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的二审判决结果，广受争议，各界人士都发出强烈呼吁，希望这位年仅31岁的原本色集团女老板能免于一死。2月初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都在力挺吴英，北大教授张维迎在论坛演讲中说：救吴英就是救自己。
　　2007年3月，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2009年12月，金华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2010年1月，吴英向浙江省高院提出上诉，一年后，浙江省高院最终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
　　但社会舆论对案件的反应却与四年前吴英入狱时有很大不同。当年的报道大多被冠以“非法集资链真相大白”、“刀尖上的舞者”之类标题，虽然也有对金融体制的反思，但这位曾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名列第六的最年轻女富豪，让多数媒体觉得“罪有应得”。
　　而今，舆论面对同样的问题突然转向，不仅讨论“罪不至死”，甚至讨论“有罪还是无罪”。虽然此间有关于“银监会关注此案”和“十几名东阳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的传闻，但从浙江高院的最新解释及对吴英案的调查和梳理来看，吴英的犯罪事实基本属实。
　　吴英少年得志，20岁开始白手起家开设美容院、服装店等，25岁就积累了2500万元身家和较为广泛的人脉。之后，吴英的生意进入高速扩张，创立“本色集团”进军酒店、房地产、广告、物流、装饰等多个行业，甚至涉足期货、担保等金融领域。
　　事业的快速扩张一定带来资金需求，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浙江民间融资发达的双重背景下，借高利贷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必然选择。吴英的悲剧在于，当出现经营困难时，没有及时收缩，而选择“借新还旧”——这就不免要靠“扮富”和“兑现老债”来维持信用，最后等到资金链断裂，自己就成了浙江的麦道夫（华尔街的庞氏骗局者）。
　　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吴英赶上了房地产泡沫、踩准了上市潮，成功地增值资产并套现还钱，那她还是不是一个罪犯？或者，如果吴英案发在去年，她和诸多民间借贷者一样跑路或“多次自杀”，她还会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再或者，如果民间借贷早放开早规范，吴英是否还会走上犯罪道路？
　　浙江高院在全国的舆论监督下想必左右为难，但最后做出了维持死刑的判决，一定也有确凿的证据和法律条例的支持——按目前的法律，吴英不仅有罪，而且适用死刑。
　　问题是，适用死刑和必死是两个概念，且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有“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言论。我们不知道“吴英案”这种受争议的犯罪，为什么是“必杀”。当今社会中，涉案金额堪比吴英的经济犯罪，不杀判例也可信手拈来。
　　中国亿元贪官排行榜中榜上有名者，大多免于一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伙同他人挪用公款4.82亿美元，判有期徒刑12年；原广东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陈氏夫妇，挪用公款4.2亿元，分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4年；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石雪，贪污公款2.6亿元，被判死缓；解放军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索贿、受贿1.6亿元，判无期徒刑。甚至，当年因走私和偷税涉案金额数百亿元而潜逃加拿大的赖昌星，在引渡回国时也被承诺免死。
　　中国的刑法已经在向“经济犯罪不适用死刑”的方向修正。在2011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已经取消了对走私、票据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等13项经济犯罪的死刑。更早以前，今天看来是正常商业活动的行为，不仅被定义为“投机倒把罪”，而且可以被量以死刑（最后一名以“投机倒把罪”被除以死刑的郑乐芬，也是浙江人）。
　　中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发展迅速，许多观念和行为都在出现迅速变化，而法律的适应能力却明显不足，在原有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下建立的司法体系，不断与当今社会的现实发生冲突。
　　在这种局面下，当权者应该视冲突为机遇，积极更新司法解释、甚至修订法律，以促进司法进步。回想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最终促使政府取消了全民愤恨的恶法，结束了严重侵犯人权的“三无人员”收容制度。
　　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称，目前全世界有近百个国家取消了死刑，2009年亚洲地区除了中国外，只有7个国家执行了26例死刑，而中国一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是否要取消死刑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在吴英的案子上，如果需要通过消灭肉体来维护某种不合理的金融秩序，那真是社会的悲哀。我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先留下吴英的性命，让社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吴英该不该杀，来思考法律是否该给活着的人留下更多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