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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英29岁担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是一位有着非凡传奇式经历的“治水女帅”，作风干练，性格直率，迄今已参与和领导中国治水事业60余年，新中国的几乎所有大江大河上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都留下了她闪光的足迹，渗入了她的心血与汗水。
与她的治水经历密切相关，连她的3个孩子，也分别取名“汇”、“洪”与“清”，钱正英的一生都与水利事业呼吸与共。
一心扑在三峡工程上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三峡这个被称为“全球超级工程”的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赫然矗立于中国大地之上。当年中国领导人的豪迈设想已经变为现实。神女无恙，夔门犹雄，面积达10000平方公里、水波不兴的“平湖”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景观。
三峡工程标志着中国水利开发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实现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长久梦想。
幾十年前，在对三峡工程是否上马争论不休的背景下，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带着有关部门的官员察看三峡，在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设计、定下了一套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人大、政协通气。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受命主持了三峡工程的论证。
后来，钱正英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我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也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这一次，我开始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都反对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多工程也可以了，还想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都不足以谢天下！’那几年日子也不好过。我呢，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心想搞了那么多年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弄清楚。”
钱正英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412位各行各业专家，成立了14个专家组，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复核和重新评估。她在党组会上发言说：“我们这次究竟要搞真论证还是假论证？首先要看是否发扬民主，让大家在各个阶段、一定范围内把意见都讲出来。过去讨论不充分，我们就急于要做结论，譬如规定高于150米的水位一概不理，结果反而做不了结论。这次我们要豁出去，所有问题都在论证中搞清，最后由中央去审查、去决策。”
原来文件规定论证一年，实际上却花费了两年零八个月。不少人士都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在最后一次论证中，也有9位专家没有在报告书上签字。报告提交后，国务院认为决策兴建三峡工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遂提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赞成票占多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宣布：议案通过。
1994年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钱正英担任了三峡枢纽工程质量专家组组长，每年都要到工地视察。在三峡枢纽工程建设任务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全部完成之际，钱正英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重新审视着中国水利的发展历程，审慎地提出：“新的矛盾出现了”，“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
见证新中国水利史
1988年离开水利部后，钱正英开始反思过去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首先约了一部分老同志，共同编了一本《中国水利》，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水利所走过的路。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黄河还没有断流。进入上世纪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它的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一直在思考，这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黄河流域的开发历史有两千年以上。难道断流才是我们治河、用水的最终结局？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了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进入政协后，钱正英结交了其他领域的许多朋友，开始“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
1999年，中国工程院委托钱正英和张光斗，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她率领专家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在西大海子水库的大坝上，看见了两幅截然不同的景象：西面碧水盈盈，东面河道干涸。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天然绿洲已经化为沙漠，甚至连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都枯萎死去。她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
这件事给她触动非常大。
2003年，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钱正英去讲水利，在讲到塔里木河时，她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治水中的无私“背叛”
钱正英一生献身水利事业，可是也曾两次“背叛”水利界。第一次是葛洲坝建设时，设计方案争论时她站在了交通部门一边。第二次“背叛”发生在前几年，深圳河污染非常厉害，需要治理。深圳城建局拿出来的方案是“分散治理，从污染源治起”。而由水利局合并而来的水务局认为从源头治污太麻烦了，提了一个方案叫“大截大排大引”，把污水一起截流，到珠江口那里建设一个集中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进珠江。大截了以后水源不够怎么办？再大引，从东江引水来。这是水利部门最擅长的。结果两个方案争执不下，深圳市领导有的赞成这个方案，有的赞成那个方案。春节期间钱正英到深圳，深圳市领导请她帮忙定下方案。回京后，她打招呼，水利部组织了一些专家成立工作组到深圳。深圳水务局一看这个阵势，认为他们的方案肯定能够胜出。可是后来钱正英又组织了一批专家去论证，双方发言针锋相对，最后讨论结果，她支持城建局的方案。第二天她一回到北京，城建部的人先给她打来电话，说都知道她在深圳的结论了。而水利部门的一些人则议论纷纷。最后，水利部门的人员也承认了，说这个方案是对的。大家同意按照这个方案来做，现在很有成效。
钱正英说：“水利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水利。水利涉及天、地、人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也并不‘万事如意’。在取得胜利和成绩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从失败和挫折中，我学到很多知识。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我所得到的知识，是人民以血汗代价换来的，这些知识不属于我个人。我就像计算机的存储器，几十年来水利的经验，特别是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都存储在我这儿。所以我余生的责任，就是要把我存储的东西都交出来，还给人民，尽量化为成就，以补偿过去遭受的损失。我愿意用余生参与创造今后的历史。”
摘自《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5期
与她的治水经历密切相关，连她的3个孩子，也分别取名“汇”、“洪”与“清”，钱正英的一生都与水利事业呼吸与共。
一心扑在三峡工程上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三峡这个被称为“全球超级工程”的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赫然矗立于中国大地之上。当年中国领导人的豪迈设想已经变为现实。神女无恙，夔门犹雄，面积达10000平方公里、水波不兴的“平湖”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景观。
三峡工程标志着中国水利开发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实现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长久梦想。
幾十年前，在对三峡工程是否上马争论不休的背景下，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带着有关部门的官员察看三峡，在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设计、定下了一套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人大、政协通气。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受命主持了三峡工程的论证。
后来，钱正英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我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也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这一次，我开始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都反对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多工程也可以了，还想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都不足以谢天下！’那几年日子也不好过。我呢，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心想搞了那么多年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弄清楚。”
钱正英聘请了21位特邀顾问、412位各行各业专家，成立了14个专家组，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复核和重新评估。她在党组会上发言说：“我们这次究竟要搞真论证还是假论证？首先要看是否发扬民主，让大家在各个阶段、一定范围内把意见都讲出来。过去讨论不充分，我们就急于要做结论，譬如规定高于150米的水位一概不理，结果反而做不了结论。这次我们要豁出去，所有问题都在论证中搞清，最后由中央去审查、去决策。”
原来文件规定论证一年，实际上却花费了两年零八个月。不少人士都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在最后一次论证中，也有9位专家没有在报告书上签字。报告提交后，国务院认为决策兴建三峡工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遂提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赞成票占多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宣布：议案通过。
1994年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钱正英担任了三峡枢纽工程质量专家组组长，每年都要到工地视察。在三峡枢纽工程建设任务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全部完成之际，钱正英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重新审视着中国水利的发展历程，审慎地提出：“新的矛盾出现了”，“中国正处于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过程中”。
见证新中国水利史
1988年离开水利部后，钱正英开始反思过去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首先约了一部分老同志，共同编了一本《中国水利》，回顾与总结新中国水利所走过的路。编写这本书的时候，黄河还没有断流。进入上世纪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它的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一直在思考，这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黄河流域的开发历史有两千年以上。难道断流才是我们治河、用水的最终结局？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了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
进入政协后，钱正英结交了其他领域的许多朋友，开始“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
1999年，中国工程院委托钱正英和张光斗，组织各方面专家，研究“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她率领专家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在西大海子水库的大坝上，看见了两幅截然不同的景象：西面碧水盈盈，东面河道干涸。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天然绿洲已经化为沙漠，甚至连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都枯萎死去。她了解到，西大海子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
这件事给她触动非常大。
2003年，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钱正英去讲水利，在讲到塔里木河时，她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治水中的无私“背叛”
钱正英一生献身水利事业，可是也曾两次“背叛”水利界。第一次是葛洲坝建设时，设计方案争论时她站在了交通部门一边。第二次“背叛”发生在前几年，深圳河污染非常厉害，需要治理。深圳城建局拿出来的方案是“分散治理，从污染源治起”。而由水利局合并而来的水务局认为从源头治污太麻烦了，提了一个方案叫“大截大排大引”，把污水一起截流，到珠江口那里建设一个集中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进珠江。大截了以后水源不够怎么办？再大引，从东江引水来。这是水利部门最擅长的。结果两个方案争执不下，深圳市领导有的赞成这个方案，有的赞成那个方案。春节期间钱正英到深圳，深圳市领导请她帮忙定下方案。回京后，她打招呼，水利部组织了一些专家成立工作组到深圳。深圳水务局一看这个阵势，认为他们的方案肯定能够胜出。可是后来钱正英又组织了一批专家去论证，双方发言针锋相对，最后讨论结果，她支持城建局的方案。第二天她一回到北京，城建部的人先给她打来电话，说都知道她在深圳的结论了。而水利部门的一些人则议论纷纷。最后，水利部门的人员也承认了，说这个方案是对的。大家同意按照这个方案来做，现在很有成效。
钱正英说：“水利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水利。水利涉及天、地、人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也并不‘万事如意’。在取得胜利和成绩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从失败和挫折中，我学到很多知识。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我所得到的知识，是人民以血汗代价换来的，这些知识不属于我个人。我就像计算机的存储器，几十年来水利的经验，特别是犯过的错误，走过的弯路，都存储在我这儿。所以我余生的责任，就是要把我存储的东西都交出来，还给人民，尽量化为成就，以补偿过去遭受的损失。我愿意用余生参与创造今后的历史。”
摘自《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