群体，公益众筹平台活跃的往往不是热衷公益的人士，而是愿意为创新买单的年轻一代，因此不能以眼泪、故事来吸取关注，需要用商业思维进行项目设计，用新颖的形式或有新引力的回报来筹资。 2.用商业思维进行项目展示以及传播。仅仅在项目包装上下功夫还不够，还需要对项目信息进行公开、充分的披露，公益众筹作为连接筹资方与出资方的桥梁，在提供连接性的同时也存在阻隔作用，众筹项目如果不是出资方主动获取的，而是平台推送的，天然存在不信任感，而筹资方对项目信息的全方位披露，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不信任感。项目展示的信息应包括筹资方（公募基金会、受助人）信息、预算以及项目执行计划。
（四）精细化组织结构，提升筹资专业化水平
根据调查了解到，捐赠收入与组织架构层级性具有相关关系，组织架构越复杂、组织层级越多的基金会，其获得的社会捐赠收入相对越多。相对来说可以将职能细化，将基金会活动的根本源泉——资金募集视为组织日常工作，设计专事筹资职能部门。因为组织架构相对复杂，说明该基金会内部形成了职责分明，管理精细化的运营模式，在涉及组织发展决策、职工薪酬管理、组织资产运营以及财务管理等各领域都形成了专业化分工，职工工作职责明确。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是一家以推动青少年素养教育发展为使命的5A级公募基金会，其2017年年度捐赠收入达到1.3亿元，仅次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其中现金捐赠占社会捐赠收入比例高达97.03%，社会捐赠收入质量高。上海市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其组织架构具有高度专门化、细化程度高的特点，基本覆盖到基金会活动的各专业领域，不但另外设置专门委员会为基金会在决策、筹资、审计、人力资源、投资以及评估等6个方面提供技术指导，而且还重视提升业务活动质量，在秘书长下设梦想课程研究院、教师发展学院、学习共同体研究院与梦想中心部，为志愿者培训、教育研究提供支持。
五、结束语
通过调查15家公募基金会的财务状况、组织架构以及业务活动等情况，分析了上海市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现状，总的来看，非自创性收入高，大部分公募基金会摆脱了对政府补助的依赖，以社会捐赠收入为组织活动的生命力，自创性收入低，其中，投资收入相对较高，但服务收入与商品销售收入并未成为基金会资金来源渠道，表现出筹资支出低、籌资渠道单一、筹资手段落后以及筹资专业性不足等问题。据此，建议从以下四方面改善基金会筹资问题：完善支出结构，适当扩大筹资支出;拓宽筹资渠道，发展多元化资金来源结构;嫁接“互联网+”，升级筹资手段;精细化组织结构，提升筹资专业化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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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婉玲.中国台湾非营利性组织的资金来源及其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17（29）：169-170.
[关键词]上海市公募基金会 筹资问题 筹资支出
[中图分类号]C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596（2019）07-0031-09
一、概述
据上海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上海市社会组织总数为16343家，基金会471家，占比2.88%，其中公募基金会56家，占基金会总数的11.89%。公募基金会不同于以服务会员志愿为主旨的社会团体和以民间自有力量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区别于有募捐限制的非公募基金会，是一类可以实行公开募捐，以从事志愿服务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我国基金会呈现蓬勃发展状态。上海市公募基金在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弱势群体帮扶以及小区域发展等多个不同领域皆有建树，涌现出一批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优秀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因其非营利性与慈善性两大特性，决定了其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不可能忽视资金创收的问题，即基金会筹资问题。充足的资金可以使公募基金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也能够扩大、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使更多群体受益。公募基金会具有向全社会公开募集资金资源的权利，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来说享有优益权。但现实却是，公募基金会在筹资支出、筹资渠道、筹资手段以及筹资专业程度四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根据基金会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基金会服务领域多样性，本文选取了知名度较高、业务服务较活跃的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约占上海市公募基金会总数的26.79%，作为研究对象，希望为解决上海市乃至全国的公募基金会筹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与对策建议。
二、上海市公募基金财务收入现状
笔者根据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2017年年度报告整理出各基金会财务收入数据详情，由于这些基金会都不具有会费与商品销售收入，因此省略未列，详见表1。这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分别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与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从总收入一栏可以看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约8.6亿元的总收入遥遥领先于其他公募基金;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达到了1亿多元;有4个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在5000万至1亿元之间，分别是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与上海仁德基金会，而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會与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则在1000万～3000万元之间，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最少，只有约672万元，见表1。
（一）捐赠收入
由表1可见，15家公募基金会中，有11家基金会2017年捐赠收入占年度总收入的70%以上，可以断定上海市公募基金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捐赠。社会捐赠是指基金会接收的财力、物力资源不仅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源于国外，据此社会捐赠收入包括境内捐赠与境外捐赠。但是由于上海市公募基金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境内性与地区性的，其捐赠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内，即使有基金会接收境外自然人与组织捐赠，但所占捐赠收入比例极小。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等9家基金会的2017年境内捐赠收入情况为例，分析境内捐赠的主体。从表2可以看出，上海市公募基金主要依赖来自境内组织的捐赠，法人、社会团体等组织相对于自然人来说，拥有更为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往往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更倾向一次性集中捐赠较多资源，这是其成为公募基金捐赠重要主体原因。
（二）政府补助收入
上海市公募基金筹资更多来源于社会捐赠，相应的，政府补助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极小部分，基本小于6%，而且绝大部分公募基金会2017年年度总收入中政府补助收入为0。调查的15家公募基金中，有9家基金会2017年没有政府补贴收入，如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等。但也存在一些个例，如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政府补贴收入分别占其2017年年度总收入的40.42%与30.70%，以政府补助为重要筹资来源，使这两家公募基金会在捐赠收入占比上相较于其他基金会逊色，其捐赠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51.26%与2.40%，过于依赖政府拨款与补贴，不利于公募基金会发展向社会公众和组织的募捐能力，而且政府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容易因为政策可能会倾向其他社会组织提供补贴，从而减少对原补助基金会的拨款;也容易受经济形势影响，减少对基金会的拨款。总之，其资金来源具有不确定性，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基金会的生存状态与服务效率难以得到保障，不利于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服务收入 公益组织可以依靠自己的设备、技术与专业人员为会员企业或对外其他个人或组织提供服务，并向有支付能力的组织或个人收取服务费用[1]，这部分构成公募基金会的服务收入。15家公募基金会中仅有4家基金会存在服务收入这一资金来源，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10.81%，其次分别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各占6.56%、5.59%、0.95%，更多的基金会未有服务收入。
（四）投资收入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收入的70%”，一方面这有利于保持公募基金会的慈善特性，组织的绝大部分资金需用于公益事业支出;另一方面，除了业务活动、管理费用、筹资支出等其他支出外，公募基金可以将少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在实现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同时，可以为组织增加投资收入。数据显示，15家公募基金中，11家基金总收入包含有投资收入，其中有4家公募基金的投资收入占2017年年度总收入的20%以上，分别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与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所占比例分别是45.13%、33.03%、27.99%与26.06%，其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表现得最为出色，投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一半。总体来看，上海市公募基金虽有自创投资收入，但投资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并不高。
（五）非自创性收入与自创性收入
根据资金来源的主动性，一般可以将公募基金的收入分为非自创性收入与自创性收入。非自创收入主要包含两部分收入，即社会捐赠收入与政府拨款和补贴;而自创性收入则有服务收入、会费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投资收入与其他收入。非自创性收入是上海市公募基金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见表3，除了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自创性收入分别达到46.52%、47.80%与66.90%，其他公募基金不可避免都倚重非自创性收入。虽然以上3家基金会自创性与非自创性收入基本持平，但自创性收入过分依赖于投资收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与会费产生的收入相对较低甚至没有，其自创收入项目并不均衡，还有较大的发展与提升空间。
三、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内民众甚至非营利组织自身缺乏发展出这样一种认识：非营利组织筹资支出（fundraising expenditures）是作为吸引和获得社会捐赠而从组织资金中划出的必不可少支出[2]，从而导致公募基金会对资金创收认识不当、不够重视，造成财务收入中过分依赖非自创收入、财务状况非健康发展的问题。虽然短期看来，筹资支出是组织有限的可利用财力资源的一种削减，但是作用在该目标主体的公众或组织可能会接受请求，进而为组织提供更大份额的回报资源[3]，这样相较于发生在其之前的筹资支出成本是微乎其微的。总的来说，主要表现出以下问题。
（一）筹资支出少
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会2017年平均管理支出比例为4.78%，而平均筹资支出比例只有0.73%，相当部分的基金会筹资支出为零，见表4，筹资支出少甚至无支出成为普遍情况。澳大利亚学者Omura、Forster整理、分析本国48家非营利组织（NPOs）2001—2008年的财务数据[4]，建立古诺双寡头模型实证分析筹资支出等因素对NPOs吸纳社会捐赠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筹资支出与组织获得的捐赠收入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高筹资支出带来高捐赠收入回报。虽然对于NPOs筹资支出多少为宜、应占当年总支出比例多少，国内外学者均没有提供確凿结论。但较高的筹资支出水平可以帮助组织吸收社会资源，这是不可否认的。
（二）筹资渠道单一
上海市15家公募基金会的筹资渠道主要来自社会捐赠，其次是政府补助收入或投资收入，依靠非自创性收入是基金会从事公益活动的资金来源，非自创性收入少。总的来说，上海市公募基金会筹资渠道单一，资金结构不合理。多元化资金收入结构是NPOs维持财务稳定的重要因素[5]。一方面，多元化资金收入结构可以保证NPOs拥有足够的资金去发展、尝试创新项目，而不会损害或危及其原定的核心项目;另一方面，多元化资金收入结构使筹资渠道多样化，不会过于依赖某类收入，各部分收入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有利于维持NPOs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三）筹资手段落后
公募基金会传统的筹资手段有八种，分别是：（1）政令式筹资。指基金会凭借依托的党群部门或政府机关下文进行资源动员筹款，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常见方式。（2）关系筹资。指基金会通过邀请党政领导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作为基金会名誉理事，凭借名人效应拉动筹资。（3）项目筹资。指依据社会最急需的慈善需求设计公益项目，然后寻求社会捐赠，具有独特性、专门性。（4）灾害筹资。指当特别重大灾害来临时，基金会为履行公益组织的社会责任，而参与的重大灾害救助活动。（5）大型公益晚会筹资。指利用文体明星的影响力、媒介的传播力公开向社会募资。（6）公益拍卖筹资。一般指将书画作品、工艺品等物品用于拍卖从而获得筹资。（7）募捐箱筹资。通过在一些公益活动现场或在慈善机构办公场所等地方放置募捐箱进行筹款。（8）劝募函筹资。指利用向个人或组织寄送信函的方式委婉筹款[6]。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智能手机普及，传统的筹资手段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公募基金筹资的需求。当下，一是专门的公益筹资平台出现，使公益众筹成为公募基金筹资的新趋势，其具有方便、快捷、透明的优势，拨款周期短、打破劝募时空上的限制与运行中监管主体多元化[7]，开始成为许多公募基金会的主要筹资手段;二是市场化运作机制引入进公募基金会的筹资管理，即如何做好借鉴商业思维做好公募基金会的市场营销，以在竞争激烈的筹资市场吸引更多社会捐赠。 （四）筹资专业性不足
公募基金会是否设有专门的筹资部门、是否拥有具备筹资相关专业素养的人才，是体现其筹资专业性的两个最重要指标。人才可以从外部招聘，也可以对职工培训专业筹资技能，如国内第一家专注于公益事业评估与管理的瑞森德公司在2016年首次举办公益筹款人联盟训练营。这里主要考察基金会对筹资职能部门的设置情况。笔者调查2017年捐赠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10家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资料空缺）组织架构，发现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与上海市老年基金会的社会捐赠收入明显超过其他基金会，都具备多层级、多职能部门的组织架构，重视筹资，视筹资为基金会的一项独立职能，设置独立部门实行专人专事管理。而其他基金会组织结构普遍扁平化，内部只设有2～3个职能部门，一个部门往往统揽项目管理、资源募集以及志愿者管理，如上海仁德基金会、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与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有的甚至不设职能部门，以办公室总揽组织内部所有职能，如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支出结构，适当扩大筹资支出
公募基金会支出结构一般由慈善事业支出、管理或行政费用支出、筹资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四部分组成。慈善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收入的70%，管理或行政费用支出不得超过年度收入的10%，是《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公募基金会支出情况的硬性规定，但对于筹资支出尚无法律条文的限制，筹资支出水平交由基金会自主决定。有的基金会限于筹资能力不足或没有筹资动力，往往在基金会官网“坐等”捐赠或与固定的会员企业达成募捐意向，而不求助于新的筹资渠道与手段。民众普遍希望自己所捐赠的财物能百分之百用于帮助对象，常常忽略非营利组织在提供服务或产品过程中所需要花费的成本，这其中就包含有管理成本。同样，关于筹资费用支出，是用于挖掘潜在捐赠群体所需支付的成本[6]，也往往会被民众，甚至是非营利组织管理人员忽略。澳大利亚学者通过建模实证筹资支出水平与组织获得的社会捐赠收入具有强正相关关系，是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积极筹资战略的佐证。只有公募基金会适当扩大筹资水平，通过在电视、网络等媒介营销组织品牌，使组织为更多人知晓，才能挖掘更多潜在捐赠群体，社会捐赠收入才会增加。
（二）拓宽筹资渠道，发展多元化资金来源结构
我国公募基金会过分依赖非自创性收入，其财务结构是单一型资金来源结构，也不具有稳定性。过分依赖政府补助收入的公募基金会可能因政策风向的转变而收入骤减，导致慈善事业难以为继;过分依赖社会捐赠，不管是以组织（企业）捐赠为主还是以民众捐赠为主，都具有捐赠随机性，可能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使基金会不能获得足够的活动资金。因此，多元化资金來源的财务结构可以很好地分散基金会财务风险。针对目前公募基金会普遍存在的自创性收入低这一问题，建议加强以下三方面工作。
1.开展服务业务，增加服务收入。基金会可以利用自己的设备、技术或专业人员为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个人或组织提供有偿服务，由此形成服务收入。非营利组织通过接受政府外包项目而获得政府补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服务收入，公募基金会不仅可以与政府合作，同样也可以与社会企业或民众合作。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公益组织的收入来源结构中，私人付费收入是主要的[1]，公益组织可以甄别服务对象是否具备支付能力，如果不具备支付能力，可以将其列为扶助对象，无偿提供服务。
2.自主经营产品，增加商品销售收入。国家允许公募基金会在不违背慈善特性的前提下，自主经营某些产品，所得收入必须投入公益支出。我国台湾地区的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专注于心智障碍患者的治疗与照料，为获得更多资金，从而实践其组织宗旨，该基金会设计了多种服务方案，如喜憨儿烘培屋及烘焙餐厅、社区家庭、临时及短时托育等项目[8]，在为社会提供服务和商品的同时，创造商品销售收入，壮大组织实力。
3.合理保值增值，增加投资收入。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理财产品逐渐多元化，投资理财产品也成为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投资收入应成为非营利组织扩展筹资渠道、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的方式之一。公募基金会可以聘请银行或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专业人士，协助制定符合基金会自身特点且市场发展的投资策略和目标，也可以委托专业理财公司进行资产管理[6]，投资周期以中短期为主，1～3年为宜。
（三）嫁接“互联网+”，升级筹资手段
智能手机与移动支付的普及使公募基金会筹资进入“公益筹资2.0”时代，加上慈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潜在的捐赠群体是极为庞大的。北京人创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众筹行业发展报告2018（上）》显示，2018年上半年，各综合众筹平台与专业公益众筹平台共发起7879个公益众筹项目，已成功项目4876个，占比61.89%，成功项目的总融资额约为1.86亿元，总参与人次约为889.78万人次。公益众筹项目自2011年在追梦网首次发起以来，短短8年时间已形成规模。公募基金会筹资手段也应顺时应势，嫁接“互联网+”翅膀，发展公益众筹。公益众筹由股权众筹、债券众筹派生而来，包括筹资方（项目发起人）、出资方（公众）与众筹平台三方主体，公益机构或个人在众筹平台上发起公益众筹项目，出资者对项目进行资金支持，一般有回报众筹与捐赠众筹两种类型。捐赠众筹与网络捐赠类似，是出资者对项目或机构进行无偿捐赠;回报众筹是出资者对项目或机构进行投资，并获得产品或服务。鉴于公益众筹项目吸引捐赠或投资的原因在于出资者或公众对项目理念的认同，因此对公募基金会在项目设计的创新性、筹款产品的吸引力，以及社交媒体的运用能力等方面都提出要求。由于公益众筹发源于商业众筹，基金会发起公益众筹也可以借鉴商业众筹的运营模式。
1.用商业思维进行项目设计。首先定位出资目标群体，公益众筹平台活跃的往往不是热衷公益的人士，而是愿意为创新买单的年轻一代，因此不能以眼泪、故事来吸取关注，需要用商业思维进行项目设计，用新颖的形式或有新引力的回报来筹资。 2.用商业思维进行项目展示以及传播。仅仅在项目包装上下功夫还不够，还需要对项目信息进行公开、充分的披露，公益众筹作为连接筹资方与出资方的桥梁，在提供连接性的同时也存在阻隔作用，众筹项目如果不是出资方主动获取的，而是平台推送的，天然存在不信任感，而筹资方对项目信息的全方位披露，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不信任感。项目展示的信息应包括筹资方（公募基金会、受助人）信息、预算以及项目执行计划。
（四）精细化组织结构，提升筹资专业化水平
根据调查了解到，捐赠收入与组织架构层级性具有相关关系，组织架构越复杂、组织层级越多的基金会，其获得的社会捐赠收入相对越多。相对来说可以将职能细化，将基金会活动的根本源泉——资金募集视为组织日常工作，设计专事筹资职能部门。因为组织架构相对复杂，说明该基金会内部形成了职责分明，管理精细化的运营模式，在涉及组织发展决策、职工薪酬管理、组织资产运营以及财务管理等各领域都形成了专业化分工，职工工作职责明确。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是一家以推动青少年素养教育发展为使命的5A级公募基金会，其2017年年度捐赠收入达到1.3亿元，仅次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其中现金捐赠占社会捐赠收入比例高达97.03%，社会捐赠收入质量高。上海市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其组织架构具有高度专门化、细化程度高的特点，基本覆盖到基金会活动的各专业领域，不但另外设置专门委员会为基金会在决策、筹资、审计、人力资源、投资以及评估等6个方面提供技术指导，而且还重视提升业务活动质量，在秘书长下设梦想课程研究院、教师发展学院、学习共同体研究院与梦想中心部，为志愿者培训、教育研究提供支持。
五、结束语
通过调查15家公募基金会的财务状况、组织架构以及业务活动等情况，分析了上海市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现状，总的来看，非自创性收入高，大部分公募基金会摆脱了对政府补助的依赖，以社会捐赠收入为组织活动的生命力，自创性收入低，其中，投资收入相对较高，但服务收入与商品销售收入并未成为基金会资金来源渠道，表现出筹资支出低、籌资渠道单一、筹资手段落后以及筹资专业性不足等问题。据此，建议从以下四方面改善基金会筹资问题：完善支出结构，适当扩大筹资支出;拓宽筹资渠道，发展多元化资金来源结构;嫁接“互联网+”，升级筹资手段;精细化组织结构，提升筹资专业化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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