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公司的命，一身大公司的病—这句话用来形容2018年命运跌宕的ofo，再合适不过。
　　只用3年时间，ofo就倍速快进般地走完了从一夜成名、估值膨胀、概念出海，到团队分化、股东暗战、融资困难，再到被同行赶超、裁员迁址、数次“被破产”的几乎整个生命周期。这家曾经的明星公司的北京总部目前仅剩400余人，债务重组的过程中仍要为“盈利1元钱”这样的目标焦虑。
　　《第一财经周刊》对“失意大公司”的总结至今已持续10年，绝大多数创业公司其实并不在我们的观测范圍内。因为过去几年中国市场鼓励“双创”、概念横行、游资滚滚的发烧状态，最容易孵化的就是这种被快速催熟的“巨婴公司”案例。
　　但ofo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16年同样一夜入冬的滴滴出行。
　　那一年，并购优步中国业务、等来国家层面的网约车许可、合作出租车公司上百家，是使滴滴估值达到280亿美元、春风得意的上半场；各地网约车和拼车服务严苛细则落地、司机供给开始因人口管控政策流失，则使滴滴正式步入复杂政商关系和供需矛盾难以协调的下半场。
　　尽管巨额融资和规模增长在之后几年内仍在持续，滴滴在资本市场的高光时刻却已经远去。一份于2018年第三季度披露的财报数据显示，这家号称已用两年时间整理财务模型、寻找盈利机会、随时准备冲击上市的公司，在盈利道路上的进展其实非常缓慢—2018年上半年，滴滴针对乘客和司机的双边补贴支出总额达到了117.8亿元，换来的却是40.4亿元的期内亏损。

　　2018年内先后两起与滴滴“顺风车”相关的命案，则让监管层将注意力牢牢地锁定在了这家公司身上。在“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点名针对滴滴提出7个运营问题之后，12月5日，滴滴迅速宣布调整组织架构：顺风车业务依照要求继续下线，专车及快车业务被合并为平台公司统一管理。在CEO程维的内部信中，“升级安全体系”成了所有调整描述中的头号要求。
　　2018年是需要缓行的一年—在机构与经济学家的预测中，中国全年的GDP增速将会放缓至6.5%上下，正式进入一个所谓的“高质量增长”期；一些原本被认为具备穿透周期能力的公司，也开始随周期波动；大城市消费者在几年的信息爆炸后，开始越来越多反思自己的冲动消费；过去一直处于“隐形状态”的低线市场，却已经被新一代的互联网公司和产品引爆。
　　市场日益分化的过程，给了拼多多这样直接挑战游戏规则的公司在3年内就上市的机会，也给业绩表现不佳、但久无市场压力的分众传媒带来了新对手。
　　以“农村包围城市”思路在西部地区崛起的新潮传媒，利用价格战和覆盖速度，将分众传媒的股价一口气打掉了20%，仅靠公司回购股份，以及引入阿里巴巴的战略入股，分众传媒难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然而面对新的竞争对手，其创始人江南春仍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警惕感。在一次针对中国消费趋势的演讲中，他试图通过将拼多多现象描述为“中国底层社会的一次消费升级”，来表明对手盘活的只是存量市场，其与分众占据优势的高线城市市场之间并非零和博弈—但愿江南春的这种心态只是为了安抚投资者。
　　在拼多多上市前后，针对这家公司价值观“本分”一词的讨论一度很热闹。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曾表示，这一理念沿袭自创造出了步步高、OPPO、vivo 3家大公司的企业家段永平，包含了诚实、责任心、专注基础、不占便宜、自我反省5个方面。

>> 那些在2018年失意的大公司，是在哪些方面丢掉了自己的“本分”

国内大公司失意的主要原因

　　如果将这一概念迁移到企业管理层面，同样是个有趣的讨论：大公司的“本分”应该是什么？或者说，那些在2018年失意的大公司，是在哪些方面丢掉了自己的“本分”

管理者的隐忧

　　在每一年的分析中，我们几乎都会提到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与大公司滞后的体系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过去常体现在失败的产品策略、恶化的市场环境、创新力不足、针对危机没有充足预案等方面。
　　但对于今年失意的大公司来说，领导力成了最值得优先探讨的话题。
　　比如，如果不是董事长刘立荣在年底被爆出挪用数十亿元去海外豪赌的消息，金立本不会出现在我们今年的讨论中。在近些年OPPO、vivo、小米、荣耀等品牌对于智能手机全年龄层及全产品定位的激烈市场争夺中，金立利用一小块传统的中年高消费力客群，就实现了相对稳健的营收和利润水平。然而，刘立荣的特殊癖好，最终使金立出现了近百亿元的资金缺口，让公司瞬间滑向资不抵债的破产境地。
　　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则在今年为高管操守和公司治理敲响了最响警钟。
　　他在美访学期间因涉嫌性侵被逮捕，并在随后警方和媒体不断披露的证据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局势，此前精心构筑起的美满家庭形象毁于一旦。但更严重的影响还在公司层面—京东的治理结构决定了公司的命运与创始人高度绑定。
　　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今年宣布将把董事局主席一职交由CEO张勇不同，京东一直都不信赖职业经理人，更没有所谓的“接班人”制度。利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刘强东一人通过15.8%的持股比例，就掌握了京东超过80%的投票权，位于其下的京东高管團队自然没有环境也没有机会去播种和培育自己的想法。
　　在一份不尽如人意的第三季度财报发布后，很长时间没在公众视野中发声的刘强东通过电话会议表示，“管理团队已经成型且非常稳定”，而其个人的兴趣点之后会转移到“战略、团队、文化和新业务上”。但在京东方面没有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高管轮转方案、甚至实际运行一段时间之前，外界完全可以将这种说法当作转移注意力的托词。
　　摇摆甚至顶层空虚的管理层状况，不可避免地会传导到公司的运营层面。去年曾因业绩不佳、高管离任登上这份榜单的阿里大文娱，今年再次因为贪腐问题换下了优酷总裁杨伟东。过去一年，杨伟东也兼任阿里大文娱第二任轮值总裁，主导了优酷的自制综艺改革。
　　从2015年起就连续陷入高层人事震荡的光明集团，同样在新一轮高管集体辞职的危机之后，被外界下了“光明难见光明”的论断。委任制的国企用人模式，当然有值得诟病的地方。比如目前调任光明集团总裁的刘平，以及光明乳业董事长濮韶华，此前都没有乳业的从业经历。这与10年前光明起用郭本恒，利用“莫斯利安”等明星单品将光明的市占率做到行业第三的思路大相径庭。而到了2017年，伊利、蒙牛的年度营收分别是光明的3倍左右，至少从数据上看，光明已经彻底“掉队”了。
　　如果有机会，希望这些公司高管能够拾起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里的一句话：“如果一个组织富有精神，那是因为它的最高领导者精神崇高。如果一个组织腐败，其根源也在它的最高领导者。”

监管之年

　　网约车规范、影视行业集体补税、限制游戏发展、约谈OTA企业……倏忽而至的政策变化，成了今年几乎所有入选大公司的失意原因。
　　今年受监管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长期将游戏业务视作现金牛的腾讯。2018年的游戏行业可谓万马齐喑，领头者腾讯尤甚。如果说年中“游戏版号冻结”“绿色通道关闭”等行业传闻，只是让腾讯此前测试的两款本土“吃鸡”手游内的大量流量无法变现，那么八部委联手拿出的一纸《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则是彻底为《怪物猎人：世界》这类精心策划、希望再次引爆市场的关键游戏贴上了一道生死符。
　　业务多元、体量庞大如腾讯，也很难迅速消化这样的政策影响，在2018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公司出现了13年内首次利润同比下跌的情况。由于核心业务乏力且看不到政策曙光、包括创始人在内的大股东连续减持等原因，腾讯在港交所的股价年内出现了最高50%的跌幅，相当于有超过2万亿港元的公司市值烟消云散，每一天看起来都像是“抄底”腾讯的最好时机。
　　腾讯曾尝试用一份看上去远超预期的第三季度财报，来扭转外界的这种悲观情绪。游戏、社交、广告、支付、云计算等新旧业务全部出现业绩回升。而净利润30%的同比增长，被归因为公司对外投资的优异表现。
　　投资已经成为这家中国互联网巨头的主营业务了吗？—在一篇名为《腾讯没有梦想》的自媒体评论文章中，作者对投资了超过600家公司、牵动总市值规模超千亿元的腾讯投资业务提出了许多质疑，并将这种利用流量和资本快速做大的办法，视为腾讯“没有梦想”的证据之一。

滴滴出行

　　两起顺风车遇害案，引发了比以往更为严格的网约车监管层大整治，也使公司的收入来源有所折损。在拿下优步中国后，滴滴在国内市场享受了3年近似垄断的安逸，不管是制度层面还是产品层面，再无亮眼的创新之举。

腾讯

　　行业内外的政策收紧，大幅影响到了公司收入中占比最高的游戏业务；规划中的大部分其他新兴业务都无法即时补位，继而造成了股价持续下跌。

携程

　　在年初与年中分别陷入“搭售”和“大数据杀熟”的争议，以短期盈收为唯一参考指标的内部KPI制度遭到质疑；行业领先地位持续受到美团、阿里巴巴同类业务冲击，新一轮价格战或对位竞争可能很难避免。 　　腾讯确实早有机会在游戏与流量生意之外，寻找到生命力更为持久、在道德层面更加中立的商业模式。相比之下，星星点点的投资虽然高效、回报率高，但仍可能因为公众号“差评”这样糟糕的投资案例折损品牌。
　　有些尚未在市场和政策变换中重新确定领先地位的大公司，在这一年的损失则更为惨重。比如华谊兄弟—它曾是这个市场上最早将导演明星等艺人资源与资本、公司运作结合起来，实现“捆绑式发展”的公司之一。2015年华谊兄弟高价收购冯小刚创立的“东阳美拉”公司，并锁定7部影片储备及其盈利分成，就是这个手法的典型案例。
　　时间到了2018年，华谊不仅未能从冯小刚这7部影片平庸的票房中获得足够的收益，还被卷入了崔永元爆料“阴阳合同”、范冰冰偷逃税等一系列行业口水仗中。这家创业板“影视第一股”曾一度回应投资者问询称：“与合作演员签署的合同均合法合规，并依法及时缴纳相关税费。”但在影视公司的补税大军中，相信少不了来自华谊兄弟的这一份。
　　王中军、王中磊这两位大股东如今还在账面上保持着对华谊兄弟的控制权，并承诺以股权质押和套现融到的资金会被用于项目和股权投资，但投资者和市场显然不会轻易相信这套说辞。

大公司的傲慢

　　2018年7月，深交所上市公司“长生生物”旗下子公司先后被药监部门爆出生产的11.3万份人用狂犬病疫苗存在记录造假行为，以及一年前检验不合格的25万支儿童百白破疫苗已经几乎全部流入市场并开始接种的违规事实。这一发端于内部员工实名举报的新闻，经自媒体的跟踪报道成为全网热点，最终引发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国务院专题会议级别的关注。
　　一方面，无数家长在极度愤怒中翻开了孩子的疫苗记录本；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医药股板块出现反弹，并计算着上市公司壳资产价值的A股游资，仍在数个跌停板后试图炒作“*ST长生”。最终，沪深交易所及时出台了毫不手软的《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将长生生物列为因此新规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名单首位。
　　过去这一年，诸如长生生物这样在商业伦理上犯错的大公司不少，而且恰恰是诸如“共享单车押金变理财产品”“卖机票默认搭售保险”“房租上涨”这样的“小事”，更容易让人感受到大公司的淡漠与狂妄。
　　从“默认搭售”到“大数据杀熟”，携程是少数连续两年踏入这条危险河流的大公司之一。这无疑会让公司CEO孙洁在任上第二年感到头疼。
　　此前，携程是美国中概股市场中少有的业绩增长良好、收购式发展策略颇受认可的优质公司，行业地位看似也早已稳定。但到了2018年，它不仅在酒店旅行业务上受到了新鲜上市的美团以及体量日长的阿里“飞猪”的夹击，还要面对许多可能从PC时代就使用携程产品的老用户的质疑。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季度，携程出现了近9个季度以来的首次亏损，股价和市值较今年6月的最高点已经腰斩。2013年到2016年间的旅游行业巨变或许不会马上重演，但几大玩家都在二级市场聚首后，迎来的会是一场持久战。
　　曾经以互联网模式打破传统中介垄断、以挑战者身份进入市场的链家，也在顺应长租公寓等新兴市场需求后露出了野心。一场与同行公司的口水仗，揭露了链家旗下品牌自如刻意囤积房源、推高租金、发行租金贷产品等一系列违规行为，而随后被爆出的新装房屋甲醛超标问题，则逼着这家公司一次性下架了所有首次出租房源，市场因此再次陷入供需不平衡的挣扎中。

华谊兄弟

　　在影视行业整体因漏税和高片酬问题动荡之际，创始人兄弟通过连续减持、质押股票的手法套现，资金去向不明；曾经领先于行业的艺人经纪模式正逐渐走向衰落，地产等去电影化新业务线同样拓展不利。

京东

　　随着信息逐步披露，刘强东在美所涉性侵事件逐渐明晰；外界对于创始人的信心一落千丈，后备管理团队能力不足问题也因此凸显。对于电商行业的挑战者们而言，市值暴跌的京东目前是个绝佳的超越目标。

中兴通讯

　　在历时近一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兴因违反相关禁运令被美国制裁，为此它支付了14亿美元罚款，并在监督下更换全部董事会成员。在此之后，欧美国家针对其5G产品的入场制约依旧不断。
　　如同自如会把用隔断围起来的客厅区域唤作“优化房”并正常出租那样，产品的巧思背后，大多是来自业绩的焦虑。比如在严格利用收入和盈利水平两个指标考核员工KPI的攜程，每一个部门都要找到潜力最大的商业化途径。将原本定位为“公益互助”的顺风车、拼车业务转化为商业产品，也是滴滴为谋求更大利润空间，而将商业伦理放到一边的体现。
　　尽管很难，公司学会利用价值观、而非KPI来管理组织的时代终将会到来。因为经济基础和消费需求很难持续维持高速增长，而价值观至少可以保证让员工不在完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失速的经济引擎

　　过去10年间7次更换高管的福特中国，实际上也浪费了3年前利用长安福特和林肯的超高销量打下的市场基础。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福特在中国的销量累计为40万辆，同比下降25%。这是福特进入中国18年来销量跌幅最大的一次，而且是来自全线车型的集体“溃败”。
　　新产品匮乏，是外界质疑福特中国过于安逸、创新能力严重丧失的关键理由。自2016年第四季度至今，长安福特已有18个月没有新车型上市；福克斯、福睿斯、翼虎、蒙迪欧等主力车型，大多在2013年前后就已经投放市场。
　　福特中国，和此次因在华销量下滑15%而上榜的捷豹路虎等外资车企，也许会把2018年糟糕的业绩归因于购置税减半政策取消、限牌限行、国六标准推广等政策因素，以及一组消费统计数据—中国2018年前10个月的汽车总销量下降2.5%，至1840万辆。考虑到已有连续5个月的销量不佳，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年度销量已经十分接近过去28年来的首次下滑。
　　消费热情下滑，让已经被调控政策管制多年的房地产市场在2018年同样低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前10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显示，无论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还是房企到位资金和各地区商品房销售等数据，均呈现出增速回落态势。 　　这也使得我们今年的失意大公司名单中出现了3家房地产公司。其中相对更值得一提的，是昔日“华南五虎”房企头名、如今销售业绩平平的富力地产。在生意起步的2000年代初期，富力曾以低成本的城市旧改项目作为独特切入角度，很快就随着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崛起而兴盛。但到了2008年之后，富力就逐渐失去了这种踏准市场节奏的悟性，近些年反而因为试图追赶一线房企而落入财务困境。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富力的销售业绩惨淡，公司负债却达到创新高的2863亿元，几乎等同于广州市2018年的负债限额；现金储备仅能勉强覆盖一年内的到期债务，净利润还不够支付债务产生的利息。
　　细数近些年的失意大公司名单，高杠杆、高负债式膨胀的案例如乐视与海航这一两年的狼狈表现，已经点明了这一模式的极高风险。
　　被收购之后的乐视成了融创需要不停弥补的窟窿，上市公司随时存在退市风险；在相似理念下、由同一个创始人贾跃亭建立起来的电动车公司FF，现在则在投资尾款问题上，成了恒大健康怎么也甩不掉的心病。
　　而在通过高负债模式，在全球市场吹起发展气球的安邦、万达等公司中，海航是少数决定将其主营模式坚持到最后的。2018年，这家公司已经出售了从房地产项目、酒店管理公司、飞机租赁，到航空公司股权等一系列资产用于还债，还在年中经历了集团掌舵人王健的突然身故，尽管董事长陈峰之后在接受采访时努力展示乐观情绪，表示“危机正在逐步过去”，但这个过程不会轻松。
　　以碧桂园为首的头部房企，曾以为依靠快速开发销售的“高周转模式”，可以降低债务压力带来的风险。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碧桂园对于项目从拿地到开盘的周期的标准期待是4至5个月，耗时仅是行业平均速度的1/3。加上此前在三四线城市精准的拿地预判，碧桂园在2017年成为行业内首个年销售收入超过5000亿元的超级公司。
　　但“高周转”模式的隐患最终在工程质量问题上爆发。2018年年中刚过不到40天的时间内，碧桂园位于上海奉贤、杭州萧山和安徽六安的3个项目工地接连出现坍塌，导致7人死亡。随后的2018年年中报告，碧桂园宣布公司发展将进入“提质控速”新阶段，不再公开强调“高周转”这个词。

全球同此凉热

　　2018年从碧桂园的介绍中消失的，实际上还有一则楼盘的宣传口号—“新加坡旁森林城市”。这是碧桂园规模最大的海外项目，面积相当于半个澳门，曾被期待能够确立中国公司海外发展的创新模式。
　　但在一轮历史性的政党轮替后，“森林城市”现在已经被马来西亚当局视作能否大规模开放外资入场的一个关键争议案例。此前这一项目的官网曾以购房者可以申请长期居住权、享受当地入学及养老福利，吸引中国消费者落地投资。而时隔两年，新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宣布，既不会继续允许外国人在这一项目中购置房产，也不会为这里的外国居住者颁发签证。

华为

　　曾以先进5G技术和遍布全球的服务响应体系而自豪的华为，在这一年经历了与中兴类似的波折，而且强度更大。近期的CFO被扣留事件，则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化公司目前的被动处境。

碧桂园

　　在不到40天时间内，连续出现3处项目工地坍塌，这提高了外界对于其高周转盈利模式的警惕心。海外布局本来能成为这家公司躲避国内经济周期的好方法，却也因当地政权更迭蒙上了阴影。

海航集团

　　联合创始人王健的生命在一次法国考察中意外终止，公司为解决高负债问题而进行的“全球大甩卖”仍在持续。海航理想中横跨航空、物流、酒旅、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商业帝国正被逐渐瓦解。
　　在政策相对宽松，鼓励海外投资的那几年里，海航、万达、复星等中国大公司多利用资产运作，以及海内外产业链的互补实现快速收购、快速整合，一时在全球资本市场名声大噪。而今年，在海外市场上大肆收购，如今握有罗马尼亚、阿联酋、俄罗斯、乍得等多国能源业务的公司“中国华信”，在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带走调查之后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随着叶简明一起陨落的，还有曾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的政府官员何志平。美国检方在逮捕后者时表示，华信曾通过何志平的关系网络，向乌干达和乍得的高官行贿数百万美元，以谋求商业利益。

光明集團

　　失去市场第三的排位，光明集团高管的频繁更迭、新产品研发不力，以及渠道控制紊乱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被列为原因。“光明难见光明”的说法可能一语成 谶。

捷豹路虎

　　前一年还被认定为全球最大销售市场的中国，2018年就用销量下滑15%的结果给了捷豹路虎一记重击。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消费者对于SUV的审美疲劳，加剧了这家豪华车企的困境。

金立

　　在功能机时代赫赫有名的手机厂商，竟因为公司董事长的嗜赌一夜间濒临破产。近期仍在和供应商协商解决方案的金立，已经充分展示了走上歧路的独断领导者对于一家公司可能造成的恶果。

福特中国

　　汽车销量寒潮中，产品线多年未更新、经销商网络亏损已久的福特中国是其中最难独善其身的企业之一。在中国市场从“领头羊”沦落为“吊车尾”，这也给福特的全球业务带来了沉重打击。

长生生物

　　横跨两个年度、两种接种范围极广的疫苗的抽检结果不合格，暴露了这家公司罔顾消费者安危和市场规范的错误价值观。新的退市制度监督将不再给这类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机会。

链家

　　公司旗下已是市场第一大品牌的自如，出现了包括刻意囤积房源、推高租金、发行租金贷产品、甲醛超标房源在内的一系列违规行为。
　　被暗讽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在2018年针对中国大公司的嗅觉格外灵敏。比如，美国商务部在年初快速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中兴的制裁手段，包括一份长达7年的本土禁售令—美国公司将被禁止向中兴销售包括高精尖芯片在内的各类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 　　“这样的制裁将使公司立即进入休克状态，将直接影响公司8万员工的工作权利，直接损害8万个家庭的利益。”中兴通讯原董事长殷一民此前在内部邮件中表示。为此，中兴先后拿出了两笔共14亿美元的罚金，并在美方的监督下更换了所有董事局成员，禁令才得以解除。
　　但另一边，在2018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德国等都曾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华为、中兴的5G产品进入当地测试。
　　从产品创新能力来看，华为在5G技术上的前期投入与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确实属于领先水平。快速响应能力以及精确的成本控制，也使华为在2000年代初期快速打开了多个海外市场，目前正向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发展，也挤占了欧美同类公司的市场空间。

中国华信

　　东窗事发前，39岁的隐形富豪叶简明和他所创建的这个全球500强能源帝国并不被公众知晓。而当其行贿路径和财务压力等问题浮出水面后，我们才逐渐看到这头“灰犀牛”的真实面貌。

富力地产

　　昔日销量节节攀升的公司是怎么掉队的？一方面没能玩转高杠杆和高负债的开发模式，反倒被其拖累；另一方面过早放弃住宅地产的市场空间，这些都让富力失去了和对手平分秋色的资本。

分众传媒

　　来自竞争对手新潮传媒的“约架”，让分众的股票短时间内大跌20%。市场开始质疑，这家公司此前引以为傲的广告位资源、高收入用户和强销售能力，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

ofo

　　ofo今年在微博上共计发布了多达13则澄清公告，其中大半用于回应外界对其经营状况、债务纠纷，乃至“被破产”的消息。从“新四大发明”到“在寒冬中活下去”，ofo要补的课一点都不少。

A股

　　与全球股市共振的A股在这一年的走势令人揪心。政策层面的暖风已經吹到，但更多制度层面的创新仍被堵在路上，不知何时才能到 来。
　　这些试探性的贸易摩擦，终于在12月1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公司现任CFO孟晚舟被美国检方以欺诈罪名起诉，并利用加拿大海关通道扣留引渡的突发新闻中爆发。
　　华为对此消息的回应是《致全球供应商伙伴的一封信》，并表示“并不知晓孟晚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称“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一家商业公司施压，是背离自由经济和公平竞争精神的做法”。这家公司也希望，其在全球范围内的1.3万多家供应商企业不会受到这则消息的过度影响。
　　不过，至少在A股市场，华为的安抚没起作用。消息披露当日早市，32只入选华为“核心供应商”的公司股票即有累计近300亿元的市值蒸发。如果加上位于香港、台北等交易所的其他“华为概念股”，期内的累计市值蒸发超过了700亿元—中国市场全球的关系，从未变得如此紧密。
　　另外，和2017年的“广州”一样，我们在今年失意大公司名单的最后增加了一个不属于公司范畴的名字—2018年伴随着全球股市震荡，市售总市值已经消失1/3的A股最终入选。从年初的CDR、年中的部委吹风会、年末的战略新兴板和地方纾困资金，A股的管理者利用政策、运营、创新等各种手段，试图让其尽快摆脱向下想法趋势，但相信经历过这些年A股沉浮的大多数人都认同，我们确实身处于一个不确定性随时可能爆发的时代。
　　2018年这危机四伏的环境，确实很考验大公司的求生欲—尤其是那些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将从何而来、只是不停嚷着“船大调头难”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