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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8日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15周年纪念日。
南巡讲话，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重温南巡讲话的精神，包括邓小平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以经济发展为例，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邓小平也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等等。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发展既要快又要好，在好的前提下快速发展。
“快”是要件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快”和“好”的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就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不断探索这个问题，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要求“快”。建设现代化国家，我国属于后发型。后发型就是赶超型。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近代中国落后了一大截。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加快发展。这是历史的要求。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国内则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市场需求日益增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明显改善。这一切，都使中国经济具备了加快发展的较好条件。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国力不强，技术水平又较低，解决人民生活温饱问题的压力很大。在那样的具体条件下，比较偏重于发展的速度，是必须的。所以，在评价1984年到1988年那五年的快速发展时，邓小平认为功劳不小，指出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GDP650美元~255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2555美元~7911美元的为中上收入国家，7911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199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50美元，开始迈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2003年，又迈上了1000美元的新台阶；2006年，人均GDP可望达到1600美元，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开始向中上收入国家迈进。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可能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期”，其内在动因是，随着人们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人们由为“生存”而奋斗转向求“发展”、求“享受”，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更要住得舒适，行得方便，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和升级，促进服务业长足发展，带动城市化加速。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各种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因此，邓小平在南巡讲话里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要抓住机会。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好”是保障
但是，“黄金发展期”往往是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突出、瓶颈约束加剧的时期，也是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矛盾激化期。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丧失发展机遇，导致经济增长徘徊。从这一角度看，它又要求经济要“好”的发展，要把经济发展的“快”建立在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增长和消耗降低，即“好”的基础上，并与社会进步协调共进。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曾告诫，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否则，就会造成经济过热，大起大落，缺乏后劲。对此，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不无担忧地指出：“宏观经济发展是否过热是一个牵扯到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拿去年来说，经济发展增速在过去三年连续达到10%的基础上再至10.5%，相比“十一五”规划制订的经济发展目标高出了3个百分点，比去年计划目标高2.4个百分点。可以讲，这个偏快的速度是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尤其是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统计显示，全年能源消费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单位产值能源消耗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各地新上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不符合国家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违法违规建设问题比较突出；工业占地比重过高，粗放用地问题突出；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等等。而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会使得投资过热、物价上涨，影响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例如，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全国物价大幅上涨，创近年来的新高。
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从偏快到过热只有一步之遥，认识上稍有偏差和懈怠就容易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如果任凭投资盲目高速扩张造成经济过热，就会出现总供给、总需求和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全面紧绷，并引发通货膨胀；而大起之后必然出现大落，随之而来的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就会中断，发展的大好机遇就会丧失。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又主要是依赖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实现的。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造成了资金、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使得环境破坏非常严重。比如，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又好又快”才能可持续发展
继续用高代价换高速度，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难以为继。为此，必须从过去一味强调高速度转变到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又要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也就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又好又快”。
这里的“快”，就是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牢牢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好”，就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攻方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总之，从“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到“又好又快”发展，是党中央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情况的结晶。而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关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思想，比如抓住时机，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必须保持满意的较快速度；发展也要稳步协调，讲求效益和质量，等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又好又快”，认识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做好宏观调控工作。
南巡讲话，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重温南巡讲话的精神，包括邓小平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以经济发展为例，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邓小平也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等等。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实际上提出了经济发展既要快又要好，在好的前提下快速发展。
“快”是要件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快”和“好”的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就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不断探索这个问题，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要求“快”。建设现代化国家，我国属于后发型。后发型就是赶超型。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近代中国落后了一大截。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加快发展。这是历史的要求。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国内则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市场需求日益增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明显改善。这一切，都使中国经济具备了加快发展的较好条件。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国力不强，技术水平又较低，解决人民生活温饱问题的压力很大。在那样的具体条件下，比较偏重于发展的速度，是必须的。所以，在评价1984年到1988年那五年的快速发展时，邓小平认为功劳不小，指出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GDP650美元~255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2555美元~7911美元的为中上收入国家，7911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199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50美元，开始迈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2003年，又迈上了1000美元的新台阶；2006年，人均GDP可望达到1600美元，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开始向中上收入国家迈进。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可能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期”，其内在动因是，随着人们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人们由为“生存”而奋斗转向求“发展”、求“享受”，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更要住得舒适，行得方便，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和升级，促进服务业长足发展，带动城市化加速。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各种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因此，邓小平在南巡讲话里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要抓住机会。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好”是保障
但是，“黄金发展期”往往是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突出、瓶颈约束加剧的时期，也是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矛盾激化期。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丧失发展机遇，导致经济增长徘徊。从这一角度看，它又要求经济要“好”的发展，要把经济发展的“快”建立在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增长和消耗降低，即“好”的基础上，并与社会进步协调共进。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曾告诫，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否则，就会造成经济过热，大起大落，缺乏后劲。对此，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不无担忧地指出：“宏观经济发展是否过热是一个牵扯到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拿去年来说，经济发展增速在过去三年连续达到10%的基础上再至10.5%，相比“十一五”规划制订的经济发展目标高出了3个百分点，比去年计划目标高2.4个百分点。可以讲，这个偏快的速度是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尤其是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统计显示，全年能源消费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单位产值能源消耗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各地新上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不符合国家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违法违规建设问题比较突出；工业占地比重过高，粗放用地问题突出；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等等。而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会使得投资过热、物价上涨，影响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例如，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全国物价大幅上涨，创近年来的新高。
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从偏快到过热只有一步之遥，认识上稍有偏差和懈怠就容易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如果任凭投资盲目高速扩张造成经济过热，就会出现总供给、总需求和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全面紧绷，并引发通货膨胀；而大起之后必然出现大落，随之而来的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就会中断，发展的大好机遇就会丧失。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又主要是依赖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实现的。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造成了资金、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使得环境破坏非常严重。比如，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又好又快”才能可持续发展
继续用高代价换高速度，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难以为继。为此，必须从过去一味强调高速度转变到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又要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也就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又好又快”。
这里的“快”，就是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牢牢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好”，就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攻方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总之，从“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到“又好又快”发展，是党中央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情况的结晶。而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关于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思想，比如抓住时机，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必须保持满意的较快速度；发展也要稳步协调，讲求效益和质量，等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又好又快”，认识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做好宏观调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