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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书时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重心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取向、社会机构以及社会问题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合上书本，寻味良久，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是个涵盖面很广的词，它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等。狭义来讲可以理解成社会阶层结构。这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最直观感受是，人口急剧膨胀，人的寿命延长，农村人进城，中产阶级崛起，并且社会已有老龄化趋势等。
社会结构的改变意义深远，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尤其是文化氛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人口结构为例，中国目前是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可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极低，再加上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有人说这种不平衡是导致整个社会浮躁的原因，从精英到贫民，人人都缺少安全感。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人口的膨胀是受一定客观条件影响，人均资源减少和社会竞争激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社会进步倒逼所致。
众所周知，中国自建国后公共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婴儿死亡率下降，婴儿出生率和婴儿成活率都极大提高，这是当初人口增加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已经出现过三次生育高峰。在以手工业为主的建国初期，生育的益处被放大，1954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次生育高峰，这些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在1978-1982年；第二轮生育高峰出现在1962-1973年，这十年，中国出生人口为3.14亿，他们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目前仍为劳动红利人口；而中国第三波生育高峰则是在1985-1993年。当然，也有人说，自2006年以后，中国已经进入第四次生育高峰。
言归正传。比起过去孕妇难产和婴儿夭折而言，人口能够不断增加总是让人欣慰的一件事。但是，文明是把双刃剑，它让一个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必将使其在某些方面走向衰落——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诞于第一批生育高峰的50代，目前已经60岁左右，正好到了养老的阶段，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又赶上了计划生育政策，只有一个孩子，同时这批人一部分遭遇过下岗失业，缺乏劳动技能，未来养老是个大问题。而他们的子女，目前大多在30岁左右，经历了市场经济大变革的震荡，单身的单身，做房奴的做房奴，大部分人在职场中还未真正担负起管理者的角色，指望他们养老确实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养老成为近些年中国一个热闹的话题，养老金开始成为大家关注的一笔钱。有句谚语说的好，如果世界上没有掘墓人，那么我们只能将自己托付给饿狼和秃鹰了。细细品味这句话，颇有意思。
这个掘墓人，首先得是自己。老一代人部分还能享受退休金的政策，但那些出生在上世纪80代以后的人都得靠在年轻工作时上交养老保险金等为养老存钱。但是，那点可怜的养老金不能吸引年轻的职员，他们大都希望拿到更多的现金，而年老的职员则更在意能否得到足够的养老金。因此，这个掘墓人还必须得依赖政府和企业。但是，工资上涨可能会带来通貨膨胀的压力，而增加养老金又会给政府的财政收入及企业的营业支出造成一定压力。正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博弈，政府在制定工资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标准时常常感到头疼。
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如果能用这笔养老金去投资，对企业而言，将员工的福利和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对员工而言，增加收入也不是坏事；对政府来说，起到监管作用就可以了。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养老金入市，那么，这样做是否合理呢？
这个问题也曾经为难过美国。根据美国社会思想家、作家德鲁克的《养老金革命》记载，1950年4月，在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查尔斯·威尔逊向美国汽车工人联盟提议，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设立养老基金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一提议并不感兴趣，他们当时更在意社会保险。但是，因为美国汽车工人联盟中的老龄工人很多，于是1950年10月，这项提议开始实施了。而通用的养老金计划其实是一种“投资信托”，主要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威尔逊因此一炮而红，他提议的关于养老金投资的四项基本原则被写入1974年美国《退休金改革法案》。即：第一，将员工的养老基金作为“投资基金”进行独立而专业的管理；第二，员工养老基金只能最低限度地投资于他们所在的企业，或者完全不能进行这种投资；第三，对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在比例上绝对不能超过该企业资本总额的5%；第四，对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在比例上绝对不能超过养老基金总资产的10%。
然而，谁会预料到，半个世纪过后，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这项计划令美国通用汽车需支付70亿美元的养老金费用，让当时准备破产的通用雪上加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反之亦然。可见，任何一项政策都有阶段性和局限性。因此，有人说养老金入市应该在经济萧条时被提倡，而经济繁荣时期则要适当限制投资的能力。孰是孰非，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定论，但中国迟早会面对这个问题。
人口结构的改变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但其他人为因素，如计划生育政策、政府决策的滞后性，以及社会信息不对称等也是造成中国社会结构扭曲的重要原因。正如前面所说，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在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已经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总结成一个词就是——社会矛盾。养老问题只是社会矛盾中的沧海一粟，用不了多久，诞于第二波生育高峰的60代也要老了，而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我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是个涵盖面很广的词，它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等。狭义来讲可以理解成社会阶层结构。这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最直观感受是，人口急剧膨胀，人的寿命延长，农村人进城，中产阶级崛起，并且社会已有老龄化趋势等。
社会结构的改变意义深远，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尤其是文化氛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人口结构为例，中国目前是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可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极低，再加上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有人说这种不平衡是导致整个社会浮躁的原因，从精英到贫民，人人都缺少安全感。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人口的膨胀是受一定客观条件影响，人均资源减少和社会竞争激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社会进步倒逼所致。
众所周知，中国自建国后公共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婴儿死亡率下降，婴儿出生率和婴儿成活率都极大提高，这是当初人口增加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已经出现过三次生育高峰。在以手工业为主的建国初期，生育的益处被放大，1954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次生育高峰，这些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在1978-1982年；第二轮生育高峰出现在1962-1973年，这十年，中国出生人口为3.14亿，他们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目前仍为劳动红利人口；而中国第三波生育高峰则是在1985-1993年。当然，也有人说，自2006年以后，中国已经进入第四次生育高峰。
言归正传。比起过去孕妇难产和婴儿夭折而言，人口能够不断增加总是让人欣慰的一件事。但是，文明是把双刃剑，它让一个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必将使其在某些方面走向衰落——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诞于第一批生育高峰的50代，目前已经60岁左右，正好到了养老的阶段，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又赶上了计划生育政策，只有一个孩子，同时这批人一部分遭遇过下岗失业，缺乏劳动技能，未来养老是个大问题。而他们的子女，目前大多在30岁左右，经历了市场经济大变革的震荡，单身的单身，做房奴的做房奴，大部分人在职场中还未真正担负起管理者的角色，指望他们养老确实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养老成为近些年中国一个热闹的话题，养老金开始成为大家关注的一笔钱。有句谚语说的好，如果世界上没有掘墓人，那么我们只能将自己托付给饿狼和秃鹰了。细细品味这句话，颇有意思。
这个掘墓人，首先得是自己。老一代人部分还能享受退休金的政策，但那些出生在上世纪80代以后的人都得靠在年轻工作时上交养老保险金等为养老存钱。但是，那点可怜的养老金不能吸引年轻的职员，他们大都希望拿到更多的现金，而年老的职员则更在意能否得到足够的养老金。因此，这个掘墓人还必须得依赖政府和企业。但是，工资上涨可能会带来通貨膨胀的压力，而增加养老金又会给政府的财政收入及企业的营业支出造成一定压力。正是这些方方面面的博弈，政府在制定工资标准和养老金发放标准时常常感到头疼。
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如果能用这笔养老金去投资，对企业而言，将员工的福利和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对员工而言，增加收入也不是坏事；对政府来说，起到监管作用就可以了。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养老金入市，那么，这样做是否合理呢？
这个问题也曾经为难过美国。根据美国社会思想家、作家德鲁克的《养老金革命》记载，1950年4月，在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查尔斯·威尔逊向美国汽车工人联盟提议，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设立养老基金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一提议并不感兴趣，他们当时更在意社会保险。但是，因为美国汽车工人联盟中的老龄工人很多，于是1950年10月，这项提议开始实施了。而通用的养老金计划其实是一种“投资信托”，主要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威尔逊因此一炮而红，他提议的关于养老金投资的四项基本原则被写入1974年美国《退休金改革法案》。即：第一，将员工的养老基金作为“投资基金”进行独立而专业的管理；第二，员工养老基金只能最低限度地投资于他们所在的企业，或者完全不能进行这种投资；第三，对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在比例上绝对不能超过该企业资本总额的5%；第四，对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在比例上绝对不能超过养老基金总资产的10%。
然而，谁会预料到，半个世纪过后，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这项计划令美国通用汽车需支付70亿美元的养老金费用，让当时准备破产的通用雪上加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反之亦然。可见，任何一项政策都有阶段性和局限性。因此，有人说养老金入市应该在经济萧条时被提倡，而经济繁荣时期则要适当限制投资的能力。孰是孰非，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定论，但中国迟早会面对这个问题。
人口结构的改变是老龄化的根本原因，但其他人为因素，如计划生育政策、政府决策的滞后性，以及社会信息不对称等也是造成中国社会结构扭曲的重要原因。正如前面所说，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中国在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已经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总结成一个词就是——社会矛盾。养老问题只是社会矛盾中的沧海一粟，用不了多久，诞于第二波生育高峰的60代也要老了，而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现在该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