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森然兀立的绞刑架下，一位中年男子身着长袍、目光坦荡。他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作了人生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随后，他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6年4月，军阀张作霖入关，大肆镇压革命人士，北京陷入白色恐怖。当时，李大钊负责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中央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钊却断然拒绝：“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
　　当时，中国从北到南，战火连绵。坚守北京的李大钊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苏联使馆旧兵营里那座小院，再被秘密地分转出去。
　　因为李大钊的留守，北方革命力量得以继续发展。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京的共产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甚至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悄悄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但作为北方革命运动领导人，李大钊被反动军阀视为“眼中钉”。张作霖将捕杀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二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悍然派兵闯进苏联使馆。李大钊等人不幸被捕。
　　在狱中被关押的22天里，李大钊被施以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竹扦插手指，甚至被残忍地拔去指甲。但李大钊只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崇信者，表示其他一概不知。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为了从李大钊口中得到中共情报，张作霖又派出参谋长杨宇霆，让他以同乡身份劝降李大钊，并对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警察厅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但即便没有确凿证据，特别法庭还是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决李大钊，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在京师看守所里秘密进行。李大钊等20人分坐6辆囚车，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看守所大鐵门紧闭，前来探风的人通通被阻隔在外。
　　第二天，《晨报》刊登消息称：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

三

　　李大钊牺牲后，家里仅剩一块大洋，还是梁漱溟、白眉初等人捐款，才为他张罗了一口红柏木棺材。《晨报》《京报》等纷纷报道，“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也甚破烂”。
　　今天的北京市档案馆内，有一件名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薪俸存根”的展品，上面清晰记录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在1924年2月的工资条：上半月140元，下半月140元。在当时，这算是高收入阶层了。
　　但李大钊将薪水大都用于革命工作。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他拿出80元作活动经费，后来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李大钊筹措资金。而且他常常救济别人，即使手里没钱也会写张条子，让人去北大会计室领钱。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灵柩被暂时寄放在妙光阁街浙寺内。由于时局混乱，这一放就是6年。直到1933年4月22日，李大钊公祭仪式才正式举行。送葬队伍从浙寺出发，行至西单路口时，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了李大钊的棺木上。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这正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

四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中央批准成立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由王冶秋负责文物整顿和收集工作。
　　王冶秋认为，李大钊作为革命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新中国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对李大钊行刑的绞刑架念念不忘，想方设法四处寻找。他说：“我一进北平城首先就想到这个绞刑架，我决心无论如何要找到它。”
　　王冶秋借来一辆自行车，从东城骑到西城，终于在德胜门外的一片草丛里找到了这座绞刑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接管的首件革命文物，这座绞刑架被编为0001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的一个载体。
　　李大钊生前曾撰有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