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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醉的文。悦碎了；整体语言结构碎了；文化碎了。这般文是反常的，它们溢出于一切可想象的终极性。”孙甘露的小说《我是少年酒坛子》作为一部典型的先锋派文学作品，就带有强烈的“醉的文”特征。
【关键词】：“醉的文”；反常；迷失；求新
罗兰·巴特在其代表作《文之悦》中提出了“文之悦”与“文之醉”的概念：“悦的文，欣快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醉的文，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
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作为一部典型的先锋派文学作品，就带有强烈的“醉的文”特征。
一、反常之“醉”
罗兰·巴特认为：“醉的文。悦碎了；整体语言结构碎了；文化碎了。这般文是反常的，它们溢出于一切可想象的终极性。无法依托于他词来说明，无以重构，无以复原。醉的文是绝对不及物的。然而反常不足以解释醉；唯有反常之极端解释了它：极端不停的变换，呈空、流转、无以预见状。”
《我是少年酒坛子》正是这样的“文”。小说语言含混、无序，充满主观随意性。且游离于故事之外，语言似乎不再为文本的完整性负责，而是具有了完整性的独立性，独立在故事情节之外，承载着大量如同谜一样难解的象征寓意。作者无视人物塑造和故事结构的完整，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带有强烈激进性的先锋派姿态。
小说中设置了引言、场景、人物、故事、尾声这五个部分。一般来说，小说的结构是要首尾呼应的，但在这篇小说中这种呼应被完全忽略掉了。引言与尾声都与小说内容完全无关，而且它们两部分之间也是互无关联，完全独立的两部分。
不止如此。其余部分相互之间在内容上也是毫无关联的。五个部分之间毫无连贯，毫无逻辑，缺乏必要的叙事时序。小说结构完全是反逻辑，反常规的。
“场景”部分由五段话组成，作者在每段话的最后还标注了代表1-5的罗马数字符号，这五段话之间的关联也是很微弱的。故事内容得不到有序的承接，语序十分混乱。而且很特别的一点是，在场景部分里，出现的标点符号只有句号，也就是说，每一句话都像是一个单独的句子。这样奇怪的结构，以及句子之间明显的断裂分割，使这一部分的内容看起来更像诗歌，像一个诗人在喃喃自语。
小说主要内容集中在“故事”这一部分。虽以“故事”为题，却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故事背景是模糊的，故事走向离奇荒诞，更没有什么真正的情节可言。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故事。
文中的主要人物是“我”与一位来自北方的忧郁诗人，而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我”與这位诗人在酒馆内进行的一场虚无缥缈的谈话展开的。这段谈话里诗人是明显的主导者，因此这段大部分出于诗人之口的话语也就带上了强烈的诗化倾向。两人谈到诗人在北方的生活，诗人此行的目的，诗人从不正面回答，而是以充满了暗示和隐喻的诗式语言来将谈话进行下去。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他总是在朗诵，谈话就如一首十分口语化的诗作片段。不断切入，走向不明，娓娓道来。谈话是片断的，是非吟诵的。总之，他是不真实的，而又是令人难忘的”。
而在他们进行对话的同时，“鸵鸟”掌柜与“玩纸牌的人”不时的插话，使得两人的谈话显得更加荒诞、空幻。之后，由于追赶一枚铜币，“诗人”就此离去。最终，故事在“放筏的人们顺流而下。傍水而坐的是翩翩少年时渔色的英雄”这样一句不知所谓的“尾声”里结束了。
整个故事没有起源，没有发展，更没有什么结果。小说所有的是一些指意不明的晦涩语句和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正如罗兰?巴特对“醉的文”所定义的那样，是整体语言结构的碎，是一种反常。
二、迷失之“醉”
“醉的文，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
《我是少年酒坛子》是一篇很难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小说，原因就在于其主题的迷失和意指的迷失。作者有于意无意间在文本中埋伏下一个又一个的谜题，例如“引言”中引用的虚构文本“你知道是谁在背后打量你？（语出《米酒之乡》）”；“场景”里那些如诗般富含象征和暗示意义的与故事内容缺乏联系的只言片语。还有那些身份背景模糊、出场飘忽的奇异人物，一个谜题接着一个谜题。这些都令人如进入迷宫一般困惑不已，无法理清作者意图，从而彻底迷失在文本的“醉”中。
孙甘露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我当初是把诗歌当作小说来写的，受叙事体或者史诗传统的蛊惑。其后，我是把小说当诗歌来写的，此种方式为一部分人所赞扬，为另一部分人所诟病。”
“把小说当诗歌来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是少年酒坛子》，我们或许会对它意义的迷失找到些许答案。诗歌是含蓄与凝练的艺术，诗之最高境界在于有意外之意，而孙甘露以写诗歌的方式来写小说，自然会运用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文中那些缺乏时序、故事情节混乱，无视叙事规则的句子其实都具有诗歌的特性，虚幻而浪漫。
“他总是在朗诵，谈话就如一首十分口语化的诗作片段。不断切入，走向不明，娓娓道来。谈话是片断的，是非吟诵的。总之，他是不真实的，而又是令人难忘的”，这是小说中的“我”对于那个北方“诗人”的评价。我认为这段话是可以概括这整篇小说的风格的。纵观小说全篇，作者的确是有意在以朗诵诗歌的口吻进行小说叙述，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场景”部分，不管是内容还是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明了的显示出它的诗般特色。而作者既是以一个诗人的口吻在写小说，那文中的“诗人”就有可能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而而叙事者“我”对于“诗人”的评价，或许也意在为迷失于小说文本中的读者们给予一些象征性的解释。“诗作片段”、“不断切入”、“走向不明”、“不真实”、“令人难忘”，这些不正是这部小说令人感到迷失与困惑的原因吗。
三、求新之“醉”
“醉是与求新相连的，巴特告诉我们，新的言语一旦产生，就被重复，重复的言语就是旧的、俗套的。处于权势状态下的语言是重复的语言，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然而，“醉的文是捣毁常规，富有新意，也是逆常的。”
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正是做了这样的求新尝试。作者在创作时忠实于个人的创作欲望，突破了传统语言结构的桎梏，肆意的倾泻对于人生的诗意感触和古怪又深刻的哲理沉思。因此这篇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断裂的句子、散乱的词汇、无序的结构、不完整的篇章、标点缺失的文本。
小说通过这种求新的文本“醉”态体现了一种超前的文学创新意识，即忠于自我，摆脱“被文学支配”的写作地位，用不拘常态的文字将“内心的语言翻译出来”。这是一次超前性的尝试，也表明了作家那具有独特鲜明的个人意识印记的文学创作态度。
克里斯蒂娃认为：“假如我们未曾将自己内心生命的异质性——对人们称作民族语言的那些千篇一律的表达规则的违反——不断地进行磨砺，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有精神生命。”孙甘露对此十分认同，他认为如不进行这种尝试，“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半的’，未曾完整的。”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孙甘露来说，“反叛”与“先锋性”并不是他进行文本创新的根本目的，他的“求新”更多的是源于对个人精神生命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孙甘露.我是少年酒坛子[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罗兰·巴特.文之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罗岗，孙甘露.“作家，在本质上是要把内心的语言翻译出来”[J].当代作家评论，2009，（02）：82-86.
【关键词】：“醉的文”；反常；迷失；求新
罗兰·巴特在其代表作《文之悦》中提出了“文之悦”与“文之醉”的概念：“悦的文，欣快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醉的文，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
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作为一部典型的先锋派文学作品，就带有强烈的“醉的文”特征。
一、反常之“醉”
罗兰·巴特认为：“醉的文。悦碎了；整体语言结构碎了；文化碎了。这般文是反常的，它们溢出于一切可想象的终极性。无法依托于他词来说明，无以重构，无以复原。醉的文是绝对不及物的。然而反常不足以解释醉；唯有反常之极端解释了它：极端不停的变换，呈空、流转、无以预见状。”
《我是少年酒坛子》正是这样的“文”。小说语言含混、无序，充满主观随意性。且游离于故事之外，语言似乎不再为文本的完整性负责，而是具有了完整性的独立性，独立在故事情节之外，承载着大量如同谜一样难解的象征寓意。作者无视人物塑造和故事结构的完整，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带有强烈激进性的先锋派姿态。
小说中设置了引言、场景、人物、故事、尾声这五个部分。一般来说，小说的结构是要首尾呼应的，但在这篇小说中这种呼应被完全忽略掉了。引言与尾声都与小说内容完全无关，而且它们两部分之间也是互无关联，完全独立的两部分。
不止如此。其余部分相互之间在内容上也是毫无关联的。五个部分之间毫无连贯，毫无逻辑，缺乏必要的叙事时序。小说结构完全是反逻辑，反常规的。
“场景”部分由五段话组成，作者在每段话的最后还标注了代表1-5的罗马数字符号，这五段话之间的关联也是很微弱的。故事内容得不到有序的承接，语序十分混乱。而且很特别的一点是，在场景部分里，出现的标点符号只有句号，也就是说，每一句话都像是一个单独的句子。这样奇怪的结构，以及句子之间明显的断裂分割，使这一部分的内容看起来更像诗歌，像一个诗人在喃喃自语。
小说主要内容集中在“故事”这一部分。虽以“故事”为题，却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故事背景是模糊的，故事走向离奇荒诞，更没有什么真正的情节可言。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故事。
文中的主要人物是“我”与一位来自北方的忧郁诗人，而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我”與这位诗人在酒馆内进行的一场虚无缥缈的谈话展开的。这段谈话里诗人是明显的主导者，因此这段大部分出于诗人之口的话语也就带上了强烈的诗化倾向。两人谈到诗人在北方的生活，诗人此行的目的，诗人从不正面回答，而是以充满了暗示和隐喻的诗式语言来将谈话进行下去。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他总是在朗诵，谈话就如一首十分口语化的诗作片段。不断切入，走向不明，娓娓道来。谈话是片断的，是非吟诵的。总之，他是不真实的，而又是令人难忘的”。
而在他们进行对话的同时，“鸵鸟”掌柜与“玩纸牌的人”不时的插话，使得两人的谈话显得更加荒诞、空幻。之后，由于追赶一枚铜币，“诗人”就此离去。最终，故事在“放筏的人们顺流而下。傍水而坐的是翩翩少年时渔色的英雄”这样一句不知所谓的“尾声”里结束了。
整个故事没有起源，没有发展，更没有什么结果。小说所有的是一些指意不明的晦涩语句和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正如罗兰?巴特对“醉的文”所定义的那样，是整体语言结构的碎，是一种反常。
二、迷失之“醉”
“醉的文，置于迷失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势，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
《我是少年酒坛子》是一篇很难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小说，原因就在于其主题的迷失和意指的迷失。作者有于意无意间在文本中埋伏下一个又一个的谜题，例如“引言”中引用的虚构文本“你知道是谁在背后打量你？（语出《米酒之乡》）”；“场景”里那些如诗般富含象征和暗示意义的与故事内容缺乏联系的只言片语。还有那些身份背景模糊、出场飘忽的奇异人物，一个谜题接着一个谜题。这些都令人如进入迷宫一般困惑不已，无法理清作者意图，从而彻底迷失在文本的“醉”中。
孙甘露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我当初是把诗歌当作小说来写的，受叙事体或者史诗传统的蛊惑。其后，我是把小说当诗歌来写的，此种方式为一部分人所赞扬，为另一部分人所诟病。”
“把小说当诗歌来写”，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是少年酒坛子》，我们或许会对它意义的迷失找到些许答案。诗歌是含蓄与凝练的艺术，诗之最高境界在于有意外之意，而孙甘露以写诗歌的方式来写小说，自然会运用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会很容易发现，文中那些缺乏时序、故事情节混乱，无视叙事规则的句子其实都具有诗歌的特性，虚幻而浪漫。
“他总是在朗诵，谈话就如一首十分口语化的诗作片段。不断切入，走向不明，娓娓道来。谈话是片断的，是非吟诵的。总之，他是不真实的，而又是令人难忘的”，这是小说中的“我”对于那个北方“诗人”的评价。我认为这段话是可以概括这整篇小说的风格的。纵观小说全篇，作者的确是有意在以朗诵诗歌的口吻进行小说叙述，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场景”部分，不管是内容还是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明了的显示出它的诗般特色。而作者既是以一个诗人的口吻在写小说，那文中的“诗人”就有可能是作者本人的化身，而而叙事者“我”对于“诗人”的评价，或许也意在为迷失于小说文本中的读者们给予一些象征性的解释。“诗作片段”、“不断切入”、“走向不明”、“不真实”、“令人难忘”，这些不正是这部小说令人感到迷失与困惑的原因吗。
三、求新之“醉”
“醉是与求新相连的，巴特告诉我们，新的言语一旦产生，就被重复，重复的言语就是旧的、俗套的。处于权势状态下的语言是重复的语言，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然而，“醉的文是捣毁常规，富有新意，也是逆常的。”
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正是做了这样的求新尝试。作者在创作时忠实于个人的创作欲望，突破了传统语言结构的桎梏，肆意的倾泻对于人生的诗意感触和古怪又深刻的哲理沉思。因此这篇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断裂的句子、散乱的词汇、无序的结构、不完整的篇章、标点缺失的文本。
小说通过这种求新的文本“醉”态体现了一种超前的文学创新意识，即忠于自我，摆脱“被文学支配”的写作地位，用不拘常态的文字将“内心的语言翻译出来”。这是一次超前性的尝试，也表明了作家那具有独特鲜明的个人意识印记的文学创作态度。
克里斯蒂娃认为：“假如我们未曾将自己内心生命的异质性——对人们称作民族语言的那些千篇一律的表达规则的违反——不断地进行磨砺，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有精神生命。”孙甘露对此十分认同，他认为如不进行这种尝试，“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半的’，未曾完整的。”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孙甘露来说，“反叛”与“先锋性”并不是他进行文本创新的根本目的，他的“求新”更多的是源于对个人精神生命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孙甘露.我是少年酒坛子[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罗兰·巴特.文之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罗岗，孙甘露.“作家，在本质上是要把内心的语言翻译出来”[J].当代作家评论，2009，（02）：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