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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爱读六朝文
鲁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选择取向，简而言之可以说是反正统反主流的，或者说是非正宗的，例如他对散文中名声显赫的唐宋八大家并不喜欢，桐城派就更不用说了，他欣赏的是汉魏六朝的文章，尤重六朝。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地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这一段介绍鲁迅早年文学爱好的回忆文字很是珍贵准确，可以从鲁迅的有关材料中得到印证，可惜一向不大受到重视。
《古文苑》是一部古代诗文总集，收周至南朝齐的作品二百六十余篇，均为史传与《文选》所不载。此书的来龙不甚清晰，相传为唐人所编，北宋人孙洙得之于佛寺之经龛中，南宋人韩元吉整理为九卷，有淳熙刻本；稍后章樵再加增补注释，分为二十一卷，有明代成化刻本。这两种本子均流传于世。鲁迅藏有此书的九卷本，系清光绪五年（1879）飞青阁重刻的淳熙本。
西汉作家王褒以赋颂著称，有《洞箫赋》、《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等名篇，被收入《古文苑》的《僮约》反映当时僮仆的生存状态，简洁生动，但由于是用口语写成的，讲究“沉思”、“翰藻”的《文选》自然不载，而鲁迅颇为重视，《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之末曾提到其人其作，略云：“（宣宗）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渊，诏之作《圣主得贤臣颂》，与张子侨等并待诏。褒能为赋颂，亦作俳文。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宣帝诏褒往祀，于道病死。”这里所说的“俳文”，即指《僮约》。
鲁迅何时选取《僮约》作为教材现在不甚了解，大约是还在北京、兄弟尚未反目之时。他在文学史里提到王褒的这篇“俳文”乃是是南下厦门、广州以后的事情，周作人未必清楚。关于鲁迅选讲汉代的文章，现在还能看到一份目录，凡十二篇，其中司马相如《美人赋》、董仲舒《士不遇赋》、扬雄《逐贫赋》和蔡邕《述行赋》都录自《古文苑》。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中特别引用了司马相如《美人赋》的片段，评其特色为“靡丽”；到晚年他在谈到选本问题时，又曾指出：“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其例证之一，就是萧统《文选》等选本选材单一，只取蔡邕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而依据《述行赋》看去，“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
清朝人许槤编选的《六朝文絜》凡十二卷，七十二篇，包括赋、诏、策、令、书、序、论、铭等十八种文类，是一部选得很精的骈体文读本；光绪年间有黎经诰的注释本问世，流行尤广。鲁迅很看好此书，除早年所藏者外，到晚年还买过一部光绪三年（１８７７）读有用书斋的刻本二册。鲁迅文章中多对偶的句子，也写过骈体文，都从此书得力不少。鲁迅晚年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提到庾信的《小园》、《枯树》二赋，也都曾经入选此书。
《华阳国志》可以说是一部最古老的地方志，作者常璩早年仕于成汉，后入东晋；此书详细记载今四川、陕西以及云、贵一带的神话传说、历史沿革、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保存了许多宝贵的材料，文字也清新可读。《水经注》本是北魏郦道元为《水经》写的注，而他的办法是以水证地，以地存古，对一千三百多条水道作出详细描述，引用古书四百余种，保存了大批文献，是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名著；而尤其为后人称道的是，书中对山川景色有非常美妙的描写，对后代的写景文如柳宗元的游记等等产生过重大影响。研究《水经注》在清代已成为一门专门的“郦学”，至今仍方兴未艾。《洛阳伽蓝记》是东魏杨衒之记载洛阳佛教庙宇的专书，涉及有关的政治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状况以及风土人情、异闻逸事，文字秀丽生动，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中国古代的一大特点是，除了产生过大量的纯文学作品如诗词、小说、戏剧等等之外，文学成分大举进入应用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实用文体，形成散文方面极悠久的杂文学传统，为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并居于文坛的主流——所以作家被称为“文人”。鲁迅本人的杂文以议论为主，但其中融入大量文学元素，这固然可以说是他的创造，而其实也正是古老的杂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大量的六朝文虽然讲究实用，但文采斐然，且较少“正宗”思想的气息；鲁迅爱读的根本原因，或即在于此吧。
鲁迅与《拾遗记》
王嘉《拾遗记》（一作《拾遗录》）是中古时代一部著名的志怪小说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里有专节论述：
《拾遗记》十卷，题晋陇西王嘉撰，梁萧绮录。《晋书·艺术列传》中有王嘉，略云，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初隐于东阳谷，后入长安，苻坚累征不起，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姚苌入长安，逼嘉自随；后以答问失苌意，为苌所杀（约三九○）。嘉尝造《牵三歌谶》，又著《拾遗录》十卷，其事多诡怪，今行于世。传所云《拾遗录》者，盖即今《记》，前有萧绮序，言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当苻秦之际，典章散灭，此书亦多有亡，绮更删繁存实，合为一部，凡十卷。今书前九卷起庖牺迄东晋，末一卷则记昆仑等九仙山，与序所谓“事迄西晋之末”者稍不同。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萧绮之录亦附会，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二）以为“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
以下又有三段引文，分别出于《拾遗记》的卷一、卷六和卷十。
今天能看到的《拾遗记》，最早的也已经是明朝的刻本，例如世德堂翻宋本、《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以及《稗海》本等等，都不算很好。明朝人整理古籍，刻书，态度往往不大认真，对待无足轻重的小说类著作，尤其相当随意——例如最重要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明人辑录并刻印之本就是“一本半真半假的书籍”，所以很有必要再加校勘，甚至有必要重新辑录。
重校或新辑的主要办法就是从唐宋类书、古籍注释和其他比较早而可靠的古书中搜集有关的遗文，拿来与明、清刻本的古小说加以对勘，或另行整理成书。鲁迅为了深入地研究小说史，曾经花很大的力气做这件工作。即以《拾遗记》而言，他就从《北堂书钞》、《初学记》、《酉阳杂俎》中录出佚文九十九条，作为校勘材料之一部。可惜这一工作他没有能够做到底。
鲁迅没有来得及做完的学术项目有多种。如果不是更紧迫的工作和战斗花费了他太多的精力，作为学者的鲁迅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而他那些没有做完的事情，现在很应当有人接着往下做，实在都是些很有意义的项目。
鲁迅抄录的《拾遗记》遗文和另外一批同类的材料合称《小说备校》，现存手稿四十四页，写在绍兴府中学堂的试卷纸上，应是鲁迅辛亥革命前夜在故乡绍兴任教、业余从事小说史研究时的一个工作本。其中有十来行周作人的笔迹。这份材料长期保存在周作人手里，已有散逸，后来首先由唐弢先生编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１９５２年版）；其手稿今有影印本，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三函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新的整理本则收入《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小说备校》涉及以下七部整本传世之中古小说的集外异文佚句，间有校勘性按语，它们是——
干宝 《搜神记》 五十九条
旧题陶潜 《搜神后记》 十五条
旧题东方朔《十洲记》 三十一条
旧题东方朔《神异经》 三十五条
刘敬叔 《异苑》 七十条
王嘉 《拾遗记》 九十九条
旧题郭宪 《洞冥记》 三十六条
这四十四页手稿大约是一百年前鲁迅手录本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在原稿的天头上记有顺序号，《搜神记》为二，《搜神后记》为三，《十洲记》为五，《神异经》为六，《异苑》为八；《拾遗记》、《洞冥记》无标号，而《洞冥记》后面还有一页，又是《拾遗记》。由此可知至少已缺失标号为一、四、七等几种，全稿的顺序可能也略有错乱。
鲁迅这方面的工作与他当时从事《古小说钩沉》有着明确的分工，两者相辅而行。《古小说钩沉》专收已经亡佚、无整本流传之古小说的遗文；而《小说备校》则是就未亡诸书搜集异文，准备彻底加以校勘。所以前者题曰《钩沉》，而后者称为《备校》。鲁迅整理中古时代的小说看来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可惜未及完成：《古小说钩沉》未作最后加工，《小说备校》则备而未校，资料的搜集也还只及于少数几种类书和杂著。
今人整理晋人小说时都很注意校勘和辑补，例如汪绍楹先生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学津讨源》本为底本，校勘甚详，并有补辑，其中也采用了鲁迅所用诸书中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工作为后来者导乎先路；齐治平先生校注的《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世德堂翻宋本为底本，校以他本，又“用了一些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类说》、《绀珠集》等。还有罗泌《路史》及其子罗苹注，屡引本书，也曾用以参校”，工作思路均与鲁迅所见不约而同。但齐先生似未能利用鲁迅先前积累的材料。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一般都不大注意鲁迅，总觉得他是一位新文学家，是写小说和杂文的，当然也研究小说史，至于他的古籍整理成果，则很容易忽略过去。请试举一例说明这种疏忽带来的损失。周氏兄弟从《酉阳杂俎》卷四辑得《拾遗记》集外佚文一则：“汉武时，因墀国使（这里可能脱去一字，如‘云’之类）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泽；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水外。”按《拾遗记》的分卷办法，这一则当列入卷五“前汉上”，无之；齐先生辑得集外佚文十三则，其中也没有这一则，建议补入。
鲁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选择取向，简而言之可以说是反正统反主流的，或者说是非正宗的，例如他对散文中名声显赫的唐宋八大家并不喜欢，桐城派就更不用说了，他欣赏的是汉魏六朝的文章，尤重六朝。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地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这一段介绍鲁迅早年文学爱好的回忆文字很是珍贵准确，可以从鲁迅的有关材料中得到印证，可惜一向不大受到重视。
《古文苑》是一部古代诗文总集，收周至南朝齐的作品二百六十余篇，均为史传与《文选》所不载。此书的来龙不甚清晰，相传为唐人所编，北宋人孙洙得之于佛寺之经龛中，南宋人韩元吉整理为九卷，有淳熙刻本；稍后章樵再加增补注释，分为二十一卷，有明代成化刻本。这两种本子均流传于世。鲁迅藏有此书的九卷本，系清光绪五年（1879）飞青阁重刻的淳熙本。
西汉作家王褒以赋颂著称，有《洞箫赋》、《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等名篇，被收入《古文苑》的《僮约》反映当时僮仆的生存状态，简洁生动，但由于是用口语写成的，讲究“沉思”、“翰藻”的《文选》自然不载，而鲁迅颇为重视，《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之末曾提到其人其作，略云：“（宣宗）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渊，诏之作《圣主得贤臣颂》，与张子侨等并待诏。褒能为赋颂，亦作俳文。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宣帝诏褒往祀，于道病死。”这里所说的“俳文”，即指《僮约》。
鲁迅何时选取《僮约》作为教材现在不甚了解，大约是还在北京、兄弟尚未反目之时。他在文学史里提到王褒的这篇“俳文”乃是是南下厦门、广州以后的事情，周作人未必清楚。关于鲁迅选讲汉代的文章，现在还能看到一份目录，凡十二篇，其中司马相如《美人赋》、董仲舒《士不遇赋》、扬雄《逐贫赋》和蔡邕《述行赋》都录自《古文苑》。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中特别引用了司马相如《美人赋》的片段，评其特色为“靡丽”；到晚年他在谈到选本问题时，又曾指出：“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其例证之一，就是萧统《文选》等选本选材单一，只取蔡邕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而依据《述行赋》看去，“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
清朝人许槤编选的《六朝文絜》凡十二卷，七十二篇，包括赋、诏、策、令、书、序、论、铭等十八种文类，是一部选得很精的骈体文读本；光绪年间有黎经诰的注释本问世，流行尤广。鲁迅很看好此书，除早年所藏者外，到晚年还买过一部光绪三年（１８７７）读有用书斋的刻本二册。鲁迅文章中多对偶的句子，也写过骈体文，都从此书得力不少。鲁迅晚年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提到庾信的《小园》、《枯树》二赋，也都曾经入选此书。
《华阳国志》可以说是一部最古老的地方志，作者常璩早年仕于成汉，后入东晋；此书详细记载今四川、陕西以及云、贵一带的神话传说、历史沿革、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保存了许多宝贵的材料，文字也清新可读。《水经注》本是北魏郦道元为《水经》写的注，而他的办法是以水证地，以地存古，对一千三百多条水道作出详细描述，引用古书四百余种，保存了大批文献，是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名著；而尤其为后人称道的是，书中对山川景色有非常美妙的描写，对后代的写景文如柳宗元的游记等等产生过重大影响。研究《水经注》在清代已成为一门专门的“郦学”，至今仍方兴未艾。《洛阳伽蓝记》是东魏杨衒之记载洛阳佛教庙宇的专书，涉及有关的政治历史背景、社会经济状况以及风土人情、异闻逸事，文字秀丽生动，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中国古代的一大特点是，除了产生过大量的纯文学作品如诗词、小说、戏剧等等之外，文学成分大举进入应用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实用文体，形成散文方面极悠久的杂文学传统，为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并居于文坛的主流——所以作家被称为“文人”。鲁迅本人的杂文以议论为主，但其中融入大量文学元素，这固然可以说是他的创造，而其实也正是古老的杂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大量的六朝文虽然讲究实用，但文采斐然，且较少“正宗”思想的气息；鲁迅爱读的根本原因，或即在于此吧。
鲁迅与《拾遗记》
王嘉《拾遗记》（一作《拾遗录》）是中古时代一部著名的志怪小说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里有专节论述：
《拾遗记》十卷，题晋陇西王嘉撰，梁萧绮录。《晋书·艺术列传》中有王嘉，略云，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初隐于东阳谷，后入长安，苻坚累征不起，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姚苌入长安，逼嘉自随；后以答问失苌意，为苌所杀（约三九○）。嘉尝造《牵三歌谶》，又著《拾遗录》十卷，其事多诡怪，今行于世。传所云《拾遗录》者，盖即今《记》，前有萧绮序，言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当苻秦之际，典章散灭，此书亦多有亡，绮更删繁存实，合为一部，凡十卷。今书前九卷起庖牺迄东晋，末一卷则记昆仑等九仙山，与序所谓“事迄西晋之末”者稍不同。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萧绮之录亦附会，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二）以为“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
以下又有三段引文，分别出于《拾遗记》的卷一、卷六和卷十。
今天能看到的《拾遗记》，最早的也已经是明朝的刻本，例如世德堂翻宋本、《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以及《稗海》本等等，都不算很好。明朝人整理古籍，刻书，态度往往不大认真，对待无足轻重的小说类著作，尤其相当随意——例如最重要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明人辑录并刻印之本就是“一本半真半假的书籍”，所以很有必要再加校勘，甚至有必要重新辑录。
重校或新辑的主要办法就是从唐宋类书、古籍注释和其他比较早而可靠的古书中搜集有关的遗文，拿来与明、清刻本的古小说加以对勘，或另行整理成书。鲁迅为了深入地研究小说史，曾经花很大的力气做这件工作。即以《拾遗记》而言，他就从《北堂书钞》、《初学记》、《酉阳杂俎》中录出佚文九十九条，作为校勘材料之一部。可惜这一工作他没有能够做到底。
鲁迅没有来得及做完的学术项目有多种。如果不是更紧迫的工作和战斗花费了他太多的精力，作为学者的鲁迅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而他那些没有做完的事情，现在很应当有人接着往下做，实在都是些很有意义的项目。
鲁迅抄录的《拾遗记》遗文和另外一批同类的材料合称《小说备校》，现存手稿四十四页，写在绍兴府中学堂的试卷纸上，应是鲁迅辛亥革命前夜在故乡绍兴任教、业余从事小说史研究时的一个工作本。其中有十来行周作人的笔迹。这份材料长期保存在周作人手里，已有散逸，后来首先由唐弢先生编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１９５２年版）；其手稿今有影印本，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三函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新的整理本则收入《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小说备校》涉及以下七部整本传世之中古小说的集外异文佚句，间有校勘性按语，它们是——
干宝 《搜神记》 五十九条
旧题陶潜 《搜神后记》 十五条
旧题东方朔《十洲记》 三十一条
旧题东方朔《神异经》 三十五条
刘敬叔 《异苑》 七十条
王嘉 《拾遗记》 九十九条
旧题郭宪 《洞冥记》 三十六条
这四十四页手稿大约是一百年前鲁迅手录本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在原稿的天头上记有顺序号，《搜神记》为二，《搜神后记》为三，《十洲记》为五，《神异经》为六，《异苑》为八；《拾遗记》、《洞冥记》无标号，而《洞冥记》后面还有一页，又是《拾遗记》。由此可知至少已缺失标号为一、四、七等几种，全稿的顺序可能也略有错乱。
鲁迅这方面的工作与他当时从事《古小说钩沉》有着明确的分工，两者相辅而行。《古小说钩沉》专收已经亡佚、无整本流传之古小说的遗文；而《小说备校》则是就未亡诸书搜集异文，准备彻底加以校勘。所以前者题曰《钩沉》，而后者称为《备校》。鲁迅整理中古时代的小说看来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可惜未及完成：《古小说钩沉》未作最后加工，《小说备校》则备而未校，资料的搜集也还只及于少数几种类书和杂著。
今人整理晋人小说时都很注意校勘和辑补，例如汪绍楹先生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学津讨源》本为底本，校勘甚详，并有补辑，其中也采用了鲁迅所用诸书中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工作为后来者导乎先路；齐治平先生校注的《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世德堂翻宋本为底本，校以他本，又“用了一些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类说》、《绀珠集》等。还有罗泌《路史》及其子罗苹注，屡引本书，也曾用以参校”，工作思路均与鲁迅所见不约而同。但齐先生似未能利用鲁迅先前积累的材料。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一般都不大注意鲁迅，总觉得他是一位新文学家，是写小说和杂文的，当然也研究小说史，至于他的古籍整理成果，则很容易忽略过去。请试举一例说明这种疏忽带来的损失。周氏兄弟从《酉阳杂俎》卷四辑得《拾遗记》集外佚文一则：“汉武时，因墀国使（这里可能脱去一字，如‘云’之类）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泽；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水外。”按《拾遗记》的分卷办法，这一则当列入卷五“前汉上”，无之；齐先生辑得集外佚文十三则，其中也没有这一则，建议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