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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直勉(1889—1 934)原名培光,字绍轩,晚号鲁直。东莞人。是民国时期的广东书法家。陈永正在其著作《岭南书法史》中把林归到“政坛上的书家”一节。林直勉首先以辛亥革命前辈的身份为人们所认识,其次才是他的书法。其实,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和对广东书坛的影响都超过了同时的其他“政坛书家”。
林直勉1910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任《少年中国晨报》编辑,策动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避逃香港。1911年筹备并参与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1913年组织讨龙济光战役,失败后被法租界当局捕解安南入狱。不久获释,去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1919年奉孙中山命至美洲整理国民党党务。筹集巨款支援国内革命。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秘书。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护送孙中山脱险。次年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府秘书。1925年因涉廖案入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反蒋活动。1934年因肺病去世。(据《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
关于林直勉的书法渊源,可以从他的同盟会战友李蟠(仙根1893—1943)的转述中知道:“直勉林先生,为余书其所学云:‘初学李烈士文甫同习永兴大令,喜擘窠大字,及参与革命,更习汉隶。尤喜石门、礼器、张迁、校官、郙阁诸刻,盖南帖北碑,无不揣摩,以生硬瘦劲为主。’每遭遇艰险,书法必一进,天不与年,造诣祗此,良可惋惜。”(《楚庭书风》)李文甫(1890—1911)是同盟会会员,参加黄花岗起义,成为七十二烈士之一。林初受其影响由虞世南、王献之入手。稍后便转学汉碑,书风以瘦硬为主。
从以上略为推算,林的书法生涯合共仅得甘年左右,除去奔走革命和晚年疾病,专注于书艺的时间更少。笔者所寓目的林直勉书作(包括印刷品)大致作于1917年至1931年之间,尤以后七八年为多。在这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林氏所涉猎的汉魏晋唐碑帖竟达20种之多,有:礼器碑、石门颂、封龙山颂、郙阁颂、张迁碑、祀三公山碑、校官碑、西狭颂、衡方碑、杨淮表纪、樊敏碑、武梁祠画像题字、石门铭、爨龙颜、爨宝子、泰山金刚经、钟繇、出师颂、信行禅师碑等。这些作品或临碑文,或书集联,以其上自述的几个汉隶碑刻写得最精妙。林氏在当时有“临碑直勉”之称,其取法汉魏,广纳博采的学书门径是有其独特性的。他的革命战友同为“政坛书家”的胡汉民(1879—1936)独沽一味曹全碑,而在林氏书迹中尚未见有曹全的影子,可见林、胡的书法,取法和趣味都截然不同。
林直勉的书法活动时间不长,范围也仅在广州。20年代初,林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家时有过从。他与画家温其球(1862—1941)合作的大幅连屏《石门图》(图1)。胡毅生(1883—1957)题跋:“菊叟仿关仝法作石门图,直勉为临《石门颂》全文。吾粤艺坛足珍双绝。十三年冬番禺胡毅观并识。”后来,黄宾虹(1865—1955)看了也题跋日:“沉雄浑厚,极类北宋人神趣,此菊叟杰,作为之钦佩无已。戊辰七月宾虹志。”这种书画合璧形式很特别,不同于一般在画上题字,而是将书法作为画的组成部分,两者融为一体。林直勉也曾为国画家李砚山(1898—1961)书《西狭颂集字联》(图2)得古茂渊雅之趣。他为东莞同乡文字学家、书画家容庚(1894—1983)写的爨宝子碑集字联,长款中记述了他与容庚的交换作品的逸事:“余弱冠便致力革命事业,四海奔走,未能乡居。偶与朋辈谈篆刻,因知邑中容庚名。闻容君始学篆于尔雅,直追周秦。致力既久,又学奏刀,深得尔雅。惟乡人无识之者。容君以余书不俗,昨治一印见贻,俾资钤用。余学书不成,方引为愧,感其厚意,聊书此报之。希白先生哂存……”(图3)由此可知林直勉与当时的书画界交往的情况。据冯康侯(1901—1983)忆述,当时林在梅花村寓所每周都举行“临池会”,与几个书法同好切磋书艺,参加的人除冯康侯外,还有卢子枢(1900—1978)、吴子复(1899-1979)、陈兼善等。(香港《书谱》总16期)冯、卢与林直勉关系密切,多有书信往还,讨论书艺。吴子复则深受启迪,后来成为一代隶书大师。
林氏的书论未见有完整梓行的,只散见于作品题识、信札和书友的忆述中,但亦不乏精辟见解。关于学隶书入门,他说:“学书宜注力于何种书?各有各的主观。惟书之普通意味及普通法则,则学书者无论注力何种书都要知到。学隶书亦有普通意味及普通法则,只就《礼器碑》论,碑方整中略带疏散,谨密中略带纵肆。又能有肃穆朴拙气。(图4)故以之为入门第一步,则以后一步一步而升堂而入室,都不致有一毫谬妄,此不过笼统言之,未能尽其万一也。”(《致卢子枢》载《不蠹斋友人信札》)
关于用笔与用纸:“凡写画写字都要使人见笔,前已闻师友说过,而以为见笔则此笔必须经过运化乃可观。每见有人讲究,口者每失之不见笔,盖不见笔之病多在未能运化其笔耳。未能运化其笔,至于笔都不见是病已甚者。至未能运化其笔,至其笔生强不能入纸,自以为见笔。其病虽似不如前者之甚,然亦仅次,其亦等耳,不可不察。”“近作第一字‘下’之一捺,落笔时似未太留神,将收笔时有些气势可观,其余九字似无笔可称此者。(至全字之结构、神味等另一问题,未及一一)大抵不宜用熟纸写,熟纸有矾。矾之作用大抵宜于写另一种画,写字不宜用之(至翰林先生未能于生纸上行笔,只得乞怜于矾纸粉笺,又当别论。”(《致卢子枢》载《不蠹斋友人信札》)这是林直勉作书的心得直白。
林氏从政之余习书,他对用笔研究如此深细,较之一般专业书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细观其书作之用笔点画起止往复清晰明确,毫不苟且拖沓。书法金石家简经纶(1888—1950)曾问书于林直勉,他说:“余与林公固友善。尝问书其门,自分书字,积时不短,所涉碑帖,动临写百通,独苦隶分不得窥见墙屋也。公日:‘余与君书途径不同,在于张弛,缓急,谨放,粗微之间,似有别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林公在日,不敢问隶,尤小巫之见大巫,优劣差分,相去远矣。细味公书,似无他法,而于古论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印印泥,如锥画沙之秘,公得之至深,故点画之间,益见寸脔皆味,岂非资学兼优者,可以语此乎?”(《琴斋论书》)简氏所言并非一般应酬性的评价,而是确有体会的。他所涉隶分碑帖,临写百通仍不得其门,是不明隶书用笔之微妙处。
林氏对汉碑的广泛涉猎,对各碑面貌神韵的体会入微。林氏遍临各碑,互相参照,力求融会贯通。1934年出版的《林直勉先生书法》载其六言联“常思及时行乐,一生虚己受人”,款识云:“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字用笔奇肆,法兼隶楷,苟口无凝滞,天机活泼者。朝夕临摹,当得其意趣。直勉以石门颂之法临之,未知有当否?……”以飘逸奔放的《石门颂》和朴茂雄深的《金刚经》结合,是极具创意的尝试。
深受林影响的吴子复曾撰文称许林。他在《艺术家的态度》一文中说:“林直勉先生是近百年来数一数二的书家,他到晚年时,不随便下笔,原因是病躯不胜辛劳。于是爱其书者,虽简札亦视同拱璧了。书信往还原是难免的事。林先生因为有人把他的书札装裱起来,遂不用墨笔写信,改用铅笔。在一般人看,他似乎过分珍惜自己的作品,其实不然,他对自己的作品的态度十分谨严罢了,不愿意随便挥写自己不中意的东西留在人间。既经自己署名负责的,一定是自己认为尚交得自己肯的作品。这是艺术家应有的态度,这是一个极有艺术良心的人。”(《吴子复艺谭》)由于创作态度的严谨,林氏书迹流传得不多。据冯康侯回忆:“他(林直勉)还认为在民国十九年前所作的隶书,都没有成熟,曾吩咐我,如见到他的少作(民国十九年前的作品)便撕掉或烧掉。千万别留以示人。”这段话是转引自姚述的《林直勉的隶书及其生平》一文。(香港《书谱》总16期)但在该文的开头却有这样一段:“胡(汉民)林二氏,都是以从政之余才能作书,求书者纷至沓来,不能应付,只好请人代笔,是以真迹流传较少,而林直勉的真迹更少,一部分是由陈白宣代笔。(陈是治河委员会秘书)”按林一丝不苟的性格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请人代笔似不会发生。林任职治河委员会应在1928年至1930年前后,以笔者所见的林氏书作,这段时期应为成熟期,用笔瘦硬,神气完足。《隶书五言联》(图5)《隶书扇面》(图6)可作代表,同是写汉碑《西狭颂》前者善用粗细对比,以气势胜。后者方圆兼备得该碑神韵。并非他人可轻易代笔。因此姚的说法还有待证实。而林不满少作,欲毁少作的说法,却似有根据。何曼庵《东官三家书画》中载林直勉书作31件,其中有署民七至民十一(1918—1922)款的几件,用笔似未能运化,柔弱表浅,未入纸之病明显,难怪林要将其毁之。
林氏楷书早年从虞世南、王献之入手,其后更着力于钟繇和薛稷信行禅师碑,(图7)加上在泰山金刚经、石门铭、爨龙颜、爨宝子诸碑所下的功夫。融合成一种颇有隶意的行楷,题在其隶书作品上尤为协调。其行楷作品有:广州越秀山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背面的《抗逆卫士题名碑记》(1930年100x60厘米)、《赵伯棠墓表》(1924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拓本)、《节录姜白石词册》(载《林直勉墨迹》1930年石印本)、《致冯康侯书》(载《林直勉先生墨迹》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石印)、《行书诗斗方》(图8)等均能见出其行楷特色。
有论者认为:“自从林直勉开了隶书新法门之后,馀子风从,广东隶坛出现几乎是一花独放的局面……”(《岭南书法史》)。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我以为林氏的新法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直接取法汉碑,摆脱伊秉绶等清代隶书的影响。二,提倡从多种汉碑中吸收融合,不定于一碑。三,注重骨法用笔,以瘦硬标榜,追求古茂渊雅的审美趣味。四,以严谨的艺术态度在书坛作出了表率。林氏仅得45岁,未能沿此新法门而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实在可惜。当年在梅花村“临池会”论艺的人,冯康侯“四体皆精,尤长于篆”(《近代印人传》)终以篆刻名于时。卢子枢是以山水画名世。惟独吴子复继林直勉之后,以数十年的功力和经验的积聚,总结挑选出礼器碑、张迁碑、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校官碑六个汉碑为隶学进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隶”,培养出一批人才,对广东书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直勉1910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任《少年中国晨报》编辑,策动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避逃香港。1911年筹备并参与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1913年组织讨龙济光战役,失败后被法租界当局捕解安南入狱。不久获释,去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1919年奉孙中山命至美洲整理国民党党务。筹集巨款支援国内革命。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秘书。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护送孙中山脱险。次年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府秘书。1925年因涉廖案入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反蒋活动。1934年因肺病去世。(据《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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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直勉的书法渊源,可以从他的同盟会战友李蟠(仙根1893—1943)的转述中知道:“直勉林先生,为余书其所学云:‘初学李烈士文甫同习永兴大令,喜擘窠大字,及参与革命,更习汉隶。尤喜石门、礼器、张迁、校官、郙阁诸刻,盖南帖北碑,无不揣摩,以生硬瘦劲为主。’每遭遇艰险,书法必一进,天不与年,造诣祗此,良可惋惜。”(《楚庭书风》)李文甫(1890—1911)是同盟会会员,参加黄花岗起义,成为七十二烈士之一。林初受其影响由虞世南、王献之入手。稍后便转学汉碑,书风以瘦硬为主。
从以上略为推算,林的书法生涯合共仅得甘年左右,除去奔走革命和晚年疾病,专注于书艺的时间更少。笔者所寓目的林直勉书作(包括印刷品)大致作于1917年至1931年之间,尤以后七八年为多。在这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林氏所涉猎的汉魏晋唐碑帖竟达20种之多,有:礼器碑、石门颂、封龙山颂、郙阁颂、张迁碑、祀三公山碑、校官碑、西狭颂、衡方碑、杨淮表纪、樊敏碑、武梁祠画像题字、石门铭、爨龙颜、爨宝子、泰山金刚经、钟繇、出师颂、信行禅师碑等。这些作品或临碑文,或书集联,以其上自述的几个汉隶碑刻写得最精妙。林氏在当时有“临碑直勉”之称,其取法汉魏,广纳博采的学书门径是有其独特性的。他的革命战友同为“政坛书家”的胡汉民(1879—1936)独沽一味曹全碑,而在林氏书迹中尚未见有曹全的影子,可见林、胡的书法,取法和趣味都截然不同。
林直勉的书法活动时间不长,范围也仅在广州。20年代初,林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家时有过从。他与画家温其球(1862—1941)合作的大幅连屏《石门图》(图1)。胡毅生(1883—1957)题跋:“菊叟仿关仝法作石门图,直勉为临《石门颂》全文。吾粤艺坛足珍双绝。十三年冬番禺胡毅观并识。”后来,黄宾虹(1865—1955)看了也题跋日:“沉雄浑厚,极类北宋人神趣,此菊叟杰,作为之钦佩无已。戊辰七月宾虹志。”这种书画合璧形式很特别,不同于一般在画上题字,而是将书法作为画的组成部分,两者融为一体。林直勉也曾为国画家李砚山(1898—1961)书《西狭颂集字联》(图2)得古茂渊雅之趣。他为东莞同乡文字学家、书画家容庚(1894—1983)写的爨宝子碑集字联,长款中记述了他与容庚的交换作品的逸事:“余弱冠便致力革命事业,四海奔走,未能乡居。偶与朋辈谈篆刻,因知邑中容庚名。闻容君始学篆于尔雅,直追周秦。致力既久,又学奏刀,深得尔雅。惟乡人无识之者。容君以余书不俗,昨治一印见贻,俾资钤用。余学书不成,方引为愧,感其厚意,聊书此报之。希白先生哂存……”(图3)由此可知林直勉与当时的书画界交往的情况。据冯康侯(1901—1983)忆述,当时林在梅花村寓所每周都举行“临池会”,与几个书法同好切磋书艺,参加的人除冯康侯外,还有卢子枢(1900—1978)、吴子复(1899-1979)、陈兼善等。(香港《书谱》总16期)冯、卢与林直勉关系密切,多有书信往还,讨论书艺。吴子复则深受启迪,后来成为一代隶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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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的书论未见有完整梓行的,只散见于作品题识、信札和书友的忆述中,但亦不乏精辟见解。关于学隶书入门,他说:“学书宜注力于何种书?各有各的主观。惟书之普通意味及普通法则,则学书者无论注力何种书都要知到。学隶书亦有普通意味及普通法则,只就《礼器碑》论,碑方整中略带疏散,谨密中略带纵肆。又能有肃穆朴拙气。(图4)故以之为入门第一步,则以后一步一步而升堂而入室,都不致有一毫谬妄,此不过笼统言之,未能尽其万一也。”(《致卢子枢》载《不蠹斋友人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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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笔与用纸:“凡写画写字都要使人见笔,前已闻师友说过,而以为见笔则此笔必须经过运化乃可观。每见有人讲究,口者每失之不见笔,盖不见笔之病多在未能运化其笔耳。未能运化其笔,至于笔都不见是病已甚者。至未能运化其笔,至其笔生强不能入纸,自以为见笔。其病虽似不如前者之甚,然亦仅次,其亦等耳,不可不察。”“近作第一字‘下’之一捺,落笔时似未太留神,将收笔时有些气势可观,其余九字似无笔可称此者。(至全字之结构、神味等另一问题,未及一一)大抵不宜用熟纸写,熟纸有矾。矾之作用大抵宜于写另一种画,写字不宜用之(至翰林先生未能于生纸上行笔,只得乞怜于矾纸粉笺,又当别论。”(《致卢子枢》载《不蠹斋友人信札》)这是林直勉作书的心得直白。
林氏从政之余习书,他对用笔研究如此深细,较之一般专业书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细观其书作之用笔点画起止往复清晰明确,毫不苟且拖沓。书法金石家简经纶(1888—1950)曾问书于林直勉,他说:“余与林公固友善。尝问书其门,自分书字,积时不短,所涉碑帖,动临写百通,独苦隶分不得窥见墙屋也。公日:‘余与君书途径不同,在于张弛,缓急,谨放,粗微之间,似有别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林公在日,不敢问隶,尤小巫之见大巫,优劣差分,相去远矣。细味公书,似无他法,而于古论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印印泥,如锥画沙之秘,公得之至深,故点画之间,益见寸脔皆味,岂非资学兼优者,可以语此乎?”(《琴斋论书》)简氏所言并非一般应酬性的评价,而是确有体会的。他所涉隶分碑帖,临写百通仍不得其门,是不明隶书用笔之微妙处。
林氏对汉碑的广泛涉猎,对各碑面貌神韵的体会入微。林氏遍临各碑,互相参照,力求融会贯通。1934年出版的《林直勉先生书法》载其六言联“常思及时行乐,一生虚己受人”,款识云:“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字用笔奇肆,法兼隶楷,苟口无凝滞,天机活泼者。朝夕临摹,当得其意趣。直勉以石门颂之法临之,未知有当否?……”以飘逸奔放的《石门颂》和朴茂雄深的《金刚经》结合,是极具创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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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林影响的吴子复曾撰文称许林。他在《艺术家的态度》一文中说:“林直勉先生是近百年来数一数二的书家,他到晚年时,不随便下笔,原因是病躯不胜辛劳。于是爱其书者,虽简札亦视同拱璧了。书信往还原是难免的事。林先生因为有人把他的书札装裱起来,遂不用墨笔写信,改用铅笔。在一般人看,他似乎过分珍惜自己的作品,其实不然,他对自己的作品的态度十分谨严罢了,不愿意随便挥写自己不中意的东西留在人间。既经自己署名负责的,一定是自己认为尚交得自己肯的作品。这是艺术家应有的态度,这是一个极有艺术良心的人。”(《吴子复艺谭》)由于创作态度的严谨,林氏书迹流传得不多。据冯康侯回忆:“他(林直勉)还认为在民国十九年前所作的隶书,都没有成熟,曾吩咐我,如见到他的少作(民国十九年前的作品)便撕掉或烧掉。千万别留以示人。”这段话是转引自姚述的《林直勉的隶书及其生平》一文。(香港《书谱》总16期)但在该文的开头却有这样一段:“胡(汉民)林二氏,都是以从政之余才能作书,求书者纷至沓来,不能应付,只好请人代笔,是以真迹流传较少,而林直勉的真迹更少,一部分是由陈白宣代笔。(陈是治河委员会秘书)”按林一丝不苟的性格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请人代笔似不会发生。林任职治河委员会应在1928年至1930年前后,以笔者所见的林氏书作,这段时期应为成熟期,用笔瘦硬,神气完足。《隶书五言联》(图5)《隶书扇面》(图6)可作代表,同是写汉碑《西狭颂》前者善用粗细对比,以气势胜。后者方圆兼备得该碑神韵。并非他人可轻易代笔。因此姚的说法还有待证实。而林不满少作,欲毁少作的说法,却似有根据。何曼庵《东官三家书画》中载林直勉书作31件,其中有署民七至民十一(1918—1922)款的几件,用笔似未能运化,柔弱表浅,未入纸之病明显,难怪林要将其毁之。
林氏楷书早年从虞世南、王献之入手,其后更着力于钟繇和薛稷信行禅师碑,(图7)加上在泰山金刚经、石门铭、爨龙颜、爨宝子诸碑所下的功夫。融合成一种颇有隶意的行楷,题在其隶书作品上尤为协调。其行楷作品有:广州越秀山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背面的《抗逆卫士题名碑记》(1930年100x60厘米)、《赵伯棠墓表》(1924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拓本)、《节录姜白石词册》(载《林直勉墨迹》1930年石印本)、《致冯康侯书》(载《林直勉先生墨迹》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石印)、《行书诗斗方》(图8)等均能见出其行楷特色。
有论者认为:“自从林直勉开了隶书新法门之后,馀子风从,广东隶坛出现几乎是一花独放的局面……”(《岭南书法史》)。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我以为林氏的新法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直接取法汉碑,摆脱伊秉绶等清代隶书的影响。二,提倡从多种汉碑中吸收融合,不定于一碑。三,注重骨法用笔,以瘦硬标榜,追求古茂渊雅的审美趣味。四,以严谨的艺术态度在书坛作出了表率。林氏仅得45岁,未能沿此新法门而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实在可惜。当年在梅花村“临池会”论艺的人,冯康侯“四体皆精,尤长于篆”(《近代印人传》)终以篆刻名于时。卢子枢是以山水画名世。惟独吴子复继林直勉之后,以数十年的功力和经验的积聚,总结挑选出礼器碑、张迁碑、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校官碑六个汉碑为隶学进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隶”,培养出一批人才,对广东书坛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