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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研究旨在考察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对中国大学生他族外显和内隐态度的影响。实验一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评估中国大学生对本族（中国）和他族（非洲和欧洲）的内隐态度。实验二要求有他族接触经验的中国大学生进行积极、中性或消极的想象接触，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和外显态度问卷评估他们对非洲人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结果发现，相较于他族，中国大学生对本族的内隐态度更积极，而且他们对欧洲人的态度比对非洲人更为积极。他族想象接触经验能改善个体对他族的内隐态度。只有当他族接触经验较少时，想象接触能改善个体对他族的外显态度。
关键词先前接触;想象接触;经验;外显态度;内隐态度
分类号B848.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6.005
1引言
中国作为新兴的国际移民流入地，种族态度研究既有实践需要，也有理论意义。在实践方面，种族态度会影响国家政策的施行。近年外籍人员来华增幅加速，据联合国估算，从2005年到2019年移居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从54.3万增长到72.03万（王辉耀， 苗绿， 2018），增幅超过30%。在理论方面，现有研究的文化背景较为单一。以往的种族态度理论都是以西方为主流文化背景，研究发现白人对非裔（Dovidio， Kawakami， & Gaertner， 2002）、亚裔（Parks & Yoo， 2016）存在消极的种族态度。而且即使相似的西方主流文化下个体对外族态度的变化也有差异，例如加拿大和美国的当地白人对外族移民的态度分别出现了好转和恶化的趋势 （Bilodeau， Turgeon， & Karakoc， 2012; Craig & Richeson， 2014）。这意味着， 在亚洲文化背景下， 评估当前中国人对白人、黑人的种族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改善种族态度，不仅能丰富种族态度理论，也有利于国际间的友好往来。
种族态度包括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外显态度是个体能够意识并报告出来的态度，通常用自陈式量表或问卷测量。但个体的外显态度与其实际行为并不一致，个体对他族的外显态度会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而无法真实体现（Mahonen， Jasinskaja-Lahti， Liebkind， & Finell， 2010）。因此研究者采用Greenwald等人（1998）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测量内隐态度。内隐态度是个体不能意识到或不愿表达的态度。内隐联想测验中，种族概念与优劣属性之间的联结强度差异可客观反映个体对他族的真实态度，与实际行为大多一致。以往研究发现，当使用仅保留面孔内部特征的黑白图片为种族概念刺激时，内隐联想测验与其他内隐态度测验有较高的一致性、稳定性和聚合效度（Cunningham， Preacher， & Banaji， 2001）， 并且在不同种族人群中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Blair， Judd， Havranek， & Steiner， 2010）。个体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可能会出现差异与变化， 通常内隐态度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度更高 （Lansu， 2018）。
无论是外显态度，还是内隐态度，都会受到个体与他族人群的实际接触经验的影响。一项关于群际接触的515个研究的元分析发现，不同群体间的接触能够有效减少个体对外群体的偏见（Pettigrew & Tropp， 2006）。这种接触的影响是双向的，不仅白人与黑人的接触经验能够改善白人对黑人的外显、 内隐态度（Onyeador et al.， 2019），黑人与其他种族人群的接触经验也能改善黑人对非黑人的偏见（Irizarry， 2013）。少量关于亚裔的研究也发现，白人与美国亚裔的接触经验能改善对亚洲人的态度（Dinh， Weinstein， Nemon， & Rondeau， 2008），美国亚裔与黑人间的接触经验能够改善双方对彼此的态度 （Bowman & Stewart， 2014）。 国内相关研究大多关注民族和外来务工者的态度改善研究，如实际接触能改善汉族中小学生对少数民族的态度（曲映蓓， 辛自强， 2016），接触经验能改善上海本地人与外来人员对彼此的态度（陈欣月， 崔丽娟， 2017）。但国内鲜有关于实际接触对种族态度影响的相关研究。
除实际接触经验外，想象接触经验也会影响种族态度。已有研究发现，积极的想象接触经验能够有效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改善群际关系（Miles & Crisp， 2014）。这种想象接触是指通过想象群际积极互动的情景，激发愉悦的心情（Crisp， Stathi， Turner， & Husnu， 2009）。美國、意大利、墨西哥等早期种族交流频繁国家的研究已证明，积极的想象接触经验可以有效减少种族偏见（Harwood， Paolini， Joyce， Rubin， & Arroyo， 2011; Vezzali， Capozza， Giovannini， & Stathi， 2011; Stathi & Crisp， 2008）。国内关于汉族和维吾尔族（尧丽， 于海涛， 段海军， 乔亲才， 2015）、异性恋和同性恋（周星霖， 朱欢， 李放， 2020）等研究也发现，积极的想象接触对外群体态度有改善作用。但国内关于想象接触对种族态度影响的研究仍不足。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种族接触经验对中国大学生他族人群态度的影响。实验一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评估中国大学生的种族内隐态度。将被试随机分组，其中一组测量个体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内隐态度，另一组测量个体对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实验二考察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对大学生他族人群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影响。 2实验一：中国大学生对不同种族群体的内隐态度
2.1方法
2.1.1被试
某中国大学92名（男33人）大学生参加本实验，年龄为19.59±1.39岁。他们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从未参加过类似实验。被试随机分成两组，每组46人，其中一组完成“中国人-欧洲人”的内隐联想测验，另一组完成“中国人-非洲人”的内隐联想测验。实验结束后，被试会获得一定的报酬。本研究得到了该校心理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1.2设计
采用单因素（他族：欧洲人VS.非洲人）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内隐态度得分（D分数）。采用Greenwald等人（2003）的内隐联想测验，分别获得与消极词汇、积极词汇联结任务的平均反应时，用前者减去后者，再将差值除以所有正确反应的反应时的标准差，即D分数。若D分数大于0且越大，则代表被试的内隐态度越积极;反之，D分数小于0且越小，表示被试的內隐态度越消极。
2.1.3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概念刺激和属性刺激。内隐联想测验通过分类任务来测量两类刺激间自动化联系的程度，从而测量个体对目标群体的内隐态度。
概念刺激：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发展实验室面孔库中选取中国人、欧洲人、非洲人面孔，各24张（均男女各半）。使用Adobe Photoshop CS5对面孔图片进行图像处理，去除面孔的头发、胡子等外部特征，使用椭圆形框出面孔，避免因外部特征和面孔形状大小等因素干扰被试判断，如图1所示。
属性刺激：包括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各24个。首先，通过网络问卷让20名大学生（不参与正式实验）对描述个人特点的96个常见属性词（积极和消极各占一半）进行李克特5点评分，5表示最积极，1表示最消极。然后计算每个词的平均分，选择评分最高的24个作为积极词汇（4.20±0.21），评分最低的24个作为消极词汇（1.87±0.33），t（47）=20.57， p<0.001，见表1。
2.1.4程序
“中国人-欧洲人”程序：用E-prime 2.0 软件编程。根据Greenwald等人（2003）的范式，程序包括7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呈现刺激前，会呈现相应的指导语，指示归类标准及相应按键。每一试次，首先屏幕中央呈现一个400ms的“+”，紧接着在屏幕中央呈现面孔或词汇，直至被试按键反应。在练习阶段，按键后将给予300ms的反馈，按键正确则显示绿色的“正确”，按键错误则显示红色的“错误”。具体程序见表2。
“中国人-非洲人”程序：与“中国人-欧洲人”程序类似，将按键反应对象中的“欧洲人”及欧洲人面孔分别替换为 “非洲人”及非洲人面孔。
2.1.5数据处理
按照Greenwald等人（2003）的方法，仅分析正式测验阶段数据。先删除反应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数据，再删除反应时小于300 ms 和超过3000 ms的试次，然后计算D分数并剔除D分数在三个标准差范围之外的数据。最终保留98.96%的有效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2.2结果与分析
通过分析种族分类的练习试次，我们发现被试对中国人（96%±4%）、欧洲人（96%±4%）、非洲人（98%±2%）的分类准确率均在95%以上，这意味着本实验中的面孔具有种族代表性，被试能准确分类。
如表3，被试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得分均大于0，对中国人的印象较好;被试对欧洲人、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得分均小于0，对欧洲人、非洲人的印象较差。被试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比对欧洲人（t（45）=2.29， p<0.05， Cohens d=0.65）、非洲人（t（45）=6.26， p<0.005， Cohens d=1.72）都更为积极。
以被试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得分作为基准线，分别计算对欧洲人或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得分与其差值。若差值小于0且越小，则代表个体对目标人群的内隐态度越消极。结果发现，相较欧洲人（-0.20±0.59），被试对非洲人（-0.55±0.59）的内隐态度更为消极，t（45）=2.82， p<0.01， Cohens d=0.59。
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对不同种族人群的内隐态度有明显差异：相较于他族，中国大学生对本族的态度更为积极;对于他族来说，中国大学生对欧洲人的态度比对非洲人更为积极。
3实验二：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对他族态度的影响
3.1方法
3.1.1被试
某中国大学60名（男31人）大学生参加本实验，年龄为20.80±1.18岁。除了与非洲人有接触经验，其他标准和实验一相同。被试随机分成三组，每组20人，分别完成不同的想象接触任务（积极VS.中性VS.消极）。
3.1.2设计
采用2（先前接触经验：高分组 VS.低分组）×3（想象接触类型：积极 VS.中性 VS.消极）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得分。外显态度得分越高，代表外显态度越积极。根据先前接触经验量表总分的中位数，将被试分为高分组（先前接触经验多）和低分组（先前接触经验少）。
3.1.3材料
先前接触经验量表：采用Voci等（2003）使用的7点评分量表。询问被试之前与非洲人的接触情况。包括5个题目：对于非洲人你知道多少？在日常生活中，你多久会遇到非洲人一次？在日常生活中，你和非洲人的交往频繁吗？在日常生活中，你和非洲人的接触多吗？你与非洲人的接触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
外显态度量表：采用Husnu等（2010）使用的7点评分量表。让被试根据对非洲人的一般感觉，对非洲人进行两级维度的评分。包括6个题目：冷酷vs热情;消极vs积极;敌对vs友好;怀疑vs信任;轻蔑vs尊敬;厌恶vs钦佩。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 内隐态度测量材料：使用Karpinski等人（2006）的单侧内隐联想测验，可测量被试对单一目标群体的内隐态度。概念刺激包括14张非洲人面孔图片（男女各半），属性刺激包括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各10个，见表4。
3.1.4程序
（1） 先前接触经验测量。 被试填写先前接触经验量表。 根据量表得分的中位数将被试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每组各30人。 高分组 （20.03±2.24） 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 （14.07±2.29）， t（58）=10.22， p<0.001。
（2） 想象接触经验操纵。 根据以往研究， 被试想象接触的时间为1分钟 （Husnu & Crisp， 2010）。积极组的指导语为：“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进行想象，在你回家的火车上，你的身边坐着一位非洲人，你们交谈得很愉快。想象一下你们都聊了什么？”中性组的指导语为：“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进行想象，在你回家的火车上，你在看窗外的风景，想象一下你都看到了什么？”消極组与积极组的指导语类似，但将关键的情绪指示词“愉快”改成了“不愉快”。在被试理解指导语后，开始计时1分钟的想象。想象结束后，给被试提供纸笔，让被试记录下刚才想象的内容，证明被试有根据指导语进行相应的想象。
（3） 内隐态度测量。根据Karpinski等人（2006）的范式，程序包括4个阶段。每阶段及每试次的呈现标准同实验一。具体程序模式见表5。
（4） 外显态度测量。被试填写外显态度量表。
3.1.5数据处理
按照Karpinski等人（2006）的方法，仅分析正式测验阶段数据。删除反应时小于300ms 和超过1500ms的试次。最终保留93.54%的有效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3.2结果与分析
想象接触后，不同先前接触经验的被试对非洲人的外显、内隐态度得分如表6所示。
3.2.1外显态度得分
将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的外显态度得分进行2（先前接触经验：高分组vs.低分组）×3（想象接触类型：积极vs.中性vs.消极）方差分析，发现先前接触经验的主效应显著，F（1，54）=10.39， p<0.05， η2p=0.16，高分组（28.40±5.53）的外显态度显著高于低分组（24.30±4.88）， t（58）=3.05， p<0.01。想象接触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2，54）=1.57， p>0.05，积极组（27.90±3.52）、中性组（25.25±6.87）、消极组（25.90±5.71）的外显态度无显著差异。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54）=3.94， p<0.05， η2p=0.1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于高分组来说，想象类型对外显态度无显著影响，F（2，27）=1.60， p>0.05。对于低分组来说，想象类型对外显态度有显著影响，F（2，27）=4.54， p<0.05。进行事后比较（SNK）发现，积极组、消极组的外显态度均显著高于中性组（ps<0.05）。对于积极组、中性组来说，高分组的外显态度显著高于低分组（ps<0.05）;对于消极组来说，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外显态度无显著差异（p>0.05）。
上述结果表明，先前接触经验能影响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的外显态度。先前他族接触经验更多的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有更积极的外显态度。此外，想象接触对外显态度的影响视个体的先前接触经验而定，在先前接触经验多的情况下，想象接触对外显态度无影响，但在先前接触经验少的情况下，无论进行何种想象接触后，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都有更积极的外显态度。
3.2.2内隐态度得分
对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得分进行2（先前接触经验：高分组vs.低分组）×3（想象接触类型：积极vs.中性vs.消极）方差分析，发现先前接触经验的主效应显著，F（1，54）=6.64， p<0.05， η2p=0.11，高分组（0.01±0.44）的内隐态度显著高于低分组（-0.30±0.50）， t（58）=2.50， p<0.05。想象接触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54）=3.43， p<0.05， η2p=0.11。进行事后比较（SNK）发现，除积极组的内隐态度显著高于消极组（p<0.05），其他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s>0.05）。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54）=0.29， p>0.05。
上述结果表明，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均能影响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先前接触经验更多的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相较消极想象接触，进行积极想象接触后的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
4讨论
本研究获得了三个发现。
第一，中国大学生对不同种族人群的内隐态度有明显差异：相较于他族，中国大学生对本族的态度更为积极;对于他族来说，中国大学生对欧洲人的态度比对非洲人更为积极。
第二，先前接触经验会影响中国大学生对他族人群的外显和内隐态度。先前接触经验多的被试，对非洲人的外显、内隐态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先前接触经验少的被试。
第三，在先前接触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想象接触后的中国大学生对他族人群有更积极的外显态度。不论先前接触经验如何，只有在积极想象接触后的个体对非洲人的内隐态度较为积极。
本研究的实验一发现中国大学生对本族人群的态度较积极，对外族人群的态度较消极。与以往研究（Wang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6）一致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表现出了积极的内隐态度，不仅对欧洲人表现出消极的内隐态度，而且对非洲人也表现出消极的内隐态度。梁颖超等人（2016）使用被试间设计，以肤色作为分类标签，也发现中国人对黄种人的内隐态度好于白人和黑人。考虑到肤色会干扰种族分类，从而影响内隐态度（Stepanova & Strube， 2012）。本研究以地域作为分类标签，避免因肤色干扰而影响内隐态度得分。 本研究的實验一还发现中国人对他族人群的内隐态度也存在差异，而且对欧洲人的内隐态度好于非洲人。这一结果与Blair等（2010）在美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类似，同样是外族人群，白人对非裔的内隐态度好于拉丁裔。这表明个体的种族内隐态度不仅会受到内、外族群分类的影响（Axt， Moran， & Bar-Anan， 2018），而且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的发现可从个体本身与刺激材料两个角度进行解释。
首先，从个体本身的接触经验来说，适度的他族接触经验会减少种族的内隐偏见（Pettigrew & Tropp， 2006）。与非洲人相比，中国大学生在日常交往或社交媒体上与欧洲人有较多的接触经验，这可能是他们对欧洲人的内隐态度好于非洲人的原因之一。但本研究并未对被试与两类种族的接触经验进行测量，若要明确得出此推论，仍需在未来的研究中测量并比较两类种族的接触经验的多少。
其次，从个体本身的社会动机来说，种族态度还会受到他族群体地位的影响（Stern & Axt， 2018）。个体倾向于对地位高的群体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对地位低的群体有更消极的内隐态度。Qian等人（2016）发现，中国成年人的他族内隐态度易受到他族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者认为，中国成人觉得白人的社会地位高于黑人，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中国成人对黑人有消极的内隐态度，而对白人却没有。
第三，从刺激材料的物理属性来说，以面孔图片作为刺激材料的内隐联想测验会受到种族肤色的影响。肤色深浅本身带有优劣属性的联系，即欧洲人的白皮肤带有积极属性，非洲人的黑肤色带有消极属性（Jablonski， 2021）。这种优劣关联通过改变种族分类速度，进而影响内隐态度（Stepanova & Strube， 2012）。本研究采用黑白面孔图片作为刺激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此影响因素。
最后，从刺激材料的社会属性来说，面孔吸引力对内隐态度可能有一定的影响。Lorenzo等（2010）认为，个体会对具有更高吸引力的人做出更加正性的评价，认为他们具有更多积极的人格特质。但这种影响可能并不会干扰内隐联想测验的结果。Stepanova等（2017）认为，个体对面孔的种族分类判断和吸引力判断是彼此独立的，他们在判断过程中可能注意面孔不同特征或给予不同权重。而内隐联想测验以种族分类判断的反应时为指标，进行内隐态度的计算，这避免了吸引力判断的干扰。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面孔吸引力和内隐态度的关系。将来以面孔为刺激材料的内隐态度研究可以对作为潜在影响因素的吸引力进行控制，也可以深入探究吸引力对态度的具体影响模式。上述影响因素是中国大学生对他族人群有不同内隐态度的可能原因，这意味着未来种族态度研究的多方向性，以及对更多特定群体（如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内隐态度研究及其差异成因探究的必要性。
本研究的实验二探讨先前接触经验对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影响，发现先前接触经验对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均有显著影响。先前接触经验多的被试，对非洲人的外显、内隐态度得分均高于先前接触经验少的被试，这与Voci等（2003）的研究结果相符，较多的先前接触经验能够改善种族态度。Qian等（2017）发现在中国学习的非洲大学生与中国人进行日常接触后，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发生了稳定而持久的改善，外显态度却并无改变。而Burke等（2017）发现医学院中的白人、亚裔、西班牙裔等大学生在与非裔美国人接触后，对非裔美国人有了更积极的外显态度。本研究发现接触经验同时作用于外显与内隐态度。不同种族群体通过实际接触减少焦虑，从而改善种族态度（Voci & Hewstone， 2003）。其中，外显和内隐态度改变的速度是不一致的，且二者能够相互影响、变化（Whitfield & Jordan， 2009），这种影响和变化是稳定、长期的（Charlesworth & Banaji， 2019）。未来的研究可在现有态度分类的基础上，探究接触经验对态度改善的关键时间点以及作用时间周期，对态度改变的具体过程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的实验二还探讨了想象接触经验对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影响。
第一，对于外显态度而言，在先前接触经验丰富的情况下，想象接触对外显态度无效;在先前接触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想象接触能够提高被试的外显态度。在Stathi等（2014）的研究中，相较对照组，白人儿童在想象与亚裔儿童进行接触后，对亚裔儿童表现出了更积极的外显态度。本研究对中国大学生进行研究，仅在先前接触经验不足的被试中，发现了想象接触对外显态度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与Brambilla等人（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若个体先前接触经验较为丰富，已经具有积极的外显态度，便很难再用想象接触进一步提高。
第二，对于内隐态度而言，不论先前接触经验如何，相较中性想象，积极想象对内隐态度均表现出了改善的趋势。这一趋势与Turner等（2010）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相较控制组，进行想象接触后的被试对外群体表现出了更积极的内隐态度。本研究中， 相较于中性想象接触后的被试， 积极想象接触和消极想象接触后的被试对非洲人的内隐态度表现出了相反的趋势，这与Husnu等 （2019） 的研究结论一致，积极和消极的想象接触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实际接触经验与想象接触经验在影响态度的作用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影响态度的共性上，想象接触经验与先前接触经验有相似的作用机制，二者都通过减少焦虑（Crisp et al.， 2010）、采择外群体观点（Husnu & Crisp， 2015），从而改善个体对他族群体的态度。在影响态度的差异上，首先，想象接触是一系列接触干预措施的第一步（Crisp & Turner， 2009），以此缓解焦虑，为直接接触做好准备（Birtel & Crisp， 2012）。其次，实际接触经验对改善外显态度的作用较大，而想象接触经验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尧丽等， 2015）。第三，想象接触经验对内隐态度的作用不受先前接触经验的影响（尧丽等， 2015; Vezzali et al.， 2011），这可能是由于两者通过不同中介来影响态度。比如，自我表露是想象接触经验影响态度的重要中介（Vezzali et al.， 2011），而外群体信任和同理心是实际接触经验影响态度的重要中介（Pagotto & Voci， 2013）。因此，进一步明确两种接触经验对种族态度发生作用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为研究者、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增进群际关系的有效策略。 本研究在亞洲文化背景下同样发现了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的作用，丰富了种族态度研究的文化背景。本研究还发现先前接触经验能够有效改善个体对他族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其中想象接触经验在改善种族外显态度中有补充作用，不同于对种族内隐态度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想象接触研究的重要性，将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如何将想象接触和实际接触结合运用于实践。
5结论
中国大学生对不同种族人群的内隐态度有明显差异。先前接触经验能够改善个体对他族人群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在先前接触经验较少的情况下，进行想象接触能改善个体对他族人群的外显态度。不论先前接触经验如何，想象接触经验均能够改善个体对他族人群的内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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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前接触;想象接触;经验;外显态度;内隐态度
分类号B848.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6.005
1引言
中国作为新兴的国际移民流入地，种族态度研究既有实践需要，也有理论意义。在实践方面，种族态度会影响国家政策的施行。近年外籍人员来华增幅加速，据联合国估算，从2005年到2019年移居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从54.3万增长到72.03万（王辉耀， 苗绿， 2018），增幅超过30%。在理论方面，现有研究的文化背景较为单一。以往的种族态度理论都是以西方为主流文化背景，研究发现白人对非裔（Dovidio， Kawakami， & Gaertner， 2002）、亚裔（Parks & Yoo， 2016）存在消极的种族态度。而且即使相似的西方主流文化下个体对外族态度的变化也有差异，例如加拿大和美国的当地白人对外族移民的态度分别出现了好转和恶化的趋势 （Bilodeau， Turgeon， & Karakoc， 2012; Craig & Richeson， 2014）。这意味着， 在亚洲文化背景下， 评估当前中国人对白人、黑人的种族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改善种族态度，不仅能丰富种族态度理论，也有利于国际间的友好往来。
种族态度包括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外显态度是个体能够意识并报告出来的态度，通常用自陈式量表或问卷测量。但个体的外显态度与其实际行为并不一致，个体对他族的外显态度会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而无法真实体现（Mahonen， Jasinskaja-Lahti， Liebkind， & Finell， 2010）。因此研究者采用Greenwald等人（1998）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测量内隐态度。内隐态度是个体不能意识到或不愿表达的态度。内隐联想测验中，种族概念与优劣属性之间的联结强度差异可客观反映个体对他族的真实态度，与实际行为大多一致。以往研究发现，当使用仅保留面孔内部特征的黑白图片为种族概念刺激时，内隐联想测验与其他内隐态度测验有较高的一致性、稳定性和聚合效度（Cunningham， Preacher， & Banaji， 2001）， 并且在不同种族人群中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Blair， Judd， Havranek， & Steiner， 2010）。个体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可能会出现差异与变化， 通常内隐态度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度更高 （Lansu， 2018）。
无论是外显态度，还是内隐态度，都会受到个体与他族人群的实际接触经验的影响。一项关于群际接触的515个研究的元分析发现，不同群体间的接触能够有效减少个体对外群体的偏见（Pettigrew & Tropp， 2006）。这种接触的影响是双向的，不仅白人与黑人的接触经验能够改善白人对黑人的外显、 内隐态度（Onyeador et al.， 2019），黑人与其他种族人群的接触经验也能改善黑人对非黑人的偏见（Irizarry， 2013）。少量关于亚裔的研究也发现，白人与美国亚裔的接触经验能改善对亚洲人的态度（Dinh， Weinstein， Nemon， & Rondeau， 2008），美国亚裔与黑人间的接触经验能够改善双方对彼此的态度 （Bowman & Stewart， 2014）。 国内相关研究大多关注民族和外来务工者的态度改善研究，如实际接触能改善汉族中小学生对少数民族的态度（曲映蓓， 辛自强， 2016），接触经验能改善上海本地人与外来人员对彼此的态度（陈欣月， 崔丽娟， 2017）。但国内鲜有关于实际接触对种族态度影响的相关研究。
除实际接触经验外，想象接触经验也会影响种族态度。已有研究发现，积极的想象接触经验能够有效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改善群际关系（Miles & Crisp， 2014）。这种想象接触是指通过想象群际积极互动的情景，激发愉悦的心情（Crisp， Stathi， Turner， & Husnu， 2009）。美國、意大利、墨西哥等早期种族交流频繁国家的研究已证明，积极的想象接触经验可以有效减少种族偏见（Harwood， Paolini， Joyce， Rubin， & Arroyo， 2011; Vezzali， Capozza， Giovannini， & Stathi， 2011; Stathi & Crisp， 2008）。国内关于汉族和维吾尔族（尧丽， 于海涛， 段海军， 乔亲才， 2015）、异性恋和同性恋（周星霖， 朱欢， 李放， 2020）等研究也发现，积极的想象接触对外群体态度有改善作用。但国内关于想象接触对种族态度影响的研究仍不足。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种族接触经验对中国大学生他族人群态度的影响。实验一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评估中国大学生的种族内隐态度。将被试随机分组，其中一组测量个体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内隐态度，另一组测量个体对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实验二考察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对大学生他族人群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影响。 2实验一：中国大学生对不同种族群体的内隐态度
2.1方法
2.1.1被试
某中国大学92名（男33人）大学生参加本实验，年龄为19.59±1.39岁。他们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从未参加过类似实验。被试随机分成两组，每组46人，其中一组完成“中国人-欧洲人”的内隐联想测验，另一组完成“中国人-非洲人”的内隐联想测验。实验结束后，被试会获得一定的报酬。本研究得到了该校心理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1.2设计
采用单因素（他族：欧洲人VS.非洲人）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内隐态度得分（D分数）。采用Greenwald等人（2003）的内隐联想测验，分别获得与消极词汇、积极词汇联结任务的平均反应时，用前者减去后者，再将差值除以所有正确反应的反应时的标准差，即D分数。若D分数大于0且越大，则代表被试的内隐态度越积极;反之，D分数小于0且越小，表示被试的內隐态度越消极。
2.1.3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概念刺激和属性刺激。内隐联想测验通过分类任务来测量两类刺激间自动化联系的程度，从而测量个体对目标群体的内隐态度。
概念刺激：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发展实验室面孔库中选取中国人、欧洲人、非洲人面孔，各24张（均男女各半）。使用Adobe Photoshop CS5对面孔图片进行图像处理，去除面孔的头发、胡子等外部特征，使用椭圆形框出面孔，避免因外部特征和面孔形状大小等因素干扰被试判断，如图1所示。
属性刺激：包括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各24个。首先，通过网络问卷让20名大学生（不参与正式实验）对描述个人特点的96个常见属性词（积极和消极各占一半）进行李克特5点评分，5表示最积极，1表示最消极。然后计算每个词的平均分，选择评分最高的24个作为积极词汇（4.20±0.21），评分最低的24个作为消极词汇（1.87±0.33），t（47）=20.57， p<0.001，见表1。
2.1.4程序
“中国人-欧洲人”程序：用E-prime 2.0 软件编程。根据Greenwald等人（2003）的范式，程序包括7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呈现刺激前，会呈现相应的指导语，指示归类标准及相应按键。每一试次，首先屏幕中央呈现一个400ms的“+”，紧接着在屏幕中央呈现面孔或词汇，直至被试按键反应。在练习阶段，按键后将给予300ms的反馈，按键正确则显示绿色的“正确”，按键错误则显示红色的“错误”。具体程序见表2。
“中国人-非洲人”程序：与“中国人-欧洲人”程序类似，将按键反应对象中的“欧洲人”及欧洲人面孔分别替换为 “非洲人”及非洲人面孔。
2.1.5数据处理
按照Greenwald等人（2003）的方法，仅分析正式测验阶段数据。先删除反应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数据，再删除反应时小于300 ms 和超过3000 ms的试次，然后计算D分数并剔除D分数在三个标准差范围之外的数据。最终保留98.96%的有效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2.2结果与分析
通过分析种族分类的练习试次，我们发现被试对中国人（96%±4%）、欧洲人（96%±4%）、非洲人（98%±2%）的分类准确率均在95%以上，这意味着本实验中的面孔具有种族代表性，被试能准确分类。
如表3，被试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得分均大于0，对中国人的印象较好;被试对欧洲人、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得分均小于0，对欧洲人、非洲人的印象较差。被试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比对欧洲人（t（45）=2.29， p<0.05， Cohens d=0.65）、非洲人（t（45）=6.26， p<0.005， Cohens d=1.72）都更为积极。
以被试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得分作为基准线，分别计算对欧洲人或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得分与其差值。若差值小于0且越小，则代表个体对目标人群的内隐态度越消极。结果发现，相较欧洲人（-0.20±0.59），被试对非洲人（-0.55±0.59）的内隐态度更为消极，t（45）=2.82， p<0.01， Cohens d=0.59。
上述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对不同种族人群的内隐态度有明显差异：相较于他族，中国大学生对本族的态度更为积极;对于他族来说，中国大学生对欧洲人的态度比对非洲人更为积极。
3实验二：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对他族态度的影响
3.1方法
3.1.1被试
某中国大学60名（男31人）大学生参加本实验，年龄为20.80±1.18岁。除了与非洲人有接触经验，其他标准和实验一相同。被试随机分成三组，每组20人，分别完成不同的想象接触任务（积极VS.中性VS.消极）。
3.1.2设计
采用2（先前接触经验：高分组 VS.低分组）×3（想象接触类型：积极 VS.中性 VS.消极）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得分。外显态度得分越高，代表外显态度越积极。根据先前接触经验量表总分的中位数，将被试分为高分组（先前接触经验多）和低分组（先前接触经验少）。
3.1.3材料
先前接触经验量表：采用Voci等（2003）使用的7点评分量表。询问被试之前与非洲人的接触情况。包括5个题目：对于非洲人你知道多少？在日常生活中，你多久会遇到非洲人一次？在日常生活中，你和非洲人的交往频繁吗？在日常生活中，你和非洲人的接触多吗？你与非洲人的接触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
外显态度量表：采用Husnu等（2010）使用的7点评分量表。让被试根据对非洲人的一般感觉，对非洲人进行两级维度的评分。包括6个题目：冷酷vs热情;消极vs积极;敌对vs友好;怀疑vs信任;轻蔑vs尊敬;厌恶vs钦佩。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 内隐态度测量材料：使用Karpinski等人（2006）的单侧内隐联想测验，可测量被试对单一目标群体的内隐态度。概念刺激包括14张非洲人面孔图片（男女各半），属性刺激包括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各10个，见表4。
3.1.4程序
（1） 先前接触经验测量。 被试填写先前接触经验量表。 根据量表得分的中位数将被试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每组各30人。 高分组 （20.03±2.24） 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 （14.07±2.29）， t（58）=10.22， p<0.001。
（2） 想象接触经验操纵。 根据以往研究， 被试想象接触的时间为1分钟 （Husnu & Crisp， 2010）。积极组的指导语为：“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进行想象，在你回家的火车上，你的身边坐着一位非洲人，你们交谈得很愉快。想象一下你们都聊了什么？”中性组的指导语为：“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进行想象，在你回家的火车上，你在看窗外的风景，想象一下你都看到了什么？”消極组与积极组的指导语类似，但将关键的情绪指示词“愉快”改成了“不愉快”。在被试理解指导语后，开始计时1分钟的想象。想象结束后，给被试提供纸笔，让被试记录下刚才想象的内容，证明被试有根据指导语进行相应的想象。
（3） 内隐态度测量。根据Karpinski等人（2006）的范式，程序包括4个阶段。每阶段及每试次的呈现标准同实验一。具体程序模式见表5。
（4） 外显态度测量。被试填写外显态度量表。
3.1.5数据处理
按照Karpinski等人（2006）的方法，仅分析正式测验阶段数据。删除反应时小于300ms 和超过1500ms的试次。最终保留93.54%的有效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3.2结果与分析
想象接触后，不同先前接触经验的被试对非洲人的外显、内隐态度得分如表6所示。
3.2.1外显态度得分
将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的外显态度得分进行2（先前接触经验：高分组vs.低分组）×3（想象接触类型：积极vs.中性vs.消极）方差分析，发现先前接触经验的主效应显著，F（1，54）=10.39， p<0.05， η2p=0.16，高分组（28.40±5.53）的外显态度显著高于低分组（24.30±4.88）， t（58）=3.05， p<0.01。想象接触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2，54）=1.57， p>0.05，积极组（27.90±3.52）、中性组（25.25±6.87）、消极组（25.90±5.71）的外显态度无显著差异。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54）=3.94， p<0.05， η2p=0.1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于高分组来说，想象类型对外显态度无显著影响，F（2，27）=1.60， p>0.05。对于低分组来说，想象类型对外显态度有显著影响，F（2，27）=4.54， p<0.05。进行事后比较（SNK）发现，积极组、消极组的外显态度均显著高于中性组（ps<0.05）。对于积极组、中性组来说，高分组的外显态度显著高于低分组（ps<0.05）;对于消极组来说，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外显态度无显著差异（p>0.05）。
上述结果表明，先前接触经验能影响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的外显态度。先前他族接触经验更多的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有更积极的外显态度。此外，想象接触对外显态度的影响视个体的先前接触经验而定，在先前接触经验多的情况下，想象接触对外显态度无影响，但在先前接触经验少的情况下，无论进行何种想象接触后，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都有更积极的外显态度。
3.2.2内隐态度得分
对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得分进行2（先前接触经验：高分组vs.低分组）×3（想象接触类型：积极vs.中性vs.消极）方差分析，发现先前接触经验的主效应显著，F（1，54）=6.64， p<0.05， η2p=0.11，高分组（0.01±0.44）的内隐态度显著高于低分组（-0.30±0.50）， t（58）=2.50， p<0.05。想象接触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54）=3.43， p<0.05， η2p=0.11。进行事后比较（SNK）发现，除积极组的内隐态度显著高于消极组（p<0.05），其他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s>0.05）。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54）=0.29， p>0.05。
上述结果表明，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均能影响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的内隐态度。先前接触经验更多的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相较消极想象接触，进行积极想象接触后的中国大学生对非洲人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
4讨论
本研究获得了三个发现。
第一，中国大学生对不同种族人群的内隐态度有明显差异：相较于他族，中国大学生对本族的态度更为积极;对于他族来说，中国大学生对欧洲人的态度比对非洲人更为积极。
第二，先前接触经验会影响中国大学生对他族人群的外显和内隐态度。先前接触经验多的被试，对非洲人的外显、内隐态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先前接触经验少的被试。
第三，在先前接触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想象接触后的中国大学生对他族人群有更积极的外显态度。不论先前接触经验如何，只有在积极想象接触后的个体对非洲人的内隐态度较为积极。
本研究的实验一发现中国大学生对本族人群的态度较积极，对外族人群的态度较消极。与以往研究（Wang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6）一致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表现出了积极的内隐态度，不仅对欧洲人表现出消极的内隐态度，而且对非洲人也表现出消极的内隐态度。梁颖超等人（2016）使用被试间设计，以肤色作为分类标签，也发现中国人对黄种人的内隐态度好于白人和黑人。考虑到肤色会干扰种族分类，从而影响内隐态度（Stepanova & Strube， 2012）。本研究以地域作为分类标签，避免因肤色干扰而影响内隐态度得分。 本研究的實验一还发现中国人对他族人群的内隐态度也存在差异，而且对欧洲人的内隐态度好于非洲人。这一结果与Blair等（2010）在美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类似，同样是外族人群，白人对非裔的内隐态度好于拉丁裔。这表明个体的种族内隐态度不仅会受到内、外族群分类的影响（Axt， Moran， & Bar-Anan， 2018），而且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的发现可从个体本身与刺激材料两个角度进行解释。
首先，从个体本身的接触经验来说，适度的他族接触经验会减少种族的内隐偏见（Pettigrew & Tropp， 2006）。与非洲人相比，中国大学生在日常交往或社交媒体上与欧洲人有较多的接触经验，这可能是他们对欧洲人的内隐态度好于非洲人的原因之一。但本研究并未对被试与两类种族的接触经验进行测量，若要明确得出此推论，仍需在未来的研究中测量并比较两类种族的接触经验的多少。
其次，从个体本身的社会动机来说，种族态度还会受到他族群体地位的影响（Stern & Axt， 2018）。个体倾向于对地位高的群体有更积极的内隐态度，对地位低的群体有更消极的内隐态度。Qian等人（2016）发现，中国成年人的他族内隐态度易受到他族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者认为，中国成人觉得白人的社会地位高于黑人，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中国成人对黑人有消极的内隐态度，而对白人却没有。
第三，从刺激材料的物理属性来说，以面孔图片作为刺激材料的内隐联想测验会受到种族肤色的影响。肤色深浅本身带有优劣属性的联系，即欧洲人的白皮肤带有积极属性，非洲人的黑肤色带有消极属性（Jablonski， 2021）。这种优劣关联通过改变种族分类速度，进而影响内隐态度（Stepanova & Strube， 2012）。本研究采用黑白面孔图片作为刺激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此影响因素。
最后，从刺激材料的社会属性来说，面孔吸引力对内隐态度可能有一定的影响。Lorenzo等（2010）认为，个体会对具有更高吸引力的人做出更加正性的评价，认为他们具有更多积极的人格特质。但这种影响可能并不会干扰内隐联想测验的结果。Stepanova等（2017）认为，个体对面孔的种族分类判断和吸引力判断是彼此独立的，他们在判断过程中可能注意面孔不同特征或给予不同权重。而内隐联想测验以种族分类判断的反应时为指标，进行内隐态度的计算，这避免了吸引力判断的干扰。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面孔吸引力和内隐态度的关系。将来以面孔为刺激材料的内隐态度研究可以对作为潜在影响因素的吸引力进行控制，也可以深入探究吸引力对态度的具体影响模式。上述影响因素是中国大学生对他族人群有不同内隐态度的可能原因，这意味着未来种族态度研究的多方向性，以及对更多特定群体（如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内隐态度研究及其差异成因探究的必要性。
本研究的实验二探讨先前接触经验对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影响，发现先前接触经验对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均有显著影响。先前接触经验多的被试，对非洲人的外显、内隐态度得分均高于先前接触经验少的被试，这与Voci等（2003）的研究结果相符，较多的先前接触经验能够改善种族态度。Qian等（2017）发现在中国学习的非洲大学生与中国人进行日常接触后，对中国人的内隐态度发生了稳定而持久的改善，外显态度却并无改变。而Burke等（2017）发现医学院中的白人、亚裔、西班牙裔等大学生在与非裔美国人接触后，对非裔美国人有了更积极的外显态度。本研究发现接触经验同时作用于外显与内隐态度。不同种族群体通过实际接触减少焦虑，从而改善种族态度（Voci & Hewstone， 2003）。其中，外显和内隐态度改变的速度是不一致的，且二者能够相互影响、变化（Whitfield & Jordan， 2009），这种影响和变化是稳定、长期的（Charlesworth & Banaji， 2019）。未来的研究可在现有态度分类的基础上，探究接触经验对态度改善的关键时间点以及作用时间周期，对态度改变的具体过程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的实验二还探讨了想象接触经验对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影响。
第一，对于外显态度而言，在先前接触经验丰富的情况下，想象接触对外显态度无效;在先前接触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想象接触能够提高被试的外显态度。在Stathi等（2014）的研究中，相较对照组，白人儿童在想象与亚裔儿童进行接触后，对亚裔儿童表现出了更积极的外显态度。本研究对中国大学生进行研究，仅在先前接触经验不足的被试中，发现了想象接触对外显态度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与Brambilla等人（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若个体先前接触经验较为丰富，已经具有积极的外显态度，便很难再用想象接触进一步提高。
第二，对于内隐态度而言，不论先前接触经验如何，相较中性想象，积极想象对内隐态度均表现出了改善的趋势。这一趋势与Turner等（2010）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相较控制组，进行想象接触后的被试对外群体表现出了更积极的内隐态度。本研究中， 相较于中性想象接触后的被试， 积极想象接触和消极想象接触后的被试对非洲人的内隐态度表现出了相反的趋势，这与Husnu等 （2019） 的研究结论一致，积极和消极的想象接触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实际接触经验与想象接触经验在影响态度的作用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影响态度的共性上，想象接触经验与先前接触经验有相似的作用机制，二者都通过减少焦虑（Crisp et al.， 2010）、采择外群体观点（Husnu & Crisp， 2015），从而改善个体对他族群体的态度。在影响态度的差异上，首先，想象接触是一系列接触干预措施的第一步（Crisp & Turner， 2009），以此缓解焦虑，为直接接触做好准备（Birtel & Crisp， 2012）。其次，实际接触经验对改善外显态度的作用较大，而想象接触经验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尧丽等， 2015）。第三，想象接触经验对内隐态度的作用不受先前接触经验的影响（尧丽等， 2015; Vezzali et al.， 2011），这可能是由于两者通过不同中介来影响态度。比如，自我表露是想象接触经验影响态度的重要中介（Vezzali et al.， 2011），而外群体信任和同理心是实际接触经验影响态度的重要中介（Pagotto & Voci， 2013）。因此，进一步明确两种接触经验对种族态度发生作用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为研究者、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增进群际关系的有效策略。 本研究在亞洲文化背景下同样发现了先前接触经验和想象接触经验的作用，丰富了种族态度研究的文化背景。本研究还发现先前接触经验能够有效改善个体对他族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其中想象接触经验在改善种族外显态度中有补充作用，不同于对种族内隐态度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想象接触研究的重要性，将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如何将想象接触和实际接触结合运用于实践。
5结论
中国大学生对不同种族人群的内隐态度有明显差异。先前接触经验能够改善个体对他族人群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在先前接触经验较少的情况下，进行想象接触能改善个体对他族人群的外显态度。不论先前接触经验如何，想象接触经验均能够改善个体对他族人群的内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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