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程来美国二十年，到威斯康辛大学白水分校教中文五年了。
　　下午的中文课刚开始，手机就响了，他很尴尬地隔着裤子从外面把裤兜里的手机关上。等到了课间休息时，他才发现那是一条微信。
　　发信的是晓丹，陈程本科时的同学，也是他的前妻。陈程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她早又结了婚，小孩都已经上小学了。她在微信里说，她来美国出差，正在洛杉矶转机，今晚会到芝加哥，问陈程有没有空儿见一面。陈程想都没想地回信说，晚上去机场接她。回完信他才想起来，课后要去参加同事女儿的葬礼，不过时间足够，从白水镇到芝加哥大约是两个小时的车程，葬礼后出发应该正好。
　　下半堂课他上得心不在焉。学生们分组练习对话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巡视一圈，然后加入到最安静最不愿开口的小组里，而是站在讲台后面发愣。他看见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雨点被风吹到窗户上，楼外的人和车都变得模糊起来。
　　几天前，同事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雨中开车，结果翻到路边的水沟里，竟然就淹死了。他们说警察到的时候，水很浅，还没有膝盖深。人早已经僵直了，可能是推不开车门，又没利物可以砸碎车窗的缘故。
　　同事是埃及人，教阿拉伯语和中东中世纪文学。他们是一个学院的，但不在一个系，不熟，见面有时连招呼都不打。不过看到他女儿葬礼的吊唁通知，他立刻去花店买了一小盆长青的植物和空白的卡片。他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在他们学院的楼梯上，埃及人指着陈程头上印有芝加哥大学校徽的帽子，说自己也是芝大毕业的，然后很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校友女儿的葬礼，他觉得自己该去。
　　莎拉是那个女孩的名字。但他却怎么都想不起同事的名字。他想起了那个系里其他几个老师的名字，就是那个同事的名字一点印象也没有。
　　殡仪馆在校园外一家大卖场旁边，用同一个停车场。他坐在车里把卡片写好，插在植物的枝叶间，盯着前面这幢像教堂又像旅馆的红砖建筑外墙上的大横幅，“庆祝布鲁克斯兄弟殡仪馆成立七十五周年”。门口立着一张大硬壳纸，顶部是一张照片，他看不清楚，但照片里应该是莎拉吧。外面就是高速公路了，巨大的蓝色交通指示牌投下狭长的阴影，映在砖墙上，像条巨大的紫红色舌头。
　　他不知道这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该不该下车，直到旁边灰色迷你轿车里七八个高中生晃荡着宽大的深色西服鱼贯而出，他才捧着花盆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去。
　　照片里的莎拉紧紧搂着一条大狗，背景是深浅不同的蓝色，能看得出是在影楼里照的，脸部打了柔光，狗的毛显得格外绒软。照片旁边的台子摆着留言册。陈程签了名，但除了节哀之类的套话外，实在想不出该写些什么。
　　先经过的一个房间门口摆了一桌子饮料和几盘点心，里面是几张高脚的小圆桌，没有椅子。
　　莎拉躺在后面的房间里。
　　握手打招呼的时候，他觉得同事没有认出他来。他的眼神有些恍惚。同事身旁的女人倒热情得让他有些不知所措，手却松弛无力，握着像条想要溜走的鱼。
　　屋里已经有不少人了，大都排着队等着瞻仰遗容，已经看过的人坐在屋子另一边的沙发上。能隐约听见有音乐，很熟悉，但想不起来是谁的了。他排在好几个高中生中间，有人手里拿着白玫瑰，都很安静。沙发上坐着一对老夫妇，没有和任何人说话，橄榄油色的面颊像是中东人。他们是莎拉的爷爷奶奶吗？
　　前面有女孩哭了。
　　淺棕色的棺材，开着上半边，莎拉双手搭在胸前。轮到陈程时，他看了一眼便慌张地低下了头，匆忙地把植物和卡片放在旁边的一张小方桌上，走开了。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孩的面孔，脸被化妆品涂抹得闪耀着红铜的颜色。遗体旁的方桌上摆满了大家带来的盆栽植物，郁郁葱葱，仿佛一个微型的森林，而她则是森林边上熟睡的巨人。
　　陈程找到一个角落里的单人沙发，深深地坐了下来。现在屋里已经全是人了，每个人都拿着饮料，托着一小盘精心摆好的小吃：塞尔维亚肉球、韩式寿司、生芹菜、绿菜花和黄油曲奇。大家三五成群地围成一圈，低沉的谈话声从屋子各处散发开又胶着在一起，融汇成一种灰色的嗡鸣声。没有看到一个院里的同事。有几个似乎面熟，但也不认识。萨拉的爸爸和那个女人还站在门口，并没有要讲话或走动走动的意思。那群高中生在屋子的一角，站成了两排，唱起了他们的校歌，算是为莎拉送行。同事身边的女人慢慢地摇摆着手臂，黑色的衣摆有节奏地舞动，伸开再收缩，像蝙蝠的翼膜。
　　二十年前，陈程和晓丹刚来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系里举办的新年晚会上，很多同学聚拢在一起，也是这样唱起了校歌。晓丹兴奋地和那些还不太熟的同学挽在一起，慢慢地摇摆着手臂，唱着不大熟练的校歌。一晃，二十年竟然就这样过去了。
　　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博士毕业后，他觉得像被什么莫名奇妙的力量推着，住过很多陌生的地方。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来到白水镇，他知道自己能在这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感到幸运。五年里，他努力说服自己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了，但他心里清楚，他仍然只是个陌生人。
　　阿西夫。他同事的名字，陈程终于想起来了。
　　那对橄榄色的老夫妇肯定是阿西夫的父母。他们有一样的鼻子。陈程找到老人，告诉他们自己是阿西夫的同事，告诉他们自己为他们失去亲人而感到难过。两位老人都站起身，一脸茫然没有说话，只是“阿西夫”“阿西夫”地重复了几次。
　　难道自己记错了，阿西夫不是同事的名字，而是阿拉伯语的你好，或什么感叹词？
　　他决定走了。
　　
　　过了晚高峰，路上几乎没有车，陈程很快就上了高速。雨越下越大了。刚开始还能分辨出雨点来，虽然每一粒都很重很大，结结实实地砸着，但还能感到粒与粒之间宝贵的空隙。到后来已经看不出雨点来了，不像是下雨，而像有人从上面拿水桶往下面泼。他觉得自己的车是开在一个鱼缸里。路已经完全消失了，除了自己面前两个徒劳摆动的雨刷，什么也看不见，雨刷外面一团漆黑。他脖子梗着一动也不敢动，眼睛盯着车灯照亮的巴掌大点的地方，紧握方向盘的手全是汗。 　　直到前面出现了一对红点，越变越大，他才放下一点儿心来，调整了车速，和前面那辆开得很谨慎的车保持好车距，在裤子上抹去手上的汗。
　　当初是因为晓丹，他才来了美国，陈程常这样想。要是我英语像你这么好，我就申请了，然后你当我的陪读！他想起晓丹说这话时似乎漫不经心却又毫无质疑的表情。
　　那时他们都才二十一岁。晓丹刚逃课去了趟北京，借北大同学的学生证，从图书馆里复印了一书包关于师陀的资料，兴冲冲地塞给陈程。申请研究院时提交的那篇关于师陀和他关于“故乡”书写的论文，一定写得不错，否则，陈程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会招收他去读博士，而且还是全额奖学金。
　　他爸妈已经帮他安排好了毕业后到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他犹豫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块搞学术的材料。晓丹却很坚决。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不行，咱们再回来。再说，还有我帮你呢，我帮你查资料，做笔记，你肯定行！你不行谁行！他不明白晓丹一触即发的热情是从哪来的，也不明白她的信心是从哪来的，但他喜欢晓丹带给他的那种飘悠悠的感觉。他知道如果没有晓丹盲目的热情和信心，他挺不过芝加哥漫长的冬天。
　　如果不是因为晓丹的坚决，他可能早就放弃了。那时他正为论文选题发愁，他的导师，一位乔伊斯专家，能给他一些大而泛的指示，但无法提供具体的帮助。开题前不久的一个周五，晚自习后，他去中国城接晓丹下班。晓丹兴奋地把餐馆老板做的两盒晚饭塞给他，然后拍拍自己的兜说，这星期的小费比平时还多拿了五十美金。他们坐城铁回家，车是从城北的富人区开到南城的128街，从那里可以换汽车到南郊的各个方向。十点了，竟然是满车的人，摇摇晃晃中陈程害怕菜汤洒出来，他一边小心地托着饭盒，一边给晓丹讲自己白天看的书的内容，一篇中篇小说、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革命与现代性的论文。他们的学生公寓在超市后面，离城铁站隔着五六条街。芝加哥大学这站只有他们两个人下车，穿过地下通道就是超市，他们能看见台阶上面的灯光，却没看见台阶上坐着的人。那个人一手插在兜里，一手很热情地和他们握手，问他们是不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然后欢迎他们来美国，并告诉他们自己还没吃晚饭，想向他们借点钱。陈程掏出钱包里的二十美金。他笑着摇摇头，一只手指在他们面前转了几圈，示意他们把所有的口袋都翻开，让他检查。
　　那天，陈程早晨四点才睡着觉，起来已经是中午了。就着昨天晓丹从餐馆带回来的焖羊肉和炝白菜，陈程说不想读了，想回家。晓丹一句话都没说，收拾了桌子，换了衣服，像平时一样上班去了。陈程呆呆地看着她一声不吭地走出门，五分钟后又看着她气喘吁吁地回来，推开门，冲他大喊，回去？那咱们当初干嘛来了？然后从壁橱里找出把榔头塞在包里走了。
　　
　　雨仍然很大，已经开了两个小时了，两旁还是一片漆黑，应该还没到芝加哥，但他也不知道现在开到了哪里。电话响了几次，是他不熟悉的号码，他没有接。应该不会是晓丹，她不知道他电话是多少，不过等到了机场，应该把自己的号码用微信发给她，陈程想。
　　在美国的第六年，博士论文还没写完，他就拿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个博士后的位置，连他的导师都觉得陈程很幸运。虽然只是一年的博士后，但比那些临时的“访问教授”职位有更多的含金量。而且大家的经验是：有了好的博士后，接下来找正式的教职就有优势了。看来他选师陀作为他的论文題目不错，当初没选沈从文是对的。系里面要立他为标杆，叫他给全系要找工作的同学（好几个搞苏俄文学的家伙已经飘了好几年找不到位置了）分享成功经验。
　　他西装笔挺地做了个报告，谈笑风生。他告诉同学们要有信心，只要自己的研究有质量，就会有人慧眼识珠，不会被埋没。晓丹也坐在听众席里，毫不吝啬地使劲鼓掌。
　　离开芝加哥大学前，陈程带着晓丹去了比较文学系的资料室。那间走廊尽头男厕所对面狭小的屋子，用来存放自1902年第一位博士生毕业以来所有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除了窗户和门，四壁全顶天立地地钉上了书架。书架上的论文都是统一的装订，黑色的皮，书脊上是黄色的字，先是作者的姓，然后是论文题目，最下边是通过答辩的年代。屋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只有四面墙上按年代顺序码放的黑皮金字有厚有薄的论文。入学的迎新周时，老师曾带着他们几个新生去参观过。这是陈程第二次去，他指给晓丹看，自己的论文摆在靠门书架的倒数第二层，后面还剩下一层半书架是空的，整个屋子也就剩下那一层半书架还是空的了。那几乎是满满一屋子的黑甲壳虫啊，金色的字是它们黑色盔甲上闪亮的花纹。整层楼里静静的，能听见它们窸窸窣窣的咀嚼声。灯光下的校园格外妩媚，他们走在教学楼外爬山虎的藤蔓和突然探出头的哥特雕像下，把那晚拖得很长很长。
　　他们毫不犹豫地掏光了晓丹在中餐馆打黑工攒的钱，买了一辆十年新的丰田佳美，横穿半个美国一路开到了伯克利。找到提前订好的住处后，陈程放下行李，就拽着晓丹坐上城铁，去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那天，虽然已经开了十个小时的车，陈程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劲儿，一口气跑到了大桥的至高点。晓丹跑得慢，追在他身后，红色的T恤仿佛和金门大桥红色的躯干融为一体。夕阳下，太平洋竟然是金色的，海风钻进衣服抚摸着他，海鸥逆风而行，身体轻柔却充满力量。陈程突然想起了师陀《果园城记》里的孟安卿，那个变卖掉自己全部家当，离开祖辈世居的故土，“开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猎”的年轻人。他相信自己，相信师陀——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现代文学。他相信北美学术界还缺一本研究师陀的英文专著，连穆时英都有，师陀难道不该有吗？先发表一篇论文，找到一份正式的教职，他有一整年的时间来做这两件事，这应该不难，甚至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他小跑着下了金门大桥，又拉着晓丹在海滩上走了很久，捡到好几颗海螺壳。那些海螺被海水洗磨得像亨利·摩尔的雕塑。
　　第二天早晨，当他看见装贝壳的塑料袋还懒散地躺在门口鞋边上，陈程才想起昨天回家时，自己觉得晓丹表情有些不对。这时他才想起昨天兴奋得意中竟忘了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晓丹不在屋里，他想喊她，又想起是合租的房子，隔壁可能还在睡觉。客厅、厨房里都没人，厕所门开着，里面也是空的。他匆忙地穿上鞋，下楼去找，刚出了楼门，正看到晓丹拎着牛奶面包回来，她说有时差，自己的生物钟还按着芝加哥时间走，天没亮就醒了。
　　陈程还记得那天晓丹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
　　
　　又开了一会儿，前面的车渐渐多起来，都开得很慢，尾灯都红着眼睛。后来干脆停了下来。一个穿着黄色荧光雨衣的人一辆车一辆车地走过来，跟每个司机都说了些什么。轮到陈程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人。
　　前面出事了，高速已经封路了，要进城的话，待会儿第一个出口下去，到路口右拐，走15号公路。
　　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地名，陈程没听清楚）的话，第二个出口下去，调头。
　　“请问，进城指的是进什么城？”
　　“芝加哥。”
　　“这儿离芝加哥还有多远？”
　　“这就是芝加哥。”
　　“那我要去奥海尔机场该怎么走？”
　　黄色雨衣的人已经走向下一辆车了。
　　陈程上了15号公路，前后全是车，排着队向前蹭。离晓丹的航班到站还有一个小时，应该来得及，这儿应该是芝加哥的郊区，他只要能错过封路的这一段，再回到高速上就行了。
　　大概开出十分钟，路边有了大指示牌，写着“90/94号高速，芝加哥/密尔沃基方向”。车辆分流了，他跟着指示的方向，大概五分钟的样子，就到高速了。车比刚才还多，陈程拉下车窗挥手示意了半天，才有人让他并进来。
　　又蹭了一会儿，车全停了，一个全身闪着荧光的人挂着一胡子水珠走过来。还是那个印度人。前面出车祸，封路了，进城走第一个出口，去圣博伊根（这回陈程听清楚了）出第二个。陈程明白自己刚才是往回兜了一圈。
　　“那我要去奥海尔机场该怎么走？”
　　“第一个出口出去，到路口右拐，上15号公路。”
　　又回到15号公路上的指示牌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机场就在芝加哥郊区，这儿应该离机场不远了，而且晓丹出关还要花不少时间，除非她在洛杉矶已经出关了……陈程有点慌了。他点开了微信，但电话打不通，只能留了个言，告诉她自己可能会迟到。
　　现在回头看，陈程觉得打那天从金门大桥上下来，自己就一直在走下坡路。那年他的确发了篇关于师陀的论文，而且还发在领域里最好的杂志上，但正式的教职却总是可望而不可及。
　　伯克利之旅后，他们先是横跨整个美国，又去了大西洋边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大学。一年的临时职位——本来在那里教现代中国文学的女老师休产假——陈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教了一整年文学文化课。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上讲了师陀的《一吻》，《果园城记》里的一篇。Theodore Huters教授将此译成了英文。那个叫虎头鱼的锡匠学徒吻了大刘姐一下，谁知道这件小事几乎决定了她的一生。不就是一吻吗，为什么这么重要？一个满头金发、棱角分明的男生问他。
　　他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发现教自己喜欢的作品最难。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陈程先后在加州、俄勒冈、新泽西、北卡罗莱纳和印第安纳州的好几个大学里教过书，主要是教中文，偶尔教过几次文化课。多是替人填空，臨时的教职，一两年就挪一次窝。其间有一年里他换了两个地方，在两所大学两个系（一个叫世界语言文学哲学系，一个叫世界语言文化系）教一二年级中文。也是打补子，本来在那里教书的老师，一个休病假，一个拿到一笔奖金去中国做研究了。两个系的系主任都很热情，感谢他来救场，并把他安排在那两位老师的办公室里。一间办公室全清空了，只有墙上几个镜框的印记暗示着前任的存在。另一间则仿佛是主人刚刚被人临时叫走，抽屉半开着，笔记本盛开在书桌上，笔迹仿佛还没干。他坐在转椅上，恍惚觉得就坐在自己的书房里。
　　那些年，他们开了很多车，经过了很多地方。每路过一个新的州、新的城市，晓丹总会在加油站的便利店里买标有当地地名的冰箱贴，搬入新家的第一项仪式也常常是把它们按着旅途的顺序贴在冰箱上。刚开始还只是在冷冻柜外，后来竟几乎能覆盖住整个冰箱。
　　搬到新泽西的那年，他们的车坏了，就坏在他们搬去新泽西的路上。晓丹先闻到的异味，陈程起先没觉得什么，因为离新布朗威斯克不远了，外面是一大片工业区，地下是油田。褪了色的“磕头机”毫无规律地从路两边冒出来，巨大的灰色工厂披着纵横交错的管道，像还未坍塌的骨架，恐怕这里的空气不好闻吧。不过后来当后视镜里有又黑又浓的烟升起来时，陈程果断地停下车，跳出车门，拉着晓丹沿着路肩往后跑。还没停下，晓丹就挣脱了他的手，往回跑，从车后座上拿出装着护照的双肩背包和陈程的电脑包。
　　警察和消防车来的时候，火已经着了四十分钟了。傍晚时分，火苗红红的，但一直都不大，好几次风吹过来，火忽忽地乱蹿，陈程以为会有什么东西爆裂开，哈着腰紧紧搂着晓丹，但风过去就没什么了，不温不火的，像有什么人掌握着控制火势大小的开关。火完全扑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身后工厂的灯都开了，灯光下，车身烧焦的部分黑得发亮。救火员把烧剩下的东西摊在他俩面前，衣物和两箱子书差不多烧干净了，陈程找到他在伯克利买的水杯，竟还完好无缺。晓丹找到他们的冰箱贴，拿给他看，都已经烧化了粘在一起，除了黑色的吸铁石，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他们本想拿走留作纪念，但后来也和其他东西一起留在了现场。半夜，他们狼狈地出现在新布朗威斯克的房东面前，房东看着陈程手里黑乎乎的水杯，张开嘴想问什么，但又没问，只是指着水杯上露出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校徽说，他儿子正在那里读研究生。
　　晚上睡不着，晓丹起床摸牛仔裤的裤兜，翻出上午经过费城时买的自由钟形状的冰箱贴，贴在冷冻柜的柜门上。
　　要是当时你没把我的电脑包拿出来就好了。陈程突然说，自己也分不清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 　　他隐约地觉得师陀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师陀了。他知道把博士论文变成英文专著出版的那扇窗户已经快要关上了。或许那扇窗子从来就没有冲他开过，或许他的导师从一开始就看花了眼，或许他只是幸运地选对了题目，师陀让他成功地走进又走出了芝加哥大学，但四年了，从博士变成一名教文学的老师，这条道他总也走不通。
　　他不知道自己希望晓丹说什么，可能是句鼓励的话，是晓丹一如既往的信心，甚至对他的责备，但内心里又害怕听到这些。当晓丹轻轻地说，可能要是当时没把你的电脑包拿出来就好了，然后盖着从房东那儿借来的薄被，搂着他睡着了。他舒了口气，但想到电脑里他来美国后记下的所有的读书笔记和写的论文提纲、草稿，又感到淡淡的失落。
　　那天陈程一夜没睡。他脑子里总想起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资料室，那间走廊尽头男厕所对面狭小的屋子，想起摆在靠门书架倒数第二层上自己的博士论文。那晚他一直坐在窗台上，看着外面新布朗威斯克的一团漆黑，看久了，他发现自己能看得很远，能看到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第二天他从早到晚睡了一整天。
　　也是那年在新泽西，晓丹说想要个孩子。他说再等等吧，可晓丹问他等到什么时候，他却回答不上来。
　　
　　陈程已经很久没有回想起这些事了。今天如果不是突然收到晓丹发来的微信，他怎么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间满是黑色甲壳虫的屋子呢？
　　来白水镇的威斯康辛大学白水分校教普通话已经五年了，他早已在心里把通向那间资料室的门关上了。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待下来。五年前他仍和以前一样以为这只是一个短期的职位，没想到他来代课的女老师连续请了两年病假，然后在丈夫升职之后，干脆辞职不干，和家人到加州团聚去了。系里的同事本来没有注意过他，怕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都不多，反而也因此对他没什么意见，因而系主任把他一年的临时职位变三年的试用期的决定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今年，在读中文的学生人数连续创新高的情况下，陈程还被从讲师提拔到了高级讲师的位置——这在美国的大学里虽然不是终身教职，但只要不犯什么大错，一般不会被解职，算是比较稳定的职位了。
　　很久了，他第一次没有一边教书一边忙着四处发简历，第一次没有像候鸟一样一到学期结束就拍拍翅膀飞到下一个地方。第一次，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学生们在各种中文演讲比赛上得到的奖状的复印件。升为高级讲师后，他找出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证书，配了镜框，挂在电脑后面的墙上。他知道能有这份工作很幸运，课程都是重复的，不用怎么备课，整个系里就他一个中国人，没人能质疑他的教学方法，没人能说他教得不对。
　　工作之外，他练起了长跑。沿着白水河，他能跑很远，一边是水，一边是稀疏的桦树林，他喜欢听脚踩在树叶上的声音。如果不是晓丹突然发来的微信，他几乎忘了过去每年都在修改简历，在长长一串城市后添上新工作的城市时，心里那种空寥寥的感觉。他甚至已经忘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还挤在芝加哥大学那个资料室里书架的某个角落收集尘土。来白水镇后，陈程一直努力活在现在，尽力不去想过去。过去的自己躲在钉在墙上的毕业证书后面，躲在简历上那一长溜儿地名后面，躲在黑皮的博士论文里。现在的他，教“你好”、“再见”，横竖撇捺。师陀离陈程已经很遥远了，白水镇里只会简单对话、能问好问路问天气的学生看不懂《果园城记》。
　　陈程知道自己没有成为当初想要成为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完成当初想干的事。这没什么，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再说，周围的人有谁知道他曾经的渴望呢？陈程这样告诉自己。
　　导航也没办法，先是转了一圈，把他带回到15号路的那个指示牌那儿。然后，又换到另外一个上高速路的入口，只不过这个入口也被封了。接下来，就是调头，调头，调头。
　　陈程索性把导航关了，就沿着15号路走吧——万能的大胡子印度人应该不会错。手机隔一会儿就响一下，提示他刚才路上那个陌生电话的留言还在耐心地等待他的关注。他猜肯定是什么“恭喜你获大奖了”之类的骗人电话，没有理会，只是在经过路边指示牌时放慢速度，仔细阅读上面的每一个词：新耶路撒冷、马兰沟、平原路、简斯威尔、苏黎世湖……没有一个地方他以前听说过。夜已经深了，前后的车辆越来越少，两旁是墨色的树林，隐约能看出夜空下树梢的轮廓。偶尔有路牌出现在车灯下，但是看不见城镇或住家。只有零星几栋积木一样方方正正的办公楼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中间，孤零零地缩成一团，四壁全是玻璃，在夜幕下闪闪发光，像透明的鱼。陈程知道自己已经迷路了。
　　晓丹的微信还是打不通，估计她的航班因为芝加哥大雨晚点了。可能她的飞机就在自己头顶上，正盘旋在半空没法降落，也可能已经停到另外一个机场，等这边天气变好了再过来。
　　或许奥海尔机场就躲在这片树林后面，或许根本不在前面，他早就走错方向了。
　　反正陈程突然发现自己不着急了。15号公路舒缓的上下起伏让他想起当年离开新泽西时，开在宾夕法尼亚州北部波科诺山区时的惬意。那是他们多次长途跋涉中最放松的一次，每开一两个小时就停车休息，没错过路边的每一个观景点，沿途小镇的冷饮店也光顾了不少。临走时房东送给他们一本满是插图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树》，晓丹按图索骥，采集到不少树叶标本，云杉、楸木和枫树最多。一路上，两个人说话都很小心，谁也没提几天前的争吵。
　　其实那次他们不是非得搬家，新布朗威斯克的大学同意跟陈程续约一年。晓丹不想搬，她说自己搬怕了，她恨开在路上长途跋涉时的紧张，恨见新的房东，恨新的房门钥匙躺在手里的感觉。她想缓缓，哪怕只一年也好。但北卡罗莱纳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的系主任亲自打电话给陈程说，虽然现在只是一个语言教学的临时教职，但我们院长已经意识到中国研究逐年上升的重要性，跟我提到给我系增加一个中国文学教授位置的可能性，而且我们还有两个你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呢，我相信你会爱上这里的。
　　陈程害怕，害怕这是他最后一个机会了，甚至是唯一的机会，害怕要是错过了，接下來的路就再没出口了。晓丹认真地听，问陈程还有没有别的话，然后随手把书桌上的水杯扔到对面的墙上，喊，陈程，你怎么这么自私呀，你怎么这么自私呀！然后哇哇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重复，咱们是干嘛来了呀，咱们这是干嘛来了呀。她疯了一样朝陈程挥动手臂，有一下打在陈程嘴上，把一颗牙打松动了。陈程在客厅的沙发上倚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时，空荡荡的客厅里多了两个纸箱子。晓丹正在厨房做饭，见他醒了，大声地说，东西已经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他觉得胃痛。已经晚上9点多了，中午就没好好吃，晚饭又没吃，他饿了。前面渐渐亮起来，是一个十字路口，看不见行人，但有店铺还亮着灯。陈程不想再往前开了，错过的早都已经错过了。
　　晓丹是和他搬到北卡罗莱纳大学后的第一个冬天回国的。她说北卡罗莱纳太冷，而且自己也有好多年没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了。起初，晓丹让陈程和她一起回国，但寒假很短，过了元旦就要开学，陈程回不去。
　　临走前的两晚，陈程都坐在床沿上，看着晓丹收拾东西装箱子。除了给父母买的鱼油、维生素，给亲戚朋友买的降了价的名牌钱包、挎包、皮带、衣服外，晓丹把他们的相册和那本《宾夕法尼亚州的树》也装了起来，然后一丝不苟地把屋里所有的桌面和地面都擦了一遍。
　　夜里晓丹紧紧地搂着他的时候，陈程有可怕的预感，他想问她在想什么，但又不敢问。他知道，他们两个之间，晓丹一直都是那个更决绝的人。他知道这种摇摆不定的生活晓丹过怕了也过够了，他想让晓丹再给他一两年时间，但又想起同样的话一两年前已经说过了。虽然有预感，但当晓丹来信说不回来了时，陈程还是哭了，要自己一个人生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的想法第一次硬邦邦地出现在脑子里，硌得他浑身疼。他想问晓丹，他也回国，行不行。但他清楚地知道，除了自己那一点点偏执的坚持外，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是了。
　　一年后，晓丹说自己需要结婚，所以得和他离婚。办手续时，他连夜开车赶到纽约，第二天清晨第一个走进了曼哈顿的中国领事馆，开好了所有相关的证明。
　　他停下车，出来才发现自己停在一栋伊斯兰教堂外面，金色的半圆穹顶辉映在灯光下，教堂前的台阶上坐着一个人，灰色礼拜帽下一双污浊的眼睛正盯着他。
　　陈程慌张地跑过马路，这边好像更亮一些。
　　雨已经停了。湿漉漉的甬道泛着光，显得很干净。店铺大多关门了，不过玩具店和家居店的橱窗还亮着灯，一套玩具马戏团正热火朝天地忙活着，机械的旋转木马上下奔腾;大象和狮子在驯兽师皮鞭的指挥下排着队绕圈转;俄国大力士翘着两头卷起的大胡子，举起比自己身体还大的哑铃，然后又放下;一位身材傲人的女杂技员吊在半空，下面两个健壮的男孩仰着头，伸开双手，像在欢呼，又像在准备接住从空中掉下来的队友。旁边的店铺黑着灯，不过靠玩具店的一边能借到光，能看见里面一摞礼拜帽像笼屉一样垒在一起。
　　陈程看了一圈，也没看到饭馆。斜对面甬道的尽头倒还有家店亮着灯。教堂前那个戴礼拜帽的人正过马路往这边走，陈程小跑到对面那家店里。
　　还真是个饭馆，不过椅子都已经翻过来架在桌子上，顶灯都关了，就剩下吧台上的两盏台灯还开着。没有顾客，只有一个穿着肥大罩袍的人正在拖地。那人看到门口的陈程后，面无表情地走过来，把靠窗一张桌子上的椅子放了下来，打开桌后落地灯，又回去继续他的工作。
　　那个戴礼拜帽的人并没有跟过来，而是沿着光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了。陈程舒了口气坐下来，觉得特别饿。他看穿白色长袍的人并没有要给他送菜单的意思，才注意到餐桌玻璃下压着一张纸。应该是菜单，因为有价目表，不过他什么也看不懂，全是阿拉伯文！服务员该会说英文吧，他一边想，一边看着那件巨大的罩袍像裹着风的旗子一样左右摆动。
　　屋里很安静，只有墩布和地面摩擦的声音，所以当陈程的手机又响起来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像被人突然戳了一下。还是那条他一直没有听的留言在催他。他有些愤怒地掏出手机，想把那条陌生电话的留言删掉，匆忙中却按下了播放键。
　　一个有些沙哑，带着中东口音的男声传出来，告诉他，这是阿西夫，我从你同事那拿到了你的手机号码，你把电脑包忘在我这里了……忘在我女儿的葬礼上了……方便的时候，请给我打电话。
　　陈程想起自己当时一手拿着植物，一手拿着卡片，应该没有背电脑包啊，不过他也记不清了。他看看表，觉得不论怎样也已经太晚了，不能打电话了。刚把手机放下，就看到一杯冰水降落在自己面前，那件大袍子已经拖完地，飘到他身边，等着他点菜。那是张他到美国后见过的最黑的脸，浮在灰白色的长袍上，如果不是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几乎融进了昏暗的背景里。陈程尴尬地跟他说，他看不懂菜单，他饿了，想喝碗热汤，想吃肉，您有什么推荐吗，您的店有什么特色菜品吗？
　　穿长袍的人愣了一下，然后指着菜单，一条一条地解释，黑色手指上粗大的戒指上下飞动。他的声音既不热情，也没有不耐烦的感觉，但陈程一个字也听不懂。他说的不是英语。
　　服务员停了下来，摊开手，等着陈程说话。
　　陈程张开嘴，又合上了。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阿西夫的号码。
　　他说，阿西夫，我是陈程，对不起这么晚给您打电话。谢谢您找到了我的书包，我能不能明天去您办公室取？我还想冒昧地请您帮我一个忙。我现在在一家饭馆里，这里的菜单和服务员都不说英语，我觉得他们说的是阿拉伯语。我现在真的饿极了，您能帮我点一碗汤和一盘牛肉吗？
　　陈程一口气把话说完了。他生怕阿西夫会在中间打断他，觉得只要阿西夫说一个字，自己就说不下去了。不过阿西夫一声也没出。陈程讲完话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听到电话里说，好吧，你把扩音器打开，然后是一串他听不懂的话，既不热情，也没有不耐烦的感觉。
　　穿长袍的人点了点头走了。
　　陈程坐在窗前，等着他的汤和牛肉。他能看见马路对面闪亮的橱窗，玩具马戏团还在忙活着，旋转木马、大象、狮子、俄国大力士和女杂技员都模糊成了一块块活动的色彩。从他坐的地方也能看见伊斯兰教堂金色的穹顶，像离自己很近的月亮。
　　他想问问那个穿长袍的黑人去芝加哥奥海尔国际机场该怎么走，又想起他們语言不通。或者那个人也不是本地人，根本就不知道吧。他又想到或许晓丹的飞机在雨过天晴后，正从自己头顶几百米的上空缓缓飞过，这可能是晓丹回国后他离她最近的距离了。不过也可能晓丹只是在洛杉矶转机时飞机误点，无聊的等待中一时冲动才给他发了微信，现在又改变主意了，她早已经到了芝加哥，但把微信关了。中东特色的小扁豆汤已经热腾腾地端上来了，热气糊住了陈程的眼镜，他什么也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