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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化,中国正在迎来资本输出的新时代。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同期,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447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其中9月当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1亿美元,同比增长1.9%;同期,中国境内投资者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7.9亿美元,同比增长90.5%。依照这样的速度计算,中国对外投资极有可能在年内超过吸收外资,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在近日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14全球年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也谈及了相关议题。他表示,未来两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超过利用外资额,逐渐进入资本输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不是将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是完成中国从贸易大国向强国转变,继续走好“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同一会议上,前央行行长、IFF理事长戴相龙亦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实体经济高度开放的客观需要,有利于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他并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时间表,中国会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金融发展状况,逐步推进并加快国际化进程。
从近两年的动作看,中国政府在推动资本输出方面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功夫。项目层面上,高铁输出几乎成为国家领导人外访时必提的合作,中国企业趁势在海外斩获了不少订单,带动中国产能和技术向外输出;资本层面上,中国牵头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进入落实阶段,各方于不久前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金融层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在海外快速扩展,已被英国央行接纳为储备货币,欧洲央行与澳大利亚也在讨论类似计划。这种多个层面齐头并进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中国资本登上国际舞台,为正在到来的资本输出时代做准备。
不过,如果只是单方面推动中国资本在海外扩张,可能并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到来。不论在整体战略,还是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上,中国决策层都应当做出更加系统的安排,统筹好海外资本扩张和国内制度改革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推动资本输出方面,虽有各个层面的举措,但仍无系统性安排;在促进海外投资和推动国内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上,也缺乏沟通和协调,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诸多不便。
对于前者,包括安邦在内的一些机构,多次呼吁推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系统性地梳理各项改革与政策,做到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输出五位一体,相互配合,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其他国家的抵触情绪;对于后者,与人民币和中国资本在海外快速扩展的局面相比,中国国内的资本项目改革与外商投资改革仍显保守,难以满足“资本走出去,资产带回来”的市场需求。尤其是一些很细节但很重要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比如放开外籍管理人员持股,以及对被收购外资企业的认定等。这些上至顶层设计,下至政府管理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在不断实践中,通过简政放权与立法的方式予以解决。这一方面,中国资本输出时代的愿景虽然宏伟,但难言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有鉴于此,尤其基于中国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一既定趋势,决策层需要将相关议题提到更高层面,有条理、有序地支持中国资本对外输出;在新的框架下,对外汇储备使用、人民币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以及国际贸易与收支平衡等议题,展开新的讨论;并基于新的情境,分析资本输出对中国经济、政府财政与市场监管的影响。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趋势既定,未雨绸缪。
总之,中国资本输出的时代很快到来,中国政府与市场都需要做好准备。上至顶层设计,下至具体而微的政府管理,都需要做出系统性的调整。中国需要做好應对资本输出时代的准备,而决策层与政府的应对将是关键一环。 (安邦咨询供稿)
在近日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14全球年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也谈及了相关议题。他表示,未来两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超过利用外资额,逐渐进入资本输出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不是将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是完成中国从贸易大国向强国转变,继续走好“贸易顺差+资本净流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同一会议上,前央行行长、IFF理事长戴相龙亦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实体经济高度开放的客观需要,有利于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他并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时间表,中国会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金融发展状况,逐步推进并加快国际化进程。
从近两年的动作看,中国政府在推动资本输出方面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功夫。项目层面上,高铁输出几乎成为国家领导人外访时必提的合作,中国企业趁势在海外斩获了不少订单,带动中国产能和技术向外输出;资本层面上,中国牵头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进入落实阶段,各方于不久前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金融层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在海外快速扩展,已被英国央行接纳为储备货币,欧洲央行与澳大利亚也在讨论类似计划。这种多个层面齐头并进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中国资本登上国际舞台,为正在到来的资本输出时代做准备。
不过,如果只是单方面推动中国资本在海外扩张,可能并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到来。不论在整体战略,还是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上,中国决策层都应当做出更加系统的安排,统筹好海外资本扩张和国内制度改革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推动资本输出方面,虽有各个层面的举措,但仍无系统性安排;在促进海外投资和推动国内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上,也缺乏沟通和协调,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诸多不便。
对于前者,包括安邦在内的一些机构,多次呼吁推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系统性地梳理各项改革与政策,做到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输出五位一体,相互配合,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其他国家的抵触情绪;对于后者,与人民币和中国资本在海外快速扩展的局面相比,中国国内的资本项目改革与外商投资改革仍显保守,难以满足“资本走出去,资产带回来”的市场需求。尤其是一些很细节但很重要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比如放开外籍管理人员持股,以及对被收购外资企业的认定等。这些上至顶层设计,下至政府管理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在不断实践中,通过简政放权与立法的方式予以解决。这一方面,中国资本输出时代的愿景虽然宏伟,但难言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有鉴于此,尤其基于中国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一既定趋势,决策层需要将相关议题提到更高层面,有条理、有序地支持中国资本对外输出;在新的框架下,对外汇储备使用、人民币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以及国际贸易与收支平衡等议题,展开新的讨论;并基于新的情境,分析资本输出对中国经济、政府财政与市场监管的影响。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趋势既定,未雨绸缪。
总之,中国资本输出的时代很快到来,中国政府与市场都需要做好准备。上至顶层设计,下至具体而微的政府管理,都需要做出系统性的调整。中国需要做好應对资本输出时代的准备,而决策层与政府的应对将是关键一环。 (安邦咨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