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9年10月，是鲁迅寓居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最后一个月。1916年6月搬进这里后的三年，是鲁迅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时间，他写道“我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
然而在1919年10月，鲁迅却不再专注于古碑古文，而是写下洋洋六千余字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在《新青年》6卷6号，在文章中他批判了过往的父子观。他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并不是凭空而来，鲁迅对父子关系问题关注为时已久，他认为孩子是国家的下一代，拯救他们就是改变中国的未来，但在被泛伦理化、泛国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围中，人的个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将孩子从旧的父子关系中解放是改变社会的关键。在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一年前写下的《狂人日记》中，他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的观点则表达得更为明晰——不仅仅是“救救孩子”，还包括“为什么救”以及“怎样救”。他首先反对子女应以“顺从”作为“孝道”的观点，并结合进化论的观点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
然后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幼本位”的主张，即父母对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他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
“非孝”
同时，就在鲁迅“摇着扇子看头顶密叶缝里一点点青天”的那些日子里，中国大地上新的东西在萌动，一批留学归来的“新青年”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试图变革社会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父子关系”，并提出颠覆性的观点。
这些青年大多生于19世纪80年代，几乎在传统教育的浸润中长大：鲁迅儿时“几乎读过十三经”，胡适记忆中连“朱注”都是要背诵的。同时他们又接触到了甲午之后的维新启蒙的思潮，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出国学习，是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第一代知识人。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曾活在父辈的时代里，往往因为“孝道”的约束作了人生的牺牲。胡适在婚前曾这样表白：“我们这一代是必须奉献给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孩子的一代中间人。除非我们能摆脱一切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要按父母的愿望与他们为我们选择的姑娘结婚。”鲁迅也曾如此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包括胡适和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在家庭关系上承受了沉重的道德压力，他们所不能摆脱的顾忌也让他们看清封建“父子关系”对人的约束，尽管自己无法完全卸下，却要振臂一呼，“解放自己和他人的孩子”。
如其他诸多新思想一样，对家庭关系的反思也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陈独秀就提出：“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并提出“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
《新青年》的另一位战将李大钊，则是从道德伦理以外的社会演变角度回溯孝道的渊源。他指出：“在狩猎时代，食物常告缺乏，当时的人总是由此处到彼处地迁徙流转，老人在这社会里很是一种社会的累赘，所以常被食。”而且，“老人反以为自己的儿子所食为福，儿子亦以食其亲为孝”。而“到了畜牧时代，农业时代，衣食的资料渐渐富裕，敬老的事渐视为重要”。
李大钊的分析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实际上否定了孝道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被赋予的神圣意义。随后，他又指出，随着社会的前进和义务教育、儿童公育制度的推广，亲子关系必然日趋薄弱，并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传统儒家孝道观念崩溃的必然，他说：“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它（指孝道观念）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不但子弟向亲长要求解放，便是亲长也渐要解放子弟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负担，听他们去自己活动，自立生活了。”
同样在1919年，“动辄便把中国日益深化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号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儿子》的诗，提出“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而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长子祖望降生，他的这首诗便是写给他的，其核心观念和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如出一辙，“父母于子无恩”，在社会上不论儿子与父母，都首先需要做一个“堂堂的人”。
胡适的观点遭到时人汪长禄的批评。他写了封长信给胡适，认为“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之后，胡适又写了一封答汪先生的信，明确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父母对于子女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他们在生子时并没有征得子女的同意，也不是有意要给他这条生命”，因此“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绝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 而就在同一年，已经背负了“非礼非法”、“忤逆”罪名的吴虞，在检讨了中国家族制度的弊端后，写下了猛烈攻讦封建“孝道”的檄文《说孝》，而吴虞本人也是五四前期父子冲突的典型事件的当事人——辛亥革命前一年，吴虞因不满其父丑行与之冲突，被其父告至官府，遂成轰动成都上流社会的家庭革命大事。此后吴虞油印散发《家庭苦趣》一文，被认犯了家丑外扬罪，四川教育总会专门开会声讨吴虞，并将其逐出教育界。
经此事件，吴虞视其父为魔鬼，并与之决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写了大量抨击传统道德秩序及父子关系的文章，其间蕴涵着他个人多年来与父亲冲突引发一系列家庭变故而有的切肤之痛。（《父亲形象和父子关系研究》）
不过，当吴虞从人之子的身份变成人之父时，他对儿女的态度却很难和反对家族制度、反对孝道时的形象相吻合，而鲁迅和胡适也都可被认为是孝子。他们抨击封建家庭关系的目标并非反对孝顺父母，而是借此动摇固有道德体系的基础——对父子关系的重建则是搬起了整个伦常最底下的一块基石，并可因此将整面高墙掀翻在地。
改造社会
虽然旧式父子关系惯性依然力量巨大，但毕竟“新”的因素开始出现，对旧父子关系的反思、对新型父子关系的设计，使得家庭问题中的“父子关系”已成为打倒旧思想、建立新思想的重要突破口。
在新青年作者群起批判的同时，大约在1919年前后，这种反对传统孝道的“非孝”思潮引发了一些社会事件。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浙江一师风潮。当年11月，浙江省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非孝》的文章。这给早已视一师为眼中钉的浙江省当局以把柄，他们查封了《浙江新潮》，赶走了校长，甚至出动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数千名学生，这即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浙江新潮》案。
《非孝》的作者施存统作此文时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与一般推测不同，施存统向来被同学们目为“规行矩步”的 “道学先生”。（参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但1919年10月，这位“道学先生”因母亲病重回金华老家，结果发现母亲“能坐、能言、能食、能笑，而知觉毫无，人事无知，下半身冷冰如铁，穿着一件破单衣，吃了一些冷硬饭，没人医治，没人照料”。当他提出将他带回的十几块钱为母亲治病时，遭到父亲的拒绝，认为与其将钱花在无谓的医治上，不如留着办个体面的后事。
这给孝顺母亲的施存统极大的刺激，但父亲的权威无法违抗，施存统悲愤之余告别了重病的母亲，回到杭州，撰写《非孝》在《浙江新潮》第2期发表。他写道“要改造社会， 的确非先从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我母已无可救， 我不能不救将成我母这样的人！”
实际上，施存统的文章只是对传统孝道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提出了质疑，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所谓非孝，“意思很简单，就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其言论实际并未超出当时许多思想家所论之范围，然而，这些并不十分激进的观点之所以引发这一场事件，实是当时新旧之间对父子关系问题积怨甚深、甚久的总爆发。
也正是在这次事件以后，文学界产生了大批的讨论父子关系的作品。五四时期作品里， 父子对抗几乎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在这样特定的时代下，父子关系化为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它不仅代表着长幼辈分，有时在某种层面上也等同于过去和现在、守旧与趋新、压制与反抗之类的概念。比如当年“无名作家”朴园的短篇《两孝子》冷静地揭露了“形式的虚伪的孝”；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抨击了在“孝”的幌子下血缘情感对两性爱情的扼杀；田汉的《获虎之夜》、郭沫若的《卓文君》、侯耀的《复活的玫瑰》等作品都描写了新旧社会不同模式的父子冲突。
非孝事件及非孝思潮，反映出五四一代在面对稳定的传统道德秩序时的激烈态度。同时代人对非孝思潮的呼应，最初也是因为他们从为人子的身份，切身感受到“孝道”的不合理。而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是这个时期“父子关系”抨击、分析、重建的一个深刻总结。
作为父亲的鲁迅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写作十年后，鲁迅和许广平有了一个孩子，叫做海婴。孩子的存在，使鲁迅愈加深入地考虑父与子的问题。先前的议论只是个人的独思，现在则有了切身的体味。在这段时间给友人的书信里，他记载了很多关于海婴的片段和自己的思索：
“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也较去年强健，而且近来似乎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但因年龄渐大之故，唯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废去不少功夫耳。”
“我们都健康，只有那位海婴氏颇为淘气，总是搅乱我的工作。上月起就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我们的孩子也很淘气，也是要吃饭的时候就来了，达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
“海婴这家伙非常调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现在的孩子更捣乱了。”“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读了这些鲁迅对海婴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自己所提出教育思想的身体力行：“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父母“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
鲁迅到了身体十分虚弱时，仍然在儿子面前坚持一个温和的父亲形象，他会在写信的时候，请海婴帮他选择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而鲁迅病危的时候，海婴每天晚上临睡时都会向父亲说一句：“明朝会！”有一天，他在楼上喊着：“爸爸，明朝会！”鲁迅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听到，又大声地喊：“爸爸，明朝会！”等一等，还是听不到回答的声音，就大声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鲁迅就挣扎着说：“明朝会，明朝会。”海婴就说：“爸爸怎么耳朵聋了！”
儿子一声声嫩嫩的“明朝会”以及鲁迅在挣扎中努力地回应，正是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和儿子之间的生命呼应。这也正是鲁迅所提到的，生命是一种传承接替，“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生命的天性，不是“恩”，而是“爱”。
然而在1919年10月，鲁迅却不再专注于古碑古文，而是写下洋洋六千余字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在《新青年》6卷6号，在文章中他批判了过往的父子观。他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并不是凭空而来，鲁迅对父子关系问题关注为时已久，他认为孩子是国家的下一代，拯救他们就是改变中国的未来，但在被泛伦理化、泛国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围中，人的个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将孩子从旧的父子关系中解放是改变社会的关键。在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一年前写下的《狂人日记》中，他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的观点则表达得更为明晰——不仅仅是“救救孩子”，还包括“为什么救”以及“怎样救”。他首先反对子女应以“顺从”作为“孝道”的观点，并结合进化论的观点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
然后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幼本位”的主张，即父母对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他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
“非孝”
同时，就在鲁迅“摇着扇子看头顶密叶缝里一点点青天”的那些日子里，中国大地上新的东西在萌动，一批留学归来的“新青年”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试图变革社会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父子关系”，并提出颠覆性的观点。
这些青年大多生于19世纪80年代，几乎在传统教育的浸润中长大：鲁迅儿时“几乎读过十三经”，胡适记忆中连“朱注”都是要背诵的。同时他们又接触到了甲午之后的维新启蒙的思潮，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出国学习，是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第一代知识人。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曾活在父辈的时代里，往往因为“孝道”的约束作了人生的牺牲。胡适在婚前曾这样表白：“我们这一代是必须奉献给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孩子的一代中间人。除非我们能摆脱一切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要按父母的愿望与他们为我们选择的姑娘结婚。”鲁迅也曾如此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包括胡适和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在家庭关系上承受了沉重的道德压力，他们所不能摆脱的顾忌也让他们看清封建“父子关系”对人的约束，尽管自己无法完全卸下，却要振臂一呼，“解放自己和他人的孩子”。
如其他诸多新思想一样，对家庭关系的反思也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陈独秀就提出：“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并提出“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
《新青年》的另一位战将李大钊，则是从道德伦理以外的社会演变角度回溯孝道的渊源。他指出：“在狩猎时代，食物常告缺乏，当时的人总是由此处到彼处地迁徙流转，老人在这社会里很是一种社会的累赘，所以常被食。”而且，“老人反以为自己的儿子所食为福，儿子亦以食其亲为孝”。而“到了畜牧时代，农业时代，衣食的资料渐渐富裕，敬老的事渐视为重要”。
李大钊的分析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实际上否定了孝道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被赋予的神圣意义。随后，他又指出，随着社会的前进和义务教育、儿童公育制度的推广，亲子关系必然日趋薄弱，并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传统儒家孝道观念崩溃的必然，他说：“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它（指孝道观念）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不但子弟向亲长要求解放，便是亲长也渐要解放子弟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负担，听他们去自己活动，自立生活了。”
同样在1919年，“动辄便把中国日益深化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号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儿子》的诗，提出“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而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长子祖望降生，他的这首诗便是写给他的，其核心观念和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如出一辙，“父母于子无恩”，在社会上不论儿子与父母，都首先需要做一个“堂堂的人”。
胡适的观点遭到时人汪长禄的批评。他写了封长信给胡适，认为“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之后，胡适又写了一封答汪先生的信，明确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父母对于子女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他们在生子时并没有征得子女的同意，也不是有意要给他这条生命”，因此“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绝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 而就在同一年，已经背负了“非礼非法”、“忤逆”罪名的吴虞，在检讨了中国家族制度的弊端后，写下了猛烈攻讦封建“孝道”的檄文《说孝》，而吴虞本人也是五四前期父子冲突的典型事件的当事人——辛亥革命前一年，吴虞因不满其父丑行与之冲突，被其父告至官府，遂成轰动成都上流社会的家庭革命大事。此后吴虞油印散发《家庭苦趣》一文，被认犯了家丑外扬罪，四川教育总会专门开会声讨吴虞，并将其逐出教育界。
经此事件，吴虞视其父为魔鬼，并与之决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写了大量抨击传统道德秩序及父子关系的文章，其间蕴涵着他个人多年来与父亲冲突引发一系列家庭变故而有的切肤之痛。（《父亲形象和父子关系研究》）
不过，当吴虞从人之子的身份变成人之父时，他对儿女的态度却很难和反对家族制度、反对孝道时的形象相吻合，而鲁迅和胡适也都可被认为是孝子。他们抨击封建家庭关系的目标并非反对孝顺父母，而是借此动摇固有道德体系的基础——对父子关系的重建则是搬起了整个伦常最底下的一块基石，并可因此将整面高墙掀翻在地。
改造社会
虽然旧式父子关系惯性依然力量巨大，但毕竟“新”的因素开始出现，对旧父子关系的反思、对新型父子关系的设计，使得家庭问题中的“父子关系”已成为打倒旧思想、建立新思想的重要突破口。
在新青年作者群起批判的同时，大约在1919年前后，这种反对传统孝道的“非孝”思潮引发了一些社会事件。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浙江一师风潮。当年11月，浙江省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非孝》的文章。这给早已视一师为眼中钉的浙江省当局以把柄，他们查封了《浙江新潮》，赶走了校长，甚至出动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数千名学生，这即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浙江新潮》案。
《非孝》的作者施存统作此文时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与一般推测不同，施存统向来被同学们目为“规行矩步”的 “道学先生”。（参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但1919年10月，这位“道学先生”因母亲病重回金华老家，结果发现母亲“能坐、能言、能食、能笑，而知觉毫无，人事无知，下半身冷冰如铁，穿着一件破单衣，吃了一些冷硬饭，没人医治，没人照料”。当他提出将他带回的十几块钱为母亲治病时，遭到父亲的拒绝，认为与其将钱花在无谓的医治上，不如留着办个体面的后事。
这给孝顺母亲的施存统极大的刺激，但父亲的权威无法违抗，施存统悲愤之余告别了重病的母亲，回到杭州，撰写《非孝》在《浙江新潮》第2期发表。他写道“要改造社会， 的确非先从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我母已无可救， 我不能不救将成我母这样的人！”
实际上，施存统的文章只是对传统孝道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提出了质疑，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所谓非孝，“意思很简单，就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其言论实际并未超出当时许多思想家所论之范围，然而，这些并不十分激进的观点之所以引发这一场事件，实是当时新旧之间对父子关系问题积怨甚深、甚久的总爆发。
也正是在这次事件以后，文学界产生了大批的讨论父子关系的作品。五四时期作品里， 父子对抗几乎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在这样特定的时代下，父子关系化为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它不仅代表着长幼辈分，有时在某种层面上也等同于过去和现在、守旧与趋新、压制与反抗之类的概念。比如当年“无名作家”朴园的短篇《两孝子》冷静地揭露了“形式的虚伪的孝”；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抨击了在“孝”的幌子下血缘情感对两性爱情的扼杀；田汉的《获虎之夜》、郭沫若的《卓文君》、侯耀的《复活的玫瑰》等作品都描写了新旧社会不同模式的父子冲突。
非孝事件及非孝思潮，反映出五四一代在面对稳定的传统道德秩序时的激烈态度。同时代人对非孝思潮的呼应，最初也是因为他们从为人子的身份，切身感受到“孝道”的不合理。而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是这个时期“父子关系”抨击、分析、重建的一个深刻总结。
作为父亲的鲁迅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写作十年后，鲁迅和许广平有了一个孩子，叫做海婴。孩子的存在，使鲁迅愈加深入地考虑父与子的问题。先前的议论只是个人的独思，现在则有了切身的体味。在这段时间给友人的书信里，他记载了很多关于海婴的片段和自己的思索：
“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也较去年强健，而且近来似乎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但因年龄渐大之故，唯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废去不少功夫耳。”
“我们都健康，只有那位海婴氏颇为淘气，总是搅乱我的工作。上月起就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我们的孩子也很淘气，也是要吃饭的时候就来了，达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
“海婴这家伙非常调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现在的孩子更捣乱了。”“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读了这些鲁迅对海婴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自己所提出教育思想的身体力行：“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父母“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
鲁迅到了身体十分虚弱时，仍然在儿子面前坚持一个温和的父亲形象，他会在写信的时候，请海婴帮他选择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而鲁迅病危的时候，海婴每天晚上临睡时都会向父亲说一句：“明朝会！”有一天，他在楼上喊着：“爸爸，明朝会！”鲁迅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听到，又大声地喊：“爸爸，明朝会！”等一等，还是听不到回答的声音，就大声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鲁迅就挣扎着说：“明朝会，明朝会。”海婴就说：“爸爸怎么耳朵聋了！”
儿子一声声嫩嫩的“明朝会”以及鲁迅在挣扎中努力地回应，正是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和儿子之间的生命呼应。这也正是鲁迅所提到的，生命是一种传承接替，“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生命的天性，不是“恩”，而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