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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尔都塞作为马克思之后意识形态理论的集大成者，其理论丰富性和独特性兼具，影响深远。尽管有局限之处，但其“意识形态无历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AIE的支配地位”等概念的提出，对于消除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内存在的“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中立论”以及“意识形态虚假论”等理论障碍和现实误区，厘清“今天我们是否仍需建设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建设何种意识形态”以及“采取何种途径建设意识形态”等问题，更加有效地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解答上述问题，当从明确意识形态建设意义、完善意识形态建设内容和优化意识形态建设途径三个方面进行回应和关照。
[关键词]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校教育；治理能力建设
[作者简介] 王桃珍（1984—），女，湖南邵东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9-0026-06 [收稿日期] 2016-04-22
意识形态是任何哲学和哲学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形塑意识形态概念的雏形，到培根《新工具》“四假象说”昭示意识形态概念降生的先兆，从洛克《人类理解论》“四种错误尺度”成为意识形态概念孵化的催生剂，到特拉西伯爵《意识形态的要素》“意识形态”概念的正式降生，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是其中最为深刻、最富于创造性的学说。其贡献在于，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实现了某种‘哥白尼式的转折’：以往的哲学家的共同特征是都只是立足于意识的领域来考察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则是将考察意识形态的立足点从意识形态领域中移出来，放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即坚持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1]（P334-335）
阿尔都塞作为马克思之后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既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重新诠释，也是对同时代哲学社会思想精华——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符号学、拉康“镜像理论”及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等的吸收和借鉴，可谓时代精神的集大成者。尽管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其思想的丰富性、独特性以及影响深远性，却毋庸置疑。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佩里·安德森评价道：“阿尔都塞体系的新颖及独创性本身是不可否认的……很快对法国左派产生了影响并获得巨大的声誉，取代了先前诸理论流派，……实际上完全塑造了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2]（P45）不仅如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厘清和消除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内存在的“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中立论”以及“意识形态虚假论”等理论障碍和现实误区，更加有效地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解答“如何更加有效地建设我们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当从“今天我们是否仍需建设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建设何种意识形态”“采取何种途径建设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回应和关照。
一、今天我们是否仍需建设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建设意识形态这一课题的元命题，这一问题不澄清，“建设何种意识形态”和“如何建设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从谈起。长期以来，我们意识形态建设成效薄弱，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含糊不清和态度上的摇摆不定。
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加之受福山“历史终结论”和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等言论的影响，“意识形态淡化论”甚嚣尘上，其突出表现为“思想、文化领域‘告别革命，远离政治，躲避崇高，直面俗世’的倾向；国际上‘意识形态终结论’则大行其道，甚至宣称苏联解体是西方自由民主取得的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3]（P76）这种论调提出者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随着新时期国际形势的重大调整和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持续推进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黑猫、白猫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争论”“三个有利于”等提法，就是寓意着我国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中意识形态特殊地位和作用的褪色。其本质是“‘淡化’‘终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鸣锣开道”。[3]（P76）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阿尔都塞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不同于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只存在于阶级社会，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无历史”的，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它不仅存在于阶级社会，也存在于阶级已经消失的社会，基于此，阿尔都塞对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区分，认为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具有“欺骗人、剥削人”的工具本质，而无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则是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要求”。[4]（P205）具体说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从如下两方面予以说明：
（一）基于意识形态自身独特的作用与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阿尔都塞从多元决定论的角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4]（P203）他认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就是人类对生存条件不断改造的过程，处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人，必须不断地改造自身，以适应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而这种能动的“适应”并不是放任自流、毫无方向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原则和规范，这种原则和规范的表现形式就是意识形态。人们正是通过对照意识形态体现的原则和规范，来衡量差距、体验矛盾，并“能动地”解决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迄今为止出现的第一个无阶级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环，也必然存在对社会历史条件的适应和改造，而这种适应和改造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范，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根据这种原则和规范，首先判断自身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适应与否，然后立足并通过这种原则和规范，去改造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使之适应现实的生存环境、接受在这种环境中的任务和使命。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在于改造人、培养人并且引导和督促这种改造，把握方向。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种改造和培养不应仅仅停留在适应阶段，在适应的基础上更应该主动地突破和变革生存环境，从而为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创设条件。而团结、引导和教育人民立足于现实国情，秉持社会主义原则、遵循社会生活规范、营造良好共同生活环境，并通过自我改造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和发展，共建共享，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二）源于我国社会发展客观历史条件的需要
阿尔都塞“历史条件说”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科学终将代替意识形态。因此，在科学（理论）条件发展不够充分，不能很好地解释说明社会现实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历史任务和历史条件在当前的不相适应，恰好可以说明人们需要向意识形态求助的原因。”[4]（P208）阿尔都塞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个人自由发展、社会法制的遵循、个人人格的尊重等政治和伦理问题十分重要。这类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组织形式和个人的发展形式问题，并不需要倚靠“人的哲学”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生活的新的组织形式，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即科学理论予以规范和管理。但是由于理论条件的滞后，这一类问题的解释使用的往往还是马克思青年时期所提出的“异化”“拜物教”等概念。他以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例，来解释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阿尔都塞认为人道主义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他认为，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所面临的困难既是由于“个人崇拜”的后果，也根源于在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且在一国建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理论”条件的短缺与滞后。尽管，阿尔都塞在晚期对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对立观点进行了修正，可视为他“已经抛弃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传统形式”。[6]（P525）但是，这一“历史条件说”对于解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性和必要性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一，我国社会主义是在封建统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东方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传统思想中民主、自由意识缺乏，规则、法制意识淡薄，从而造成个人自由发展、社会法制等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其二，“苏联模式”导致路径依赖。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同苏联的深厚历史渊源，又由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无古人”，因此，中国能学习和借鉴的也只有苏联，苏联模式在一定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推进，其局限和弊端日益凸显。尽管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可以视为脱离苏联模式的过程，但是，它对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深层次结构、机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仍难以根除；其三，社会的急剧转型与理论发展的相对滞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完成了别国逾百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压缩了逾百年的社会变迁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问题，可谓历时性问题的同时性爆发。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却相对缓慢。从起点上来看起步晚，如社会学等学科在19世纪末才进入中国。在发展历程中，曾遭遇重创，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都曾被迫中断、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重新恢复和发展。从源头上来看，多为“海派”基因，需进行“本土化”，且可能遭遇“水土不服”，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关照力较弱。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其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还较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和回应能力不强。因此，我们还需倚靠意识形态来进行解释和回应。
二、今天我们需要建设何种意识形态
“建设何种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关涉意识形态内容与性质的问题，也是关乎意识形态方向和旗帜的问题。当前我们意识形态建设实效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定位不明确、内容设置不科学，其突出表现就是“意识形态中立论”和“意识形态虚假说”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这两种论调的实质就是否定意识形态的阶级归属，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从而企图否定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因此，对于“建设何种意识形态”的这一问题的解答意义重大、任务紧迫。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但是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界定，对于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和依据。总的来说，我们应当建立严格区分于虚幻、剥削、工具本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具体内涵如下：
（一）协调一致而非奴役剥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7]（P6）我们要建设严格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首先有必要认清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什么。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虚幻的，是奴役人和剥削人的工具，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揭露和精妙深刻地批判。他坚持在分析意识形态与社会条件关系上的“多元决定论”，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想象关系”上的虚幻、剥削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在诞生之初就大力宣扬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将本阶级的权利诉求说成是所有人的权利诉求，从而获得支持，推翻原有统治。而其推翻原有统治的目的不是解放人，而是瓦解原有剥削关系，换之以自己作为统治阶级来进行新的剥削。所以，阿尔都塞称之为“这是富人向穷人作‘最深思熟虑的演说’，从而说服穷人像接受自由那样接受奴役”。[4]（P204）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开始就具有欺骗性、虚幻性和工具性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剖析，由于“意识形态是对真实生活条件的想象的依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在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神话以前，自己一定先相信了这种神话”，[4]（P204）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对无产阶级是虚幻的，对于资产阶级本身也是虚幻的，并且，资产阶级在利用它来实施统治和奴役之前，自己先被奴役。他以自由权利为例，指明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由经济权利是一种想象、虚构的自由权利，因为它产生的基础——人人都是自由的（包括自由劳动者在内）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本身就是虚构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关于自由的文字游戏，这场游戏既暴露出资产阶级为了驾驭他们的自由的被剥削者，决心用自由的讹诈来欺骗他们，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需要像被剥削者体验自由那样去体验自己的阶级统治。”[4]（P204）这段话表明，资产阶级不仅用这种虚幻（讹诈）欺骗、奴役被统治者，同时被这种虚幻自欺欺人、被奴役。这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双重虚幻、双重奴役的本质。 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利益整合、凝聚共识和表达诉求的机制：“在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所有人根据自己的利益体验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赖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4]（P205）相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据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突出强调的是“所有人自己的利益”。在民族国家中，意识形态一般可划分为三种具体形式，即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及社会意识形态，这三种意识形态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我国是一党制国家，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又由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政党意识形态同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致的，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5]这就为三种意识形态的协调一致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同时，也只有做到三者协调一致，才能真正发挥凝聚共识、集聚力量的作用。因此，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应充分关照社会利益诉求，直面社会关心的问题，并在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上跟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一致。而政党意识形态，在引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要发挥沟通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桥梁作用，连接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宏观调控，倾听群众心声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政策方针。只有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协调一致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接受和拥戴，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真实能动而非虚幻僵化的科学的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表示：“科学的主体”只存在于科学的意识形态中，涉及“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话语”。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科学话语”尤为重要。在此，“科学”之内涵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真实准确，即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准确指导社会实践。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思考和解决“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应该实行哪些个人发展的新形式，使国家不再用强制手段去指导和监督每个人的命运，使每个人从此在客观上具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就是说，承担起从事该项选择的困难任务”。[4]（P208）是指导人和教育人的，是“对生存困境提供一系列内在一致的应对的努力”，[8]（P5）起着指向标和导航仪的作用，如果虚幻反映、扭曲表达，那么只会使人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二是与时俱进，即应当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进行及时地调整和转换。因为，意识是随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因而，“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9]（P681）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三是适度审慎，即把握意识形态作用的范围、程度，谨防意识形态泛化。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意识形态混淆和泛化的后果：“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实际概念的夸大可能使马克思主义退回到边界的此岸，甚至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受到障碍和成为不可能。”[4]（P217）意识形态泛化所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和倒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和创伤，我们应铭记教训、以史为鉴。
三、今天怎样更有效地建设意识形态
怎样更有效地建设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建设途径和方式优化的问题，阿尔都塞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这一方面，但是，其晚期作品《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的一些观点具有启发性。
（一）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前沿阵地，创新教育理念，提高教育实效
阿尔都塞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对马克思经典国家理论进行了发展，认为除了马克思所说的强制性国家机器（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之外，还存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以下简称AIE）），它包含宗教的AIE（由不同教会构成的制度）、教育的AIE，以及家庭AIE、法律AIE、传播AIE、文化AIE等。意识形态即AIE的作用机制就是生产条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中，教育AIE则在实现这种再生产中起支配作用：“学校（和学校——家庭联合体）构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机器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又起着决定性作用。”[10]（P110）他进一步描述了这个“再生产”的详细过程：儿童在学校的学习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依据学校的不同和学习成绩的不同，从而分化为体力劳动者、技术人员或是高级管理人员；另一方面是规则规范的学习，即各自劳动分工中的仪态举止、职业道德以及公民守则，从而对前面的劳动分工进行维护，其实质是对阶级统治规则和秩序的维护。在这里，学校起着“分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分流出形形色色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劳动者和从事资本主义统治的统治者。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熏陶，分流出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学校表面上的劳动力再生产实际上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即“劳动力再生产不仅要求一种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同时，也要求一种对现存秩序的规则附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即工人们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归顺心理的再生产，以及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们恰如其分地操纵统治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10]（P101）在这里，阿尔都塞对资产阶级学校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却可为社会主义学校在意识形态培育方面发挥作用提供启示。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学校依然承担生产条件再生产的重任，培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劳动者。因此，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特别是发挥高校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发挥高校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视其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11]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一是秉持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强化责任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二是明确任务，找准着力点，以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强基固本，凝心聚力、增进认同，以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为抓手，巩固话语权，增强软实力，立足学生全面发展，形成教书、实践、科研、管理、服务育人五位一体长效机制，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三是推进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养、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理论水平和综合素养；四是巩固新阵地，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善用新媒体，发挥新媒体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重视学生媒体素养教育，加强信息判断和筛选能力的培养，实现对不良信息的主动筛选，加强信息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养成，提高网络环境净化和维护能力，加强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提升高效获取信息资源为学习、生活服务的能力，加强使用规则和规范的教育，深化新媒体道德意识养成和构筑道德底线。 （二）寓意识形态建设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讲好中国话语，传播好中国声音
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机制的分析，使得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某种程度上具有治理策略和实用管理的色彩。意识形态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坚持先进文化的引导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前提，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宣传、号召能力，又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12]因此，寓意识形态建设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中，就是要不断提高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对理论存疑的说服能力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感召能力，“讲好中国话语，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话语是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理论的高度凝练，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讲好中国话语，必须坚持如下原则：“坚实的话语基础，言之有物，有底气；凝练的话语核心，言之有道，有理念；科学的话语内容，言之有理，有思想；有效的话语方式，言之有效，有感染力；坚定的话语自信，言之有信，有说服力；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言之有声，有影响；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言之有力，有主导权”。[13]（P413-415）只有这样，才能牢固把握话语主导权，传播好中国声音，内聚力量，外树形象，为人民幸福、国家兴旺、民族复兴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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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M].余文烈，译. 上海：东方出版社，1989.
[3] 廖胜刚.“意识形态淡化论”应当终结[J].求实，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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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 意见.[EB/0L].http：//education.news.cn/2015-01/19/c_ 1114051345.htm，2015-01-19.
[1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EB/ 0L].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02/17/c_ 119374303.htm，2014-02-17.
[13] 韩庆祥，张健，张艳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国 话语体系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Abstract ： As the epitome of Marx’s ideology theory， Louis Pierre Althusser’s theory was rich， unique and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his thought of “ideology unhistorical”， “ideology state apparatus” and “education AIE dominance” can help us to eliminate the theoretical obstacles and practical misunderstandings exist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our ideology building ， the rhetoric such as “ideology downplay”“ideology neutrality” and “false ideology”， clarify the question of “if we still need to build ideology today”“what kind of ideology should be built” and “way to build our ideology”etc. then build our ideology more effectively. Responsing to above questions， we should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confirm the content and prioritize the way of ideology building.
Key Words ： Althusser’s ideology theory ； ideology of Socialism ； school education ；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construction
[责任编校：张立新]
[关键词]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校教育；治理能力建设
[作者简介] 王桃珍（1984—），女，湖南邵东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9-0026-06 [收稿日期] 2016-04-22
意识形态是任何哲学和哲学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形塑意识形态概念的雏形，到培根《新工具》“四假象说”昭示意识形态概念降生的先兆，从洛克《人类理解论》“四种错误尺度”成为意识形态概念孵化的催生剂，到特拉西伯爵《意识形态的要素》“意识形态”概念的正式降生，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是其中最为深刻、最富于创造性的学说。其贡献在于，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实现了某种‘哥白尼式的转折’：以往的哲学家的共同特征是都只是立足于意识的领域来考察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则是将考察意识形态的立足点从意识形态领域中移出来，放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即坚持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1]（P334-335）
阿尔都塞作为马克思之后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既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重新诠释，也是对同时代哲学社会思想精华——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符号学、拉康“镜像理论”及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等的吸收和借鉴，可谓时代精神的集大成者。尽管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其思想的丰富性、独特性以及影响深远性，却毋庸置疑。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佩里·安德森评价道：“阿尔都塞体系的新颖及独创性本身是不可否认的……很快对法国左派产生了影响并获得巨大的声誉，取代了先前诸理论流派，……实际上完全塑造了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2]（P45）不仅如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厘清和消除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内存在的“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中立论”以及“意识形态虚假论”等理论障碍和现实误区，更加有效地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解答“如何更加有效地建设我们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当从“今天我们是否仍需建设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建设何种意识形态”“采取何种途径建设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进行回应和关照。
一、今天我们是否仍需建设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建设意识形态这一课题的元命题，这一问题不澄清，“建设何种意识形态”和“如何建设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从谈起。长期以来，我们意识形态建设成效薄弱，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含糊不清和态度上的摇摆不定。
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加之受福山“历史终结论”和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等言论的影响，“意识形态淡化论”甚嚣尘上，其突出表现为“思想、文化领域‘告别革命，远离政治，躲避崇高，直面俗世’的倾向；国际上‘意识形态终结论’则大行其道，甚至宣称苏联解体是西方自由民主取得的最终胜利，再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力量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3]（P76）这种论调提出者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随着新时期国际形势的重大调整和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持续推进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黑猫、白猫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争论”“三个有利于”等提法，就是寓意着我国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中意识形态特殊地位和作用的褪色。其本质是“‘淡化’‘终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鸣锣开道”。[3]（P76）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阿尔都塞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不同于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只存在于阶级社会，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无历史”的，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它不仅存在于阶级社会，也存在于阶级已经消失的社会，基于此，阿尔都塞对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区分，认为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具有“欺骗人、剥削人”的工具本质，而无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则是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要求”。[4]（P205）具体说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从如下两方面予以说明：
（一）基于意识形态自身独特的作用与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中，阿尔都塞从多元决定论的角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4]（P203）他认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就是人类对生存条件不断改造的过程，处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人，必须不断地改造自身，以适应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而这种能动的“适应”并不是放任自流、毫无方向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原则和规范，这种原则和规范的表现形式就是意识形态。人们正是通过对照意识形态体现的原则和规范，来衡量差距、体验矛盾，并“能动地”解决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迄今为止出现的第一个无阶级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环，也必然存在对社会历史条件的适应和改造，而这种适应和改造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范，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根据这种原则和规范，首先判断自身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适应与否，然后立足并通过这种原则和规范，去改造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使之适应现实的生存环境、接受在这种环境中的任务和使命。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在于改造人、培养人并且引导和督促这种改造，把握方向。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种改造和培养不应仅仅停留在适应阶段，在适应的基础上更应该主动地突破和变革生存环境，从而为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创设条件。而团结、引导和教育人民立足于现实国情，秉持社会主义原则、遵循社会生活规范、营造良好共同生活环境，并通过自我改造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和发展，共建共享，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5] （二）源于我国社会发展客观历史条件的需要
阿尔都塞“历史条件说”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科学终将代替意识形态。因此，在科学（理论）条件发展不够充分，不能很好地解释说明社会现实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历史任务和历史条件在当前的不相适应，恰好可以说明人们需要向意识形态求助的原因。”[4]（P208）阿尔都塞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个人自由发展、社会法制的遵循、个人人格的尊重等政治和伦理问题十分重要。这类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组织形式和个人的发展形式问题，并不需要倚靠“人的哲学”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生活的新的组织形式，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即科学理论予以规范和管理。但是由于理论条件的滞后，这一类问题的解释使用的往往还是马克思青年时期所提出的“异化”“拜物教”等概念。他以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例，来解释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阿尔都塞认为人道主义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他认为，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所面临的困难既是由于“个人崇拜”的后果，也根源于在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且在一国建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理论”条件的短缺与滞后。尽管，阿尔都塞在晚期对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对立观点进行了修正，可视为他“已经抛弃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传统形式”。[6]（P525）但是，这一“历史条件说”对于解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性和必要性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其一，我国社会主义是在封建统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东方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传统思想中民主、自由意识缺乏，规则、法制意识淡薄，从而造成个人自由发展、社会法制等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其二，“苏联模式”导致路径依赖。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同苏联的深厚历史渊源，又由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无古人”，因此，中国能学习和借鉴的也只有苏联，苏联模式在一定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推进，其局限和弊端日益凸显。尽管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可以视为脱离苏联模式的过程，但是，它对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深层次结构、机制的影响，在短时间内仍难以根除；其三，社会的急剧转型与理论发展的相对滞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完成了别国逾百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压缩了逾百年的社会变迁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问题，可谓历时性问题的同时性爆发。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却相对缓慢。从起点上来看起步晚，如社会学等学科在19世纪末才进入中国。在发展历程中，曾遭遇重创，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都曾被迫中断、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又重新恢复和发展。从源头上来看，多为“海派”基因，需进行“本土化”，且可能遭遇“水土不服”，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关照力较弱。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其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还较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和回应能力不强。因此，我们还需倚靠意识形态来进行解释和回应。
二、今天我们需要建设何种意识形态
“建设何种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关涉意识形态内容与性质的问题，也是关乎意识形态方向和旗帜的问题。当前我们意识形态建设实效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定位不明确、内容设置不科学，其突出表现就是“意识形态中立论”和“意识形态虚假说”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这两种论调的实质就是否定意识形态的阶级归属，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从而企图否定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因此，对于“建设何种意识形态”的这一问题的解答意义重大、任务紧迫。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论及，但是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界定，对于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和依据。总的来说，我们应当建立严格区分于虚幻、剥削、工具本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具体内涵如下：
（一）协调一致而非奴役剥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7]（P6）我们要建设严格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首先有必要认清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什么。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虚幻的，是奴役人和剥削人的工具，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揭露和精妙深刻地批判。他坚持在分析意识形态与社会条件关系上的“多元决定论”，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想象关系”上的虚幻、剥削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在诞生之初就大力宣扬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将本阶级的权利诉求说成是所有人的权利诉求，从而获得支持，推翻原有统治。而其推翻原有统治的目的不是解放人，而是瓦解原有剥削关系，换之以自己作为统治阶级来进行新的剥削。所以，阿尔都塞称之为“这是富人向穷人作‘最深思熟虑的演说’，从而说服穷人像接受自由那样接受奴役”。[4]（P204）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开始就具有欺骗性、虚幻性和工具性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剖析，由于“意识形态是对真实生活条件的想象的依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在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神话以前，自己一定先相信了这种神话”，[4]（P204）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对无产阶级是虚幻的，对于资产阶级本身也是虚幻的，并且，资产阶级在利用它来实施统治和奴役之前，自己先被奴役。他以自由权利为例，指明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由经济权利是一种想象、虚构的自由权利，因为它产生的基础——人人都是自由的（包括自由劳动者在内）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本身就是虚构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关于自由的文字游戏，这场游戏既暴露出资产阶级为了驾驭他们的自由的被剥削者，决心用自由的讹诈来欺骗他们，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需要像被剥削者体验自由那样去体验自己的阶级统治。”[4]（P204）这段话表明，资产阶级不仅用这种虚幻（讹诈）欺骗、奴役被统治者，同时被这种虚幻自欺欺人、被奴役。这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双重虚幻、双重奴役的本质。 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利益整合、凝聚共识和表达诉求的机制：“在无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所有人根据自己的利益体验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赖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4]（P205）相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据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突出强调的是“所有人自己的利益”。在民族国家中，意识形态一般可划分为三种具体形式，即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及社会意识形态，这三种意识形态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我国是一党制国家，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又由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政党意识形态同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致的，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5]这就为三种意识形态的协调一致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同时，也只有做到三者协调一致，才能真正发挥凝聚共识、集聚力量的作用。因此，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应充分关照社会利益诉求，直面社会关心的问题，并在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上跟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一致。而政党意识形态，在引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要发挥沟通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桥梁作用，连接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宏观调控，倾听群众心声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政策方针。只有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协调一致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接受和拥戴，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真实能动而非虚幻僵化的科学的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表示：“科学的主体”只存在于科学的意识形态中，涉及“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话语”。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科学话语”尤为重要。在此，“科学”之内涵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真实准确，即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准确指导社会实践。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思考和解决“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应该实行哪些个人发展的新形式，使国家不再用强制手段去指导和监督每个人的命运，使每个人从此在客观上具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就是说，承担起从事该项选择的困难任务”。[4]（P208）是指导人和教育人的，是“对生存困境提供一系列内在一致的应对的努力”，[8]（P5）起着指向标和导航仪的作用，如果虚幻反映、扭曲表达，那么只会使人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二是与时俱进，即应当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进行及时地调整和转换。因为，意识是随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因而，“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9]（P681）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三是适度审慎，即把握意识形态作用的范围、程度，谨防意识形态泛化。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意识形态混淆和泛化的后果：“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实际概念的夸大可能使马克思主义退回到边界的此岸，甚至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受到障碍和成为不可能。”[4]（P217）意识形态泛化所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和倒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和创伤，我们应铭记教训、以史为鉴。
三、今天怎样更有效地建设意识形态
怎样更有效地建设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建设途径和方式优化的问题，阿尔都塞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这一方面，但是，其晚期作品《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中的一些观点具有启发性。
（一）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前沿阵地，创新教育理念，提高教育实效
阿尔都塞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对马克思经典国家理论进行了发展，认为除了马克思所说的强制性国家机器（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之外，还存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以下简称AIE）），它包含宗教的AIE（由不同教会构成的制度）、教育的AIE，以及家庭AIE、法律AIE、传播AIE、文化AIE等。意识形态即AIE的作用机制就是生产条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中，教育AIE则在实现这种再生产中起支配作用：“学校（和学校——家庭联合体）构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机器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又起着决定性作用。”[10]（P110）他进一步描述了这个“再生产”的详细过程：儿童在学校的学习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依据学校的不同和学习成绩的不同，从而分化为体力劳动者、技术人员或是高级管理人员；另一方面是规则规范的学习，即各自劳动分工中的仪态举止、职业道德以及公民守则，从而对前面的劳动分工进行维护，其实质是对阶级统治规则和秩序的维护。在这里，学校起着“分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分流出形形色色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劳动者和从事资本主义统治的统治者。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熏陶，分流出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学校表面上的劳动力再生产实际上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即“劳动力再生产不仅要求一种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同时，也要求一种对现存秩序的规则附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即工人们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归顺心理的再生产，以及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们恰如其分地操纵统治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10]（P101）在这里，阿尔都塞对资产阶级学校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却可为社会主义学校在意识形态培育方面发挥作用提供启示。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学校依然承担生产条件再生产的重任，培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劳动者。因此，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特别是发挥高校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发挥高校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视其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11]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一是秉持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强化责任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二是明确任务，找准着力点，以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强基固本，凝心聚力、增进认同，以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为抓手，巩固话语权，增强软实力，立足学生全面发展，形成教书、实践、科研、管理、服务育人五位一体长效机制，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三是推进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养、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理论水平和综合素养；四是巩固新阵地，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善用新媒体，发挥新媒体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重视学生媒体素养教育，加强信息判断和筛选能力的培养，实现对不良信息的主动筛选，加强信息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养成，提高网络环境净化和维护能力，加强技术应用能力培训，提升高效获取信息资源为学习、生活服务的能力，加强使用规则和规范的教育，深化新媒体道德意识养成和构筑道德底线。 （二）寓意识形态建设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讲好中国话语，传播好中国声音
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机制的分析，使得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某种程度上具有治理策略和实用管理的色彩。意识形态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坚持先进文化的引导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前提，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宣传、号召能力，又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12]因此，寓意识形态建设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中，就是要不断提高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对理论存疑的说服能力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感召能力，“讲好中国话语，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话语是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理论的高度凝练，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讲好中国话语，必须坚持如下原则：“坚实的话语基础，言之有物，有底气；凝练的话语核心，言之有道，有理念；科学的话语内容，言之有理，有思想；有效的话语方式，言之有效，有感染力；坚定的话语自信，言之有信，有说服力；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言之有声，有影响；被认同的国际话语权，言之有力，有主导权”。[13]（P413-415）只有这样，才能牢固把握话语主导权，传播好中国声音，内聚力量，外树形象，为人民幸福、国家兴旺、民族复兴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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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 究笔记）[J].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03）.
[11]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 意见.[EB/0L].http：//education.news.cn/2015-01/19/c_ 1114051345.htm，2015-01-19.
[1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EB/ 0L].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02/17/c_ 119374303.htm，2014-02-17.
[13] 韩庆祥，张健，张艳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国 话语体系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Abstract ： As the epitome of Marx’s ideology theory， Louis Pierre Althusser’s theory was rich， unique and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his thought of “ideology unhistorical”， “ideology state apparatus” and “education AIE dominance” can help us to eliminate the theoretical obstacles and practical misunderstandings exist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our ideology building ， the rhetoric such as “ideology downplay”“ideology neutrality” and “false ideology”， clarify the question of “if we still need to build ideology today”“what kind of ideology should be built” and “way to build our ideology”etc. then build our ideology more effectively. Responsing to above questions， we should clarify the significance， confirm the content and prioritize the way of ideology building.
Key Words ： Althusser’s ideology theory ； ideology of Socialism ； school education ；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construction
[责任编校：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