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East Asian Business Center资助。
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通常用“外溢效应”来解释。本文回顾了外溢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外溢效应”研究在解释FDI与本土企业技术发展之间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作者提出，当地组织的战略反应在本土技术发展当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作者采集了来自63个发展中国家8年的国家层面数据，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比较了外溢效应、鲶鱼效应和混合效应这几个竞争模型，结果表明有显著的鲶鱼效应存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的并不仅仅是FDI技术外溢本身，而且包括发展中国家自己对于FDI的反应。换言之，在技术进步方面，本土企业和本地机构的战略反应与来自于FDI的知识流动相比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未能实现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缺乏对FDI的积极回应，FDI甚至对当地的技术创新起了替代作用的负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本土技术进步 外溢效应 鲶鱼效应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增长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呢？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尤其是针对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增长和赶超的进程中，一种更重要的思考是如何加入国际生产体系并从中获益，而不是将自己从国际贸易和FDI当中孤立出来。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技术竞争力（Cantwell，1989；Schumpeter，1934）。因此，由国际贸易和FDI所带来的与技术有关的利益可能有多大，此话题备受关注。
很多研究都调查了发达国家FDI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技术发展的作用。跨国公司是大多数FDI的所有者，他们拥有在本国或是其他国家运营中所积累的卓越知识（Hymer，1976），这正是他们市场力量的源泉。但是，这部分知识往往是隐性的、与当地相关的，而且在科层结构内部，若与之没有紧密互动的话，是难以转让的（Cantwell， 1991； Kogut and Zander， 1993）。但是，通过FDI，这些技术可以通过与当地各组织之间近距离的密切互动而得以扩散。所以，外商对内直接投资很可能是本土企业先进技术的重要潜在来源。
基于技术市场不完善的假设，对跨国公司与当地技术互动的研究以“外溢”研究为主导。然而，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缺乏精确定义和有效测量。更重要的是，目前对于FDI外溢的研究受到了以下限制（只有少数例外）：第一，大部分的早期研究只是检验了FDI或跨国公司的存在与外溢效应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将本土企业视为被动接收者。本土企业和其他本地机构的主动战略选择被忽略。然而，有关技术扩散的文献（例如，罗杰斯，1995）却表明，创新者（即跨国公司）和接收者（即本土企业）在成功的技术转让当中发挥着同等作用。尽管本方向最新的研究并未就FDI的影响达成一致意见，还是有一些研究（Blomstrm et al，2001； Cantwell， 1991）发现了与东道国有关的因素可能会改变外溢的存在和程度。第二，大部分的早期研究都是在宏观层面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缺乏微观层面的理论支撑，而实际上，宏观现象背后的机制分析才应该是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直接将FDI与外溢联系起来过于简单化。部分最新研究发现了可能将FDI与外溢联系起来的中介因素（如De Bressson et al， 1991）。一些开创性的论文（Blomstrm et al， 2001； Grg and Strobl， 2001）也对这些外溢研究进行了评议和批判。
尽管有上述缺陷和限制，针对外溢的研究已经很普遍。目前的研究重点放在试图寻找从跨国公司到本土企业知识流动的证据。然而，在两者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大量（无论自愿或非自愿）的知识流呢？简要回顾一下有关知识外溢和扩散的文献之后就会发现，有观点认为在东道国中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知识流动十分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包括：技术发展环境不一、特定技术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模糊、社会复杂性、不对称的吸收能力以及过高的采纳成本。此外，正如Cantwell提出，技术是部分隐性的、与特定背景高度相关的、路径依赖的、技术发展的学习过程只有部分可逆（Cantwell，1991），并且技术流动高度依赖于接受企业的技术接受能力。因此FDI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实际上会非常有限。因此，“外溢”理论在解释FDI与本土企业技术发展之间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也许可以通过另外一种解释来克服。
本文作者提出，当地组织的反应在本土技术进步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些“外溢”研究实际上暗示的那样，很有可能两者之间根本没有或者没有真正的外溢。反而正是因为跨国公司的存在刺激了本土企业在模仿和创新上投入更多的资源或者寻找到更正确的资源投入方向，从而引领着技术向前发展。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层面的纵向数据分析，作者发现，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的并不仅仅是FDI技术外溢本身，而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对于FDI的反应。换言之，在技术进步方面，本土企业和本地机构的战略反应较之来自于FDI的知识流动起了更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未能实现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缺乏对FDI的积极回应，FDI甚至对当地的技术创新起了替代作用的负效应。
文献回顾和理论构建
由于既有的外溢研究没有区分自愿的知识转让与无意识的技术外溢，本部分针对技术外溢文献的讨论主要是对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知识扩散文献的简要回顾。然后，基于技术知识的特点，作者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大量的知识流动有待证实。最后，作者提出，本土企业和本地机构的战略反应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过程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1. 外溢研究的现状 研究技术外溢的文献数量庞大，但庞大的数量仅能表明该学术议题的重要，却不能证明其研究已发展成熟。外溢研究的初期阶段建立了简单的回归方程，外溢作为因变量，FDI作为自变量，诸如研发之类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促使后来的研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可能影响FDI与外溢之间关系的因素上。外溢机制的几种类型已经被发现。总的来说，价值链的纵向联系、竞争和示范效应以及人力资本的流动是外溢的重要渠道。更多行业层面的数据，甚至企业层面的数据被这些研究使用。另一个方向是寻找可能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例如，一些文献提出，市场结构和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具有调节作用（Kokko，1994），还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包括诸如政府的FDI政策等在内的东道国回应（Lall，2001），但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也未进行实证检验。
然而，许多深入研究的综述类文献的结论都是：学者们尚未就FDI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达成一致（Blomstrm et al，2001； Grg and Strobl， 2001）。虽然不少学者提出，引人注目的外溢研究正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下一步应该寻找更多的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但另一种可能是：外溢研究也许已经钻进了山穷水尽的死胡同。
首先，虽然“外溢”的定义在理论上是有效且清晰的，但在现实中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实际上，学者们常采用的是一种功用性定义。换句话说，只要本土企业的某些技术指标与FDI（或是跨国公司技术活动）同向变化，那么外溢效应就被认为发生了。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技术进步是源于自愿的知识转让还是非自愿的知识扩散——技术外溢。此外，跨国公司开发新技术并转让给本土合作伙伴之后，如果本土企业在此基础之上尚可继续开发，这一被称为剩余外溢的部分我们也无法知道。总之，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知识扩散而非外溢，更没有包括本土企业继续开发的技术努力。因此，FDI对于本土企业的贡献机制仍然值得探究。
其次，技术外溢的生产率测量存在着重要缺陷。大部分实证研究在不可获取外溢数据的时候，都使用生产率增长作为外溢指标。但是，技术进步（也就是这些研究当中所指的外溢效应）不仅仅会带来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即效率改善，而且会带来质量改善。但如果产品售价与改善之前相同，那么质量改善就不能被生产率指标测量在内（Rosenberg， 1982：p.3-4）。此外，Chang和Xu（2008）指出，生产率测量受到生存偏差的严重影响。如果跨国公司要赶走本土竞争对手，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本土企业很有可能在最开始就败下阵来。所以本土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也许会比以前更高，因为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幸存了下来。在以往采用生产率测量的研究中，并不能把这种实际的负面竞争效应与可能的正面外溢效应区分开来。虽然要对技术进行测量总是很难的，但在外溢研究当中用生产率作为测量标准也许是差强人意的。
再次，外溢研究并没有深入细致地了解知识是如何转让的。外溢研究应当从诸如创新采用或是知识扩散等较为成熟的领域借用理论，但是，外溢研究的经济学传统将其孤立于管理和创新文献之外。例如，人力资本的流动可能是外溢的一种渠道，但证据和理论远远不够完善（Blstrom and Kokko，1998）。没有一项外溢研究是把重点放在探究人所掌握的技术是如何向接受企业发生转移、利用与被开发的。外溢研究忽略知识是如何“被外溢”的细节并非偶然，因为这与相关的诸如创新扩散的理论格格不入。后者明确指出，技术转移很难在不同的两个组织之间发生。
2. 有限的技术外溢
作为一种外部性的技术外溢是受到局限的，因为毕竟技术不是一种公共产品。技术通常是在过去的技术基础上不断积累而成的，这些技术基础是由特定的一群人在特定的背景下创造的，只适用于该种情境，并依赖于研发该技术的企业或机构固有的历史路径。技术是部分隐性的，因而不易于转让。此外，技术是本地化、差异化的，并且技术发展过程具有部分不可逆性（Cantwell， 1991）。
从技术外溢的理论来看，技术外溢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① 存在知识流动；② 技术需以较低成本获得，且是有用的，或是能够被开发的。通过对这两个条件的考察，技术外溢是有限的。
3. 有限的知识流动
从技术扩散的理论来看，扩散的主要元素有：① 一项创新；② 沟通渠道；③ 时间；④ 在某种社会体系下的成员之间（Rogers， 1995）。Blomstrm等人 （2001）也采用了“外溢市场”作为系统分析框架，这有助于阐明知识转让的动机和障碍。基于该框架，作者将对以往外溢研究所提出的几种外溢类型展开进一步论述。
（1） 有限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本土企业是否能够识别并找到使其对手跨国公司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原因？这是值得怀疑的。社会的复杂性和因果的模糊性可能让本土企业难以认清自己想要学习或模仿什么。最终产品中包含的信息是有限的，而且，大部分技术，尤其是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技术，也不会被直观体现。所谓的示范效应或是竞争效应，也没有一条通过密切互动来加强学习的正式渠道。为了充分开发其现有技术，跨国公司不愿向竞争对手公开自己的技术，哪怕是过时的技术或其他领域的先进技术。跨国公司的这种知识保护加上有限的市场信息，造成了FDI与本土企业之间极其有限的知识流动。
（2） 有限的价值链纵向知识流动：以往的外溢研究还夸大了通过纵向联系和跨国公司合作带来的益处。如果示范和竞争效应可以被称作行业内外溢，那么纵向联系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以被称为“跨行业”外溢。首先，有观点认为，在跨国公司与其本土供应商或客户合作和互动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前者对后者施加的压力而非转让的技术成为了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这种说法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跨国公司在向前或是向后延伸的行业中，拥有建立生产系统必不可少的先进技术，那么向本土企业的知识转让不仅成本高，而且由于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异质性以及技术市场的不完善，知识转让还存在很大风险。除了费时费力的纵向知识转移之外，跨国公司还有其他的合理的解决方法：① 内部化，即自我供应；② 进口所需供应物或者出口他们的中间产品；③ 从海外把其长期供应商带到东道国。 此外，有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文献表明，在跨国公司子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时候，为了要减少可能的成本和不确定因素，当地供应商和客户的质量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就是说，通过生产链向本土企业进行知识流动的可能性在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阶段就已经被减少到最低。
4. 有用性与开发成本
首先，跨国公司通过人力资本流动或者前后向价值链关系而转让的技术，也许在其他企业的生产链中并不具备使用价值。换句话说，本土企业不能从这种类型的技术外溢中获利，因为这种技术具有很强的企业专属性。
其次，跨国公司带给东道国的技术主要是在其他环境下而不是在东道国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技术要融入当地的生产体系通常需要进行适应和调整。换句话说，跨国公司技术创造的范式与东道国模仿的范式不尽相同，二者的发展路径也可能大相径庭。技术的这种“外来”特征使得引进的技术与本土企业技术的共性较少，因而本土企业较难识别、吸收并利用该技术。要改变技术范式和体系，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因此，即使本土企业置身于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当中，这些技术对于本土企业技术赶超的直接贡献也不可能很大。
此外，模仿与创新密切相关。然而技术的有用性和吸收成本也是影响本地企业进行技术模仿的动机因素。本土企业自身若缺乏一定程度的技术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 1990），模仿也可能是极其昂贵的。
总之，从跨国公司到本土企业的直接知识流动在以往的外溢研究中被夸大了。并且，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落后的本土企业来说，识别、吸收以及利用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即便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可能需要与本土企业进行合作研究来获得一些补充技术，本土企业从这种双向外溢或扩散当中是很有可能获益的。但是，本土企业基于现有技术基础上的吸收能力可能低于其跨国公司合作伙伴，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也获益相对较少。
5. “鲶鱼效应”
外溢研究的批评文章提出，FDI与本土企业技术赶超之间的关系也许不局限于知识流动或者外溢。例如，De Bresson 等 （1991）发现，外国投资与加拿大飞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之间仅仅是一种间接联系。具体说来，带来技术进步的实际上是外资企业的出现带来的设计和生产整个飞机系统的机会。FDI与技术赶超之间是一种间接关系，技术进步与知识流动（或者外溢）只是部分相关。我们可以超越目前的知识转让范畴更进一步思考：当本土企业面临跨国公司带来的威胁或者机遇的时候，其战略反应也许比外溢效应更为重要。
当国际生产和全球市场的集成度更高的时候，国家政府考虑的就不是允许还是禁止FDI和国际贸易的选择问题了。至少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FDI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被完全操控的。对此，一种可能的反应是，通过激励跨国公司在当地传播更多知识来最大化FDI的利益。有研究表明，东道国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改变政策，使得跨国公司向本土企业转让更多的知识。例如要求合资和最终产品中有一定比例的当地成分，要求本地企业的持股比例 ，生产、研发的本地化要求，甚至对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水平进行明确的限定等（谢建国， 2007）；另一种可能的反应是，发动自主创新战略对FDI带来的威胁进行反击，或者拥抱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机遇，并努力达到其高标准要求。第二种反应就可以被称为“鲶鱼效应”。也就是说，FDI的存在也许会导致本土企业和地方机构的战略反应。一种明显而自然的反应就是从各种机构资源中增加对研发的投资。研发经费的增加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直接带来本土企业的技术追赶。其次，它可以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最大化FDI带来的利益。
图1将本文提倡的鲶鱼效应模型以及其他竞争模型概念化。模型1-A是基础模型，揭示了经典的外溢论证：FDI因为外溢效应而导致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仅仅是一个控制变量。模型1-B是第二代外溢效应版本，其中本土企业或其他机构的研发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的吸收和利用。模型2是单纯的鲶鱼效应，在FDI与技术进步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或知识流动），但是FDI可以刺激本土企业和机构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模型3是混合模型，即外溢效应与鲶鱼效应并存。作者预期模型3相较于其他模型而言可能更符合数据。当然，如果模型2与数据是最为符合的，结论也与作者倡导的理论一致。
模型1-A. 基础外溢效应模型
模型1-B. 第二代外溢效应模型
模型2. （单一）鲶鱼效应模型
模型3. 两种效应混合模型
图1 概念模型
研究方法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成功的技术赶超归因于本土企业对FDI出现的积极反应，这也就是鲶鱼效应的含义。因此，作者使用联立方程模型来衡量上文所提到的四种模型，并找出最佳模型。
1. 测量方法
为了使各国的外商投资规模能够互相比较，我们采用以美元计算的FDI存量除以以美元计算的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FDI规模。本土研发投入数据是用通货膨胀（2000年的价格作为100）以及人口数量调整过的，根据当前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的，以美元为单位的研发支出。技术进步则由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经过国家人口数量调整后的专利件数来测量，以避免生产力测量的缺陷。当然，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件数并不能完全代表技术赶超，但它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因而不乏为一种实用可行的测量方法。表1 变量名称及测量
2. 数据
作者使用国家层面的纵向数据来对模型进行检验。因为主要目标是寻找最适合的模型，所以，在考虑到国家异质性以及与时间相关的变量之后，缺乏全面的控制变量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也可以纠正美国专利商标局可能的专利变化倾向。FDI存量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UNCTAD）的在线数据库；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本土企业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专利数据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通货膨胀指数（CPI指数）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的在线数据库。 由于本文研究的主体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数据集里只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的发展中国家。出于数据集兼容性和缺失值的考虑，在所有相关的数据库当中，只有99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一年以上的所有变量记录。至于时间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有从1996年到2007年间的数据，但是FDI存量的数据只到2003年。最终一共有63个国家在1996—2003年这8年当中的记录，其中还有部分缺失值（会在模型设定过程中自动删除）。接着，拥有少于10项专利的发展中国家被剔除出研究范围，因为过小的专利件数会带来增长率计算中的严重偏差。因此，又有46个国家被排除在外。最后，作者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组：8年内，若一个国家人口调整后的专利件数平均增长率为正，则将该国家列入“成功赶超型国家”，否则列入“欠成功赶超型国家”。这样一来，一共有14个成功国家和3个欠成功国家。成功国家有：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泰国和乌克兰。在结构方程的模型构建时，作者构建的模型是针对这些成功国家的。此外，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FDI与技术进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模型构建时没有采用时间滞后变量。
实证结果与分析
作者首先比较了“成功”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因为专利件数不足而被排除在外的国家）。研发经费支出与FDI之间的简单关联展示出一些有趣的结果。尽管显著水平只有0.1，成功国家的FDI与研发经费支出之间为正向关系（r =0.209）。但其他国家在0.05显著水平上的研发经费支出与FDI却呈负相关（r = -0.124）。这表明，对于欠成功赶超国家而言，面对FDI的出现，本土机构并没有增加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当然，这一现象也可能来自于“驱逐效应”，即东道国机构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因为资源不足而无法作出积极反应，并最终会被驱逐出市场。不过，如果把东道国所有机构视为一个整体的话（即国家层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研发资源不只源于那些在跨国公司市场力量下可能受到重创的企业部门。表2 相关分析：成功赶超型国家
*在0.1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 在0.01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表3 相关分析：其他国家
*在0.05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在 0.01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接着，作者根据概念框架（见图1），采用Eviews软件的Simutaneous Equation model specification，对成功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结构模型估计（见表4）。在所有模型当中，德宾-沃森（Durbin-Watson）统计表明，严重的自相关并不存在。在经典模型（模型1-A和模型1-B）中，研发经费支出与FDI之间的相互作用项是显著的（b =0.005； p<0.001）{由于有效样本较小，我们也报告了所有小于0.10的p值。}，而且模型1-B比模型1-A有明显的改进。这一结果表明，本土研发也许对来自FDI的可能外溢具有调节作用。
在模型2，即单纯的鲶鱼效应模型中，FDI与研发经费支出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b=0.614； p<0.1）。研发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显著（b=0.143； p<0.001）。该结果强有力地证明了鲶鱼效应的存在（见表4）。表4 成功赶超型国家的竞争模型分析结果
注： *： p<.05； **： p<.01； ***：p<.001； ： p<.010
1. 与基础模型1-A相比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3是一种混合效应模型。同样，研发对于外溢效应有力的调节作用表明，本土企业能够通过创新来提升自身的吸收能力，从而将外溢效应最大化。鲶鱼效应在模型3中依然显著。由于在模型评估当中使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因而作者运用以下方程计算了每种模型的AIC指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AIC = 2k + n[ln（2πRSS/n） + 1]，其中，k为参数个数，n为样本数。
AIC的变化说明，模型3并不是在模型2或者模型1基础上的有效改进。
最后，作者对欠成功国家也进行了类似分析。不出所料，FDI与研发经费支出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技术进步作为因变量的公式中，二者之间的交互项在0.01水平上仍保持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再次证明了研发对于提升吸收能力的重要作用。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对详细结果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研究结果支持了鲶鱼效应，即模型2的存在。
总而言之，在成功赶超型国家当中，鲶鱼效应和外溢效应都被检测到。换句话说，技术进步可归结为发展中国家对于FDI所作出的积极而正面的反应。外溢效应则更加依赖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后者与本土研发密切相关。当然，由于在比较竞争模型时，实证检验结果并不显著，作者的观点仅得到了部分支持。因此，对于研究结果的解读和概括也应慎重。
结 论
本研究的贡献不是识别一些最终的和永恒的普遍原则，而是试图寻找一个新的范式，打破研究FDI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技术外溢的理论僵局。本文的根本立足点是，本土企业和其他东道国机构的积极响应是决定FDI外溢效应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一论点也在最新的外溢研究当中得到印证。作者进一步提出，本土企业和其他东道国机构的积极响应不仅局限于其对来自FDI知识流的吸收，而且表现为它们沿着自己的道路进行创新的努力。
让我们回到跨国公司是好是坏这一经典问题上来。本文所给出的答案是“要视情况而定”。那些竞争力较弱的本土企业的最终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也许实现技术赶超的一条高效途径是更多的研发投资，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来自于竞争对手或客户的“技术外溢”。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变为“如何把跨国公司变好或者变得更好”。当今世界，全球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对于决策者和管理者而言，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以往更具有建设性，也更为重要。 尽管本文提出了新观点，并且得到了部分实证支持，本研究的发现基本上还只是探索性的。首先，有太多国家因为持有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件数不足而被排除在样本之外。这会引起对测量有效性的质疑。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应为测量技术进步的更优方法，并加入诸如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存量等控制变量，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也可能因此被削弱。其次，在评估竞争模型的拟合程度时，可能需要更为合适的经济计量技术。国家层面的异质性和与时间相关的方差也应该得到更好的控制。最后，如果可以，更长的观察期可以区分并控制短期效果与长期趋势。
参考文献：
[1] Blomstrm M， Kokko A， Globerman S. The determinants of host countr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Pain N. （ed.）Inward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Growth： The Impact of MNCs on the UK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1.
[2] Blomstrom M， Kokko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12（3）： 247-277， July Rosenberg， 1982.
[3] Cantwell J. A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 McFetridge D.（ed.）.Investment，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Calgary， Canada：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1991：93-109.
[4] Chang S J， Xu D. Spillovers and competition among foreign and local firms inChin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29： 495-518.
[5] De Bresson J N， Dalpe R， Winter D. Technological link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in the Canadian aircraft industry// McFetridge， D. （ed.）Investment，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Calgary， Canada：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1991：317-358.
[6] 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128-152.
[7] Gorg H， Strobl 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A Meta-analysis.Economic Journal， 2001，111（475）： F723-739.
[8] 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Investment. Boston， MA： MIT Press，1976.
[9] Kogut B， Zander U. Knowledge of the firm and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24： 625-645.
[10] Kokko A. 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43（2）： 279-293.
[11] Lall S.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and Skill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2001.
[12] Rogers 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4th edition，1995.
[13] Schumpeter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14] 谢建国.市场竞争， 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经济研究， 2007， 6： 87-97.
[15] 熊琼.当地成分要求研究动态与评述——东道国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 2005（4）： 96-99， 104.
[16] 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 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01（5）： 82-93.
[17] 熊琼.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东道国外资政策调整.华东师范大学，2006.
[18] 殷华方.外资产业政策和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作用.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0（6）： 18-22.
[19] 潘镇.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来自各地区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 2005（10）66-72.
[20] 殷华方，鲁明泓.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管理世界， 2004（1）： 39-45.
[21] 刘德学，钟晓君.外缘性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机制——基于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6）.
（责任编辑：张晓薇）
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通常用“外溢效应”来解释。本文回顾了外溢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外溢效应”研究在解释FDI与本土企业技术发展之间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作者提出，当地组织的战略反应在本土技术发展当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作者采集了来自63个发展中国家8年的国家层面数据，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比较了外溢效应、鲶鱼效应和混合效应这几个竞争模型，结果表明有显著的鲶鱼效应存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的并不仅仅是FDI技术外溢本身，而且包括发展中国家自己对于FDI的反应。换言之，在技术进步方面，本土企业和本地机构的战略反应与来自于FDI的知识流动相比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未能实现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缺乏对FDI的积极回应，FDI甚至对当地的技术创新起了替代作用的负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本土技术进步 外溢效应 鲶鱼效应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增长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呢？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尤其是针对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增长和赶超的进程中，一种更重要的思考是如何加入国际生产体系并从中获益，而不是将自己从国际贸易和FDI当中孤立出来。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技术竞争力（Cantwell，1989；Schumpeter，1934）。因此，由国际贸易和FDI所带来的与技术有关的利益可能有多大，此话题备受关注。
很多研究都调查了发达国家FDI对于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技术发展的作用。跨国公司是大多数FDI的所有者，他们拥有在本国或是其他国家运营中所积累的卓越知识（Hymer，1976），这正是他们市场力量的源泉。但是，这部分知识往往是隐性的、与当地相关的，而且在科层结构内部，若与之没有紧密互动的话，是难以转让的（Cantwell， 1991； Kogut and Zander， 1993）。但是，通过FDI，这些技术可以通过与当地各组织之间近距离的密切互动而得以扩散。所以，外商对内直接投资很可能是本土企业先进技术的重要潜在来源。
基于技术市场不完善的假设，对跨国公司与当地技术互动的研究以“外溢”研究为主导。然而，总的来说，这些研究缺乏精确定义和有效测量。更重要的是，目前对于FDI外溢的研究受到了以下限制（只有少数例外）：第一，大部分的早期研究只是检验了FDI或跨国公司的存在与外溢效应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将本土企业视为被动接收者。本土企业和其他本地机构的主动战略选择被忽略。然而，有关技术扩散的文献（例如，罗杰斯，1995）却表明，创新者（即跨国公司）和接收者（即本土企业）在成功的技术转让当中发挥着同等作用。尽管本方向最新的研究并未就FDI的影响达成一致意见，还是有一些研究（Blomstrm et al，2001； Cantwell， 1991）发现了与东道国有关的因素可能会改变外溢的存在和程度。第二，大部分的早期研究都是在宏观层面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缺乏微观层面的理论支撑，而实际上，宏观现象背后的机制分析才应该是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直接将FDI与外溢联系起来过于简单化。部分最新研究发现了可能将FDI与外溢联系起来的中介因素（如De Bressson et al， 1991）。一些开创性的论文（Blomstrm et al， 2001； Grg and Strobl， 2001）也对这些外溢研究进行了评议和批判。
尽管有上述缺陷和限制，针对外溢的研究已经很普遍。目前的研究重点放在试图寻找从跨国公司到本土企业知识流动的证据。然而，在两者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大量（无论自愿或非自愿）的知识流呢？简要回顾一下有关知识外溢和扩散的文献之后就会发现，有观点认为在东道国中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知识流动十分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包括：技术发展环境不一、特定技术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模糊、社会复杂性、不对称的吸收能力以及过高的采纳成本。此外，正如Cantwell提出，技术是部分隐性的、与特定背景高度相关的、路径依赖的、技术发展的学习过程只有部分可逆（Cantwell，1991），并且技术流动高度依赖于接受企业的技术接受能力。因此FDI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实际上会非常有限。因此，“外溢”理论在解释FDI与本土企业技术发展之间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也许可以通过另外一种解释来克服。
本文作者提出，当地组织的反应在本土技术进步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些“外溢”研究实际上暗示的那样，很有可能两者之间根本没有或者没有真正的外溢。反而正是因为跨国公司的存在刺激了本土企业在模仿和创新上投入更多的资源或者寻找到更正确的资源投入方向，从而引领着技术向前发展。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层面的纵向数据分析，作者发现，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的并不仅仅是FDI技术外溢本身，而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对于FDI的反应。换言之，在技术进步方面，本土企业和本地机构的战略反应较之来自于FDI的知识流动起了更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未能实现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缺乏对FDI的积极回应，FDI甚至对当地的技术创新起了替代作用的负效应。
文献回顾和理论构建
由于既有的外溢研究没有区分自愿的知识转让与无意识的技术外溢，本部分针对技术外溢文献的讨论主要是对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知识扩散文献的简要回顾。然后，基于技术知识的特点，作者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大量的知识流动有待证实。最后，作者提出，本土企业和本地机构的战略反应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过程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1. 外溢研究的现状 研究技术外溢的文献数量庞大，但庞大的数量仅能表明该学术议题的重要，却不能证明其研究已发展成熟。外溢研究的初期阶段建立了简单的回归方程，外溢作为因变量，FDI作为自变量，诸如研发之类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促使后来的研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可能影响FDI与外溢之间关系的因素上。外溢机制的几种类型已经被发现。总的来说，价值链的纵向联系、竞争和示范效应以及人力资本的流动是外溢的重要渠道。更多行业层面的数据，甚至企业层面的数据被这些研究使用。另一个方向是寻找可能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例如，一些文献提出，市场结构和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具有调节作用（Kokko，1994），还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包括诸如政府的FDI政策等在内的东道国回应（Lall，2001），但并未受到广泛关注，也未进行实证检验。
然而，许多深入研究的综述类文献的结论都是：学者们尚未就FDI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达成一致（Blomstrm et al，2001； Grg and Strobl， 2001）。虽然不少学者提出，引人注目的外溢研究正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下一步应该寻找更多的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但另一种可能是：外溢研究也许已经钻进了山穷水尽的死胡同。
首先，虽然“外溢”的定义在理论上是有效且清晰的，但在现实中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实际上，学者们常采用的是一种功用性定义。换句话说，只要本土企业的某些技术指标与FDI（或是跨国公司技术活动）同向变化，那么外溢效应就被认为发生了。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技术进步是源于自愿的知识转让还是非自愿的知识扩散——技术外溢。此外，跨国公司开发新技术并转让给本土合作伙伴之后，如果本土企业在此基础之上尚可继续开发，这一被称为剩余外溢的部分我们也无法知道。总之，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知识扩散而非外溢，更没有包括本土企业继续开发的技术努力。因此，FDI对于本土企业的贡献机制仍然值得探究。
其次，技术外溢的生产率测量存在着重要缺陷。大部分实证研究在不可获取外溢数据的时候，都使用生产率增长作为外溢指标。但是，技术进步（也就是这些研究当中所指的外溢效应）不仅仅会带来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即效率改善，而且会带来质量改善。但如果产品售价与改善之前相同，那么质量改善就不能被生产率指标测量在内（Rosenberg， 1982：p.3-4）。此外，Chang和Xu（2008）指出，生产率测量受到生存偏差的严重影响。如果跨国公司要赶走本土竞争对手，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本土企业很有可能在最开始就败下阵来。所以本土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也许会比以前更高，因为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幸存了下来。在以往采用生产率测量的研究中，并不能把这种实际的负面竞争效应与可能的正面外溢效应区分开来。虽然要对技术进行测量总是很难的，但在外溢研究当中用生产率作为测量标准也许是差强人意的。
再次，外溢研究并没有深入细致地了解知识是如何转让的。外溢研究应当从诸如创新采用或是知识扩散等较为成熟的领域借用理论，但是，外溢研究的经济学传统将其孤立于管理和创新文献之外。例如，人力资本的流动可能是外溢的一种渠道，但证据和理论远远不够完善（Blstrom and Kokko，1998）。没有一项外溢研究是把重点放在探究人所掌握的技术是如何向接受企业发生转移、利用与被开发的。外溢研究忽略知识是如何“被外溢”的细节并非偶然，因为这与相关的诸如创新扩散的理论格格不入。后者明确指出，技术转移很难在不同的两个组织之间发生。
2. 有限的技术外溢
作为一种外部性的技术外溢是受到局限的，因为毕竟技术不是一种公共产品。技术通常是在过去的技术基础上不断积累而成的，这些技术基础是由特定的一群人在特定的背景下创造的，只适用于该种情境，并依赖于研发该技术的企业或机构固有的历史路径。技术是部分隐性的，因而不易于转让。此外，技术是本地化、差异化的，并且技术发展过程具有部分不可逆性（Cantwell， 1991）。
从技术外溢的理论来看，技术外溢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① 存在知识流动；② 技术需以较低成本获得，且是有用的，或是能够被开发的。通过对这两个条件的考察，技术外溢是有限的。
3. 有限的知识流动
从技术扩散的理论来看，扩散的主要元素有：① 一项创新；② 沟通渠道；③ 时间；④ 在某种社会体系下的成员之间（Rogers， 1995）。Blomstrm等人 （2001）也采用了“外溢市场”作为系统分析框架，这有助于阐明知识转让的动机和障碍。基于该框架，作者将对以往外溢研究所提出的几种外溢类型展开进一步论述。
（1） 有限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本土企业是否能够识别并找到使其对手跨国公司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原因？这是值得怀疑的。社会的复杂性和因果的模糊性可能让本土企业难以认清自己想要学习或模仿什么。最终产品中包含的信息是有限的，而且，大部分技术，尤其是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技术，也不会被直观体现。所谓的示范效应或是竞争效应，也没有一条通过密切互动来加强学习的正式渠道。为了充分开发其现有技术，跨国公司不愿向竞争对手公开自己的技术，哪怕是过时的技术或其他领域的先进技术。跨国公司的这种知识保护加上有限的市场信息，造成了FDI与本土企业之间极其有限的知识流动。
（2） 有限的价值链纵向知识流动：以往的外溢研究还夸大了通过纵向联系和跨国公司合作带来的益处。如果示范和竞争效应可以被称作行业内外溢，那么纵向联系带来的技术进步可以被称为“跨行业”外溢。首先，有观点认为，在跨国公司与其本土供应商或客户合作和互动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前者对后者施加的压力而非转让的技术成为了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这种说法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跨国公司在向前或是向后延伸的行业中，拥有建立生产系统必不可少的先进技术，那么向本土企业的知识转让不仅成本高，而且由于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异质性以及技术市场的不完善，知识转让还存在很大风险。除了费时费力的纵向知识转移之外，跨国公司还有其他的合理的解决方法：① 内部化，即自我供应；② 进口所需供应物或者出口他们的中间产品；③ 从海外把其长期供应商带到东道国。 此外，有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文献表明，在跨国公司子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时候，为了要减少可能的成本和不确定因素，当地供应商和客户的质量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就是说，通过生产链向本土企业进行知识流动的可能性在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阶段就已经被减少到最低。
4. 有用性与开发成本
首先，跨国公司通过人力资本流动或者前后向价值链关系而转让的技术，也许在其他企业的生产链中并不具备使用价值。换句话说，本土企业不能从这种类型的技术外溢中获利，因为这种技术具有很强的企业专属性。
其次，跨国公司带给东道国的技术主要是在其他环境下而不是在东道国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技术要融入当地的生产体系通常需要进行适应和调整。换句话说，跨国公司技术创造的范式与东道国模仿的范式不尽相同，二者的发展路径也可能大相径庭。技术的这种“外来”特征使得引进的技术与本土企业技术的共性较少，因而本土企业较难识别、吸收并利用该技术。要改变技术范式和体系，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因此，即使本土企业置身于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当中，这些技术对于本土企业技术赶超的直接贡献也不可能很大。
此外，模仿与创新密切相关。然而技术的有用性和吸收成本也是影响本地企业进行技术模仿的动机因素。本土企业自身若缺乏一定程度的技术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 1990），模仿也可能是极其昂贵的。
总之，从跨国公司到本土企业的直接知识流动在以往的外溢研究中被夸大了。并且，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落后的本土企业来说，识别、吸收以及利用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即便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可能需要与本土企业进行合作研究来获得一些补充技术，本土企业从这种双向外溢或扩散当中是很有可能获益的。但是，本土企业基于现有技术基础上的吸收能力可能低于其跨国公司合作伙伴，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也获益相对较少。
5. “鲶鱼效应”
外溢研究的批评文章提出，FDI与本土企业技术赶超之间的关系也许不局限于知识流动或者外溢。例如，De Bresson 等 （1991）发现，外国投资与加拿大飞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之间仅仅是一种间接联系。具体说来，带来技术进步的实际上是外资企业的出现带来的设计和生产整个飞机系统的机会。FDI与技术赶超之间是一种间接关系，技术进步与知识流动（或者外溢）只是部分相关。我们可以超越目前的知识转让范畴更进一步思考：当本土企业面临跨国公司带来的威胁或者机遇的时候，其战略反应也许比外溢效应更为重要。
当国际生产和全球市场的集成度更高的时候，国家政府考虑的就不是允许还是禁止FDI和国际贸易的选择问题了。至少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FDI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被完全操控的。对此，一种可能的反应是，通过激励跨国公司在当地传播更多知识来最大化FDI的利益。有研究表明，东道国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改变政策，使得跨国公司向本土企业转让更多的知识。例如要求合资和最终产品中有一定比例的当地成分，要求本地企业的持股比例 ，生产、研发的本地化要求，甚至对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水平进行明确的限定等（谢建国， 2007）；另一种可能的反应是，发动自主创新战略对FDI带来的威胁进行反击，或者拥抱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机遇，并努力达到其高标准要求。第二种反应就可以被称为“鲶鱼效应”。也就是说，FDI的存在也许会导致本土企业和地方机构的战略反应。一种明显而自然的反应就是从各种机构资源中增加对研发的投资。研发经费的增加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直接带来本土企业的技术追赶。其次，它可以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最大化FDI带来的利益。
图1将本文提倡的鲶鱼效应模型以及其他竞争模型概念化。模型1-A是基础模型，揭示了经典的外溢论证：FDI因为外溢效应而导致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仅仅是一个控制变量。模型1-B是第二代外溢效应版本，其中本土企业或其他机构的研发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的吸收和利用。模型2是单纯的鲶鱼效应，在FDI与技术进步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或知识流动），但是FDI可以刺激本土企业和机构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模型3是混合模型，即外溢效应与鲶鱼效应并存。作者预期模型3相较于其他模型而言可能更符合数据。当然，如果模型2与数据是最为符合的，结论也与作者倡导的理论一致。
模型1-A. 基础外溢效应模型
模型1-B. 第二代外溢效应模型
模型2. （单一）鲶鱼效应模型
模型3. 两种效应混合模型
图1 概念模型
研究方法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成功的技术赶超归因于本土企业对FDI出现的积极反应，这也就是鲶鱼效应的含义。因此，作者使用联立方程模型来衡量上文所提到的四种模型，并找出最佳模型。
1. 测量方法
为了使各国的外商投资规模能够互相比较，我们采用以美元计算的FDI存量除以以美元计算的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FDI规模。本土研发投入数据是用通货膨胀（2000年的价格作为100）以及人口数量调整过的，根据当前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的，以美元为单位的研发支出。技术进步则由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经过国家人口数量调整后的专利件数来测量，以避免生产力测量的缺陷。当然，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件数并不能完全代表技术赶超，但它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因而不乏为一种实用可行的测量方法。表1 变量名称及测量
2. 数据
作者使用国家层面的纵向数据来对模型进行检验。因为主要目标是寻找最适合的模型，所以，在考虑到国家异质性以及与时间相关的变量之后，缺乏全面的控制变量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也可以纠正美国专利商标局可能的专利变化倾向。FDI存量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UNCTAD）的在线数据库；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本土企业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专利数据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通货膨胀指数（CPI指数）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的在线数据库。 由于本文研究的主体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数据集里只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的发展中国家。出于数据集兼容性和缺失值的考虑，在所有相关的数据库当中，只有99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一年以上的所有变量记录。至于时间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有从1996年到2007年间的数据，但是FDI存量的数据只到2003年。最终一共有63个国家在1996—2003年这8年当中的记录，其中还有部分缺失值（会在模型设定过程中自动删除）。接着，拥有少于10项专利的发展中国家被剔除出研究范围，因为过小的专利件数会带来增长率计算中的严重偏差。因此，又有46个国家被排除在外。最后，作者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组：8年内，若一个国家人口调整后的专利件数平均增长率为正，则将该国家列入“成功赶超型国家”，否则列入“欠成功赶超型国家”。这样一来，一共有14个成功国家和3个欠成功国家。成功国家有：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泰国和乌克兰。在结构方程的模型构建时，作者构建的模型是针对这些成功国家的。此外，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FDI与技术进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模型构建时没有采用时间滞后变量。
实证结果与分析
作者首先比较了“成功”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因为专利件数不足而被排除在外的国家）。研发经费支出与FDI之间的简单关联展示出一些有趣的结果。尽管显著水平只有0.1，成功国家的FDI与研发经费支出之间为正向关系（r =0.209）。但其他国家在0.05显著水平上的研发经费支出与FDI却呈负相关（r = -0.124）。这表明，对于欠成功赶超国家而言，面对FDI的出现，本土机构并没有增加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当然，这一现象也可能来自于“驱逐效应”，即东道国机构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因为资源不足而无法作出积极反应，并最终会被驱逐出市场。不过，如果把东道国所有机构视为一个整体的话（即国家层面），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研发资源不只源于那些在跨国公司市场力量下可能受到重创的企业部门。表2 相关分析：成功赶超型国家
*在0.1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 在0.01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表3 相关分析：其他国家
*在0.05水平上显著 （双尾检验）；**在 0.01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接着，作者根据概念框架（见图1），采用Eviews软件的Simutaneous Equation model specification，对成功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结构模型估计（见表4）。在所有模型当中，德宾-沃森（Durbin-Watson）统计表明，严重的自相关并不存在。在经典模型（模型1-A和模型1-B）中，研发经费支出与FDI之间的相互作用项是显著的（b =0.005； p<0.001）{由于有效样本较小，我们也报告了所有小于0.10的p值。}，而且模型1-B比模型1-A有明显的改进。这一结果表明，本土研发也许对来自FDI的可能外溢具有调节作用。
在模型2，即单纯的鲶鱼效应模型中，FDI与研发经费支出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b=0.614； p<0.1）。研发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显著（b=0.143； p<0.001）。该结果强有力地证明了鲶鱼效应的存在（见表4）。表4 成功赶超型国家的竞争模型分析结果
注： *： p<.05； **： p<.01； ***：p<.001； ： p<.010
1. 与基础模型1-A相比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3是一种混合效应模型。同样，研发对于外溢效应有力的调节作用表明，本土企业能够通过创新来提升自身的吸收能力，从而将外溢效应最大化。鲶鱼效应在模型3中依然显著。由于在模型评估当中使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因而作者运用以下方程计算了每种模型的AIC指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
AIC = 2k + n[ln（2πRSS/n） + 1]，其中，k为参数个数，n为样本数。
AIC的变化说明，模型3并不是在模型2或者模型1基础上的有效改进。
最后，作者对欠成功国家也进行了类似分析。不出所料，FDI与研发经费支出之间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技术进步作为因变量的公式中，二者之间的交互项在0.01水平上仍保持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再次证明了研发对于提升吸收能力的重要作用。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对详细结果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研究结果支持了鲶鱼效应，即模型2的存在。
总而言之，在成功赶超型国家当中，鲶鱼效应和外溢效应都被检测到。换句话说，技术进步可归结为发展中国家对于FDI所作出的积极而正面的反应。外溢效应则更加依赖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后者与本土研发密切相关。当然，由于在比较竞争模型时，实证检验结果并不显著，作者的观点仅得到了部分支持。因此，对于研究结果的解读和概括也应慎重。
结 论
本研究的贡献不是识别一些最终的和永恒的普遍原则，而是试图寻找一个新的范式，打破研究FDI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技术外溢的理论僵局。本文的根本立足点是，本土企业和其他东道国机构的积极响应是决定FDI外溢效应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一论点也在最新的外溢研究当中得到印证。作者进一步提出，本土企业和其他东道国机构的积极响应不仅局限于其对来自FDI知识流的吸收，而且表现为它们沿着自己的道路进行创新的努力。
让我们回到跨国公司是好是坏这一经典问题上来。本文所给出的答案是“要视情况而定”。那些竞争力较弱的本土企业的最终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也许实现技术赶超的一条高效途径是更多的研发投资，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来自于竞争对手或客户的“技术外溢”。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变为“如何把跨国公司变好或者变得更好”。当今世界，全球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对于决策者和管理者而言，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以往更具有建设性，也更为重要。 尽管本文提出了新观点，并且得到了部分实证支持，本研究的发现基本上还只是探索性的。首先，有太多国家因为持有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件数不足而被排除在样本之外。这会引起对测量有效性的质疑。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应为测量技术进步的更优方法，并加入诸如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存量等控制变量，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也可能因此被削弱。其次，在评估竞争模型的拟合程度时，可能需要更为合适的经济计量技术。国家层面的异质性和与时间相关的方差也应该得到更好的控制。最后，如果可以，更长的观察期可以区分并控制短期效果与长期趋势。
参考文献：
[1] Blomstrm M， Kokko A， Globerman S. The determinants of host countr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Pain N. （ed.）Inward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Growth： The Impact of MNCs on the UK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1.
[2] Blomstrom M， Kokko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12（3）： 247-277， July Rosenberg， 1982.
[3] Cantwell J. A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 McFetridge D.（ed.）.Investment，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Calgary， Canada：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1991：93-109.
[4] Chang S J， Xu D. Spillovers and competition among foreign and local firms inChin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29： 495-518.
[5] De Bresson J N， Dalpe R， Winter D. Technological link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in the Canadian aircraft industry// McFetridge， D. （ed.）Investment，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Calgary， Canada：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1991：317-358.
[6] 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128-152.
[7] Gorg H， Strobl 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A Meta-analysis.Economic Journal， 2001，111（475）： F723-739.
[8] 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Investment. Boston， MA： MIT Press，1976.
[9] Kogut B， Zander U. Knowledge of the firm and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24： 625-645.
[10] Kokko A. 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43（2）： 279-293.
[11] Lall S.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y and Skill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2001.
[12] Rogers 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4th edition，1995.
[13] Schumpeter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14] 谢建国.市场竞争， 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经济研究， 2007， 6： 87-97.
[15] 熊琼.当地成分要求研究动态与评述——东道国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 2005（4）： 96-99， 104.
[16] 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 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01（5）： 82-93.
[17] 熊琼.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东道国外资政策调整.华东师范大学，2006.
[18] 殷华方.外资产业政策和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作用.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0（6）： 18-22.
[19] 潘镇.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来自各地区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 2005（10）66-72.
[20] 殷华方，鲁明泓.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管理世界， 2004（1）： 39-45.
[21] 刘德学，钟晓君.外缘性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机制——基于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6）.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