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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小说《丈夫》通过讲述年轻丈夫到城里探访在船上做“生意”的妻子的故事，展现了湘西地域文化之上人们的生存困境，谱写了因爱情与生存的二律背反引发的一曲爱情挽歌。
关键词：沈从文 《丈夫》 生存 爱情
一、引言
创作于1930年的《丈夫》，是沈从文十分看重的作品，也是学界公认的上世纪中华民族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虽然小说仅仅万余字，主要讲述年轻丈夫到城里探访在船上做“生意”的妻子的简单故事，但是自从小说诞生以来，却以其高超的艺术价值备受学界关注。也因小说艺术内涵的丰富性，使得不同读者得出了不同的阅读体验，特别是在小说主题的开掘上，不但一直以来没有停止，有的甚至引发了争论，如人性觉醒、寻找爱情、渴望英雄等主题。小说主题的定性，只有根据作品实际去研究，而不能带着先验知识先入为主。
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简言之，维系作家艺术世界的是美好“人性”，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不是渴望英雄之类；沈从文《丈夫》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的”，不能归入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思想启蒙一类的人性批判，如人性觉醒。对此，我的阅读体验是，小说《丈夫》主要讲述的是一曲诉说生存困境的爱情挽歌。
二、爱情之美为情节发展的原动力
《丈夫》第一句：“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自成一段，在文章中有着重要作用。七天春雨，对于靠天吃饭的湘西，正是春耕农忙季节，作为忠厚的农人，怎么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田地；湘西河流纵横，河水涨大了，发了大洪水，对于当时的交通状况，出门远走，是一种冒险。什么原因使得这位丈夫做出抛弃农人之根，冒着生命危险去城里呢？这不是人性的觉醒，不是寻找爱情，更不是呼唤英雄，而是因为，七天春雨，发了洪水，河水上涨，让丈夫想到他的七妹，想到了在船上做“生意”的七妹的安危。这是丈夫对妻子七妹发自心底里的关爱。一句话，构建了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给小说奠定了一个爱的总基调。
小说写丈夫与水保初次交流的情节，用了3809个字，占到了整个小说的三分之一还多。丈夫对水保的问题答非所问，充分渲染了丈夫和水保的心理差距：丈夫作为乡下人，胆怯、羞涩；水保作为水上一霸，大胆、强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连基本交流都无法进行的两人，到后来，让丈夫有说不完的话呢？丈夫一连说了很多：给七妹带“我一个一个选出来的”栗子，“因为老七欢喜吃这个”；诉说“镰刀”的丢而复得往事，感觉不应该责怪七妹；“甚至于希望明年来一个小宝宝，这样只合宜于同自己的媳妇睡到一个枕头上商量的话也说到了”；等等。这不是正常交流，是丈夫无视水保的感受，而将对妻子的爱如大堤决口一泻而下。水保走后，丈夫心理发生的三次变化也源自丈夫心中的爱：前两次主要是因为丈夫想对七妹说的话都说给了七妹的“熟客”，心里舒坦，仿佛七妹也知晓，心里高兴，飘飘然；第三次不唱歌，那是因为“饿”，也正是这个生存因素促使丈夫让七妹做“生意”，因而潜意识里引发了丈夫对水保的愤怒，这份愤怒缘自“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这句话。根据上文，“岸上这几天来发生三次小抢案……水保……到半夜会同水面武装警察上船去搜索‘歹人’”。可见，丈夫误会了水保。当然，误会越深、越多，越能彰显丈夫对妻子的爱。不过，丈夫毕竟是乡下人，即便生出脾气，也只是把湿的柴火推到水里去，作一次情绪发泄。小说在这里用一种很厚重的方式强调丈夫对妻子的爱。
当丈夫发脾气，要回家，小说进入了第二个情节，妻子竭力挽留丈夫。七妹用自己的方式挽留丈夫：“样子比说话还硬劲”，言语留人；给丈夫兴趣所爱——胡琴（也可视作谐音“情”），以物留人；主动认错，并在丈夫面前主动露出“红绫胸褡”，感情留人。最终，丈夫踏实了，留下来，并出现了丈夫配乐，妻子唱歌，继而出现了一个现实翻版的“孟姜女哭长城”的夫妻恩爱场面。这里短短几行写尽了妻子对丈夫的爱。
两个醉鬼粗暴地闯入，小说进入了第三个情节。当丈夫问大娘前舱情况时，丈夫那句“睡了？”两个字，一个问号，显示了丈夫的失望、愤怒。丈夫这种心情，通过写大娘邀请丈夫去岸上看“秋胡三戏结发妻”的三元宫夜戏，将读者阅读视角引到对妻子的担心、关爱上。也因这份爱，丈夫生了脾气。在大娘和五多先后安慰丈夫无效后，小说写了“三个女人都听到从河街上飘来的锣鼓唢呐声音，河街上一个做生意人办喜事，客来贺喜，大唱堂戏，一定有一整夜热闹”。这里作家运用了“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手法，写出了这时的静，越静人心越痛。这时，老七“轻脚轻手”去安慰丈夫无果，又因太爱着对方，也因对事实的无奈，于是，各自生了点脾气，晚上丈夫和老七分开睡。
接着小说写了第四个情节，水保领着巡官查夜。当丈夫见到巡官时，“吓得不能说话”，而明知巡官还要来，他却“就傍床沿坐定不动”，是因为老七“上半晚的气已经没有了，他愿意讲和”，这是对妻子的关爱给予丈夫的力量，不怕官。但，老七是懂巡官要来的，在大娘对老七强调“巡官就要来的！”这句打了感叹号的话，使得“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面对自我消解因两个兵士而生的脾气并主动安抚的丈夫，老七担心巡官来后，会进一步伤害丈夫、伤害丈夫爱她的心。至于巡官来后，小说没写，这是留白艺术。读者可以自行补偿。可以想象，当丈夫知道巡官来考察老七的真实性后，丈夫对妻子的爱，被推到了悬崖之外，出离愤怒不言而喻。
当一切归一时，小说到了结尾，丈夫和老七回转乡下。丈夫坐在老七“那矮床边沿，像是有话说又说不出口”。到底是什么话呢？丈夫不要饭吃，不要赴宴，不要好戏看，也不要喜欢的包子。丈夫到底要什么呢？老七“走出船头呆了一会”后，将自己和大娘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钱也不要，并且像小孩子那样哭，哭得歇斯底里。这时，小说通过小孩五多的视角，写出了“看见挂在梢舱顶梁上的胡琴”，原来丈夫需要的是“情”（“琴”的谐音）。当明白丈夫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妻子毅然决然地跟自己的丈夫回转乡下。 三、地域文化为情节构建的基石
钱穆认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湘西，地处湘、鄂、渝、黔边区，古代称“五溪蛮”地。湘西处于封闭状态，形成了独有的民风民俗；因其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加之山川险阻，湘西人以生存为第一要务；而河流纵横，山川秀美，一块美丽神奇的土地，滋养了湘西人的纯朴民风和善良人性。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沈从文，深受湘西文化的浸染，醉心于那里的自然地域景观，并力图将那里的生活情调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小说《丈夫》呈现着浓厚的湘西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影响着小说情节的发展。首先是湘西特有的民风民俗。它是一种不自觉的信仰意识，反映了一个民族对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观点和看法。《丈夫》里，小说用了很大篇幅叙述了湘西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到河边码头做“生意”的民风民俗。“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这是小说《丈夫》故事存在的大前提；小说情节的展开，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合乎自然，并得以存在。其次是湘西人以生存为第一要务。对于小说中所写陋习，为什么他们会接受，习以为常？“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湘西地处偏僻，穷山恶水，再勤劳节俭，生活还是很艰难，再加上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把湘西人民逼到了生活的死角。生存成了湘西人民最切实的人生问题。所以，送妻子做“生意”“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生存作为人生第一要务，虽然不愿意，还得忍气吞声。所以，在丈夫几次的心理变化、发脾气、把湿的柴火推到水里去、处在精神崩溃之时，往往因厉害所在，而能自我消解。再者是保持了原有的纯朴之美。小说展示了湘西特有的纯朴自然人性之美。水保，“做水保的人照例是水上一霸”“但人一上了年纪，世界成天变，变去变来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点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这人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了。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却亲近了船家”。大娘，作为老鸨，虽然为了生存，唯利是图，但也有着纯朴美，为了款待丈夫，买了一副猪肝；当丈夫生气的时候，极力安慰丈夫；当丈夫和老七决定回转乡下的时候，大娘也是默许。五多，要“姐夫”拉琴；试图揭露琴的真实来路；当丈夫生气时，五多不懂，还要和丈夫把那个歌唱完；五多不明白大人会哭，五多有一颗童心，善良。丈夫和七妹的故事，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图卷上才能展开。
四、爱情与生存的二律背反构筑了一曲爱情挽歌
在叙述角度上，小说明显有着个案和类型相互交融的特征。在叙述当地风俗过程中，小说用了很多选择性的词语，如丈夫什么时候去看自己的妻子，“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轻的媳妇，或逢年过节”；丈夫见到女人时，“女人到后开了口，或者问：‘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或者问：‘我们那对猪养儿子了没有？’”“半夜里，或者已睡着，或者还在胡思乱想，那媳妇抽空爬过了后舱，问是不是想吃一点糖”。在这些选择性的词语里，有一个共性，爱情与生存的不能两全的问题。年轻的男子将新婚妻子送去做“生意”，从生理上说，夫妻还处在蜜月期；为了生存，却只能忍痛割爱，承受比两地分居更痛的相思之苦。
小说中的丈夫和老七虽然是个案写作，但是丈夫的无名无姓，就是一个常例，一个类型。这个个案寄托着作家的理想，但也难掩其内心的痛。沈从文写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对于《丈夫》这篇小说，这个“隐伏的悲痛”就是作家在小说里隐藏的爱情与生存的二律背反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从上文分析可知，因丈夫和老七深深相爱，所以，老七可以忍受悲痛为补贴家用到船上做“生意”，而丈夫担心老七的安慰，不愿老七再在船上呆下去，于是两夫妻一早就回转乡下，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去讨生活。要生存，老七就得上花船；要爱情，老七就得弃船回乡下。在这两难选择里，作家最终让小说主人公选择了爱情。问题是，回到乡下就能拥有爱情吗？这个很难说，或者说很难：一是，丈夫和老七生存的环境没有变。一样的贫穷，一样的各种苛捐杂税。回到家后，出路在哪里？船妓存在的土壤没变，船妓的好处必将吸引着他们。这次回家，是否是一种权宜之计？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生活，三要发展。生存是湘西人的第一要务。没有生存，爱情何以存在？二是，在准乎自然的人性之外，湘西人有着与热情十分不协调的理性精神的蒙昧。因其蒙昧，丈夫不可能对其自身丈夫权利丧失的真实原因进行理解。因此，在没有找出问题结症的情况下回转乡下，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三是，女人“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当一切归于平静，生活的柴米油盐问题纷至沓来，加之城市里生活隐形而强大的召唤，那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古训，是否会让老七再一次回到花船？如再一次回到花船，丈夫是否还有勇气带老七回转乡下。面对如此问题，作家没有说，留下了空白，让读者去思考。
再回到个案与类型上来，丈夫和老七这对夫妻的生存之路尚且如此，其他夫妻的生存艰辛就不言自明。小说隐藏着深深的爱情与生活的二律背反，但这个背反找不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展现了作家的隐忧，作家的痛。
五、结论
小说通过短短的文字，描写了丈夫和老七至纯至美的爱情故事，但因故事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终将是一首无法歌唱的乌托邦之神曲。情节上展现的爱情美和潜伏文本之下作家的痛，在文中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张力处，正是作家在《丈夫》中所写的一曲诉说生存困境的爱情挽歌。
参考文献：
[1]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A].沈从文选集（第5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3] 郑英杰.湘西文化生态及其影响[J].吉首大学学报，2001（2）.
[4] 杨吉翠.人性觉醒后的困境[J].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
[5] 凌宇等.中国现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作 者：张宏建，文学硕士，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关键词：沈从文 《丈夫》 生存 爱情
一、引言
创作于1930年的《丈夫》，是沈从文十分看重的作品，也是学界公认的上世纪中华民族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虽然小说仅仅万余字，主要讲述年轻丈夫到城里探访在船上做“生意”的妻子的简单故事，但是自从小说诞生以来，却以其高超的艺术价值备受学界关注。也因小说艺术内涵的丰富性，使得不同读者得出了不同的阅读体验，特别是在小说主题的开掘上，不但一直以来没有停止，有的甚至引发了争论，如人性觉醒、寻找爱情、渴望英雄等主题。小说主题的定性，只有根据作品实际去研究，而不能带着先验知识先入为主。
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简言之，维系作家艺术世界的是美好“人性”，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不是渴望英雄之类；沈从文《丈夫》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的”，不能归入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思想启蒙一类的人性批判，如人性觉醒。对此，我的阅读体验是，小说《丈夫》主要讲述的是一曲诉说生存困境的爱情挽歌。
二、爱情之美为情节发展的原动力
《丈夫》第一句：“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自成一段，在文章中有着重要作用。七天春雨，对于靠天吃饭的湘西，正是春耕农忙季节，作为忠厚的农人，怎么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田地；湘西河流纵横，河水涨大了，发了大洪水，对于当时的交通状况，出门远走，是一种冒险。什么原因使得这位丈夫做出抛弃农人之根，冒着生命危险去城里呢？这不是人性的觉醒，不是寻找爱情，更不是呼唤英雄，而是因为，七天春雨，发了洪水，河水上涨，让丈夫想到他的七妹，想到了在船上做“生意”的七妹的安危。这是丈夫对妻子七妹发自心底里的关爱。一句话，构建了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给小说奠定了一个爱的总基调。
小说写丈夫与水保初次交流的情节，用了3809个字，占到了整个小说的三分之一还多。丈夫对水保的问题答非所问，充分渲染了丈夫和水保的心理差距：丈夫作为乡下人，胆怯、羞涩；水保作为水上一霸，大胆、强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连基本交流都无法进行的两人，到后来，让丈夫有说不完的话呢？丈夫一连说了很多：给七妹带“我一个一个选出来的”栗子，“因为老七欢喜吃这个”；诉说“镰刀”的丢而复得往事，感觉不应该责怪七妹；“甚至于希望明年来一个小宝宝，这样只合宜于同自己的媳妇睡到一个枕头上商量的话也说到了”；等等。这不是正常交流，是丈夫无视水保的感受，而将对妻子的爱如大堤决口一泻而下。水保走后，丈夫心理发生的三次变化也源自丈夫心中的爱：前两次主要是因为丈夫想对七妹说的话都说给了七妹的“熟客”，心里舒坦，仿佛七妹也知晓，心里高兴，飘飘然；第三次不唱歌，那是因为“饿”，也正是这个生存因素促使丈夫让七妹做“生意”，因而潜意识里引发了丈夫对水保的愤怒，这份愤怒缘自“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这句话。根据上文，“岸上这几天来发生三次小抢案……水保……到半夜会同水面武装警察上船去搜索‘歹人’”。可见，丈夫误会了水保。当然，误会越深、越多，越能彰显丈夫对妻子的爱。不过，丈夫毕竟是乡下人，即便生出脾气，也只是把湿的柴火推到水里去，作一次情绪发泄。小说在这里用一种很厚重的方式强调丈夫对妻子的爱。
当丈夫发脾气，要回家，小说进入了第二个情节，妻子竭力挽留丈夫。七妹用自己的方式挽留丈夫：“样子比说话还硬劲”，言语留人；给丈夫兴趣所爱——胡琴（也可视作谐音“情”），以物留人；主动认错，并在丈夫面前主动露出“红绫胸褡”，感情留人。最终，丈夫踏实了，留下来，并出现了丈夫配乐，妻子唱歌，继而出现了一个现实翻版的“孟姜女哭长城”的夫妻恩爱场面。这里短短几行写尽了妻子对丈夫的爱。
两个醉鬼粗暴地闯入，小说进入了第三个情节。当丈夫问大娘前舱情况时，丈夫那句“睡了？”两个字，一个问号，显示了丈夫的失望、愤怒。丈夫这种心情，通过写大娘邀请丈夫去岸上看“秋胡三戏结发妻”的三元宫夜戏，将读者阅读视角引到对妻子的担心、关爱上。也因这份爱，丈夫生了脾气。在大娘和五多先后安慰丈夫无效后，小说写了“三个女人都听到从河街上飘来的锣鼓唢呐声音，河街上一个做生意人办喜事，客来贺喜，大唱堂戏，一定有一整夜热闹”。这里作家运用了“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手法，写出了这时的静，越静人心越痛。这时，老七“轻脚轻手”去安慰丈夫无果，又因太爱着对方，也因对事实的无奈，于是，各自生了点脾气，晚上丈夫和老七分开睡。
接着小说写了第四个情节，水保领着巡官查夜。当丈夫见到巡官时，“吓得不能说话”，而明知巡官还要来，他却“就傍床沿坐定不动”，是因为老七“上半晚的气已经没有了，他愿意讲和”，这是对妻子的关爱给予丈夫的力量，不怕官。但，老七是懂巡官要来的，在大娘对老七强调“巡官就要来的！”这句打了感叹号的话，使得“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面对自我消解因两个兵士而生的脾气并主动安抚的丈夫，老七担心巡官来后，会进一步伤害丈夫、伤害丈夫爱她的心。至于巡官来后，小说没写，这是留白艺术。读者可以自行补偿。可以想象，当丈夫知道巡官来考察老七的真实性后，丈夫对妻子的爱，被推到了悬崖之外，出离愤怒不言而喻。
当一切归一时，小说到了结尾，丈夫和老七回转乡下。丈夫坐在老七“那矮床边沿，像是有话说又说不出口”。到底是什么话呢？丈夫不要饭吃，不要赴宴，不要好戏看，也不要喜欢的包子。丈夫到底要什么呢？老七“走出船头呆了一会”后，将自己和大娘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钱也不要，并且像小孩子那样哭，哭得歇斯底里。这时，小说通过小孩五多的视角，写出了“看见挂在梢舱顶梁上的胡琴”，原来丈夫需要的是“情”（“琴”的谐音）。当明白丈夫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妻子毅然决然地跟自己的丈夫回转乡下。 三、地域文化为情节构建的基石
钱穆认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湘西，地处湘、鄂、渝、黔边区，古代称“五溪蛮”地。湘西处于封闭状态，形成了独有的民风民俗；因其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加之山川险阻，湘西人以生存为第一要务；而河流纵横，山川秀美，一块美丽神奇的土地，滋养了湘西人的纯朴民风和善良人性。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沈从文，深受湘西文化的浸染，醉心于那里的自然地域景观，并力图将那里的生活情调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小说《丈夫》呈现着浓厚的湘西地域文化。这种文化影响着小说情节的发展。首先是湘西特有的民风民俗。它是一种不自觉的信仰意识，反映了一个民族对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观点和看法。《丈夫》里，小说用了很大篇幅叙述了湘西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到河边码头做“生意”的民风民俗。“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这是小说《丈夫》故事存在的大前提；小说情节的展开，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合乎自然，并得以存在。其次是湘西人以生存为第一要务。对于小说中所写陋习，为什么他们会接受，习以为常？“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湘西地处偏僻，穷山恶水，再勤劳节俭，生活还是很艰难，再加上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把湘西人民逼到了生活的死角。生存成了湘西人民最切实的人生问题。所以，送妻子做“生意”“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生存作为人生第一要务，虽然不愿意，还得忍气吞声。所以，在丈夫几次的心理变化、发脾气、把湿的柴火推到水里去、处在精神崩溃之时，往往因厉害所在，而能自我消解。再者是保持了原有的纯朴之美。小说展示了湘西特有的纯朴自然人性之美。水保，“做水保的人照例是水上一霸”“但人一上了年纪，世界成天变，变去变来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点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这人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了。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却亲近了船家”。大娘，作为老鸨，虽然为了生存，唯利是图，但也有着纯朴美，为了款待丈夫，买了一副猪肝；当丈夫生气的时候，极力安慰丈夫；当丈夫和老七决定回转乡下的时候，大娘也是默许。五多，要“姐夫”拉琴；试图揭露琴的真实来路；当丈夫生气时，五多不懂，还要和丈夫把那个歌唱完；五多不明白大人会哭，五多有一颗童心，善良。丈夫和七妹的故事，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图卷上才能展开。
四、爱情与生存的二律背反构筑了一曲爱情挽歌
在叙述角度上，小说明显有着个案和类型相互交融的特征。在叙述当地风俗过程中，小说用了很多选择性的词语，如丈夫什么时候去看自己的妻子，“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轻的媳妇，或逢年过节”；丈夫见到女人时，“女人到后开了口，或者问：‘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或者问：‘我们那对猪养儿子了没有？’”“半夜里，或者已睡着，或者还在胡思乱想，那媳妇抽空爬过了后舱，问是不是想吃一点糖”。在这些选择性的词语里，有一个共性，爱情与生存的不能两全的问题。年轻的男子将新婚妻子送去做“生意”，从生理上说，夫妻还处在蜜月期；为了生存，却只能忍痛割爱，承受比两地分居更痛的相思之苦。
小说中的丈夫和老七虽然是个案写作，但是丈夫的无名无姓，就是一个常例，一个类型。这个个案寄托着作家的理想，但也难掩其内心的痛。沈从文写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对于《丈夫》这篇小说，这个“隐伏的悲痛”就是作家在小说里隐藏的爱情与生存的二律背反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从上文分析可知，因丈夫和老七深深相爱，所以，老七可以忍受悲痛为补贴家用到船上做“生意”，而丈夫担心老七的安慰，不愿老七再在船上呆下去，于是两夫妻一早就回转乡下，到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去讨生活。要生存，老七就得上花船；要爱情，老七就得弃船回乡下。在这两难选择里，作家最终让小说主人公选择了爱情。问题是，回到乡下就能拥有爱情吗？这个很难说，或者说很难：一是，丈夫和老七生存的环境没有变。一样的贫穷，一样的各种苛捐杂税。回到家后，出路在哪里？船妓存在的土壤没变，船妓的好处必将吸引着他们。这次回家，是否是一种权宜之计？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生活，三要发展。生存是湘西人的第一要务。没有生存，爱情何以存在？二是，在准乎自然的人性之外，湘西人有着与热情十分不协调的理性精神的蒙昧。因其蒙昧，丈夫不可能对其自身丈夫权利丧失的真实原因进行理解。因此，在没有找出问题结症的情况下回转乡下，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三是，女人“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当一切归于平静，生活的柴米油盐问题纷至沓来，加之城市里生活隐形而强大的召唤，那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古训，是否会让老七再一次回到花船？如再一次回到花船，丈夫是否还有勇气带老七回转乡下。面对如此问题，作家没有说，留下了空白，让读者去思考。
再回到个案与类型上来，丈夫和老七这对夫妻的生存之路尚且如此，其他夫妻的生存艰辛就不言自明。小说隐藏着深深的爱情与生活的二律背反，但这个背反找不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展现了作家的隐忧，作家的痛。
五、结论
小说通过短短的文字，描写了丈夫和老七至纯至美的爱情故事，但因故事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终将是一首无法歌唱的乌托邦之神曲。情节上展现的爱情美和潜伏文本之下作家的痛，在文中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张力处，正是作家在《丈夫》中所写的一曲诉说生存困境的爱情挽歌。
参考文献：
[1]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A].沈从文选集（第5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3] 郑英杰.湘西文化生态及其影响[J].吉首大学学报，2001（2）.
[4] 杨吉翠.人性觉醒后的困境[J].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
[5] 凌宇等.中国现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作 者：张宏建，文学硕士，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