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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田野调查与案例分析、逻辑分析、专家訪谈等方法，以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着手，研究这种行为的内部和外部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的内部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可以从理念-制度-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来具体阐述，分析路径从校长“网红”行为背后的治校理念，包括观念、价值观、认同等内容，到进行校级制度安排，衔接国家政策进行校级配套政策的制定，协调各方资源，准备落实等过程，最后通过亲自参与等行为，执行落地政策，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与评估。2）外部动力机制采用公共政策执行的社会动员理论、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网红”行为校长所在学校附近的社区、学区体育氛围、催生网络体育培训与网络正向模仿行为、与其他学校校长（同行）互动等方面发生的效应，以学习机制、竞争机制等方面研究校长“网红”行为的线上线下、以点带面的周边辐射影响作用，挖掘带动政策执行的外在动力。
关键词： 政策执行动力;体育参与;动力机制;校长
中图分类号： C 93
文献标志码： A
Research o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tivation Mechanismof Principals′ Public Spor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HAN Z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Using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ase analysis， logical analysis， expert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starting with the principal’s public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 celebrity" behavior， to stud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dynamics of this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ern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the principal’s public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 celebrity" behavior can be elaborated from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ncept-system-policy process. The analysis path is from the school governance philosophy behind the principal’s "net celebrity" behavior. Including concepts， values， identity， etc.， to the school-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linking with national policies to formulate school-level supporting policies， coordinating resources from all parties， preparing for implementation and other processes， and finally implementing the landing policy through personal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behaviors， and accepting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by superior authorities. 1）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mechanism adopts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theory of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from the "net celebrity" behavior to the community and school district sports atmosphere near the school where the principal is located， to promote online sports training and online positive imitation behavior， and other schools The effe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rincipals （peers）， etc.， to study the online and offline effects of principals’ “net celebrity” behavior， and the peripheral radiation effects of the principal’s “net celebrity” behavior in terms of learning mechanisms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s， to explore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that driv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tivation; spor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mechanism; principal 1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行为的概况
近几年，由于网络媒体的发达，校长公开参与体育运动或活动的事件经常在手机各种新闻APP上“刷屏”，其中最典型的是“鬼步舞”校长事件。以“体育网红”“校长”“鬼步舞”等搜索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引擎进行主题新闻搜索，发现有大约3690000个相关结果。同样以“校长”“俯卧撑”等关键词搜索，也会发现近年发生了不少有关校长的“网红”事件，如浙江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的黄雄校长、昆明理工大学的王学勤校长、西湖大学施一公校长等。韩振等人概括校长们的体育参与行为，一类是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属身体在场的体育参与行为;另一类是在讲座等公开场合呼吁体育的育人价值，属于介入公众体育行动的参与行为。
2 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分析
针对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等类似主题，已有的研究往往从传播学、文化发展、舆情引导等角度进行阐述和解读。从政策学和政治学等视角，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分析既是政策主体，又是政策对象的“网红”行为的当事人——校长，挖掘隐藏在其行為背后的政策执行动力，则具有分析视角的创新与突破，可以深入拓展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新制度主义等主题领域内容。因此，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背后的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可以分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详细阐释。其中，内部动力机制采用理念-制度-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分析路径从校长“网红”行为背后的治校理念，包括观念、价值观、认同等，到进行校级制度安排，衔接国家政策进行校级配套政策的制定，协调各方资源，准备落实等过程，最后通过亲自参与等行为，执行落地政策，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与评估。外部动力机制采用公共政策执行的社会动员理论、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网红”行为校长所在学校附近的社区、学区体育氛围、催生网络体育培训与网络正向模仿行为、与其他学校校长（同行）互动等方面发生的效应，以学习机制、竞争机制等方面研究校长“网红”行为的线上线下、以点带面的周边辐射影响作用，挖掘带动政策执行的外在动力。
2.1 内在政策执行动力机制
2.1.1 理念：校长领会国家政策，立意准
根据《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内容，政治学一流学者对于理念的研究发端于建构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认为观念与物质因素的互动决定了政治结果，在此基础上，构建制度主义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在一起。利伯曼指出：“理念的回归对政治科学和政治解释的挑战是当前该学科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世界政治的发展以及政治科学中的制度路径在解释政治过程实质内容方面的能力有限，导致理念的兴起，理念路径能够充分解释政治世界中人们的目标和欲求、利益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的塑造发挥着相当突出的作用，从而它也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政策理念等，“理念是一个媒介，人们通过它能够想象一种不同于现状的状态，推动人们尝试变革，并且努力实现变革”，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主要反映的是校长先进的治校理念。
首先，走群众路线是学校校长领衔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群众路线一直是我党始终保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习近平总书记等党中央领导人近年来积极参与各类体育赛事、体育活动，关心青少年体育项目，塑造了良好的亲民形象和实践图景。在此思路路线和政治路线指导下，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引领下，各级各校由校长领衔管理干部，积极践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高校领导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全校师生知道，重要问题和师生一起解决。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是校长们走下科层制度下安排的“神坛”，以身体力行的体育运动实践、体育演讲等行为，走近全校师生，与师生打成一片，为青少年学生树立热爱体育的好榜样，体现出学区群众路线的独有特色。
其次，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已经深入“网红”校长心中。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综合性国家战略计划政策，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等学校体育相关国家政策的颁布，作为政策执行层级的最后一级执行主体，校长的创新执行思路和理念就起关键作用。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给杭州即将开学的中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就用自己跑半马的例子，鼓励青少年学生要学习与体育两不误，为健康学习工作50年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承认体育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校长积极落实国家体育政策的愿景规划。毛泽东同志在《体育之研究》中早就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强调体育和德育、智育之间的关系中体育的核心地位。从脑科学与运动人体科学交叉的角度，学界早有运动是良医、运动促进大脑生长的实证结果，不断证明并提醒人们摒弃传统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参加体育（活动）会影响文化学习”等谬误论断，相信并积极体验“四肢发达，头脑不简单”“参加体育（活动）可以促进文化学习”的流畅感觉。从校长的人生经历来讲，尤其是高校校长大多有国外留学背景，熟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校的治校理念，他们普遍重视运动教育，懂得通过体育培养学生的“与人合作，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等良好品德与素质。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曾经就有“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的著名论断。
最后，创新和与时俱进是校长贯彻执行国家体育政策的核心理念，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的下行影响力。根据政策网络理论，校长处于生产者网络主体范畴，由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组成的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会发生冲突对抗，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效果降低。而在多媒体、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政策执行的权力逐步分散和下移，政策过程的重心从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转移，政策过程中的权力也逐步从高层向基层转移，并随着政策系统的开放而从政策制定者向包括政策对象在内的多元行动者转移，各级学校校长无疑就在此列，他们可借助新媒体和信息技术，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和内容，提升学校（及校长）在全国、全网的影响力。 2.1.2 制度：校长执行国家学校体育政策，抓手硬
制度是对政策执行相关者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规则体系，具有约束和激励两个功能。已有的研究认为，单纯的理念路径分析对稳定的政治行为和有序的政治生活缺乏有效的解释，而且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有可能理清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机制，而制度可以弥补理念路径的上述不足。理念和制度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中整合性的、内生的解释要素，两者的结合能够避免政治分析的困境。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理念通常充当制度变革的“蓝图”，描绘未来状态，并引导制度转型。在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理念所起的作用则不同。如理念与制度不匹配，就会激励政治精英采取行动，并且给政治精英提供了政治变革的机会。而站在人类实践的理性结构视角，只有借助于制度理性这一中介，工具与目的才能稳妥、有效地结合。因此，在不同治校理念的引导下，不同的历史时期，校长贯彻落实国家或者上级体育政策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也就不同。在网络及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校长们在执行国家体育政策时，可能囿于升学率、合格率等觀念、利益方面的考量，往往容易采取消极执行或不执行学校体育政策的态度，在学校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中，体育的元素是被忽略或者排在最后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多媒体技术带来领导方式的变革，新时代校长通过积极参与政策过程，形成各校创新执行国家体育政策的特色路径。制度作为校长执行国家或者上级体育政策的强有力抓手，可以从以下各类制度和具体政策的联动来深入阐述。
一方面，借助背景性制度，找准政策落实的支点。所谓背景性制度是指先于学校配套制定的政策而存在的各种国家级或上级制度。因为学校配套制定的政策往往是嵌入这种背景性制度中执行的。学校校长处于学校体育政策网络的生产者网络中，属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之下一网络层级，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是制度创新的源泉。从网红校长的公开体育参与行为来看，举国奉行的升学（高考）制度、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双轨制、体教结合的制度，以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2014）》《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6）》《体育强国建设纲要（2019）》等综合性、全局性国家政策中所制定的各类制度则是校内配套制度的背景性制度。背景性制度不但是学校进行制度创新的依据，还是指导学校配套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行动指南，成为落实国家政策的行动支点。南京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之所以能够应邀参加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并做主旨演讲，成为体育圈子里的“网红”，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些背景性制度下，他们越来越认可体育对于推动科技发展、提升国人的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展示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对于大学生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提升，体育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理念先进的校长们也就越来越愿意为体育人站台，并亲自参与到体育中来。
另一方面，各校制度安排的顶层设计，参与编制校园体育执行性制度、正式制度的网络结构。执行性制度为政策执行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权威等资源，是执行政策本身所依靠的制度结构。正式制度是指学校接受上级管理部门或者学校内部所制定的“选择性激励”制度，以及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等制度体系。站在学校的角度，配套设置的执行性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回应和满足，正式制度更多的是对执行性制度产生督促和激励作用，因而各个学校对于学校体育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则是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政策或上级体育政策的关键要素。现实表明，各个学校关于学校体育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主要还看校长将体育摆在学校教育的什么位置。在“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看出，方案中已经融入了发展体育的相关表述内容。如清华大学将体育学科建设归属于文科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群，从“双一流”建设的顶层设计上体现了清华体育发展的特色之路，也诠释了国内“无体育，不清华”的业内共识。笔者通过对江苏南通中学等学校走访和“鬼步舞”网红校长的网络调查，发现这些学校的体育课程设置（包括体育排课原则等）、体育活动安排、体育竞赛设置等顶层设计都是校长主抓，集全校合力办好体育，强化体育在学校整个育人过程中的正向积极作用。对河南某所小学校长的访谈表明，学校为提高体育组教师积极性，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申请，校长亲自牵头成立公益社团组织，制定公益制度（包括奖惩条约、利益分配等执行制度），以低廉的辅导费用，分别为体质健康水平低、竞技能力强的学生成立课外体育兴趣小组，通过动员家长参与，将学校的公益体育社团组织打造成为学校、体育组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桥梁，为提升全校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走出了一条创新路径。
第三，校园文化的积淀，营造校园体育非正式制度、柔性制度的人文氛围。人的个体性属性决定了人具有排斥过度约束的内在本性，因此各级学校在校长的治校理念及相应制度安排之下，还需建设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即以个体伦理责任和价值信念、文化认知为基础，以自我规范为特征的柔性约束机制。校园文化的建设和传承是学校各任校长在治校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非正式制度和柔性制度的外在彰显，与校园正式制度一起刚柔并济、内外耦合，形成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网络，共同推进政策实施。一方面，校长亲自参与体育的行为，本身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全校师生或者关注到其行动的相关网友、粉丝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作为校长，他自身一直有体育运动锻炼或者赞同体育对人的培养价值的信念，支持体育也是其繁忙工作的内容之一，体育是学校育人目标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在“体育锻炼影响学习”的普遍认知模式下，校长们逆行以实际行动为体育站台，为体育正名，说明越来越多的校长已经具有体育促进文化学习的个体伦理责任意识和文化认知，公开体育参与的实际行动就是这种意识和认识的体现，对全校师生及关注到其行动的相关网友、粉丝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此外，从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实际行动中，我们还看到了校园体育执行文化的影子。众所周知，体育锻炼或活动是外显的具体实践行为，在正式实施之前，均需要前期大量的策划、练习、彩排或者预演才能最终展示给全校师生或者公众，因此校长的每一次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包括火遍全球的鬼步舞网红校长在内，均是前期与体育组老师或相关负责老师一起，就鬼步舞代替课间操反复商讨和论证，并积极执行学校体育政策和制度，一经网络曝光和放大，在线上线下才具有广泛的正面影响力。 2.1.3 政策过程：校长培育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落地实
在我国科层制下，政策过程泛指从类似《纲要》《方案》等国家级政策颁布起，经省市区（县）级主管部门红头文件层层下达，到各级各类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实施办法或落实方案，并策划实施的完整过程。鉴于前文分析语境，以及政策内部执行动力链的关键环节，本文专注分析各级各类学校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即从校长收悉上级政策文件起，组织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研讨、制定方案、执行方案，并接受上级教育部门、社会的监督过程。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执行主体与客体的目标利益冲突、缺乏执行资源、执行环境欠佳以及执行机制不全等困境。从内部执行动力机制建设角度看，关键还在于学校校长是否重视学校体育工作，是否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来运用和实践。前文案例中各个网红校长的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展示的是校长作为最低层级的政策执行主体，和学生、家长等政策执行客体同场竞技或向他们公开报告，互动完成上级政策目标。同时，在活动或者方案的落实过程中，校长的亲自参与均能顺利协调和组织相应校园资源，全力保障某一政策目标达成并有序进行。另外，从执行文化生成的角度，校长的亲自参与，能带动全校师生或者利益相关者积极呼应，扩大政策执行效果和影响力。
从政策过程的最终结果看，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紧紧围绕培育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核心目标来制定。从21世纪初开始第八次课程改革以来近二十年的时间看，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高中学段的课程改革持续推进。最新修订的《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于2017年发布，该《标准》指出高中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要从体育与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和体育道德等三方面来达成和评估。《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号）指出，各高校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掌握科学锻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有效方法，学会至少两项终身受益的体育锻炼项目，养成良好锻炼习惯。挖掘学校体育在学生道德教育、智力发展、身心健康、审美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形成中的多元育人功能，有计划、有制度、有保障地促进学校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上国家级政策和标准为大中小学校划定了学校体育发展的目标，学校配套实施和安排的所有落实计划、方案均围绕此核心目标展开。如案例中昆明理工大学王学勤校长、西湖大学施一公校长，他们展示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和能力、健康生活方式等，向关注到的师生或网友传递了学校体育政策落实到位的真实场景和实践途径。
2.2 外在政策执行动力机制
2.2.1 社会动员-影响力兴起：一个新的政策执行框架
我国学者对政策执行的研究，大部分相对忽视了非政府力量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而我国现实表明国家政策执行的实践已经从政府单一主体转变为多元共治，因此政策执行的研究理应将非政府力量纳入。依据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提出的专业术语经典阐释，社会动员是指“在宏观层面可被视为一种广泛的现代化标志：分散各地，饱受传统力量浸润，且对政治事务一度淡然漠视的民众，加入到复杂的现代社会，实质性地参与群众政治。在微观层面，社会动员是集结众人来完成某一行动的努力，这一行动使每一位参与者都要付出一定的净成本（net cost）”。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符合微观层级的社会动员形式，通过亲自在场“秀”体育技能、发表体育演讲等公开体育参与行动，校长们通过示范引领、情感激励等形式，力图达成提升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降低近视率等国家政策目标。从政治视域理解社会动员，它是多元主体寻求利益聚合的过程，本质上是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过程，是动员主体有效传播其价值观和主张引导社会参与的过程，并受所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由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方式、动员目标、动员环境五个基本要素组成。伴随着政府在政策过程中的权力运作传统，由于现代网络的兴起，促使政策系统逐步走向开放，基于等级结构发挥作用的权力逐渐衰落，而具有包容性和互构性的影响力开始兴起，它存在于多元力量体系所构成的平等关系之中，已发展成为社会动员的一股绝对力量。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的社会动员-影响力外部动力可从示范引领、情感激励和影响力的反动员三个方面具体阐释。
示范引领是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的社会动员外部核心动力，可以从线上和线下两条路径促进政策的执行。首先从线下路径来说，校长们的亲自体育参与行为可以带动学校所在学区、社区范围内的体育运动氛围。从大众的观念来说，学校校长的日常行踪是公众比较感兴趣的议题，他们往往较为关心校长在学校的一言一行，学生们更关心校长是如何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投入到日常工作，校长平时使用了哪些运动锻炼手段。因此，校长体育参与行为经学校师生向外传播后，最先获知信息的是学生家长和教职工家属，然后籍由学生家长和家属再传播给身边亲友或周围的人，逐步形成学区、社区的体育示范引领效应，公众纷纷知晓某校校长为达成某一国家政策目标，亲自参与了某个公开体育活动、演讲或者报告。知晓公众根据校长的示范引领效应，开始模仿或者积极配合执行相应政策内容。如网络调研表明，跳“鬼步舞”的张鹏飞校长“网红”行为曝光前就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校长，深受学生家长及当地老百姓的喜欢和称赞。他牵头创办的“鬼步舞”课外体育俱乐部一度从30人扩大到400人以上，很多学生的加入均是家长得知校长创办俱乐部目标后，到学校主动要求自己家孩子加入进去的，促进形成了学校-家庭的联动效应。此外，校长的网红行为对于同地区的校长们来说，也是一种积极的示范引领效应，有利于他們也根据学校实际，策划、安排相应的国家政策执行行动。网络调研结果显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芦咏莉校长，通过践行“体育是第一学科”的办校理念，将实行三年多的“零点体育”成效用具体的数据完整展现在其《体育与儿童发展》的报告中，诠释了她将体育回归到了教育本质的真实行动。其次，从线上路径看，校长的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可以催生网络正向模仿行为，以及促进线上体育培训市场的积极发展。仍然以最红校长张朋飞为例，在常人眼中，合着快节奏舞曲的鬼步舞属于广场舞的范畴，是茶余饭后中国大妈们的专属节目。网络上突然出现张校长领衔跳广场舞的视频信息后，广大网友在为其点赞的同时，开始思考鬼步舞等内容可以带来的商机和商业价值。网络调研显示，鬼步舞基础教学、鬼步舞速成等短视频充斥着网络，抖音、快手、B站等多媒体平台利用鬼步舞教学或者展示视频快速吸粉，纷纷扩大“朋友圈”范围，为接下来的直播带货、私播客等商业行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角度，校长们这些积极正面的示范引领行为，自然成为社会践行或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等国家体育政策的助推器，是基于网络经济的线上社会动员过程，形成学校-社会机构-网络立体联动效应。 情感激励是校长公开体育参与行为重要的外部社会动员路径，主要通过网络的中介作用，发挥其最大化的激励价值，促发社会公众共同践行国家体育政策的心理共鸣。在网红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中，我国网民的情感选择受社会、文化、受众个体、网络、意见领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情感选择产生了多种形式的社会动员，网民在情感驱动下做出理性或感性的行为选择。情感激励属于社会动员的宣传引导类型，动员主体采用语言、符号、文字等，吸引政策对象参与政策过程，推进实现政策目标。校长的特殊身份，既可以发挥专业网络主体的领域专家作用，专业解读某些健康知识和运动理念，又可以作为网络议题主体，对于运动与学习的关系等议题发挥意见领袖的引领作用，从而在心理等层面发挥校长行为的社会动员价值。如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通过TED演讲平台，发挥专业网络主体作用，以体育领域专家的身份，号召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到“运动场上去提高自己的情商”，鼓励国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传播运动与情商之间的关系。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通过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演讲，鼓励青少年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并编了顺口溜鼓励同学们顺利完成学业：“爱体育、爱科学/爱锻炼、爱学习/教室，一去如故/操场，常来常新/学习锻炼两不误/健康学习工作50年。”
影响力的反动员是校长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提升上下互动效率的外部社会动员钥匙，促进发挥多元力量的政策执行合力。影响力是相对于政策过程中伴随官僚制而存在的权力来说的，代表的是人自身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力量，也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影响力彼此之间不会互相排斥，也不会彼此抵消，而是推动政策过程中的多元视角，真实建构政策问题。随着20世纪政策制定权出现分散与下移，信息的流动摧毁了一切边界，包括官僚组织的边界、公共领域的边界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公众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信息，也可以借助于信息自由进出政策过程，对政策施加影响，因而导致权力下移，影响力逐步兴起。通俗来讲，由于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原来制定政策的权力精英阶层内部松动，造成精英阶层扩大，形成去中心化的场域，于是在多元力量的互动和合作中，构建出多元力量体系，通过沟通赋予政策以完整意义。校长的特殊角色决定了其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可以对学校师生及网络粉丝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外，其典型或者创新政策执行的行为亦可以对其同僚、上级管理层形成反动员作用，形成自下而上的反动员机制，促使同僚和上级管理部门对其行为影响力进行政策后续的制度安排反应或表彰立典型的回应。继续以跳“鬼步舞”的张鹏飞校长为例，其行为经网络曝光后，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尤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受媒体关注并大量报道后，中央电视台《开门大吉》栏目组邀请参加节目录制，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跳起了鬼步舞，将其行为影响力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因此，张校长因其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带头贯彻落实《纲要》《方案》等国家政策，被推荐获评2019年临猗县“劳动模范”。
2.2.2 政策创新扩散：来自学习和竞争之间的互动引擎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以新的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目的在于解释一项新的政策是如何为不同类型的政府（或代表机构）所接受并进一步传播的，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最为常见的用来解释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本文探讨关于《纲要》《方案》等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的议题，是籍由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触发，进而形成相应政策的创新扩散态势，因此校长作为较低层级的政策执行与落地的政府代表，其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政策执行动力亦符合政策创新扩散的最新理论原理，也就是借学习机制与竞争机制的机理及其互动带来了国家体育政策传播的创新路径与执行动力。
学习机制广泛存在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过程中，是政府为了解决内部问题而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其行为理性在于针对给定问题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其基本内涵是其他地区的经验提供了政策效果的新信息，而政策效果的新信息导致行动者观念的更新从而采纳新政策。已有的实践表明，我国实际政策创新扩散过程中，各级政策主导者经常开展诸如参观考察、调研等政策学习活动。而将此过程放到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学习机制最直接的体现往往是各个学校创新执行某一国家体育政策的外在展示活动或行为。从搜集到的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案例来看，多数行为背后均有校长贯彻落实某一国家体育政策的深刻背景。如网红校长张鹏飞的行为，他是在看到学生课间爱玩手机，大课间操效果欠佳而学校场地也受限，以及学生近视率高这一现象后，创造性探索实施“鬼步舞”项目，一方面可以解缓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还可以调动学生课间运动的积极性，最终降低学生的近视率，是在严格落实《方案》的政策内容。根据中国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张校长的网红行为所带来的政策效果至少在两个层次引起外部学习行为。一是相邻区县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学习行为。经网络曝光的校长鬼步舞“网红”行为，在贯彻落实《方案》的政策内容方面是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有效经验和降低学生近视率的有效政策效果展示，因而成为临近教育局或管理部门的学习榜样，作为网红校长所在学校的本地教育主管部门则会受邀进行参观考察、调研等形式的政策学习活动，交流经验。二是对全国诸如西郊小学的办学条件的学校，也形成一种榜样式的学习资源，产生全国各地学校校长为执行落实同一政策而创造性采取不同的配套政策实施方案。如前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零点体育”实践、河南某小学的公益体育俱乐部实施方案等。但政策的学习借鉴绝不能简单理解为跟风模仿，是对该创新政策的效果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理性做出的学习借鉴决定，因而不是对创新政策的机械模仿和盲目照搬。按照政策过程分析理论，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的议程设置阶段，政策主体要经过对本地区的现状进行诊断，对现有问题进行评估与确认，然后设定明确的政策目标等环节，才能杜绝政策创新的跟风模仿。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认为，竞争机制是由于政府之间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对行动者施加了自适应压力，由此导致政策的互相调整，以减少某一地区的新政策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人才或声誉方面的损失或成本。放在体育领域，可以理解为同级政府或学校为获取教育资源或政绩而相互竞争。根據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要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等组织实施策略，引发各地区和学校纷纷出台相应实施办法，以提升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为建设目标，举全地区或全校的资源来保障目标的达成，尤其是在资金或人力资源方面予以重点保证，在规划时间内获得实施效果，以力争获取上级部门表彰，而避免在接受专项检查时，由于政策执行不力导致地区或学校负责人被约谈，从而造成地区或学校的声誉受损。回到本文研究的学校层面，校长的政策落实行为起到异常关键的作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颁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包括学校校长在内的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近视防控工作。“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的政策目标。西关小学的张鹏飞校长是基于国家政策与学校的实际，创造性实施“鬼步舞”俱乐部方案，从而在有效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同时，切实降低学生近视率，减少学生使用手机等不良行为。张校长的这种行为，会对同一地区同级学校产生政治绩效竞争压力，会加快《方案》等政策创新扩散速度，引发其他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实施诸如“鬼步舞”之类的降低学生近视率的措施或方案，以减少由于实施新政策给学校带来的外部性压力或成本。 竞争与学习机制的互动联动可以提高国家体育政策的创新扩散速度与效率。一项有关学校体育的国家新政策颁布以后，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使各个地方或学校必须推动国家政策尽快实施，因此发挥地方或者各学校的创新性和自主性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竞争机制使得少数校长以身作则，产生创造性和自主性执行政策的网红典型行为，形成同级学校的学习资源和借鉴经验，尤其经网络放大后，形成全国学习新政策落实的窗口。以此为学习机制在政策创新后进地区或学校产生了影响，创造了条件，使后进地区或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在减少风险，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的基础上出台相应具有先例借鉴的实施政策。随后，竞争机制引发下一轮对更多地区或学校的影响作用，借助网络效应，推动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扩散。
3 小结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一出场就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引领国家体育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快速扩散，由此产生学校内部和外部两种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内部政策执行动力机制方面，可以从理念-制度-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从校长“网红”行为背后的治校理念，包括观念、价值观、认同等内容，到进行校级制度安排，衔接国家政策进行校级配套政策的制定，协调各方资源准备落实等过程，最后通过亲自参与等行为执行落地政策，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与评估的分析路径。利用公共政策执行的社会动员理论、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分析其外部动力机制，从“网红”行为校长所在学校附近的社区、学区体育氛围、催生网络体育培训与网络正向模仿行为、与其他学校校长（同行）互动等方面发生的效应，从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学习和竞争联动机制等方面研究校长“网红”行为的线上线下、以点带面的周边辐射影响作用，挖掘带动政策执行的外在动力。在课程思政及体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下一步研究校长的体育参与行为所反映的具体政策执行点是有关学者继续关注的重点，利于通过传播学、政策学等学科特征来正面引导其行为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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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3-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8YJA890010）
作者简介：韩振（1978—），男，江苏徐州人，同济大学财务处副处长、经济师，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关键词： 政策执行动力;体育参与;动力机制;校长
中图分类号： C 93
文献标志码： A
Research o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tivation Mechanismof Principals′ Public Spor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HAN Z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Using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ase analysis， logical analysis， expert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starting with the principal’s public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 celebrity" behavior， to stud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dynamics of this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ern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the principal’s public sports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 celebrity" behavior can be elaborated from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ncept-system-policy process. The analysis path is from the school governance philosophy behind the principal’s "net celebrity" behavior. Including concepts， values， identity， etc.， to the school-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linking with national policies to formulate school-level supporting policies， coordinating resources from all parties， preparing for implementation and other processes， and finally implementing the landing policy through personal participation and other behaviors， and accepting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by superior authorities. 1） The external motivation mechanism adopts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theory of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from the "net celebrity" behavior to the community and school district sports atmosphere near the school where the principal is located， to promote online sports training and online positive imitation behavior， and other schools The effe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rincipals （peers）， etc.， to study the online and offline effects of principals’ “net celebrity” behavior， and the peripheral radiation effects of the principal’s “net celebrity” behavior in terms of learning mechanisms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s， to explore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that driv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tivation; sport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mechanism; principal 1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行为的概况
近几年，由于网络媒体的发达，校长公开参与体育运动或活动的事件经常在手机各种新闻APP上“刷屏”，其中最典型的是“鬼步舞”校长事件。以“体育网红”“校长”“鬼步舞”等搜索关键词在百度搜索引擎进行主题新闻搜索，发现有大约3690000个相关结果。同样以“校长”“俯卧撑”等关键词搜索，也会发现近年发生了不少有关校长的“网红”事件，如浙江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的黄雄校长、昆明理工大学的王学勤校长、西湖大学施一公校长等。韩振等人概括校长们的体育参与行为，一类是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属身体在场的体育参与行为;另一类是在讲座等公开场合呼吁体育的育人价值，属于介入公众体育行动的参与行为。
2 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分析
针对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等类似主题，已有的研究往往从传播学、文化发展、舆情引导等角度进行阐述和解读。从政策学和政治学等视角，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分析既是政策主体，又是政策对象的“网红”行为的当事人——校长，挖掘隐藏在其行為背后的政策执行动力，则具有分析视角的创新与突破，可以深入拓展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新制度主义等主题领域内容。因此，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网红”行为背后的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可以分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详细阐释。其中，内部动力机制采用理念-制度-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分析路径从校长“网红”行为背后的治校理念，包括观念、价值观、认同等，到进行校级制度安排，衔接国家政策进行校级配套政策的制定，协调各方资源，准备落实等过程，最后通过亲自参与等行为，执行落地政策，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与评估。外部动力机制采用公共政策执行的社会动员理论、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网红”行为校长所在学校附近的社区、学区体育氛围、催生网络体育培训与网络正向模仿行为、与其他学校校长（同行）互动等方面发生的效应，以学习机制、竞争机制等方面研究校长“网红”行为的线上线下、以点带面的周边辐射影响作用，挖掘带动政策执行的外在动力。
2.1 内在政策执行动力机制
2.1.1 理念：校长领会国家政策，立意准
根据《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内容，政治学一流学者对于理念的研究发端于建构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认为观念与物质因素的互动决定了政治结果，在此基础上，构建制度主义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在一起。利伯曼指出：“理念的回归对政治科学和政治解释的挑战是当前该学科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世界政治的发展以及政治科学中的制度路径在解释政治过程实质内容方面的能力有限，导致理念的兴起，理念路径能够充分解释政治世界中人们的目标和欲求、利益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的塑造发挥着相当突出的作用，从而它也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政策理念等，“理念是一个媒介，人们通过它能够想象一种不同于现状的状态，推动人们尝试变革，并且努力实现变革”，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主要反映的是校长先进的治校理念。
首先，走群众路线是学校校长领衔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群众路线一直是我党始终保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习近平总书记等党中央领导人近年来积极参与各类体育赛事、体育活动，关心青少年体育项目，塑造了良好的亲民形象和实践图景。在此思路路线和政治路线指导下，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引领下，各级各校由校长领衔管理干部，积极践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高校领导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全校师生知道，重要问题和师生一起解决。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是校长们走下科层制度下安排的“神坛”，以身体力行的体育运动实践、体育演讲等行为，走近全校师生，与师生打成一片，为青少年学生树立热爱体育的好榜样，体现出学区群众路线的独有特色。
其次，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已经深入“网红”校长心中。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综合性国家战略计划政策，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等学校体育相关国家政策的颁布，作为政策执行层级的最后一级执行主体，校长的创新执行思路和理念就起关键作用。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给杭州即将开学的中学生们的“开学第一课”就用自己跑半马的例子，鼓励青少年学生要学习与体育两不误，为健康学习工作50年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承认体育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校长积极落实国家体育政策的愿景规划。毛泽东同志在《体育之研究》中早就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强调体育和德育、智育之间的关系中体育的核心地位。从脑科学与运动人体科学交叉的角度，学界早有运动是良医、运动促进大脑生长的实证结果，不断证明并提醒人们摒弃传统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参加体育（活动）会影响文化学习”等谬误论断，相信并积极体验“四肢发达，头脑不简单”“参加体育（活动）可以促进文化学习”的流畅感觉。从校长的人生经历来讲，尤其是高校校长大多有国外留学背景，熟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校的治校理念，他们普遍重视运动教育，懂得通过体育培养学生的“与人合作，顽强拼搏，胜不骄、败不馁”等良好品德与素质。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曾经就有“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的著名论断。
最后，创新和与时俱进是校长贯彻执行国家体育政策的核心理念，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的下行影响力。根据政策网络理论，校长处于生产者网络主体范畴，由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组成的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会发生冲突对抗，可能会导致政策执行效果降低。而在多媒体、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政策执行的权力逐步分散和下移，政策过程的重心从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转移，政策过程中的权力也逐步从高层向基层转移，并随着政策系统的开放而从政策制定者向包括政策对象在内的多元行动者转移，各级学校校长无疑就在此列，他们可借助新媒体和信息技术，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和内容，提升学校（及校长）在全国、全网的影响力。 2.1.2 制度：校长执行国家学校体育政策，抓手硬
制度是对政策执行相关者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规则体系，具有约束和激励两个功能。已有的研究认为，单纯的理念路径分析对稳定的政治行为和有序的政治生活缺乏有效的解释，而且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有可能理清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机制，而制度可以弥补理念路径的上述不足。理念和制度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中整合性的、内生的解释要素，两者的结合能够避免政治分析的困境。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理念通常充当制度变革的“蓝图”，描绘未来状态，并引导制度转型。在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理念所起的作用则不同。如理念与制度不匹配，就会激励政治精英采取行动，并且给政治精英提供了政治变革的机会。而站在人类实践的理性结构视角，只有借助于制度理性这一中介，工具与目的才能稳妥、有效地结合。因此，在不同治校理念的引导下，不同的历史时期，校长贯彻落实国家或者上级体育政策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也就不同。在网络及信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校长们在执行国家体育政策时，可能囿于升学率、合格率等觀念、利益方面的考量，往往容易采取消极执行或不执行学校体育政策的态度，在学校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中，体育的元素是被忽略或者排在最后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多媒体技术带来领导方式的变革，新时代校长通过积极参与政策过程，形成各校创新执行国家体育政策的特色路径。制度作为校长执行国家或者上级体育政策的强有力抓手，可以从以下各类制度和具体政策的联动来深入阐述。
一方面，借助背景性制度，找准政策落实的支点。所谓背景性制度是指先于学校配套制定的政策而存在的各种国家级或上级制度。因为学校配套制定的政策往往是嵌入这种背景性制度中执行的。学校校长处于学校体育政策网络的生产者网络中，属政策社群、府际网络之下一网络层级，他们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是制度创新的源泉。从网红校长的公开体育参与行为来看，举国奉行的升学（高考）制度、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双轨制、体教结合的制度，以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2014）》《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6）》《体育强国建设纲要（2019）》等综合性、全局性国家政策中所制定的各类制度则是校内配套制度的背景性制度。背景性制度不但是学校进行制度创新的依据，还是指导学校配套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行动指南，成为落实国家政策的行动支点。南京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之所以能够应邀参加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并做主旨演讲，成为体育圈子里的“网红”，其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些背景性制度下，他们越来越认可体育对于推动科技发展、提升国人的人文素养等方面所展示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对于大学生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提升，体育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理念先进的校长们也就越来越愿意为体育人站台，并亲自参与到体育中来。
另一方面，各校制度安排的顶层设计，参与编制校园体育执行性制度、正式制度的网络结构。执行性制度为政策执行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权威等资源，是执行政策本身所依靠的制度结构。正式制度是指学校接受上级管理部门或者学校内部所制定的“选择性激励”制度，以及对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等制度体系。站在学校的角度，配套设置的执行性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回应和满足，正式制度更多的是对执行性制度产生督促和激励作用，因而各个学校对于学校体育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则是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政策或上级体育政策的关键要素。现实表明，各个学校关于学校体育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主要还看校长将体育摆在学校教育的什么位置。在“十三五”期间，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中看出，方案中已经融入了发展体育的相关表述内容。如清华大学将体育学科建设归属于文科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群，从“双一流”建设的顶层设计上体现了清华体育发展的特色之路，也诠释了国内“无体育，不清华”的业内共识。笔者通过对江苏南通中学等学校走访和“鬼步舞”网红校长的网络调查，发现这些学校的体育课程设置（包括体育排课原则等）、体育活动安排、体育竞赛设置等顶层设计都是校长主抓，集全校合力办好体育，强化体育在学校整个育人过程中的正向积极作用。对河南某所小学校长的访谈表明，学校为提高体育组教师积极性，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申请，校长亲自牵头成立公益社团组织，制定公益制度（包括奖惩条约、利益分配等执行制度），以低廉的辅导费用，分别为体质健康水平低、竞技能力强的学生成立课外体育兴趣小组，通过动员家长参与，将学校的公益体育社团组织打造成为学校、体育组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桥梁，为提升全校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走出了一条创新路径。
第三，校园文化的积淀，营造校园体育非正式制度、柔性制度的人文氛围。人的个体性属性决定了人具有排斥过度约束的内在本性，因此各级学校在校长的治校理念及相应制度安排之下，还需建设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即以个体伦理责任和价值信念、文化认知为基础，以自我规范为特征的柔性约束机制。校园文化的建设和传承是学校各任校长在治校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非正式制度和柔性制度的外在彰显，与校园正式制度一起刚柔并济、内外耦合，形成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网络，共同推进政策实施。一方面，校长亲自参与体育的行为，本身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全校师生或者关注到其行动的相关网友、粉丝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作为校长，他自身一直有体育运动锻炼或者赞同体育对人的培养价值的信念，支持体育也是其繁忙工作的内容之一，体育是学校育人目标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在“体育锻炼影响学习”的普遍认知模式下，校长们逆行以实际行动为体育站台，为体育正名，说明越来越多的校长已经具有体育促进文化学习的个体伦理责任意识和文化认知，公开体育参与的实际行动就是这种意识和认识的体现，对全校师生及关注到其行动的相关网友、粉丝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此外，从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实际行动中，我们还看到了校园体育执行文化的影子。众所周知，体育锻炼或活动是外显的具体实践行为，在正式实施之前，均需要前期大量的策划、练习、彩排或者预演才能最终展示给全校师生或者公众，因此校长的每一次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包括火遍全球的鬼步舞网红校长在内，均是前期与体育组老师或相关负责老师一起，就鬼步舞代替课间操反复商讨和论证，并积极执行学校体育政策和制度，一经网络曝光和放大，在线上线下才具有广泛的正面影响力。 2.1.3 政策过程：校长培育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落地实
在我国科层制下，政策过程泛指从类似《纲要》《方案》等国家级政策颁布起，经省市区（县）级主管部门红头文件层层下达，到各级各类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实施办法或落实方案，并策划实施的完整过程。鉴于前文分析语境，以及政策内部执行动力链的关键环节，本文专注分析各级各类学校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即从校长收悉上级政策文件起，组织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研讨、制定方案、执行方案，并接受上级教育部门、社会的监督过程。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执行主体与客体的目标利益冲突、缺乏执行资源、执行环境欠佳以及执行机制不全等困境。从内部执行动力机制建设角度看，关键还在于学校校长是否重视学校体育工作，是否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来运用和实践。前文案例中各个网红校长的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展示的是校长作为最低层级的政策执行主体，和学生、家长等政策执行客体同场竞技或向他们公开报告，互动完成上级政策目标。同时，在活动或者方案的落实过程中，校长的亲自参与均能顺利协调和组织相应校园资源，全力保障某一政策目标达成并有序进行。另外，从执行文化生成的角度，校长的亲自参与，能带动全校师生或者利益相关者积极呼应，扩大政策执行效果和影响力。
从政策过程的最终结果看，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紧紧围绕培育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核心目标来制定。从21世纪初开始第八次课程改革以来近二十年的时间看，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高中学段的课程改革持续推进。最新修订的《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于2017年发布，该《标准》指出高中学生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要从体育与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和体育道德等三方面来达成和评估。《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教体艺〔2014〕4号）指出，各高校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掌握科学锻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有效方法，学会至少两项终身受益的体育锻炼项目，养成良好锻炼习惯。挖掘学校体育在学生道德教育、智力发展、身心健康、审美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形成中的多元育人功能，有计划、有制度、有保障地促进学校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上国家级政策和标准为大中小学校划定了学校体育发展的目标，学校配套实施和安排的所有落实计划、方案均围绕此核心目标展开。如案例中昆明理工大学王学勤校长、西湖大学施一公校长，他们展示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和能力、健康生活方式等，向关注到的师生或网友传递了学校体育政策落实到位的真实场景和实践途径。
2.2 外在政策执行动力机制
2.2.1 社会动员-影响力兴起：一个新的政策执行框架
我国学者对政策执行的研究，大部分相对忽视了非政府力量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而我国现实表明国家政策执行的实践已经从政府单一主体转变为多元共治，因此政策执行的研究理应将非政府力量纳入。依据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提出的专业术语经典阐释，社会动员是指“在宏观层面可被视为一种广泛的现代化标志：分散各地，饱受传统力量浸润，且对政治事务一度淡然漠视的民众，加入到复杂的现代社会，实质性地参与群众政治。在微观层面，社会动员是集结众人来完成某一行动的努力，这一行动使每一位参与者都要付出一定的净成本（net cost）”。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符合微观层级的社会动员形式，通过亲自在场“秀”体育技能、发表体育演讲等公开体育参与行动，校长们通过示范引领、情感激励等形式，力图达成提升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降低近视率等国家政策目标。从政治视域理解社会动员，它是多元主体寻求利益聚合的过程，本质上是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过程，是动员主体有效传播其价值观和主张引导社会参与的过程，并受所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由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方式、动员目标、动员环境五个基本要素组成。伴随着政府在政策过程中的权力运作传统，由于现代网络的兴起，促使政策系统逐步走向开放，基于等级结构发挥作用的权力逐渐衰落，而具有包容性和互构性的影响力开始兴起，它存在于多元力量体系所构成的平等关系之中，已发展成为社会动员的一股绝对力量。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的社会动员-影响力外部动力可从示范引领、情感激励和影响力的反动员三个方面具体阐释。
示范引领是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的社会动员外部核心动力，可以从线上和线下两条路径促进政策的执行。首先从线下路径来说，校长们的亲自体育参与行为可以带动学校所在学区、社区范围内的体育运动氛围。从大众的观念来说，学校校长的日常行踪是公众比较感兴趣的议题，他们往往较为关心校长在学校的一言一行，学生们更关心校长是如何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投入到日常工作，校长平时使用了哪些运动锻炼手段。因此，校长体育参与行为经学校师生向外传播后，最先获知信息的是学生家长和教职工家属，然后籍由学生家长和家属再传播给身边亲友或周围的人，逐步形成学区、社区的体育示范引领效应，公众纷纷知晓某校校长为达成某一国家政策目标，亲自参与了某个公开体育活动、演讲或者报告。知晓公众根据校长的示范引领效应，开始模仿或者积极配合执行相应政策内容。如网络调研表明，跳“鬼步舞”的张鹏飞校长“网红”行为曝光前就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校长，深受学生家长及当地老百姓的喜欢和称赞。他牵头创办的“鬼步舞”课外体育俱乐部一度从30人扩大到400人以上，很多学生的加入均是家长得知校长创办俱乐部目标后，到学校主动要求自己家孩子加入进去的，促进形成了学校-家庭的联动效应。此外，校长的网红行为对于同地区的校长们来说，也是一种积极的示范引领效应，有利于他們也根据学校实际，策划、安排相应的国家政策执行行动。网络调研结果显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芦咏莉校长，通过践行“体育是第一学科”的办校理念，将实行三年多的“零点体育”成效用具体的数据完整展现在其《体育与儿童发展》的报告中，诠释了她将体育回归到了教育本质的真实行动。其次，从线上路径看，校长的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可以催生网络正向模仿行为，以及促进线上体育培训市场的积极发展。仍然以最红校长张朋飞为例，在常人眼中，合着快节奏舞曲的鬼步舞属于广场舞的范畴，是茶余饭后中国大妈们的专属节目。网络上突然出现张校长领衔跳广场舞的视频信息后，广大网友在为其点赞的同时，开始思考鬼步舞等内容可以带来的商机和商业价值。网络调研显示，鬼步舞基础教学、鬼步舞速成等短视频充斥着网络，抖音、快手、B站等多媒体平台利用鬼步舞教学或者展示视频快速吸粉，纷纷扩大“朋友圈”范围，为接下来的直播带货、私播客等商业行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角度，校长们这些积极正面的示范引领行为，自然成为社会践行或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等国家体育政策的助推器，是基于网络经济的线上社会动员过程，形成学校-社会机构-网络立体联动效应。 情感激励是校长公开体育参与行为重要的外部社会动员路径，主要通过网络的中介作用，发挥其最大化的激励价值，促发社会公众共同践行国家体育政策的心理共鸣。在网红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中，我国网民的情感选择受社会、文化、受众个体、网络、意见领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情感选择产生了多种形式的社会动员，网民在情感驱动下做出理性或感性的行为选择。情感激励属于社会动员的宣传引导类型，动员主体采用语言、符号、文字等，吸引政策对象参与政策过程，推进实现政策目标。校长的特殊身份，既可以发挥专业网络主体的领域专家作用，专业解读某些健康知识和运动理念，又可以作为网络议题主体，对于运动与学习的关系等议题发挥意见领袖的引领作用，从而在心理等层面发挥校长行为的社会动员价值。如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通过TED演讲平台，发挥专业网络主体作用，以体育领域专家的身份，号召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到“运动场上去提高自己的情商”，鼓励国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传播运动与情商之间的关系。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通过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演讲，鼓励青少年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并编了顺口溜鼓励同学们顺利完成学业：“爱体育、爱科学/爱锻炼、爱学习/教室，一去如故/操场，常来常新/学习锻炼两不误/健康学习工作50年。”
影响力的反动员是校长公开体育参与行为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提升上下互动效率的外部社会动员钥匙，促进发挥多元力量的政策执行合力。影响力是相对于政策过程中伴随官僚制而存在的权力来说的，代表的是人自身所拥有的一种社会力量，也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影响力彼此之间不会互相排斥，也不会彼此抵消，而是推动政策过程中的多元视角，真实建构政策问题。随着20世纪政策制定权出现分散与下移，信息的流动摧毁了一切边界，包括官僚组织的边界、公共领域的边界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公众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信息，也可以借助于信息自由进出政策过程，对政策施加影响，因而导致权力下移，影响力逐步兴起。通俗来讲，由于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原来制定政策的权力精英阶层内部松动，造成精英阶层扩大，形成去中心化的场域，于是在多元力量的互动和合作中，构建出多元力量体系，通过沟通赋予政策以完整意义。校长的特殊角色决定了其本身就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除可以对学校师生及网络粉丝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外，其典型或者创新政策执行的行为亦可以对其同僚、上级管理层形成反动员作用，形成自下而上的反动员机制，促使同僚和上级管理部门对其行为影响力进行政策后续的制度安排反应或表彰立典型的回应。继续以跳“鬼步舞”的张鹏飞校长为例，其行为经网络曝光后，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尤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受媒体关注并大量报道后，中央电视台《开门大吉》栏目组邀请参加节目录制，孩子们在天安门广场跳起了鬼步舞，将其行为影响力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因此，张校长因其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带头贯彻落实《纲要》《方案》等国家政策，被推荐获评2019年临猗县“劳动模范”。
2.2.2 政策创新扩散：来自学习和竞争之间的互动引擎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以新的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目的在于解释一项新的政策是如何为不同类型的政府（或代表机构）所接受并进一步传播的，学习机制和竞争机制是最为常见的用来解释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本文探讨关于《纲要》《方案》等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的议题，是籍由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触发，进而形成相应政策的创新扩散态势，因此校长作为较低层级的政策执行与落地的政府代表，其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政策执行动力亦符合政策创新扩散的最新理论原理，也就是借学习机制与竞争机制的机理及其互动带来了国家体育政策传播的创新路径与执行动力。
学习机制广泛存在于政策创新扩散的过程中，是政府为了解决内部问题而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其行为理性在于针对给定问题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其基本内涵是其他地区的经验提供了政策效果的新信息，而政策效果的新信息导致行动者观念的更新从而采纳新政策。已有的实践表明，我国实际政策创新扩散过程中，各级政策主导者经常开展诸如参观考察、调研等政策学习活动。而将此过程放到体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学习机制最直接的体现往往是各个学校创新执行某一国家体育政策的外在展示活动或行为。从搜集到的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案例来看，多数行为背后均有校长贯彻落实某一国家体育政策的深刻背景。如网红校长张鹏飞的行为，他是在看到学生课间爱玩手机，大课间操效果欠佳而学校场地也受限，以及学生近视率高这一现象后，创造性探索实施“鬼步舞”项目，一方面可以解缓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还可以调动学生课间运动的积极性，最终降低学生的近视率，是在严格落实《方案》的政策内容。根据中国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张校长的网红行为所带来的政策效果至少在两个层次引起外部学习行为。一是相邻区县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学习行为。经网络曝光的校长鬼步舞“网红”行为，在贯彻落实《方案》的政策内容方面是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有效经验和降低学生近视率的有效政策效果展示，因而成为临近教育局或管理部门的学习榜样，作为网红校长所在学校的本地教育主管部门则会受邀进行参观考察、调研等形式的政策学习活动，交流经验。二是对全国诸如西郊小学的办学条件的学校，也形成一种榜样式的学习资源，产生全国各地学校校长为执行落实同一政策而创造性采取不同的配套政策实施方案。如前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零点体育”实践、河南某小学的公益体育俱乐部实施方案等。但政策的学习借鉴绝不能简单理解为跟风模仿，是对该创新政策的效果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理性做出的学习借鉴决定，因而不是对创新政策的机械模仿和盲目照搬。按照政策过程分析理论，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的议程设置阶段，政策主体要经过对本地区的现状进行诊断，对现有问题进行评估与确认，然后设定明确的政策目标等环节，才能杜绝政策创新的跟风模仿。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认为，竞争机制是由于政府之间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对行动者施加了自适应压力，由此导致政策的互相调整，以减少某一地区的新政策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人才或声誉方面的损失或成本。放在体育领域，可以理解为同级政府或学校为获取教育资源或政绩而相互竞争。根據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要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等组织实施策略，引发各地区和学校纷纷出台相应实施办法，以提升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为建设目标，举全地区或全校的资源来保障目标的达成，尤其是在资金或人力资源方面予以重点保证，在规划时间内获得实施效果，以力争获取上级部门表彰，而避免在接受专项检查时，由于政策执行不力导致地区或学校负责人被约谈，从而造成地区或学校的声誉受损。回到本文研究的学校层面，校长的政策落实行为起到异常关键的作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颁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包括学校校长在内的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近视防控工作。“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的政策目标。西关小学的张鹏飞校长是基于国家政策与学校的实际，创造性实施“鬼步舞”俱乐部方案，从而在有效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同时，切实降低学生近视率，减少学生使用手机等不良行为。张校长的这种行为，会对同一地区同级学校产生政治绩效竞争压力，会加快《方案》等政策创新扩散速度，引发其他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实施诸如“鬼步舞”之类的降低学生近视率的措施或方案，以减少由于实施新政策给学校带来的外部性压力或成本。 竞争与学习机制的互动联动可以提高国家体育政策的创新扩散速度与效率。一项有关学校体育的国家新政策颁布以后，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使各个地方或学校必须推动国家政策尽快实施，因此发挥地方或者各学校的创新性和自主性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竞争机制使得少数校长以身作则，产生创造性和自主性执行政策的网红典型行为，形成同级学校的学习资源和借鉴经验，尤其经网络放大后，形成全国学习新政策落实的窗口。以此为学习机制在政策创新后进地区或学校产生了影响，创造了条件，使后进地区或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在减少风险，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的基础上出台相应具有先例借鉴的实施政策。随后，竞争机制引发下一轮对更多地区或学校的影响作用，借助网络效应，推动国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扩散。
3 小结
校长公开体育参与的“网红”行为一出场就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引领国家体育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快速扩散，由此产生学校内部和外部两种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内部政策执行动力机制方面，可以从理念-制度-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从校长“网红”行为背后的治校理念，包括观念、价值观、认同等内容，到进行校级制度安排，衔接国家政策进行校级配套政策的制定，协调各方资源准备落实等过程，最后通过亲自参与等行为执行落地政策，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与评估的分析路径。利用公共政策执行的社会动员理论、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分析其外部动力机制，从“网红”行为校长所在学校附近的社区、学区体育氛围、催生网络体育培训与网络正向模仿行为、与其他学校校长（同行）互动等方面发生的效应，从学习机制、竞争机制、学习和竞争联动机制等方面研究校长“网红”行为的线上线下、以点带面的周边辐射影响作用，挖掘带动政策执行的外在动力。在课程思政及体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下一步研究校长的体育参与行为所反映的具体政策执行点是有关学者继续关注的重点，利于通过传播学、政策学等学科特征来正面引导其行为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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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3-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8YJA890010）
作者简介：韩振（1978—），男，江苏徐州人，同济大学财务处副处长、经济师，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