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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下午,“北师大文学院济南创作基地国际诗人诵读联谊会”在历城二中万象新天学校拉开帷幕。第二天上午,“城市经验与诗歌写作”中西诗人研讨会在位于该校的北师大文学院济南创作基地举行。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教授主持。美国诗人瑾·瓦伦丁、凯瑟琳·巴娜特、以色列诗人阿米尔·奥、马其顿青年汉学家冯海城、著名诗人西川、哈尔滨诗人冯晏,以及来自山东的诗人、评论家杨存昌、袁忠岳、刘溪、雪松、长征、孙磊、宇向、林之云、陈忠、赵月斌等出席了会议。
与会学者、诗人就城市与诗歌创作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城市化与现代化杂糅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如何进入文学的展示范畴,成为巨变的当下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
张清华:
工业时代的城市新美学
雾霾笼罩的济南,仿佛19世纪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我想起了最初读到的波德莱尔的诗句:“宛如无数蠕虫,一群恶魔/聚集在我们的头脑里,挤来挤去,喝得酩酊大醉,/当我们呼吸的时候,死神每每潜入我们的肺里,发出低沉的呻吟,仿佛无形的大河。”这是现代性与城市的最初结合。而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进入了城市,却在现代性的解读上出现了偏差。
近读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看到这样一句:“那时候我也意识到,如果做了作家,为了发表和出版方便,为了和同行交往观摩,为了及时得到信息,大概也必须寄生在都市里吧。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一半’住在上海,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郑振铎、施蛰存……”
出现在文学表现中的城市,一个是王鼎钧的城市,一个是波德莱尔的城市,我们正在从王鼎钧的城市向波德莱尔的城市过渡。
张清华在发表于2008年的题为《比较劣势与美学困境——关于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经验》的论文中谈到,在瓦尔特·本雅明的笔下,19世纪欧洲文学中非常特别的城市经验——情感的“惊竦”性和色彩的阴郁陌生感——不是源于别的,而是来自大量游走在城市缝隙和边缘处的“浪荡游民”的存在。这些人以类似于波希米亚密谋者的身份、无产者和流民的身份出现在巴黎的街头,才替换了人们关于这座城市原有的想象,催生了波德莱尔式的阴冷而诡谲的诗歌意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就像本雅明所描述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样,出现了大量‘该隐式的闯入者’,从而肢解了原有的城市伦理: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为某种敏感的文化断裂所产生的新的‘时代精神’,已更多地为城市这个现代社会的载体所承托。”
张清华说:“当我在民间诗歌读本上读到郑小琼、卢卫平和上海的《活塞》诗人丁成、徐慢们的诗歌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工业时代的新美学’这样的字样。在他们的诗歌中,当代中国的城市经验被赋予了也许比‘第二帝国的巴黎’更宽阔冰冷、更丰富和让人惊惧的内涵,比三十年代‘小资的上海’和九十年代卫慧们的酒吧中的狭小的上海也更为广远和纷繁的图景。”
不过,张清华也谈到,“在文化意义上的城市经验的解释和从文学书写意义上的美学判断,仍然是界限分明的两码事,从经验到美学永远只是一条属于文学的荆棘路。无论我们怎样高估当代中国正日益增长中的城市经验的文化资源,都是不过分的,但关于这些经验资源的文学书写却还在遥迢迤逦的奔波之路上。”
作为农业民族的后裔,“新兴城市的一切对我们而言,都充盈着新鲜和陌生的恐惧与快感,这是文学书写的动力与源泉,但是‘惊惧’或者‘嘉年华会’式的享乐本身,都远不是文学的境地。更何况,城市和‘现代’对人类的未来而言,将是福祉还是灾难?恐怕谁都很难说得清。归根结底,建立在农业文化与乡村经验之上的古典之美,或许会成为永远的乡愁,但在水泥与钢铁的森林中能否建立起另一个文学和美的乌托邦,那是鬼才知道的事情。”
在济南体会纽约的“涨潮与平静”
西川的观点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指出,当下诗人最大的困扰——过去农业文明时期的诗歌经验与当下工业文明的矛盾冲突。现代化意象如自行车、脸盆、高楼等进入诗歌语言系统的处理方式,与传统诗歌写作中对传统意象的处理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传统诗歌写作经验面对新的现代化意象,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验停留在对波德莱尔的想象与超越,至于发达国家,城市已然成为一个不再具备二元对立,更加平和的存在。
美国诗人瑾·瓦伦丁,从父母一代就到纽约居住,在纽约,她对诗歌有了接触,读到了许多诗并结识了许多诗人。后来,她作为一名大学退休教师,指导学生写诗,在与学生交流中有了从乡村到城市经验的间接接触。
凯瑟琳·巴娜特和瑾·瓦伦丁一样生活在纽约,她对城市体验的切入点首先是交通,“我长大的地方的交通像海浪一样有涨潮与平静,而现在的住所,纽约有路的地方都很喧嚣,蕴藏着许多能量,为写作提供灵感。”其次,在城市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群落,有时候她看到天上月亮很漂亮,就会打电话给相距不到一公里的瑾·瓦伦丁说,你看见了吗?这种互相之间的帮助、提携,在乡村社会里不可能有。纽约是个熔炉,许多作家、艺术家共同创造了这样的氛围。
凯瑟琳说:“在多元化的纽约走两个街区就能到一个完全不讲英语的地方,比如一间小咖啡馆,语言变成一种诗性的感受,因为听不懂,所以不去听意思,把语言当作音乐来听。”她特别提到城市里每个人的脸,包括眼睛、轮廓,在纽约的地铁上、公共汽车上,能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都在你身边。
冯海城从现代城市与古代城市的对比入手,分析现代化城市的独有特点:工业文明的产物,没有一个中心,它是不受控制的、无序的。城市带来一种矛盾的体验,一方面,他感到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他又享受一种“我就是我自己”的自由。
与会学者、诗人就城市与诗歌创作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城市化与现代化杂糅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如何进入文学的展示范畴,成为巨变的当下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
张清华:
工业时代的城市新美学
雾霾笼罩的济南,仿佛19世纪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我想起了最初读到的波德莱尔的诗句:“宛如无数蠕虫,一群恶魔/聚集在我们的头脑里,挤来挤去,喝得酩酊大醉,/当我们呼吸的时候,死神每每潜入我们的肺里,发出低沉的呻吟,仿佛无形的大河。”这是现代性与城市的最初结合。而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进入了城市,却在现代性的解读上出现了偏差。
近读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看到这样一句:“那时候我也意识到,如果做了作家,为了发表和出版方便,为了和同行交往观摩,为了及时得到信息,大概也必须寄生在都市里吧。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一半’住在上海,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郑振铎、施蛰存……”
出现在文学表现中的城市,一个是王鼎钧的城市,一个是波德莱尔的城市,我们正在从王鼎钧的城市向波德莱尔的城市过渡。
张清华在发表于2008年的题为《比较劣势与美学困境——关于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经验》的论文中谈到,在瓦尔特·本雅明的笔下,19世纪欧洲文学中非常特别的城市经验——情感的“惊竦”性和色彩的阴郁陌生感——不是源于别的,而是来自大量游走在城市缝隙和边缘处的“浪荡游民”的存在。这些人以类似于波希米亚密谋者的身份、无产者和流民的身份出现在巴黎的街头,才替换了人们关于这座城市原有的想象,催生了波德莱尔式的阴冷而诡谲的诗歌意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就像本雅明所描述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样,出现了大量‘该隐式的闯入者’,从而肢解了原有的城市伦理: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为某种敏感的文化断裂所产生的新的‘时代精神’,已更多地为城市这个现代社会的载体所承托。”
张清华说:“当我在民间诗歌读本上读到郑小琼、卢卫平和上海的《活塞》诗人丁成、徐慢们的诗歌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工业时代的新美学’这样的字样。在他们的诗歌中,当代中国的城市经验被赋予了也许比‘第二帝国的巴黎’更宽阔冰冷、更丰富和让人惊惧的内涵,比三十年代‘小资的上海’和九十年代卫慧们的酒吧中的狭小的上海也更为广远和纷繁的图景。”
不过,张清华也谈到,“在文化意义上的城市经验的解释和从文学书写意义上的美学判断,仍然是界限分明的两码事,从经验到美学永远只是一条属于文学的荆棘路。无论我们怎样高估当代中国正日益增长中的城市经验的文化资源,都是不过分的,但关于这些经验资源的文学书写却还在遥迢迤逦的奔波之路上。”
作为农业民族的后裔,“新兴城市的一切对我们而言,都充盈着新鲜和陌生的恐惧与快感,这是文学书写的动力与源泉,但是‘惊惧’或者‘嘉年华会’式的享乐本身,都远不是文学的境地。更何况,城市和‘现代’对人类的未来而言,将是福祉还是灾难?恐怕谁都很难说得清。归根结底,建立在农业文化与乡村经验之上的古典之美,或许会成为永远的乡愁,但在水泥与钢铁的森林中能否建立起另一个文学和美的乌托邦,那是鬼才知道的事情。”
在济南体会纽约的“涨潮与平静”
西川的观点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指出,当下诗人最大的困扰——过去农业文明时期的诗歌经验与当下工业文明的矛盾冲突。现代化意象如自行车、脸盆、高楼等进入诗歌语言系统的处理方式,与传统诗歌写作中对传统意象的处理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传统诗歌写作经验面对新的现代化意象,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验停留在对波德莱尔的想象与超越,至于发达国家,城市已然成为一个不再具备二元对立,更加平和的存在。
美国诗人瑾·瓦伦丁,从父母一代就到纽约居住,在纽约,她对诗歌有了接触,读到了许多诗并结识了许多诗人。后来,她作为一名大学退休教师,指导学生写诗,在与学生交流中有了从乡村到城市经验的间接接触。
凯瑟琳·巴娜特和瑾·瓦伦丁一样生活在纽约,她对城市体验的切入点首先是交通,“我长大的地方的交通像海浪一样有涨潮与平静,而现在的住所,纽约有路的地方都很喧嚣,蕴藏着许多能量,为写作提供灵感。”其次,在城市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群落,有时候她看到天上月亮很漂亮,就会打电话给相距不到一公里的瑾·瓦伦丁说,你看见了吗?这种互相之间的帮助、提携,在乡村社会里不可能有。纽约是个熔炉,许多作家、艺术家共同创造了这样的氛围。
凯瑟琳说:“在多元化的纽约走两个街区就能到一个完全不讲英语的地方,比如一间小咖啡馆,语言变成一种诗性的感受,因为听不懂,所以不去听意思,把语言当作音乐来听。”她特别提到城市里每个人的脸,包括眼睛、轮廓,在纽约的地铁上、公共汽车上,能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都在你身边。
冯海城从现代城市与古代城市的对比入手,分析现代化城市的独有特点:工业文明的产物,没有一个中心,它是不受控制的、无序的。城市带来一种矛盾的体验,一方面,他感到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他又享受一种“我就是我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