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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7日,中国东海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因日本扣押中国渔船船长而让中日关系正式亮起红灯。区别于此前中日之间就历史和经贸问题出现过的数次分歧,钓鱼岛事件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
事实上,钓鱼岛问题的实质与西藏和台湾一样,属中国核心利益,对于中日双方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回旋余地。钓鱼岛主权之争的公开化和表面化对两国日后关系的发展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而此次日本首次在周边有争议海域使用国内法,是片面宣示主权的实质化一步,也是对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中日对此问题基本谅解的一种倒退。同时,这也是中日之间日趋紧迫的东海主权纠纷以及争夺东海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升级,也标志着日本对华立场更趋强硬。中日关系的发展已到达一个临界点。
定位的碰撞
“撞船”事件的发生,使得中日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最低潮的时期,虽然两国经贸关系仍然活跃,但是政治关系则表现出持续僵冷的势头。究其原因,从主观上讲,近年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当权者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频频挑起中日争端;从客观上讲,冷战后,中国开始崛起,日本政治大国进程加速,两国战略同时转型必将把中日关系带入一个再调整阶段。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在时间上的重叠和内容上的分歧,使两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的崛起,不同于以往其他大国依靠扩张战争的崛起,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其发展所需的资源将在全球化过程中依靠贸易自由化和先进的科技来解决。因此,中国崛起的内涵是和平崛起,即不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破坏和改变,而是积极参与和建设。在对日关系上,中国更是坚持“与邻为善”的方针,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则不同,它是日本在完成现代化和新保守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并于日本右倾化过程中实施,其主旨是通过对“战后政治总决算”改变国家战略中的小日本主义,主张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作用,具体做法是修改宪法、重整军备、向海外派兵、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战败体系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对战前大日本主义的直接继承与发挥。
因此,这种战略的冲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中日政治关系。从中国方面看,战前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使日本陷入了困境之中,这使中国人民更深地体会到和平对双方都是一种福祉。但是,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在战后没有得到根除,冷战后,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其政治大国战略中不时闪现军国主义的苗头,对华频频表现出不友好的意图,这使中国方面对日本政治大国的走向不能不持警惕的注视,这就直接导致中国在努力构建健康中日关系的同时,也对日本右翼坚决说“不”。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在历史上对大国地位有一种不懈追求的理念,对亚洲一直有着很强的主导意识,它以一种非上即下的纵式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和民族优越论”为依据,自认为亚洲天然主导者。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感到非常困惑,在中日交往的现代史上,中国从来没有强大过,这对于欲称霸亚洲的日本来说,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日本现有地位和政治大国战略的有力挑战和制肘。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朗的政策,目前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多地注入对抗的色彩,一改以往低调、谨慎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又不愿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因而形成了今天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
由竞争走向摩擦
中日并起使两国经济关系受到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崛起使东亚经济进入“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大大地削弱了日本的火车头作用。有专家预测,今后的中日关系将进入到过去日美间发生过的经济摩擦时代。然而,由于中日两国间存在着日美间所没有的历史障碍,所以,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更容易升级为政治摩擦。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地位的威胁,以“不甘当亚洲老二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起,把遏制中国发展置于当前经济利益之上。因此,在中日关系上频频主动出招,挑起争端。尤其在能源问题上,两国已形成恶性竞争,日本无端地挑起东海油气问题,而且愈加强硬。这从表象上看是经济竞争所致,其实质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经济作为遏制手段。
当前中日关系的冰点状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领导人曾经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存在错误认识有诸多原因,首先,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使军国主义在战后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次,冷战后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右翼言论泛滥;再次,日本现在的人口中,70%是战后出生的,“战后一代”由于思想断层,对战争责任模糊。
目前,占日本政界主体的新生代政治家具有浓厚的“超越战后”意识,他们的右倾行为很容易得到一些民众的支持。中日两国对这段历史认识上的分歧使两国不同的矛盾都能够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出来,在冷战后尤为明显,它引发的不仅是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对立和国家战略上的矛盾。而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气氛中,日本当权者也往往利用强硬的对华政策来转移国内视线,弥补由于国内政治造成的支持率下降,参拜靖国神社很大程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历史认识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日关系中,它也同钓鱼岛等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中日摩擦的多发点和外在表现形式。对中国来说,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既是对中国人民受伤心灵的一种抚慰,也是防止日本再次军国主义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中国和平崛起本身也包含着反对军国主义的含义,历史问题往往成为对立的焦点。考察近30余年的中日关系,人们可以看到,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呈现出结构性矛盾,这将长期存在并可能由于其他矛盾上升而激化。
安全困境
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以往东亚“日强中弱”的不对称格局,使东亚第一次出现两个支配性国家并立的格局,呈现两强并起的态势。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将在“零和博弈”的困境中波动。但“经热”则表现出两国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特征,两国经济上有着巨大的利益互补。这表明中日关系的改善前景仍存在着较大的整合空间,中日关系的长期对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人们应该从两国关系中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中日关系的改善应该着眼于未来和长远利益,这需要双方做出长期的共同努力。
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化解西方与周边的战略疑虑,但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它们的战略疑虑根源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中的深层次问题,远非几句口号式的政策所能化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不能被这些口号自缚手脚。中国不能轻起战端,但一定要避免给别国造成中国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的印象,因为这样只会给他们最大可能地榨取中国利益提供诱因。
撞船事件所导致的危机应该迫使中国反思和平崛起的内涵。和平不等于和谐,只要有国家的不同,就会有利益的差别。虽然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可能正在增多,但是完全趋同的“和谐世界”不可能出现。和平也不等于和气,既然有利益争端,就应该有利益斗争,不能为了和平而盲目追求一团和气。
事实上,钓鱼岛问题的实质与西藏和台湾一样,属中国核心利益,对于中日双方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回旋余地。钓鱼岛主权之争的公开化和表面化对两国日后关系的发展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而此次日本首次在周边有争议海域使用国内法,是片面宣示主权的实质化一步,也是对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中日对此问题基本谅解的一种倒退。同时,这也是中日之间日趋紧迫的东海主权纠纷以及争夺东海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升级,也标志着日本对华立场更趋强硬。中日关系的发展已到达一个临界点。
定位的碰撞
“撞船”事件的发生,使得中日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最低潮的时期,虽然两国经贸关系仍然活跃,但是政治关系则表现出持续僵冷的势头。究其原因,从主观上讲,近年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当权者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频频挑起中日争端;从客观上讲,冷战后,中国开始崛起,日本政治大国进程加速,两国战略同时转型必将把中日关系带入一个再调整阶段。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在时间上的重叠和内容上的分歧,使两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的崛起,不同于以往其他大国依靠扩张战争的崛起,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其发展所需的资源将在全球化过程中依靠贸易自由化和先进的科技来解决。因此,中国崛起的内涵是和平崛起,即不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破坏和改变,而是积极参与和建设。在对日关系上,中国更是坚持“与邻为善”的方针,积极推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则不同,它是日本在完成现代化和新保守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并于日本右倾化过程中实施,其主旨是通过对“战后政治总决算”改变国家战略中的小日本主义,主张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作用,具体做法是修改宪法、重整军备、向海外派兵、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战败体系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对战前大日本主义的直接继承与发挥。
因此,这种战略的冲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中日政治关系。从中国方面看,战前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使日本陷入了困境之中,这使中国人民更深地体会到和平对双方都是一种福祉。但是,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在战后没有得到根除,冷战后,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其政治大国战略中不时闪现军国主义的苗头,对华频频表现出不友好的意图,这使中国方面对日本政治大国的走向不能不持警惕的注视,这就直接导致中国在努力构建健康中日关系的同时,也对日本右翼坚决说“不”。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在历史上对大国地位有一种不懈追求的理念,对亚洲一直有着很强的主导意识,它以一种非上即下的纵式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和民族优越论”为依据,自认为亚洲天然主导者。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感到非常困惑,在中日交往的现代史上,中国从来没有强大过,这对于欲称霸亚洲的日本来说,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日本现有地位和政治大国战略的有力挑战和制肘。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明朗的政策,目前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多地注入对抗的色彩,一改以往低调、谨慎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又不愿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因而形成了今天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
由竞争走向摩擦
中日并起使两国经济关系受到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崛起使东亚经济进入“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大大地削弱了日本的火车头作用。有专家预测,今后的中日关系将进入到过去日美间发生过的经济摩擦时代。然而,由于中日两国间存在着日美间所没有的历史障碍,所以,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更容易升级为政治摩擦。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地位的威胁,以“不甘当亚洲老二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崛起,把遏制中国发展置于当前经济利益之上。因此,在中日关系上频频主动出招,挑起争端。尤其在能源问题上,两国已形成恶性竞争,日本无端地挑起东海油气问题,而且愈加强硬。这从表象上看是经济竞争所致,其实质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经济作为遏制手段。
当前中日关系的冰点状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领导人曾经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存在错误认识有诸多原因,首先,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使军国主义在战后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次,冷战后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右翼言论泛滥;再次,日本现在的人口中,70%是战后出生的,“战后一代”由于思想断层,对战争责任模糊。
目前,占日本政界主体的新生代政治家具有浓厚的“超越战后”意识,他们的右倾行为很容易得到一些民众的支持。中日两国对这段历史认识上的分歧使两国不同的矛盾都能够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出来,在冷战后尤为明显,它引发的不仅是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对立和国家战略上的矛盾。而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气氛中,日本当权者也往往利用强硬的对华政策来转移国内视线,弥补由于国内政治造成的支持率下降,参拜靖国神社很大程度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历史认识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日关系中,它也同钓鱼岛等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已成为中日摩擦的多发点和外在表现形式。对中国来说,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既是对中国人民受伤心灵的一种抚慰,也是防止日本再次军国主义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中国和平崛起本身也包含着反对军国主义的含义,历史问题往往成为对立的焦点。考察近30余年的中日关系,人们可以看到,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呈现出结构性矛盾,这将长期存在并可能由于其他矛盾上升而激化。
安全困境
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以往东亚“日强中弱”的不对称格局,使东亚第一次出现两个支配性国家并立的格局,呈现两强并起的态势。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将在“零和博弈”的困境中波动。但“经热”则表现出两国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特征,两国经济上有着巨大的利益互补。这表明中日关系的改善前景仍存在着较大的整合空间,中日关系的长期对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人们应该从两国关系中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中日关系的改善应该着眼于未来和长远利益,这需要双方做出长期的共同努力。
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化解西方与周边的战略疑虑,但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它们的战略疑虑根源于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中的深层次问题,远非几句口号式的政策所能化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不能被这些口号自缚手脚。中国不能轻起战端,但一定要避免给别国造成中国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的印象,因为这样只会给他们最大可能地榨取中国利益提供诱因。
撞船事件所导致的危机应该迫使中国反思和平崛起的内涵。和平不等于和谐,只要有国家的不同,就会有利益的差别。虽然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可能正在增多,但是完全趋同的“和谐世界”不可能出现。和平也不等于和气,既然有利益争端,就应该有利益斗争,不能为了和平而盲目追求一团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