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4日一早，公社赵主任带着我们近五十名到宜川县寿峰公社插队的北京学生和驮着行李的骡马，离开县城，翻越山势陡峭、积雪很深的老虎梁，向薛家坪进发。出发前，我主动担任了殿后任务，和老乡带一头毛驴当收容队。
　　这座老虎梁，是我有生以来翻越的第一座名副其实的山梁。由于我们从北向南从阴面上山，山路上被前面队伍踩实了的积雪，给我们殿后人员造成了极大困难。更不幸的是，我又穿了双鞋底磨平了的塑料底棉鞋，两步一滑，三步一跌，还没到山腰，我的绒衣就湿透了。
　　本来想学红军长征时的红小鬼和病号拽着马尾巴前进，可偏偏赶上了头爱尥蹶子的叫驴。躲过了叫驴的蹄子后，我愤愤地请牵驴的老乡把大衣和书包捆在驮架上，在和我一起担任收容任务的老梁（他在我们这拨同学中年纪为长，故称其为“老”）的“拉拽”和“牵引”下，奋力向梁顶爬去。
　　气越喘越粗，汗越出越多，胸口像压了块磨盘一样。酸胀的腿再也迈不动步子，冻僵了的手再也抓不住路边的灌木，我颓然瘫坐在路边，茫然地把目光投向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梁顶。
　　啊！一面红旗映入了眼帘，在猎猎地西风下，是那样的潇洒、飘逸。红旗下，几位同学向我们招手，并呼喊着什么。努力前进吧，向着红旗指引的方向！
　　当我终于摇摇晃晃地登上梁顶时，大队人马已离开了半个时辰。询问留下等我们的公社干部后，得知前面的队伍没有伤病员，也没有掉队的人员。在我正暗自慨叹自己这个“收容队长”的狼狈相时，公社干部和老梁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让我骑上毛驴赶上队伍去看看有无伤病员，并提前去薛家坪协助安排食宿。
　　穿上棉大衣，斜挎著黄书包，我骑着那头大叫驴，沿着缓坡而去。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赶上了大队人马。在人们“偷地雷的来了”的戏谑声中，我利索地跳下“战驴”，向带队的公社干部说明了情况，向驴背上加了递过来的几个书包，然后纵身上驴，在又一次响起的哄笑声中“绝尘而去”。
　　山区的天黑得早，还不到六点，薛家坪已笼罩在夜幕中。我站在村口的大树下，提着一盏刚从供销社买来的马灯，在呼啸的夜风中向来路上不断摇晃着，终于灰白色的公路上隐约出现了黑色的人影。随着人群的接近，我的马灯摇得更加起劲儿了。
　　马灯摇曳的灯光下，疲惫而兴奋的同学们依次走过。好啊，终于平安到达宿营地了！
　　薛家坪是个很大的村镇，过去是个独立的公社。文革初期，曾作为红卫兵接待站接待过许多徒步串联的红卫兵。自打并入寿峰公社后，公家的窑洞腾出来不少，作为修路民工的宿舍。眼下正好赶上民工不在，公社就把我们这帮北京学生安排在这些窑洞里宿营。
　　窑洞自然是百孔千疮，有的缺门，有的少窗，没有一眼窑洞的炕是热的。至于卫生嘛，就不必说了：一进去就能闻到屎尿的气味儿……
　　我和老梁、小岳、小琪、小李一干人等，就在这样一眼名副其实的寒窑里躺下了。冰冷的炕席很快吸走了晚饭提供的热量。大家放下帽耳、穿着大衣、戴着口罩，“全副武装”地紧紧地挤在一起，试图暖和一点儿。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我们只有闭上眼睛，默默地等待着天明。
　　突然，窗外传来了一声轰响，窑洞穹顶上窸窸窣窣地落下了土。不好！哪里爆炸了！我们涌出窑洞，在门前的空场上四处张望。在确认了爆炸不是在我们这一排窑洞发生后，发现许多人向西跑去。待我等缓过神来准备跟去时，村里的民兵已经封锁了道路，干部们命令我们返回各自窑洞听候指示。不知过了多久，有几个胆大的同学跑了回来。他们说，有一眼窑洞发生了火药爆炸，好几个学生被烧，生死不知。我本能地问道：“是哪个学校的？”当然，我和大家都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
　　天快亮了，我们在一个空场上集合。公社干部拿着电筒对着名单点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竖着耳朵听着点出的名字和被点名者的回答。一个、两个、三个……在大约十几个名字被点出、被回答后，终于叫到了我的名字，我高兴地大声回答：“到！”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听到了我们学校十几个同学的回答，这意味着，我们学校的人都很安全。
　　公社赵主任神情严肃地向我们通报了夜间的事故情况：十一学校的彭维克等几人住在一眼放着一箱修路火药的窑洞里。由于窑洞里太冷，他们想自己烧炕取暖。在烧火时，彭维克不慎点燃了火药！共有三人烧伤，彭生命垂危。幸亏村里还有一部当年为接待红卫兵而设置的电话，已经向县里、地区和省里报告，省里正向中央申请派直升机前来救援……此刻，大伙面面相觑，默默地仰望着天空，希望看到其实根本无法在此降落的直升机的身影。
　　发生“非战斗减员”的学生队伍出发了。人们闷不作声，不再说笑;毛驴也懂起事儿，不再尥蹶子嘶叫。我的心情变得无比地沉重，猜测着接下来未知的生活。东方一轮红日跃上山头，那阳光驱散了寒冷的空气，送来了一丝温暖……
　　王小雷，北京太平路中学68届初中毕业。1969年元月到宜川县寿峰公社王家河大队插队。同年12月参军离开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