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描写冬天的诗，一定少不了王安石那句脍炙人口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我们都知道，在唐宋八大家中，王安石不仅以文学成就而闻名，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尽管如此，他的政治主张仍然饱受争议，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那么，王安石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轨迹？
　　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江西的一个判官之家。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且具有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能力。年长一些后，他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此时他的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王安石17岁时，父亲到江宁担任通判，他随之来到南京。两年之后，父亲不幸病逝。此后，王安石闭门苦读。21岁时，他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了仕途。
　　与平常的士大夫争名夺利、留恋京城不同，王安石到京不久即申请外任。至公元1058年应诏还京时，王安石已在各地做了近17年地方官。此间，他观察弊政，并写了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建议以财政改革作为变法中心。可是，宋仁宗看后只是淡淡一笑。
　　报国无望，接踵而至的是母亲吴氏逝世的消息，王安石的心情异常灰暗。公元1063年，王安石辞去官职，将母亲归葬江宁，天天食粥充饥，卧薪而眠，为母亲守丧。王安石在江宁守丧6年，大宋朝已两易其主：宋仁宗病逝后宋英宗继位，4年后宋英宗病逝，宋神宗继位。当时宋神宗年方二十，却已经有了励精图治的愿望，他决心改变现状，打败北方蛮夷之邦，一雪国耻。而这正与王安石的改革初衷不谋而合。宋神宗便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公元1069年，宋神宗又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变法全面开始。
　　对于大宋的危机，朝廷官员人人心知肚明：可以改革，但不能触动自身利益。而王安石的新法恰恰要把统治阶层的利益平均给多数人，这就注定了变法坎坷与失败的结局。司马光就是阻止变法的领军人物，他认为即使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沿用至今，也是最完善的。他争取一切力量，包括宋神宗和太后，誓死固守阶层利益。公元1074年，王安石被迫罢相，回到江宁，再次担任知府。
　　第二年，王安石被召回复用，但与第一次任相时“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的境况全然不同，他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这意味着变法更加艰难。公元1076年，王安石的爱子王雱病逝，他心力交瘁，再次罢相，回到江宁。在府城东门和钟山之间结庐为舍，取名“半山园”。如《续建康志》所载：“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庇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
　　王安石在“半山园”闲居时，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苏轼过江来访。苏轼一生逆境多于顺境，因反对新法两度被流放，艰苦备尝。但是，政见不同并未影响他和王安石的友谊。在第一次被贬汝州途中路过江宁时，王安石身穿粗布衣服，骑着毛驴到江边迎接。比他小16岁的苏轼向他行礼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伴，论文说佛，同游钟山，赋诗相和。
　　40多天很快过去了，苏轼想着自己将要重新踏上坎坷之路，不禁悲从中来，言谈间流露出想退出官场，在苏、常一带寻求安居之地的想法。王安石便劝他在钟山买田居住。苏轼很高兴，不觉间憧憬起二人把酒言欢的快意生活。
　　公元1084年，王安石大病，宋神宗特地派御医为他诊治。病好之后，他请求将“半山园”改为僧寺，宋神宗还赐名“报宁禅寺”。王安石舍家为寺之后，自己在秦淮河边租住了一间小屋。两年后，当得知其最后一项新法——免役法也被司马光废除时，王安石在一封家书中凄然写道：“但予老病笃，皮肉皆消，为国忧者，新法变更尽矣！”随后病情加重，孤愤而死。王安石去世时，他的“对手”司马光亦已病重。病中的司马光在给宰相吕公著的信中这样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政治观不同，却也彼此尊重，可謂亦敌亦友。如果不是因为身兼改革重任，此二人定能握手言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