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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画是具备中华文化传统美学风格和审美特色一个画种，其独特的魅力无可抗拒，但纵观比较中西艺术的发展，不难见出其差距主要在于现今的世界艺术殿堂，美术这个门类，仍然以西方绘画为主流。中国画从图像学到细枝末节的色彩、构图、素描关系，一直都能显示出其并不亚于西方绘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本文主要以山水画为例，围绕中国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来谈其优缺点。
【关键词】：中国画；山水画；差异；现象；原因
山水画始于魏晋南北朝，真正发展于隋唐。汉末，腐朽的经学束缚被冲破，玄学思潮兴起，玄学之士标榜隐逸，江南的秀丽山水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因而山水画成为一种独立的画种从此登上画坛。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山水画的人物有比如：顾恺之，其作品《画云台山记》记录了作画的完整构思；刘宋时期宗炳的《画山水序》则表明了他对山水画的理解；同时的王微的《叙画》记录了他的看法。在晋之前汉魏时期的绘画中，也有不少具山水画的因素者。所以真正的山水画，乃正式萌芽于晋，由晋朝而兴起的山水画，刘宋而成。早期的山水画，存世不多，所以我们在早期山水画中看到的一般是“群峰之势”，山水画的产生和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参与有关，魏晋时期就有许多知识分子从事绘画。山水不久便成为他们绘画的主要题材，由于士大夫们加入绘画后，便分成士体和匠体。
山水画的发展，首先代表人物是隋朝时期的展子虔，被认为他的传世作品《游春图》可以看出：以青绿勾填法描写山川，开创了青绿山水的端绪。此画风为后世的宫廷绘画和民间宗教画所继承。初唐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展子虔的山水画艺术。
山水画到了李昭道，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既有气势，又有色彩，但其艳丽的气氛却依然如李思训。然而水墨山水画的出现可以说是发露于吴道子。盛唐时期的吴道子画山水则笔迹豪放，有“山水之变始于吴”之说。它的形成，都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士人自称参禅信佛，实则其为道学所牵制。王维则以入画，创“破墨”山水，抒写文人情怀，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这一派人还有张噪等人。此时张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主张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艺术家对山水画创作的追求与理解。他们对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艺术思想上，更是与道家思想相通。道家的“忘”，只是忘却人世间庸俗的纠葛，并且由“物化”而对宇宙万物加以拟人化、艺术化，且要求能“官天地，府万物”，“能胜物而不伤”。王维之后的水墨山水画家，都或多或少的具有道家的思想。所以山水画在中唐突变后的兴盛时期，据考证也正是安史之乱，唐代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乃是道家思想起作用的时候。唐末的山水画正是中国山水画第一个高峰中的“始信峰”，即中国山水画成熟的起点。至五代宋初， 山水画才达到高度成熟，并居画坛之首。
唐末、五代、宋初产生了许多大山水画家，如孙位、荆浩、关仝、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等等，都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大画家。
宋代的领导者宋徽宗创立了翰林图画院，专门招贤纳士，培养职业画家，其培养特点在于注重格法和技巧，但某一方面也限制了创作的自由，北宋中后时期绘画已普及到一般文人，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则竭力推动文士画发展，他们倡导“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不求形似，但求达意。”北宋的文人几乎都将自己的审美观带入到绘画中去。
到了宋时，马远、夏圭、刘松年，他们并称“南宋四大家”。元代的绘画用以寄托性情，这是元代士人闲逸、苦闷、悲凉、委曲的精神状态所至。士人放弃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而隐逸形成一种社会普遍性的现象，他们百无聊赖，有才无处发，于是引发为一种对世俗生活的超脱之感，并发展为使个体与社会总体分离的社会性的精神运动。
明初的山水画基本上是元末山水画的延续，正德时期，以苏州为中心，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被称为“吴门四家”，又称为“明四家”。
明后期吴门派开始衰落，松江派兴起，其中他们很多是大文人兼画家，所以他们的画比吴门派的画更加有文人逸趣，古雅而文秀。他们是以赵左为首的苏松派，以沈士充为首的云间派，以顾正谊为首的华亭派，三派总称为松江派。
而松江派以董其昌为代表，他以“南北宋”给前人“分门户”，片面的只把中国山水画分为了两派，并且极力贬低文人画以外的画派，在某种造成了画家眼见的短缺。和时代的精神基本相同，明代末期山水画已经急剧衰微了。
清初“四王”的画被目为“正宗”。而非正宗的“四僧”（八大山人、石涛、髡残、弘仁）和被讥为“恶习”、“八怪”的画反而为览者所喜爱。“四王”的画之所以为“正宗”，而又长期风靡中国画坛，其原因：（一）“四王”之首王时敏得董其昌正传；（二）王时敏以及王鉴本是明朝大官，在社会上有政治影响；（三）遗民派的画本和宫廷无关。中国的山水画至清代急剧衰落，总之“明四家”不及“元四家”远甚，“清四家”（“四王”）又不及“明四家”远甚。山水画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反射，正显示出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征兆。于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已进入了尾声。
纵观整个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程，山水画在以道家为精神支柱的情况之下，以独立的艺术形态登上了画坛，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照，这种审美观照无法片面地去形容与表达，因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种多样的画派。第一，出现过盛极一时的青绿山水画，山水画之所以具有自己独特的美感，其原因就在于形与色，而色又是绘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出现了宋代时期完备的院体画形式，此形式讲究精细的画工，工整的画面，单从绘画角度看来，宋代院体画的追求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发展至元朝的文人画已经到达一种无法超越的境界，文人画可以说是最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一类画派，其体现出道家中的“意境”是其他画种所无法比拟的，而此意境则是中国画的独到之处。
所以，中国画的优点就在于其体现出的“道”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是其他画种无法表達与体现的，二者相辅相成，中国画体现出“道”，“道”成为中国画一种具有辨识度的审美观照。然而在文人画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画并没有去进行革新，画坛在醉心学习古人的同时并没有去思考如何革新，甚至将具有革新精神的画派扼杀于摇篮当中，而此时期，正是西方画坛飞速发展的十八、十九世纪，如此短缺的见识，必然阻碍中国画的发展。
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缺陷，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缺陷是相对于西方近现代的绘画而言的。西方的绘画自古以来就在一种科学的绘画体系中发展形成的，这与中西方各种科学观、世界观等都有关系，然而西方绘画发展到十九世纪左右，已经极度成熟并且称霸整个西方古代美术史的古典主义绘画，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也就是现代绘画。在写实主义技法发展的最巅峰时期，画坛开始革新并寻找绘画真正存在的意义，这一点就是中国传统绘画相较于西方绘画的缺陷。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几乎封闭的状态，对外交流也是输出大于输入。如果没有东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仍然处于一种相对隔绝独立的状态，那么中华文明还会按照自己固有的内在逻辑长久发展下去。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人类千百年来的地域限制，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孤立于国际社会。西方侵略东方，同时也为东方提供了自我更新的契机。对于每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此完美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到了为什么会在近现代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哪些重大缺陷？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是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这些缺陷是某种类似基因的欠缺，是我们的祖先未曾经过也未曾见过的东西。综上所述，这些缺陷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几点：没有形成科学观念、没有把客观自然世界作为研究思考的中心、伦理秩序对个人自由的束缚。
参考文献：
[1]黄宗贤编著.中国美术史纲[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关键词】：中国画；山水画；差异；现象；原因
山水画始于魏晋南北朝，真正发展于隋唐。汉末，腐朽的经学束缚被冲破，玄学思潮兴起，玄学之士标榜隐逸，江南的秀丽山水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因而山水画成为一种独立的画种从此登上画坛。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山水画的人物有比如：顾恺之，其作品《画云台山记》记录了作画的完整构思；刘宋时期宗炳的《画山水序》则表明了他对山水画的理解；同时的王微的《叙画》记录了他的看法。在晋之前汉魏时期的绘画中，也有不少具山水画的因素者。所以真正的山水画，乃正式萌芽于晋，由晋朝而兴起的山水画，刘宋而成。早期的山水画，存世不多，所以我们在早期山水画中看到的一般是“群峰之势”，山水画的产生和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参与有关，魏晋时期就有许多知识分子从事绘画。山水不久便成为他们绘画的主要题材，由于士大夫们加入绘画后，便分成士体和匠体。
山水画的发展，首先代表人物是隋朝时期的展子虔，被认为他的传世作品《游春图》可以看出：以青绿勾填法描写山川，开创了青绿山水的端绪。此画风为后世的宫廷绘画和民间宗教画所继承。初唐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展子虔的山水画艺术。
山水画到了李昭道，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既有气势，又有色彩，但其艳丽的气氛却依然如李思训。然而水墨山水画的出现可以说是发露于吴道子。盛唐时期的吴道子画山水则笔迹豪放，有“山水之变始于吴”之说。它的形成，都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士人自称参禅信佛，实则其为道学所牵制。王维则以入画，创“破墨”山水，抒写文人情怀，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这一派人还有张噪等人。此时张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主张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艺术家对山水画创作的追求与理解。他们对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艺术思想上，更是与道家思想相通。道家的“忘”，只是忘却人世间庸俗的纠葛，并且由“物化”而对宇宙万物加以拟人化、艺术化，且要求能“官天地，府万物”，“能胜物而不伤”。王维之后的水墨山水画家，都或多或少的具有道家的思想。所以山水画在中唐突变后的兴盛时期，据考证也正是安史之乱，唐代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乃是道家思想起作用的时候。唐末的山水画正是中国山水画第一个高峰中的“始信峰”，即中国山水画成熟的起点。至五代宋初， 山水画才达到高度成熟，并居画坛之首。
唐末、五代、宋初产生了许多大山水画家，如孙位、荆浩、关仝、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等等，都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大画家。
宋代的领导者宋徽宗创立了翰林图画院，专门招贤纳士，培养职业画家，其培养特点在于注重格法和技巧，但某一方面也限制了创作的自由，北宋中后时期绘画已普及到一般文人，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则竭力推动文士画发展，他们倡导“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不求形似，但求达意。”北宋的文人几乎都将自己的审美观带入到绘画中去。
到了宋时，马远、夏圭、刘松年，他们并称“南宋四大家”。元代的绘画用以寄托性情，这是元代士人闲逸、苦闷、悲凉、委曲的精神状态所至。士人放弃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而隐逸形成一种社会普遍性的现象，他们百无聊赖，有才无处发，于是引发为一种对世俗生活的超脱之感，并发展为使个体与社会总体分离的社会性的精神运动。
明初的山水画基本上是元末山水画的延续，正德时期，以苏州为中心，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被称为“吴门四家”，又称为“明四家”。
明后期吴门派开始衰落，松江派兴起，其中他们很多是大文人兼画家，所以他们的画比吴门派的画更加有文人逸趣，古雅而文秀。他们是以赵左为首的苏松派，以沈士充为首的云间派，以顾正谊为首的华亭派，三派总称为松江派。
而松江派以董其昌为代表，他以“南北宋”给前人“分门户”，片面的只把中国山水画分为了两派，并且极力贬低文人画以外的画派，在某种造成了画家眼见的短缺。和时代的精神基本相同，明代末期山水画已经急剧衰微了。
清初“四王”的画被目为“正宗”。而非正宗的“四僧”（八大山人、石涛、髡残、弘仁）和被讥为“恶习”、“八怪”的画反而为览者所喜爱。“四王”的画之所以为“正宗”，而又长期风靡中国画坛，其原因：（一）“四王”之首王时敏得董其昌正传；（二）王时敏以及王鉴本是明朝大官，在社会上有政治影响；（三）遗民派的画本和宫廷无关。中国的山水画至清代急剧衰落，总之“明四家”不及“元四家”远甚，“清四家”（“四王”）又不及“明四家”远甚。山水画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反射，正显示出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征兆。于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已进入了尾声。
纵观整个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程，山水画在以道家为精神支柱的情况之下，以独立的艺术形态登上了画坛，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照，这种审美观照无法片面地去形容与表达，因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多种多样的画派。第一，出现过盛极一时的青绿山水画，山水画之所以具有自己独特的美感，其原因就在于形与色，而色又是绘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出现了宋代时期完备的院体画形式，此形式讲究精细的画工，工整的画面，单从绘画角度看来，宋代院体画的追求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发展至元朝的文人画已经到达一种无法超越的境界，文人画可以说是最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一类画派，其体现出道家中的“意境”是其他画种所无法比拟的，而此意境则是中国画的独到之处。
所以，中国画的优点就在于其体现出的“道”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是其他画种无法表達与体现的，二者相辅相成，中国画体现出“道”，“道”成为中国画一种具有辨识度的审美观照。然而在文人画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画并没有去进行革新，画坛在醉心学习古人的同时并没有去思考如何革新，甚至将具有革新精神的画派扼杀于摇篮当中，而此时期，正是西方画坛飞速发展的十八、十九世纪，如此短缺的见识，必然阻碍中国画的发展。
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缺陷，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缺陷是相对于西方近现代的绘画而言的。西方的绘画自古以来就在一种科学的绘画体系中发展形成的，这与中西方各种科学观、世界观等都有关系，然而西方绘画发展到十九世纪左右，已经极度成熟并且称霸整个西方古代美术史的古典主义绘画，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也就是现代绘画。在写实主义技法发展的最巅峰时期，画坛开始革新并寻找绘画真正存在的意义，这一点就是中国传统绘画相较于西方绘画的缺陷。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大多数时候都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几乎封闭的状态，对外交流也是输出大于输入。如果没有东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仍然处于一种相对隔绝独立的状态，那么中华文明还会按照自己固有的内在逻辑长久发展下去。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人类千百年来的地域限制，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孤立于国际社会。西方侵略东方，同时也为东方提供了自我更新的契机。对于每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此完美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到了为什么会在近现代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哪些重大缺陷？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是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这些缺陷是某种类似基因的欠缺，是我们的祖先未曾经过也未曾见过的东西。综上所述，这些缺陷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几点：没有形成科学观念、没有把客观自然世界作为研究思考的中心、伦理秩序对个人自由的束缚。
参考文献：
[1]黄宗贤编著.中国美术史纲[M].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