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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上海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和网站沸沸扬扬、兴高采烈地刊登报道:“张爱玲故居回归七十年前模样,修缮基本完成”云云。还有这样充满“浓浓的文化情结”的生动描写:“一个张爱玲故居挂牌的消息就引来近亿点击率,可见其在粉丝心目中的地位。不少张迷怀着浓浓的文化情结流连这位精致女人曾经踏足的地方,却无法窥得一斑。在昨天召开的静安区文化协会工作推进会上,有关负责人披露了张爱玲故居周边商家的动静:有商家瞄准张爱玲的高人气,欲打造‘爱玲书房’、张爱玲主题书吧。据悉,这项计划得到了静安区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文新传媒网2008年11月7日据《青年报》)。
由此我们知道了,较先“瞄准”“张爱玲故居”的,大概还是“周边商家”(但请注意,所谓“引来近亿点击率”的“故居挂牌”一事,则发生在“商家瞄准”之前,是“静安区相关部门”所为,而且他们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挂了两次,此功不可忘也);然而坚定地站在“周边商家”后面“全力支持”的,则是堂堂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而且,正式向媒体“披露”这个“周边商家的动静”信息的,也是“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而且,还是在正儿八经的政府的“文化协会工作推进会”的台面上。
又据报道,“在此次修缮复原工程中,除了外墙的颜色,楼内的陈设也极力恢复成老样子。塑钢的拉窗重新换成了钢窗,阳台的灯罩也恢复到了七十年前的样子。同时,消防龙头、门把手、地板也都保留了原来的样子”(东方网2008年10月26日据《东方早报》),可见完全是一派修复重要文物、人文古迹的派头。
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光上海就有十万张迷”。那么全国呢?全世界呢?我们简直不敢想象了。而“张爱玲故居”在亿万(?)“张迷”“粉丝”的“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我们是可以想象的。“由于看好张爱玲带来的商业价值”,“张爱玲故居”在某些“商家”眼中的诱惑力之强大,我们也是可以想象的。然而,“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定还要将这些东西抬到“文化”的高度,再要对这一“高人气”更加强力地加以“推进”,则仍然出乎我们想象之外。
而且,几乎所有刊登这些报道的媒体,也都是反复着重强调那些“粉丝”“张迷”们是如何“怀着浓浓的文化情结”的。我在中国网上看到一篇原发表于《新周刊》杂志上的妙文《可以吃的张爱玲》,它这样说:“在时下的中国,如果你还想掺和一下所谓的‘文化生活’,‘张爱玲’就绝对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儿,且不说诸多的小资、中产无不在潜意识里以拿捏准了‘张爱玲式’的通透作派为荣;就是在‘知识分子’和学院派那里,关乎张爱玲的一切也都是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话题。”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呢。因此,几乎所有谈到“张爱玲故居”的媒体,也都是翻来复去说这个“故居”是如何如何“具有文化气味”、“散发着浓浓的二三十年代气息”的,是一个如何如何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上海标志性的文化景点”,是“上海新的文化地标”,是“为重绘文学上海地图画上的浓重的一笔”,等等。
文新传媒网等据《青年报》报道称,那里先是出现了一家“不起眼的书吧”,后来,著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淳子在里面开设了一个专题讲座,引起张迷的广泛兴趣”。于是,“相关人士向书吧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文化”创意的“建议”:“何不将这个书吧变身为张爱玲主题特色书吧,让不能进入故居探访、失望而归的张迷们找到新的亮点?”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又“据知情人士(陈按,即“有关负责人”)透露”,“静安区图书馆将免费提供有关张爱玲的一批书目,并提供张爱玲图书;而该区文史馆将为书吧提供装饰方案”。这真正是无微不至的“全力支持”啊。
另外,又“据这位知情人士透露”,“张爱玲故居”旁边位于愚园路上的一家新建的五星级酒店,“也打算整合”这个难得的“文化资源”,要在五星级酒店里“开辟还原张爱玲生前居所的‘爱玲书房’(暂名)”。据“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只要在“张爱玲主题书吧”或“爱玲书房”里坐一坐,“品着香浓的咖啡,看着张爱玲的书”,就能“浸染在那个时代独有的气息中”,就能如何如何。又“据介绍,酒店方面将考虑腾出一个套房,将布置改头换面,房间内将充满了张爱玲元素。一旦‘爱玲书房’开辟,则有望迎客,供人参观。但如果有客人指明要入住该套房,则要付比普通套房高的价格”云云。一位如此有名的“精致女人”的“元素”,再加上“迎客”和“供人参观”,那当然要定出高价格了。这真是“文化”与商业的精明无比的结合啊。
但新华网、中国网等据《东方早报》另一篇报道,则称“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的底楼在张爱玲居住期间曾是一家咖啡馆,那里也曾是张爱玲写作的地方。作为常德公寓改造的一部分,日前一家名为‘千彩书坊’的书店在咖啡馆原址开张营业,这是一家兼具经营图书和咖啡餐饮的书店”。这里说的“千彩书坊”,应该就是上面那个“张爱玲主题特色书吧”吧?原来,它的“原址开张营业”原本就是“作为常德公寓改造的一部分”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在“静安区相关部门”的原先计划中就是有的。那么,前面那篇报道为什么还要故弄玄虚地说什么“建议”啊、“何不……变身”啊、“双方一拍即合”啊等等呢?那不等于是贬低了高瞻远瞩、成竹在胸的“静安区相关部门”的执政能力,说他们使的是“马后炮”吗?
据《东方早报》报道,“‘千彩书坊’试营业才一个月,就已经吸引了众多海内外众多游客驻足(陈按,这里竟用了两个‘众多’,可见实在是众多得数不过来了),也让前来朝圣的‘张迷’感到欣喜”。但是,又好像书坊老板和“张迷”们在“欣喜”之余仍很有不满足的意思,那就是报道中说的:“书店目前能出售的图书品种还有限,在一个书架上排列着几十种和张爱玲有关的图书。‘千彩书坊’负责人张烨向早报记者表示……张爱玲相关图书当然也是重点推荐。由于版权原因,该店尚未出售和张爱玲有关的其他衍生品,‘我们也希望不久后能得到相关授权。’张先生说。”
这段话读起来有点夹缠,这位记者还得好好向张爱玲学学文字功夫,但其关键词是“版权原因”和“相关授权”,意思还是清楚的。据说,一谈到这些事,我们那些骨灰级“张迷”和“张学”权威泰斗们是很伤心的。因为,张女士的全部作品的“版权”,在她生前早已经作了“相关授权”。大陆多少出版社因此犯了“侵权”之罪,官司也打败了,还要赔出巨款。断了多少商家、出版社和编书者的财路,真是令人无比地同情。谁都知道,在中国内地,从亿万(?)“张迷”到“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对这位张爱玲女士之热爱是没得说的,好得不能再好了。老实不客气地说,对“张学”贡献最大的,就是我们。全世界出张书最多的是哪里?我们大陆。全世界写“看张”文章专著最多的是哪里?也是我们大陆。可是怎奈“这位精致女人”却偏偏不领情,以致有多少热面孔贴在了冷屁股上,真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当然,好像能做到不亢不卑的人还是有的。如写了名文《遥寄张爱玲》的一位老作家,在美国有那么多亲朋好友,要打听张女士的住处,要托他们带一本书去送给她,那还不是小菜一碟,但他的一本亲笔题署“爱玲女士老友正之”的书,却到死也没有“遥寄”出去(最后捐给了大陆某地图书馆)。然而,有位“文化大师”则在张女士死讯公布时写道:“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还号召“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据我看,大师的这段文字中只有“我并不了解她”一句才是真实的,其余“敢于断定”的话头全不过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罢了。张女士生前并非没有人热情地请她回国回上海,她在上海还有亲戚,但她的态度如何?在去世前两年她的一封信中说:“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去,就连我姑姑在世的时候也都从来没考虑过”(载上海《书城》2007年第7期)。真是斩钉截铁。这不禁令人想起,即使后半辈子最坚决反共的女作家苏雪林,其晚年对故国故乡的态度也比张女士要人性一点。因此,大师所谓的她死后灵魂漂浮的“第一站”云云,是连鬼都不会相信的。也因此,那位书坊张老板啊,我看“版权”之类的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当然,这对于“文化”推进工作来说,可真是莫大的损失啊!
那么,“张爱玲故居”的“文化”,到底在“理论”上应该属于一种什么“文化”呢?我非大师,但如果要草民实话实说,不考虑会不会让一些人扫兴甚至愤怒的话,那么,我看也许只有也算是“文化”之一种的“伪文化”这样一张标签,贴在它身上最最合适。且听我说来。
“伪文化”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假的伪造的文化。
那位“有关负责人”,那些记者的报道,那些网上报上书上的无数的文章,在谈到这个“张爱玲故居”时,都口口声声啧啧津津地乐道什么“二三十年代”、“七十年前”。可是他们也不想一想,张爱玲是什么年代住在那里的呢?据有关材料,张女士除了在1939年曾短暂地与她姑姑住过这座楼房的某室以外,主要就是1942年从香港回上海后住进了该楼的另一室,并在这室内住了多年,也就是那个令亿万(?)“张迷”无比向往的“张爱玲故居”了。那么,照道理这只能说“四十年代”才对啊,为什么都要提前一二十年呢?据了解,这座现在名叫常德公寓(原名爱林登公寓)的楼房,建成是在1936年。那么,那所谓的“浓浓的二十年代的气息”怎样才能让它“散发着”呢?光天化日之下说这样不着边际的瞎话,众多媒体也这样不知检点地到处公然传播,这样子吹出来的“文化”意义,就好像说发现了“唐钞《四书五经》”、“宋版《康熙字典》”、“元刻《二十四史》”一样,高雅是很高雅的,有趣是很有趣的,好听也是很好听的,但不是伪文化又是什么呢?
这里要说的“伪文化”的第二个的“意义”就更敏感了,那就是敌伪文化。
上世纪四十年代,无论是哪个文化大师,都不敢说那是一个值得反复回味的文化昌盛的时代吧?尤其在上海,1942年到1945年,是什么年代?是日本侵略军残暴占领的时代,是敌伪政权血腥统治的年代。再想想,张爱玲在这个“故居”里又做了些什么有名气的值得后人记住的事呢?无非是她在这里与大汉奸、大流氓胡兰成姘居,她在这里写了一些主要发表在敌伪报刊上的作品。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女士本人,似乎还不好称她是汉奸;但她的大部分“作品”,只能归于敌伪文学。这有什么疑问吗?打比方来说,1930年代,某位作家本人算不上无产阶级,但他主要在左联刊物上发表作品,那么这些作品当然属于革命文学;又如,“文革”时期,某人不能算江青、张春桥集团的人,但他多次发表于《朝霞》、《学习与批判》上的作品或评论,也只能算是“四人帮”帮派文学或评论。大家不是都这样认为的吗?你们不是也这样认为的吗?难道可以有双重标准?而且,更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内战时期、内乱时期,同对外抗战时期,毕竟还是不好随便等同的。当国家遭侵略、同胞遭屠戮的时候,张女士居然在敌伪的刊物上不知羞耻地大发“作品”,这是非常需要常人所无的“胆略”的啊!
很多网站上载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张爱玲故居》,其中有对这个“故居”的几段眉飞色舞的描写:
如果轻轻推开虚掩的大门,就能看见昏暗门厅里坐着的电梯管理员,张爱玲经常提起的老式的奥斯汀电梯内,却漆上了刺眼的绿油漆(陈按,现在大概已经不“刺眼”了,因为报道中说了,“楼内的陈设”已“极力恢复成老样子。)
电梯上到六楼,便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因为敲门不应,胡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一场孽缘就此蔓延开来。
对于张爱玲来说,爱情只要欢娱静好即可,甚至不顾胡兰成正为日本人做事。当胡离开上海时,张对他说:你可化名张牵,亦可叫张招,天涯海角,总有我在牵你招你。而胡兰成似乎无意厮守终身。1946年11月,胡兰成悄悄回上海张爱玲寓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便去和张爱玲告别(陈按,这里一个“去”字令人摸不着头脑,明明说胡兰成在这个“故居”中与张爱玲“住了一个晚上”,厮守在一起的胡某怎么第二天清晨又“去”和张告别呢?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还得好好向张爱玲学学文字功夫。)
在胡兰成离去之后,张爱玲坐拥旧公寓里的老时光而不能自拔,正像她曾说过的,在这里,“我将只是萎谢了”。
应该说,这篇文章就像是导游的解说词,把这个“文化景点”可以夸耀的“精华”所在都说出来了。它还是比较准确、比较传神地说明了“张爱玲故居”的特殊的“文化意义”的。可见,如果参观这个“故居”,只能使参观者引起这类“孽缘”的联想。最近,我在《万象》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当年同在上海、曾经担任汪伪政府专员、“发明”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女文人苏青,为了恶心和刺激张爱玲,特地在其小说中将自己(苏青)与胡兰成淫乱的情节“生动”地描写出来(可是,后来又有人为张女士辩护,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对,但近日“新出土”的张女士的《小团圆》,据香港作家迈克说,其中就写到苏青与胡兰成淫乱的事,胡、苏二人在床上还互相质问“你有性病没有”呢)。凡是了解这样一些“历史掌故”的人,如果来到这个“张爱玲故居”,必然就会想起这些臭事。这对某些人来说,也许还可以起到类似“意淫”的效果。这,就是它的一种“文化意义”吧。
当然,有人会说,张爱玲在这个“故居”中还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呢!且慢,请问这个“大量”你扳指头数过没有?(实际也就是十来篇短篇小说和几篇短文而已。相比起许多作家来,绝不能算多。)再说,其作品之“优秀”,那也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非“情人”的眼里就未必是那样美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了,甚至也许感到有的正是垃圾。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1995年为文云:“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上海三、四十年代文坛非“左”派作家、后来长期生活在香港的陈蝶衣,晚年也写道:“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无论中篇或长篇,概括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简直是百不得一,绝无仅有”(《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
最近,我在《粤海风》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到张爱玲在这个“故居”中写的几篇“美文”,也正好拿来说明问题。例如,1944年5月5日,敌伪《新中国报》以大块文章欢呼日军在我国河南“大获全胜”,“沿黄河南岸西进,占领汜水荥阳等,并急袭山岳地带渝军……”而就在这一天,张爱玲为该报撰写的第一篇散文亮相了,题为《夜营的喇叭》。第一段话是:“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慢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简单的心。”最后一段话是:“……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你瞧,她在这个“故居”里一听到皇军的喇叭的调子,竟然那样地“喜悦与同情”,几乎想从窗口飞出去呢!这种特殊的感情,同当时普通的中国百姓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父母亲就在沦陷期上海生活过,他们曾向我讲述过当年听到日军军号的感受,真是刻骨铭心)。
《粤海风》文章还谈到,在这篇“美文”之前,张女士已经对日本大兵的喇叭声唱过一次赞歌了。那赞歌夹在散文《道路以目》之中,于1944年1月发表于敌伪的《天地》月刊上。张爱玲写道:“附近有个军营,朝朝暮暮努力地学吹喇叭,迄今很少进步。照说那是一种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讨厌。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艺里,那终日纷扰的,疲乏的‘人的成分’能够获得片刻的休息……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粤海风》文章感慨道:“张爱玲实属不凡,由日本军营里嘶啦嘶啦的喇叭声竟能联想到‘伟大的音乐’,并提高到了‘完美事物’的‘超人’的至高境界。她的这些文字,不知是‘天才作家’的‘不同凡响’呢,还是急于求功,拍马屁拍得太肉麻了。”
据了解,《夜营的喇叭》和《道路以目》,都被收进了最近几年在内地出版的好几种版本的张爱玲文集之中,还有评论者赞叹张爱玲的这类精短散文美不可言呢。然而我想起唐德刚教授的话:“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香港已故作家张文达认为这句话“严于斧钺之论”。大陆著名理论家吴江认为:“喜爱不喜爱张爱玲作品,自应允许有各人的自由,甚至也应有喜爱到‘如醉如痴’程度的自由,但从张先生(陈按,即张文达)的文章看,即使在香港也有要求那些‘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们应当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剖析张爱玲……我看,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我还听说,曾有境外“张迷”一到上海,就迫不及待地激动地嚷嚷:“我是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的!”他/她也许并不知道,“张爱玲的上海”,四十年代,日寇占领下的地方,对普通上海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现在,如果真的要体验“张爱玲故居”的“文化氛围”的话,我倒很想建议某区政府的“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应该在那附近再重建一个军营(当然,嫌麻烦的话,采用一些新科技的声光电子手段也可以),“朝朝暮暮努力地”播放那张爱玲“熟悉的”日军喇叭调子,因为那是她非常“喜欢”的。这样身临其境,就可以达到张爱玲说的“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神妙效果,才能领会“这位精致女人”的令人“无法窥得一斑”的“文化”精神。那比起原先你们“还计划在常德公寓门外的小花园内塑造一尊张爱玲铜像,并在周边建成张爱玲文化休闲一条街以弥补张迷来到故居后没什么东西可看的缺憾”(中国网2005年9月9日据《新闻晨报》),要强得多呢!
最后,我要衷心祝愿这个充满“文化意义”的“张爱玲故居”的重建,能够成为某些官员的了不起的政绩;我要衷心祝愿“张爱玲故居”的“高人气”,能够给有关商家带来财源滚滚。那是真正的争取“双赢”啊!而且还会载入史册的啊!
一只想下在上海的蛋
近日,我偶然在人民网上看到一则多年前的旧闻《“张爱玲纪念图书馆”在上海动工》(2002年4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五版),全文如下:
本报上海电近期受到海峡两岸普遍关注的“张爱玲纪念图书馆”工程,4月4日上午在位于上海市打浦桥地区的“东泰花苑”住宅小区内正式破土动工。这是台湾建筑设计师登琨艳先生来祖国大陆十二年之后推出的第一件建筑设计作品。
登琨艳说,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曾经是那个悲苍荒凉岁月的独行客,是她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上海。“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建筑型塑,就“像是一张揉掉的稿纸”,“像是要堆砌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以反映张爱玲的那个年代。
未来的“张爱玲纪念图书馆”内,将存有张爱玲的手稿、其各种文字版本的小说、散文以及由后人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张爱玲本人的平面影像,受张爱玲影响的张派作家的出版物,有关张爱玲的媒体报道与评论资料。预计到今年下半年,纪念图书馆的硬件部分将全部完成。
又看到当年上海市政府部门的“上海与台湾”网上文章称:“张爱玲女士是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海内外的上海作家”,“登先生认为张爱玲女士是知名的海派文化之母,因此,他将图书馆的外形设计成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而当年的东方网文章则称登先生说:“张爱玲就是海派文学之母,是她创造了甜腻戏弄的海派现代文学。”该文又说:“据了解,一位专门研究张爱玲的文史专家——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教授(陈按,华东师大的“张学”专家,请恕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一位著名的陈教授,倪教授则还没有听说过),已经作为合作伙伴开始了纪念图书馆有关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又据当年中国网所载妙文《可以吃的张爱玲》称,“‘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造型被登琨艳设计成汉字的‘孕’”,以突出张爱玲就是什么什么之“母”的深刻含义。又据宣传,开工的那天特地选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祖先的清明节,也是含有深意的。
十分惭愧的是,尽管我一直生活在上海,还算是研究和讲授近代文学史的人,但多年前我还不大上网,也不看那些小报,所以这个有关“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陈年消息居然还是最近才第一次从网上知道的。我看后的第一感想是,阿拉上海“相关部门”对于张爱玲女士的关爱,确实是深得不得了哎!你想想,在这寸土寸金的大都市,稍北的地方,有某区政府重修挂牌的“张爱玲故居”;稍南的另一个区,又有新建的“张爱玲纪念图书馆”。一旧一新,相互辉映。一是“文化遗迹”,一是现代“设计作品”。一供人们缅怀瞻仰忆旧联想,一供人们纪念读书看电影查资料,想得何等体贴,何等周到;显得何等显赫,何等荣耀!而曾经有那么多作家,包括女作家,在上海生活过,谁还能有这样高的待遇?即使伟大如鲁迅也比不上啊!
据当年东方网报道,登先生“在接受海峡之声电台、《新华日报》等媒体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设计和开工建设,既是我人生的一个意外,又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的开始。我一直以来梦寐要做公共建筑,但……如果想在台湾要做这些公共建筑机会不是很大。到上海……因缘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做真正的公共建筑物,而且是依托着张爱玲这个美名来做公共建筑物,这对我来说,我自己个人把它看得非常重要……它有可能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作品。我常常说,我要盖一栋建筑,要代表中国,要登上国际舞台,那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工程,是让我实现了这一个梦想’”。我猜想,这个“张爱玲纪念图书馆”会不会是登先生私人出资或筹款建造的?但我有点疑惑的是,举世闻名的“张爱玲热”,本来就是从台湾省开始热起来的,那里也有众多“张迷”,那里的出版社还曾把她的作品列为“台湾文学经典”(陈按,张爱玲并不是台湾人,在台湾没生活过几天,在台湾也没发表过几篇作品,所以,这也是一种伪文化现象),张女士的所有著作版权也都归了台湾的出版社,但为什么登先生“想在台湾要做”这个“公共建筑”的“机会”倒“不是很大”,反而要到阿拉上海来做呢?
不管是不是台湾老板私人掏腰包出钱,我想,要在上海造这样一个“公共建筑”,终归是必须得到上海“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批准的吧?(我只知道,据东方网报道,开工的第一天是由“上海市卢湾区建设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某女士下令“开钻”的,那级别似乎太低。)那么,这个“张爱玲纪念图书馆”既然是一个要建立在我们上海的土地上的“公共建筑”,这个消息既然是在我们“官方”最大的报纸和很多重要“官方”网站上公开登载的,那么,我就还有一个更大的疑惑:这样大的“受到海峡两岸普遍关注”的建造一个“要代表中国,要登上国际舞台”的“公共建筑”“纪念馆”的权利,是谁给登先生和上海市卢湾区建设发展总公司的呢?那应该是要得到国务院批准的吧?那至少应该是要得到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的吧?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程序就贸然向全世界宣布,算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应该引起全上海百姓和全国百姓的注意。
然而,同是一个东方网的同一篇报道,却在“这是台湾建筑设计师登琨艳先生来祖国大陆十二年之后推出的第一件建筑设计作品”一句后面,紧接着又说:这个纪念图书馆“也是上海第一个以文化名人冠以名称,凸现其文化功能的住宅小区‘会所’”。看到这里读者大概会惊呼起来:这不会是在开玩笑吧?这么“非常重要”的高规格的东西,怎么一会儿又变成了只是区区“住宅小区”的所谓“会所”了呢?这跟同一篇报道中说的“要代表中国,要登上国际舞台”等等的豪言壮语,是多么矛盾,多么不相称啊!不知道是东方网的报道记错了呢,还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不取这种说法,一刀将这一句砍了。总之,《人民日报》的规格最高,老百姓不得不仍然相信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
但我又有一个重大的疑惑: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早在2002年就发布了,报道中又言之凿凿地说,到该年下半年该馆的硬件部分就将全部完成,逾年人们便可以到该馆“一睹真正的‘张爱玲’”了;但是,现在问了上海的很多朋友,都说不知道有此事。我在网上反复查,除了多年前的那么多报道外,也查不到此事的一点下文。奇怪,这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最后就灰飞烟灭了?登先生的“这一个梦想”最终竟然没有让他实现,又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意外”了?或者,是原先说好出资的老板反悔了,不乐意给钱了?或者,是被比上海“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更高一级或几级的“相关部门”及“有关负责人”所阻止了?这些皆不得而知。但我又想,当初那么多媒体那么热烈地炒作此一新闻,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一家再站出来再加以说明呢?对于这个据称是“受到海峡两岸普遍关注”的大事情,你们就能这样不负责任吗?至少,那多年前的连篇累牍的报道到现在还没有从网上删去呢!
这个曾经令某些人生发无限想象的既“像是一张揉掉的稿纸”、又“像是要堆砌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上海和全国(海峡两岸)喧闹一阵之后,竟然就这样不知所终了?作为一个上海人,我真不知道应该感到虚扰一场后的庆幸呢,还是应该感到被人唬弄后的悲愤。也许有朋友会说,既然此事过去甚久,人们也早就忘记了,那个“蛋”似乎又没有产在上海,你还多说些什么,吃饱了撑的?但我想,一,这“蛋”到底有没有产成,为什么没产成,我们还不知道;二,现在没产成,不等于以后就不想产了。因此,有些意见还是应该说一说的。因为那些报道,那位登先生的话中,反复强调的都是所谓“文化名人”、“文化功能”,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有关“文化”方面的问题吧。
我认为,那位登先生敢于激情澎湃地称张爱玲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文化名人”,那些众多媒体居然一致认可和传播这句话,那就等于是羞辱了所有的读者。因为这是完全违反历史文化常识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一,在整个上世纪三十年代,张爱玲小姐还根本就没有在文坛上露脸;二,即使是四十年代,她也只有短短几年昙花一现,也只能在沦陷区上海的一部分读者中发“红”,中国内地千千万万的作者、读者是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三,在她所谓“红极一时”时,也不过只发表了十几篇小说;四,所谓“三、四十年代蜚声海外”更完全是一种梦呓,。
那位登先生又尊奉张爱玲是“海派文化之母”,或是“海派文学之母”,就更是令人笑掉大牙的痴人说梦了,同时也是对“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的莫大羞辱。难道源远流长的“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是迟至1940年代以后,才由张爱玲这个“母”所“孕”出来的吗?至于登先生把丰富多彩的“海派现代文学”称之为仅仅就是张爱玲所“创造”的那种“甜腻戏弄”的东西,我想,海派现代文学作家多矣,他们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特别是,他们也会像你一样认张爱玲是他们的“甜腻”的“母”吗?你可以愿意让张女士的东西“戏弄”,别人也都像你一样愿意吗?(“戏弄”是什么意思?如果查辞典,无非一是玩耍、嬉戏,二是调戏、玩弄。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很想向登先生请教。)
然而,以上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最为严重的是,这种痴人说梦般的伪文化宣传,怎么居然就可以公然登载在我们“官方”最大的报纸和众多“官方”级网站上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事一桩!
由此我们知道了,较先“瞄准”“张爱玲故居”的,大概还是“周边商家”(但请注意,所谓“引来近亿点击率”的“故居挂牌”一事,则发生在“商家瞄准”之前,是“静安区相关部门”所为,而且他们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挂了两次,此功不可忘也);然而坚定地站在“周边商家”后面“全力支持”的,则是堂堂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而且,正式向媒体“披露”这个“周边商家的动静”信息的,也是“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而且,还是在正儿八经的政府的“文化协会工作推进会”的台面上。
又据报道,“在此次修缮复原工程中,除了外墙的颜色,楼内的陈设也极力恢复成老样子。塑钢的拉窗重新换成了钢窗,阳台的灯罩也恢复到了七十年前的样子。同时,消防龙头、门把手、地板也都保留了原来的样子”(东方网2008年10月26日据《东方早报》),可见完全是一派修复重要文物、人文古迹的派头。
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光上海就有十万张迷”。那么全国呢?全世界呢?我们简直不敢想象了。而“张爱玲故居”在亿万(?)“张迷”“粉丝”的“心目中的地位”之崇高,我们是可以想象的。“由于看好张爱玲带来的商业价值”,“张爱玲故居”在某些“商家”眼中的诱惑力之强大,我们也是可以想象的。然而,“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定还要将这些东西抬到“文化”的高度,再要对这一“高人气”更加强力地加以“推进”,则仍然出乎我们想象之外。
而且,几乎所有刊登这些报道的媒体,也都是反复着重强调那些“粉丝”“张迷”们是如何“怀着浓浓的文化情结”的。我在中国网上看到一篇原发表于《新周刊》杂志上的妙文《可以吃的张爱玲》,它这样说:“在时下的中国,如果你还想掺和一下所谓的‘文化生活’,‘张爱玲’就绝对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儿,且不说诸多的小资、中产无不在潜意识里以拿捏准了‘张爱玲式’的通透作派为荣;就是在‘知识分子’和学院派那里,关乎张爱玲的一切也都是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话题。”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呢。因此,几乎所有谈到“张爱玲故居”的媒体,也都是翻来复去说这个“故居”是如何如何“具有文化气味”、“散发着浓浓的二三十年代气息”的,是一个如何如何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上海标志性的文化景点”,是“上海新的文化地标”,是“为重绘文学上海地图画上的浓重的一笔”,等等。
文新传媒网等据《青年报》报道称,那里先是出现了一家“不起眼的书吧”,后来,著名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淳子在里面开设了一个专题讲座,引起张迷的广泛兴趣”。于是,“相关人士向书吧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文化”创意的“建议”:“何不将这个书吧变身为张爱玲主题特色书吧,让不能进入故居探访、失望而归的张迷们找到新的亮点?”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又“据知情人士(陈按,即“有关负责人”)透露”,“静安区图书馆将免费提供有关张爱玲的一批书目,并提供张爱玲图书;而该区文史馆将为书吧提供装饰方案”。这真正是无微不至的“全力支持”啊。
另外,又“据这位知情人士透露”,“张爱玲故居”旁边位于愚园路上的一家新建的五星级酒店,“也打算整合”这个难得的“文化资源”,要在五星级酒店里“开辟还原张爱玲生前居所的‘爱玲书房’(暂名)”。据“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只要在“张爱玲主题书吧”或“爱玲书房”里坐一坐,“品着香浓的咖啡,看着张爱玲的书”,就能“浸染在那个时代独有的气息中”,就能如何如何。又“据介绍,酒店方面将考虑腾出一个套房,将布置改头换面,房间内将充满了张爱玲元素。一旦‘爱玲书房’开辟,则有望迎客,供人参观。但如果有客人指明要入住该套房,则要付比普通套房高的价格”云云。一位如此有名的“精致女人”的“元素”,再加上“迎客”和“供人参观”,那当然要定出高价格了。这真是“文化”与商业的精明无比的结合啊。
但新华网、中国网等据《东方早报》另一篇报道,则称“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的底楼在张爱玲居住期间曾是一家咖啡馆,那里也曾是张爱玲写作的地方。作为常德公寓改造的一部分,日前一家名为‘千彩书坊’的书店在咖啡馆原址开张营业,这是一家兼具经营图书和咖啡餐饮的书店”。这里说的“千彩书坊”,应该就是上面那个“张爱玲主题特色书吧”吧?原来,它的“原址开张营业”原本就是“作为常德公寓改造的一部分”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在“静安区相关部门”的原先计划中就是有的。那么,前面那篇报道为什么还要故弄玄虚地说什么“建议”啊、“何不……变身”啊、“双方一拍即合”啊等等呢?那不等于是贬低了高瞻远瞩、成竹在胸的“静安区相关部门”的执政能力,说他们使的是“马后炮”吗?
据《东方早报》报道,“‘千彩书坊’试营业才一个月,就已经吸引了众多海内外众多游客驻足(陈按,这里竟用了两个‘众多’,可见实在是众多得数不过来了),也让前来朝圣的‘张迷’感到欣喜”。但是,又好像书坊老板和“张迷”们在“欣喜”之余仍很有不满足的意思,那就是报道中说的:“书店目前能出售的图书品种还有限,在一个书架上排列着几十种和张爱玲有关的图书。‘千彩书坊’负责人张烨向早报记者表示……张爱玲相关图书当然也是重点推荐。由于版权原因,该店尚未出售和张爱玲有关的其他衍生品,‘我们也希望不久后能得到相关授权。’张先生说。”
这段话读起来有点夹缠,这位记者还得好好向张爱玲学学文字功夫,但其关键词是“版权原因”和“相关授权”,意思还是清楚的。据说,一谈到这些事,我们那些骨灰级“张迷”和“张学”权威泰斗们是很伤心的。因为,张女士的全部作品的“版权”,在她生前早已经作了“相关授权”。大陆多少出版社因此犯了“侵权”之罪,官司也打败了,还要赔出巨款。断了多少商家、出版社和编书者的财路,真是令人无比地同情。谁都知道,在中国内地,从亿万(?)“张迷”到“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对这位张爱玲女士之热爱是没得说的,好得不能再好了。老实不客气地说,对“张学”贡献最大的,就是我们。全世界出张书最多的是哪里?我们大陆。全世界写“看张”文章专著最多的是哪里?也是我们大陆。可是怎奈“这位精致女人”却偏偏不领情,以致有多少热面孔贴在了冷屁股上,真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当然,好像能做到不亢不卑的人还是有的。如写了名文《遥寄张爱玲》的一位老作家,在美国有那么多亲朋好友,要打听张女士的住处,要托他们带一本书去送给她,那还不是小菜一碟,但他的一本亲笔题署“爱玲女士老友正之”的书,却到死也没有“遥寄”出去(最后捐给了大陆某地图书馆)。然而,有位“文化大师”则在张女士死讯公布时写道:“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还号召“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据我看,大师的这段文字中只有“我并不了解她”一句才是真实的,其余“敢于断定”的话头全不过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罢了。张女士生前并非没有人热情地请她回国回上海,她在上海还有亲戚,但她的态度如何?在去世前两年她的一封信中说:“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去,就连我姑姑在世的时候也都从来没考虑过”(载上海《书城》2007年第7期)。真是斩钉截铁。这不禁令人想起,即使后半辈子最坚决反共的女作家苏雪林,其晚年对故国故乡的态度也比张女士要人性一点。因此,大师所谓的她死后灵魂漂浮的“第一站”云云,是连鬼都不会相信的。也因此,那位书坊张老板啊,我看“版权”之类的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当然,这对于“文化”推进工作来说,可真是莫大的损失啊!
那么,“张爱玲故居”的“文化”,到底在“理论”上应该属于一种什么“文化”呢?我非大师,但如果要草民实话实说,不考虑会不会让一些人扫兴甚至愤怒的话,那么,我看也许只有也算是“文化”之一种的“伪文化”这样一张标签,贴在它身上最最合适。且听我说来。
“伪文化”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假的伪造的文化。
那位“有关负责人”,那些记者的报道,那些网上报上书上的无数的文章,在谈到这个“张爱玲故居”时,都口口声声啧啧津津地乐道什么“二三十年代”、“七十年前”。可是他们也不想一想,张爱玲是什么年代住在那里的呢?据有关材料,张女士除了在1939年曾短暂地与她姑姑住过这座楼房的某室以外,主要就是1942年从香港回上海后住进了该楼的另一室,并在这室内住了多年,也就是那个令亿万(?)“张迷”无比向往的“张爱玲故居”了。那么,照道理这只能说“四十年代”才对啊,为什么都要提前一二十年呢?据了解,这座现在名叫常德公寓(原名爱林登公寓)的楼房,建成是在1936年。那么,那所谓的“浓浓的二十年代的气息”怎样才能让它“散发着”呢?光天化日之下说这样不着边际的瞎话,众多媒体也这样不知检点地到处公然传播,这样子吹出来的“文化”意义,就好像说发现了“唐钞《四书五经》”、“宋版《康熙字典》”、“元刻《二十四史》”一样,高雅是很高雅的,有趣是很有趣的,好听也是很好听的,但不是伪文化又是什么呢?
这里要说的“伪文化”的第二个的“意义”就更敏感了,那就是敌伪文化。
上世纪四十年代,无论是哪个文化大师,都不敢说那是一个值得反复回味的文化昌盛的时代吧?尤其在上海,1942年到1945年,是什么年代?是日本侵略军残暴占领的时代,是敌伪政权血腥统治的年代。再想想,张爱玲在这个“故居”里又做了些什么有名气的值得后人记住的事呢?无非是她在这里与大汉奸、大流氓胡兰成姘居,她在这里写了一些主要发表在敌伪报刊上的作品。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女士本人,似乎还不好称她是汉奸;但她的大部分“作品”,只能归于敌伪文学。这有什么疑问吗?打比方来说,1930年代,某位作家本人算不上无产阶级,但他主要在左联刊物上发表作品,那么这些作品当然属于革命文学;又如,“文革”时期,某人不能算江青、张春桥集团的人,但他多次发表于《朝霞》、《学习与批判》上的作品或评论,也只能算是“四人帮”帮派文学或评论。大家不是都这样认为的吗?你们不是也这样认为的吗?难道可以有双重标准?而且,更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内战时期、内乱时期,同对外抗战时期,毕竟还是不好随便等同的。当国家遭侵略、同胞遭屠戮的时候,张女士居然在敌伪的刊物上不知羞耻地大发“作品”,这是非常需要常人所无的“胆略”的啊!
很多网站上载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张爱玲故居》,其中有对这个“故居”的几段眉飞色舞的描写:
如果轻轻推开虚掩的大门,就能看见昏暗门厅里坐着的电梯管理员,张爱玲经常提起的老式的奥斯汀电梯内,却漆上了刺眼的绿油漆(陈按,现在大概已经不“刺眼”了,因为报道中说了,“楼内的陈设”已“极力恢复成老样子。)
电梯上到六楼,便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因为敲门不应,胡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一场孽缘就此蔓延开来。
对于张爱玲来说,爱情只要欢娱静好即可,甚至不顾胡兰成正为日本人做事。当胡离开上海时,张对他说:你可化名张牵,亦可叫张招,天涯海角,总有我在牵你招你。而胡兰成似乎无意厮守终身。1946年11月,胡兰成悄悄回上海张爱玲寓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便去和张爱玲告别(陈按,这里一个“去”字令人摸不着头脑,明明说胡兰成在这个“故居”中与张爱玲“住了一个晚上”,厮守在一起的胡某怎么第二天清晨又“去”和张告别呢?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还得好好向张爱玲学学文字功夫。)
在胡兰成离去之后,张爱玲坐拥旧公寓里的老时光而不能自拔,正像她曾说过的,在这里,“我将只是萎谢了”。
应该说,这篇文章就像是导游的解说词,把这个“文化景点”可以夸耀的“精华”所在都说出来了。它还是比较准确、比较传神地说明了“张爱玲故居”的特殊的“文化意义”的。可见,如果参观这个“故居”,只能使参观者引起这类“孽缘”的联想。最近,我在《万象》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当年同在上海、曾经担任汪伪政府专员、“发明”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女文人苏青,为了恶心和刺激张爱玲,特地在其小说中将自己(苏青)与胡兰成淫乱的情节“生动”地描写出来(可是,后来又有人为张女士辩护,说这篇文章写得不对,但近日“新出土”的张女士的《小团圆》,据香港作家迈克说,其中就写到苏青与胡兰成淫乱的事,胡、苏二人在床上还互相质问“你有性病没有”呢)。凡是了解这样一些“历史掌故”的人,如果来到这个“张爱玲故居”,必然就会想起这些臭事。这对某些人来说,也许还可以起到类似“意淫”的效果。这,就是它的一种“文化意义”吧。
当然,有人会说,张爱玲在这个“故居”中还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呢!且慢,请问这个“大量”你扳指头数过没有?(实际也就是十来篇短篇小说和几篇短文而已。相比起许多作家来,绝不能算多。)再说,其作品之“优秀”,那也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非“情人”的眼里就未必是那样美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了,甚至也许感到有的正是垃圾。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1995年为文云:“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上海三、四十年代文坛非“左”派作家、后来长期生活在香港的陈蝶衣,晚年也写道:“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无论中篇或长篇,概括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简直是百不得一,绝无仅有”(《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
最近,我在《粤海风》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到张爱玲在这个“故居”中写的几篇“美文”,也正好拿来说明问题。例如,1944年5月5日,敌伪《新中国报》以大块文章欢呼日军在我国河南“大获全胜”,“沿黄河南岸西进,占领汜水荥阳等,并急袭山岳地带渝军……”而就在这一天,张爱玲为该报撰写的第一篇散文亮相了,题为《夜营的喇叭》。第一段话是:“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慢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简单的心。”最后一段话是:“……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你瞧,她在这个“故居”里一听到皇军的喇叭的调子,竟然那样地“喜悦与同情”,几乎想从窗口飞出去呢!这种特殊的感情,同当时普通的中国百姓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父母亲就在沦陷期上海生活过,他们曾向我讲述过当年听到日军军号的感受,真是刻骨铭心)。
《粤海风》文章还谈到,在这篇“美文”之前,张女士已经对日本大兵的喇叭声唱过一次赞歌了。那赞歌夹在散文《道路以目》之中,于1944年1月发表于敌伪的《天地》月刊上。张爱玲写道:“附近有个军营,朝朝暮暮努力地学吹喇叭,迄今很少进步。照说那是一种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讨厌。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艺里,那终日纷扰的,疲乏的‘人的成分’能够获得片刻的休息……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粤海风》文章感慨道:“张爱玲实属不凡,由日本军营里嘶啦嘶啦的喇叭声竟能联想到‘伟大的音乐’,并提高到了‘完美事物’的‘超人’的至高境界。她的这些文字,不知是‘天才作家’的‘不同凡响’呢,还是急于求功,拍马屁拍得太肉麻了。”
据了解,《夜营的喇叭》和《道路以目》,都被收进了最近几年在内地出版的好几种版本的张爱玲文集之中,还有评论者赞叹张爱玲的这类精短散文美不可言呢。然而我想起唐德刚教授的话:“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香港已故作家张文达认为这句话“严于斧钺之论”。大陆著名理论家吴江认为:“喜爱不喜爱张爱玲作品,自应允许有各人的自由,甚至也应有喜爱到‘如醉如痴’程度的自由,但从张先生(陈按,即张文达)的文章看,即使在香港也有要求那些‘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们应当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剖析张爱玲……我看,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我还听说,曾有境外“张迷”一到上海,就迫不及待地激动地嚷嚷:“我是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的!”他/她也许并不知道,“张爱玲的上海”,四十年代,日寇占领下的地方,对普通上海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现在,如果真的要体验“张爱玲故居”的“文化氛围”的话,我倒很想建议某区政府的“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应该在那附近再重建一个军营(当然,嫌麻烦的话,采用一些新科技的声光电子手段也可以),“朝朝暮暮努力地”播放那张爱玲“熟悉的”日军喇叭调子,因为那是她非常“喜欢”的。这样身临其境,就可以达到张爱玲说的“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神妙效果,才能领会“这位精致女人”的令人“无法窥得一斑”的“文化”精神。那比起原先你们“还计划在常德公寓门外的小花园内塑造一尊张爱玲铜像,并在周边建成张爱玲文化休闲一条街以弥补张迷来到故居后没什么东西可看的缺憾”(中国网2005年9月9日据《新闻晨报》),要强得多呢!
最后,我要衷心祝愿这个充满“文化意义”的“张爱玲故居”的重建,能够成为某些官员的了不起的政绩;我要衷心祝愿“张爱玲故居”的“高人气”,能够给有关商家带来财源滚滚。那是真正的争取“双赢”啊!而且还会载入史册的啊!
一只想下在上海的蛋
近日,我偶然在人民网上看到一则多年前的旧闻《“张爱玲纪念图书馆”在上海动工》(2002年4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五版),全文如下:
本报上海电近期受到海峡两岸普遍关注的“张爱玲纪念图书馆”工程,4月4日上午在位于上海市打浦桥地区的“东泰花苑”住宅小区内正式破土动工。这是台湾建筑设计师登琨艳先生来祖国大陆十二年之后推出的第一件建筑设计作品。
登琨艳说,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曾经是那个悲苍荒凉岁月的独行客,是她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上海。“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建筑型塑,就“像是一张揉掉的稿纸”,“像是要堆砌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以反映张爱玲的那个年代。
未来的“张爱玲纪念图书馆”内,将存有张爱玲的手稿、其各种文字版本的小说、散文以及由后人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张爱玲本人的平面影像,受张爱玲影响的张派作家的出版物,有关张爱玲的媒体报道与评论资料。预计到今年下半年,纪念图书馆的硬件部分将全部完成。
又看到当年上海市政府部门的“上海与台湾”网上文章称:“张爱玲女士是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海内外的上海作家”,“登先生认为张爱玲女士是知名的海派文化之母,因此,他将图书馆的外形设计成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而当年的东方网文章则称登先生说:“张爱玲就是海派文学之母,是她创造了甜腻戏弄的海派现代文学。”该文又说:“据了解,一位专门研究张爱玲的文史专家——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教授(陈按,华东师大的“张学”专家,请恕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一位著名的陈教授,倪教授则还没有听说过),已经作为合作伙伴开始了纪念图书馆有关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又据当年中国网所载妙文《可以吃的张爱玲》称,“‘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造型被登琨艳设计成汉字的‘孕’”,以突出张爱玲就是什么什么之“母”的深刻含义。又据宣传,开工的那天特地选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祖先的清明节,也是含有深意的。
十分惭愧的是,尽管我一直生活在上海,还算是研究和讲授近代文学史的人,但多年前我还不大上网,也不看那些小报,所以这个有关“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陈年消息居然还是最近才第一次从网上知道的。我看后的第一感想是,阿拉上海“相关部门”对于张爱玲女士的关爱,确实是深得不得了哎!你想想,在这寸土寸金的大都市,稍北的地方,有某区政府重修挂牌的“张爱玲故居”;稍南的另一个区,又有新建的“张爱玲纪念图书馆”。一旧一新,相互辉映。一是“文化遗迹”,一是现代“设计作品”。一供人们缅怀瞻仰忆旧联想,一供人们纪念读书看电影查资料,想得何等体贴,何等周到;显得何等显赫,何等荣耀!而曾经有那么多作家,包括女作家,在上海生活过,谁还能有这样高的待遇?即使伟大如鲁迅也比不上啊!
据当年东方网报道,登先生“在接受海峡之声电台、《新华日报》等媒体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设计和开工建设,既是我人生的一个意外,又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的开始。我一直以来梦寐要做公共建筑,但……如果想在台湾要做这些公共建筑机会不是很大。到上海……因缘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做真正的公共建筑物,而且是依托着张爱玲这个美名来做公共建筑物,这对我来说,我自己个人把它看得非常重要……它有可能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作品。我常常说,我要盖一栋建筑,要代表中国,要登上国际舞台,那张爱玲纪念图书馆的工程,是让我实现了这一个梦想’”。我猜想,这个“张爱玲纪念图书馆”会不会是登先生私人出资或筹款建造的?但我有点疑惑的是,举世闻名的“张爱玲热”,本来就是从台湾省开始热起来的,那里也有众多“张迷”,那里的出版社还曾把她的作品列为“台湾文学经典”(陈按,张爱玲并不是台湾人,在台湾没生活过几天,在台湾也没发表过几篇作品,所以,这也是一种伪文化现象),张女士的所有著作版权也都归了台湾的出版社,但为什么登先生“想在台湾要做”这个“公共建筑”的“机会”倒“不是很大”,反而要到阿拉上海来做呢?
不管是不是台湾老板私人掏腰包出钱,我想,要在上海造这样一个“公共建筑”,终归是必须得到上海“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批准的吧?(我只知道,据东方网报道,开工的第一天是由“上海市卢湾区建设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某女士下令“开钻”的,那级别似乎太低。)那么,这个“张爱玲纪念图书馆”既然是一个要建立在我们上海的土地上的“公共建筑”,这个消息既然是在我们“官方”最大的报纸和很多重要“官方”网站上公开登载的,那么,我就还有一个更大的疑惑:这样大的“受到海峡两岸普遍关注”的建造一个“要代表中国,要登上国际舞台”的“公共建筑”“纪念馆”的权利,是谁给登先生和上海市卢湾区建设发展总公司的呢?那应该是要得到国务院批准的吧?那至少应该是要得到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的吧?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程序就贸然向全世界宣布,算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应该引起全上海百姓和全国百姓的注意。
然而,同是一个东方网的同一篇报道,却在“这是台湾建筑设计师登琨艳先生来祖国大陆十二年之后推出的第一件建筑设计作品”一句后面,紧接着又说:这个纪念图书馆“也是上海第一个以文化名人冠以名称,凸现其文化功能的住宅小区‘会所’”。看到这里读者大概会惊呼起来:这不会是在开玩笑吧?这么“非常重要”的高规格的东西,怎么一会儿又变成了只是区区“住宅小区”的所谓“会所”了呢?这跟同一篇报道中说的“要代表中国,要登上国际舞台”等等的豪言壮语,是多么矛盾,多么不相称啊!不知道是东方网的报道记错了呢,还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不取这种说法,一刀将这一句砍了。总之,《人民日报》的规格最高,老百姓不得不仍然相信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
但我又有一个重大的疑惑: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早在2002年就发布了,报道中又言之凿凿地说,到该年下半年该馆的硬件部分就将全部完成,逾年人们便可以到该馆“一睹真正的‘张爱玲’”了;但是,现在问了上海的很多朋友,都说不知道有此事。我在网上反复查,除了多年前的那么多报道外,也查不到此事的一点下文。奇怪,这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最后就灰飞烟灭了?登先生的“这一个梦想”最终竟然没有让他实现,又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意外”了?或者,是原先说好出资的老板反悔了,不乐意给钱了?或者,是被比上海“相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更高一级或几级的“相关部门”及“有关负责人”所阻止了?这些皆不得而知。但我又想,当初那么多媒体那么热烈地炒作此一新闻,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一家再站出来再加以说明呢?对于这个据称是“受到海峡两岸普遍关注”的大事情,你们就能这样不负责任吗?至少,那多年前的连篇累牍的报道到现在还没有从网上删去呢!
这个曾经令某些人生发无限想象的既“像是一张揉掉的稿纸”、又“像是要堆砌一座孕育海派文化的蛋”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在上海和全国(海峡两岸)喧闹一阵之后,竟然就这样不知所终了?作为一个上海人,我真不知道应该感到虚扰一场后的庆幸呢,还是应该感到被人唬弄后的悲愤。也许有朋友会说,既然此事过去甚久,人们也早就忘记了,那个“蛋”似乎又没有产在上海,你还多说些什么,吃饱了撑的?但我想,一,这“蛋”到底有没有产成,为什么没产成,我们还不知道;二,现在没产成,不等于以后就不想产了。因此,有些意见还是应该说一说的。因为那些报道,那位登先生的话中,反复强调的都是所谓“文化名人”、“文化功能”,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有关“文化”方面的问题吧。
我认为,那位登先生敢于激情澎湃地称张爱玲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文化名人”,那些众多媒体居然一致认可和传播这句话,那就等于是羞辱了所有的读者。因为这是完全违反历史文化常识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一,在整个上世纪三十年代,张爱玲小姐还根本就没有在文坛上露脸;二,即使是四十年代,她也只有短短几年昙花一现,也只能在沦陷区上海的一部分读者中发“红”,中国内地千千万万的作者、读者是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三,在她所谓“红极一时”时,也不过只发表了十几篇小说;四,所谓“三、四十年代蜚声海外”更完全是一种梦呓,。
那位登先生又尊奉张爱玲是“海派文化之母”,或是“海派文学之母”,就更是令人笑掉大牙的痴人说梦了,同时也是对“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的莫大羞辱。难道源远流长的“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是迟至1940年代以后,才由张爱玲这个“母”所“孕”出来的吗?至于登先生把丰富多彩的“海派现代文学”称之为仅仅就是张爱玲所“创造”的那种“甜腻戏弄”的东西,我想,海派现代文学作家多矣,他们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特别是,他们也会像你一样认张爱玲是他们的“甜腻”的“母”吗?你可以愿意让张女士的东西“戏弄”,别人也都像你一样愿意吗?(“戏弄”是什么意思?如果查辞典,无非一是玩耍、嬉戏,二是调戏、玩弄。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很想向登先生请教。)
然而,以上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最为严重的是,这种痴人说梦般的伪文化宣传,怎么居然就可以公然登载在我们“官方”最大的报纸和众多“官方”级网站上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