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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直勉(1889—1 934)原名培光，字绍轩，晚号鲁直。东莞人。是民国时期的广东书法家。陈永正在其著作《岭南书法史》中把林归到“政坛上的书家”一节。林直勉首先以辛亥革命前辈的身份为人们所认识，其次才是他的书法。其实，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和对广东书坛的影响都超过了同时的其他“政坛书家”。
林直勉1910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任《少年中国晨报》编辑，策动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避逃香港。1911年筹备并参与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1913年组织讨龙济光战役，失败后被法租界当局捕解安南入狱。不久获释，去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1919年奉孙中山命至美洲整理国民党党务。筹集巨款支援国内革命。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秘书。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护送孙中山脱险。次年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府秘书。1925年因涉廖案入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反蒋活动。1934年因肺病去世。(据《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
关于林直勉的书法渊源，可以从他的同盟会战友李蟠(仙根1893—1943)的转述中知道：“直勉林先生，为余书其所学云：‘初学李烈士文甫同习永兴大令，喜擘窠大字，及参与革命，更习汉隶。尤喜石门、礼器、张迁、校官、郙阁诸刻，盖南帖北碑，无不揣摩，以生硬瘦劲为主。’每遭遇艰险，书法必一进，天不与年，造诣祗此，良可惋惜。”(《楚庭书风》)李文甫(1890—1911)是同盟会会员，参加黄花岗起义，成为七十二烈士之一。林初受其影响由虞世南、王献之入手。稍后便转学汉碑，书风以瘦硬为主。
从以上略为推算，林的书法生涯合共仅得甘年左右，除去奔走革命和晚年疾病，专注于书艺的时间更少。笔者所寓目的林直勉书作(包括印刷品)大致作于1917年至1931年之间，尤以后七八年为多。在这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林氏所涉猎的汉魏晋唐碑帖竟达20种之多，有：礼器碑、石门颂、封龙山颂、郙阁颂、张迁碑、祀三公山碑、校官碑、西狭颂、衡方碑、杨淮表纪、樊敏碑、武梁祠画像题字、石门铭、爨龙颜、爨宝子、泰山金刚经、钟繇、出师颂、信行禅师碑等。这些作品或临碑文，或书集联，以其上自述的几个汉隶碑刻写得最精妙。林氏在当时有“临碑直勉”之称，其取法汉魏，广纳博采的学书门径是有其独特性的。他的革命战友同为“政坛书家”的胡汉民(1879—1936)独沽一味曹全碑，而在林氏书迹中尚未见有曹全的影子，可见林、胡的书法，取法和趣味都截然不同。
林直勉的书法活动时间不长，范围也仅在广州。20年代初，林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家时有过从。他与画家温其球(1862—1941)合作的大幅连屏《石门图》(图1)。胡毅生(1883—1957)题跋：“菊叟仿关仝法作石门图，直勉为临《石门颂》全文。吾粤艺坛足珍双绝。十三年冬番禺胡毅观并识。”后来，黄宾虹(1865—1955)看了也题跋日：“沉雄浑厚，极类北宋人神趣，此菊叟杰，作为之钦佩无已。戊辰七月宾虹志。”这种书画合璧形式很特别，不同于一般在画上题字，而是将书法作为画的组成部分，两者融为一体。林直勉也曾为国画家李砚山(1898—1961)书《西狭颂集字联》(图2)得古茂渊雅之趣。他为东莞同乡文字学家、书画家容庚(1894—1983)写的爨宝子碑集字联，长款中记述了他与容庚的交换作品的逸事：“余弱冠便致力革命事业，四海奔走，未能乡居。偶与朋辈谈篆刻，因知邑中容庚名。闻容君始学篆于尔雅，直追周秦。致力既久，又学奏刀，深得尔雅。惟乡人无识之者。容君以余书不俗，昨治一印见贻，俾资钤用。余学书不成，方引为愧，感其厚意，聊书此报之。希白先生哂存……”(图3)由此可知林直勉与当时的书画界交往的情况。据冯康侯(1901—1983)忆述，当时林在梅花村寓所每周都举行“临池会”，与几个书法同好切磋书艺，参加的人除冯康侯外，还有卢子枢(1900—1978)、吴子复(1899－1979)、陈兼善等。(香港《书谱》总16期)冯、卢与林直勉关系密切，多有书信往还，讨论书艺。吴子复则深受启迪，后来成为一代隶书大师。
林氏的书论未见有完整梓行的，只散见于作品题识、信札和书友的忆述中，但亦不乏精辟见解。关于学隶书入门，他说：“学书宜注力于何种书?各有各的主观。惟书之普通意味及普通法则，则学书者无论注力何种书都要知到。学隶书亦有普通意味及普通法则，只就《礼器碑》论，碑方整中略带疏散，谨密中略带纵肆。又能有肃穆朴拙气。(图4)故以之为入门第一步，则以后一步一步而升堂而入室，都不致有一毫谬妄，此不过笼统言之，未能尽其万一也。”(《致卢子枢》载《不蠹斋友人信札》)
关于用笔与用纸：“凡写画写字都要使人见笔，前已闻师友说过，而以为见笔则此笔必须经过运化乃可观。每见有人讲究，口者每失之不见笔，盖不见笔之病多在未能运化其笔耳。未能运化其笔，至于笔都不见是病已甚者。至未能运化其笔，至其笔生强不能入纸，自以为见笔。其病虽似不如前者之甚，然亦仅次，其亦等耳，不可不察。”“近作第一字‘下’之一捺，落笔时似未太留神，将收笔时有些气势可观，其余九字似无笔可称此者。(至全字之结构、神味等另一问题，未及一一)大抵不宜用熟纸写，熟纸有矾。矾之作用大抵宜于写另一种画，写字不宜用之(至翰林先生未能于生纸上行笔，只得乞怜于矾纸粉笺，又当别论。”(《致卢子枢》载《不蠹斋友人信札》)这是林直勉作书的心得直白。
林氏从政之余习书，他对用笔研究如此深细，较之一般专业书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细观其书作之用笔点画起止往复清晰明确，毫不苟且拖沓。书法金石家简经纶(1888—1950)曾问书于林直勉，他说：“余与林公固友善。尝问书其门，自分书字，积时不短，所涉碑帖，动临写百通，独苦隶分不得窥见墙屋也。公日：‘余与君书途径不同，在于张弛，缓急，谨放，粗微之间，似有别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林公在日，不敢问隶，尤小巫之见大巫，优劣差分，相去远矣。细味公书，似无他法，而于古论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印印泥，如锥画沙之秘，公得之至深，故点画之间，益见寸脔皆味，岂非资学兼优者，可以语此乎?”(《琴斋论书》)简氏所言并非一般应酬性的评价，而是确有体会的。他所涉隶分碑帖，临写百通仍不得其门，是不明隶书用笔之微妙处。
林氏对汉碑的广泛涉猎，对各碑面貌神韵的体会入微。林氏遍临各碑，互相参照，力求融会贯通。1934年出版的《林直勉先生书法》载其六言联“常思及时行乐，一生虚己受人”，款识云：“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字用笔奇肆，法兼隶楷，苟口无凝滞，天机活泼者。朝夕临摹，当得其意趣。直勉以石门颂之法临之，未知有当否?……”以飘逸奔放的《石门颂》和朴茂雄深的《金刚经》结合，是极具创意的尝试。
深受林影响的吴子复曾撰文称许林。他在《艺术家的态度》一文中说：“林直勉先生是近百年来数一数二的书家，他到晚年时，不随便下笔，原因是病躯不胜辛劳。于是爱其书者，虽简札亦视同拱璧了。书信往还原是难免的事。林先生因为有人把他的书札装裱起来，遂不用墨笔写信，改用铅笔。在一般人看，他似乎过分珍惜自己的作品，其实不然，他对自己的作品的态度十分谨严罢了，不愿意随便挥写自己不中意的东西留在人间。既经自己署名负责的，一定是自己认为尚交得自己肯的作品。这是艺术家应有的态度，这是一个极有艺术良心的人。”(《吴子复艺谭》)由于创作态度的严谨，林氏书迹流传得不多。据冯康侯回忆：“他(林直勉)还认为在民国十九年前所作的隶书，都没有成熟，曾吩咐我，如见到他的少作(民国十九年前的作品)便撕掉或烧掉。千万别留以示人。”这段话是转引自姚述的《林直勉的隶书及其生平》一文。(香港《书谱》总16期)但在该文的开头却有这样一段：“胡(汉民)林二氏，都是以从政之余才能作书，求书者纷至沓来，不能应付，只好请人代笔，是以真迹流传较少，而林直勉的真迹更少，一部分是由陈白宣代笔。(陈是治河委员会秘书)”按林一丝不苟的性格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请人代笔似不会发生。林任职治河委员会应在1928年至1930年前后，以笔者所见的林氏书作，这段时期应为成熟期，用笔瘦硬，神气完足。《隶书五言联》(图5)《隶书扇面》(图6)可作代表，同是写汉碑《西狭颂》前者善用粗细对比，以气势胜。后者方圆兼备得该碑神韵。并非他人可轻易代笔。因此姚的说法还有待证实。而林不满少作，欲毁少作的说法，却似有根据。何曼庵《东官三家书画》中载林直勉书作31件，其中有署民七至民十一(1918—1922)款的几件，用笔似未能运化，柔弱表浅，未入纸之病明显，难怪林要将其毁之。
林氏楷书早年从虞世南、王献之入手，其后更着力于钟繇和薛稷信行禅师碑，(图7)加上在泰山金刚经、石门铭、爨龙颜、爨宝子诸碑所下的功夫。融合成一种颇有隶意的行楷，题在其隶书作品上尤为协调。其行楷作品有：广州越秀山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背面的《抗逆卫士题名碑记》(1930年100x60厘米)、《赵伯棠墓表》(1924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拓本)、《节录姜白石词册》(载《林直勉墨迹》1930年石印本)、《致冯康侯书》(载《林直勉先生墨迹》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石印)、《行书诗斗方》(图8)等均能见出其行楷特色。
有论者认为：“自从林直勉开了隶书新法门之后，馀子风从，广东隶坛出现几乎是一花独放的局面……”(《岭南书法史》)。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我以为林氏的新法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直接取法汉碑，摆脱伊秉绶等清代隶书的影响。二，提倡从多种汉碑中吸收融合，不定于一碑。三，注重骨法用笔，以瘦硬标榜，追求古茂渊雅的审美趣味。四，以严谨的艺术态度在书坛作出了表率。林氏仅得45岁，未能沿此新法门而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实在可惜。当年在梅花村“临池会”论艺的人，冯康侯“四体皆精，尤长于篆”(《近代印人传》)终以篆刻名于时。卢子枢是以山水画名世。惟独吴子复继林直勉之后，以数十年的功力和经验的积聚，总结挑选出礼器碑、张迁碑、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校官碑六个汉碑为隶学进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隶”，培养出一批人才，对广东书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林直勉1910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任《少年中国晨报》编辑，策动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后避逃香港。1911年筹备并参与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1913年组织讨龙济光战役，失败后被法租界当局捕解安南入狱。不久获释，去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1919年奉孙中山命至美洲整理国民党党务。筹集巨款支援国内革命。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秘书。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护送孙中山脱险。次年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府秘书。1925年因涉廖案入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反蒋活动。1934年因肺病去世。(据《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
关于林直勉的书法渊源，可以从他的同盟会战友李蟠(仙根1893—1943)的转述中知道：“直勉林先生，为余书其所学云：‘初学李烈士文甫同习永兴大令，喜擘窠大字，及参与革命，更习汉隶。尤喜石门、礼器、张迁、校官、郙阁诸刻，盖南帖北碑，无不揣摩，以生硬瘦劲为主。’每遭遇艰险，书法必一进，天不与年，造诣祗此，良可惋惜。”(《楚庭书风》)李文甫(1890—1911)是同盟会会员，参加黄花岗起义，成为七十二烈士之一。林初受其影响由虞世南、王献之入手。稍后便转学汉碑，书风以瘦硬为主。
从以上略为推算，林的书法生涯合共仅得甘年左右，除去奔走革命和晚年疾病，专注于书艺的时间更少。笔者所寓目的林直勉书作(包括印刷品)大致作于1917年至1931年之间，尤以后七八年为多。在这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林氏所涉猎的汉魏晋唐碑帖竟达20种之多，有：礼器碑、石门颂、封龙山颂、郙阁颂、张迁碑、祀三公山碑、校官碑、西狭颂、衡方碑、杨淮表纪、樊敏碑、武梁祠画像题字、石门铭、爨龙颜、爨宝子、泰山金刚经、钟繇、出师颂、信行禅师碑等。这些作品或临碑文，或书集联，以其上自述的几个汉隶碑刻写得最精妙。林氏在当时有“临碑直勉”之称，其取法汉魏，广纳博采的学书门径是有其独特性的。他的革命战友同为“政坛书家”的胡汉民(1879—1936)独沽一味曹全碑，而在林氏书迹中尚未见有曹全的影子，可见林、胡的书法，取法和趣味都截然不同。
林直勉的书法活动时间不长，范围也仅在广州。20年代初，林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画家时有过从。他与画家温其球(1862—1941)合作的大幅连屏《石门图》(图1)。胡毅生(1883—1957)题跋：“菊叟仿关仝法作石门图，直勉为临《石门颂》全文。吾粤艺坛足珍双绝。十三年冬番禺胡毅观并识。”后来，黄宾虹(1865—1955)看了也题跋日：“沉雄浑厚，极类北宋人神趣，此菊叟杰，作为之钦佩无已。戊辰七月宾虹志。”这种书画合璧形式很特别，不同于一般在画上题字，而是将书法作为画的组成部分，两者融为一体。林直勉也曾为国画家李砚山(1898—1961)书《西狭颂集字联》(图2)得古茂渊雅之趣。他为东莞同乡文字学家、书画家容庚(1894—1983)写的爨宝子碑集字联，长款中记述了他与容庚的交换作品的逸事：“余弱冠便致力革命事业，四海奔走，未能乡居。偶与朋辈谈篆刻，因知邑中容庚名。闻容君始学篆于尔雅，直追周秦。致力既久，又学奏刀，深得尔雅。惟乡人无识之者。容君以余书不俗，昨治一印见贻，俾资钤用。余学书不成，方引为愧，感其厚意，聊书此报之。希白先生哂存……”(图3)由此可知林直勉与当时的书画界交往的情况。据冯康侯(1901—1983)忆述，当时林在梅花村寓所每周都举行“临池会”，与几个书法同好切磋书艺，参加的人除冯康侯外，还有卢子枢(1900—1978)、吴子复(1899－1979)、陈兼善等。(香港《书谱》总16期)冯、卢与林直勉关系密切，多有书信往还，讨论书艺。吴子复则深受启迪，后来成为一代隶书大师。
林氏的书论未见有完整梓行的，只散见于作品题识、信札和书友的忆述中，但亦不乏精辟见解。关于学隶书入门，他说：“学书宜注力于何种书?各有各的主观。惟书之普通意味及普通法则，则学书者无论注力何种书都要知到。学隶书亦有普通意味及普通法则，只就《礼器碑》论，碑方整中略带疏散，谨密中略带纵肆。又能有肃穆朴拙气。(图4)故以之为入门第一步，则以后一步一步而升堂而入室，都不致有一毫谬妄，此不过笼统言之，未能尽其万一也。”(《致卢子枢》载《不蠹斋友人信札》)
关于用笔与用纸：“凡写画写字都要使人见笔，前已闻师友说过，而以为见笔则此笔必须经过运化乃可观。每见有人讲究，口者每失之不见笔，盖不见笔之病多在未能运化其笔耳。未能运化其笔，至于笔都不见是病已甚者。至未能运化其笔，至其笔生强不能入纸，自以为见笔。其病虽似不如前者之甚，然亦仅次，其亦等耳，不可不察。”“近作第一字‘下’之一捺，落笔时似未太留神，将收笔时有些气势可观，其余九字似无笔可称此者。(至全字之结构、神味等另一问题，未及一一)大抵不宜用熟纸写，熟纸有矾。矾之作用大抵宜于写另一种画，写字不宜用之(至翰林先生未能于生纸上行笔，只得乞怜于矾纸粉笺，又当别论。”(《致卢子枢》载《不蠹斋友人信札》)这是林直勉作书的心得直白。
林氏从政之余习书，他对用笔研究如此深细，较之一般专业书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细观其书作之用笔点画起止往复清晰明确，毫不苟且拖沓。书法金石家简经纶(1888—1950)曾问书于林直勉，他说：“余与林公固友善。尝问书其门，自分书字，积时不短，所涉碑帖，动临写百通，独苦隶分不得窥见墙屋也。公日：‘余与君书途径不同，在于张弛，缓急，谨放，粗微之间，似有别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林公在日，不敢问隶，尤小巫之见大巫，优劣差分，相去远矣。细味公书，似无他法，而于古论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印印泥，如锥画沙之秘，公得之至深，故点画之间，益见寸脔皆味，岂非资学兼优者，可以语此乎?”(《琴斋论书》)简氏所言并非一般应酬性的评价，而是确有体会的。他所涉隶分碑帖，临写百通仍不得其门，是不明隶书用笔之微妙处。
林氏对汉碑的广泛涉猎，对各碑面貌神韵的体会入微。林氏遍临各碑，互相参照，力求融会贯通。1934年出版的《林直勉先生书法》载其六言联“常思及时行乐，一生虚己受人”，款识云：“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字用笔奇肆，法兼隶楷，苟口无凝滞，天机活泼者。朝夕临摹，当得其意趣。直勉以石门颂之法临之，未知有当否?……”以飘逸奔放的《石门颂》和朴茂雄深的《金刚经》结合，是极具创意的尝试。
深受林影响的吴子复曾撰文称许林。他在《艺术家的态度》一文中说：“林直勉先生是近百年来数一数二的书家，他到晚年时，不随便下笔，原因是病躯不胜辛劳。于是爱其书者，虽简札亦视同拱璧了。书信往还原是难免的事。林先生因为有人把他的书札装裱起来，遂不用墨笔写信，改用铅笔。在一般人看，他似乎过分珍惜自己的作品，其实不然，他对自己的作品的态度十分谨严罢了，不愿意随便挥写自己不中意的东西留在人间。既经自己署名负责的，一定是自己认为尚交得自己肯的作品。这是艺术家应有的态度，这是一个极有艺术良心的人。”(《吴子复艺谭》)由于创作态度的严谨，林氏书迹流传得不多。据冯康侯回忆：“他(林直勉)还认为在民国十九年前所作的隶书，都没有成熟，曾吩咐我，如见到他的少作(民国十九年前的作品)便撕掉或烧掉。千万别留以示人。”这段话是转引自姚述的《林直勉的隶书及其生平》一文。(香港《书谱》总16期)但在该文的开头却有这样一段：“胡(汉民)林二氏，都是以从政之余才能作书，求书者纷至沓来，不能应付，只好请人代笔，是以真迹流传较少，而林直勉的真迹更少，一部分是由陈白宣代笔。(陈是治河委员会秘书)”按林一丝不苟的性格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请人代笔似不会发生。林任职治河委员会应在1928年至1930年前后，以笔者所见的林氏书作，这段时期应为成熟期，用笔瘦硬，神气完足。《隶书五言联》(图5)《隶书扇面》(图6)可作代表，同是写汉碑《西狭颂》前者善用粗细对比，以气势胜。后者方圆兼备得该碑神韵。并非他人可轻易代笔。因此姚的说法还有待证实。而林不满少作，欲毁少作的说法，却似有根据。何曼庵《东官三家书画》中载林直勉书作31件，其中有署民七至民十一(1918—1922)款的几件，用笔似未能运化，柔弱表浅，未入纸之病明显，难怪林要将其毁之。
林氏楷书早年从虞世南、王献之入手，其后更着力于钟繇和薛稷信行禅师碑，(图7)加上在泰山金刚经、石门铭、爨龙颜、爨宝子诸碑所下的功夫。融合成一种颇有隶意的行楷，题在其隶书作品上尤为协调。其行楷作品有：广州越秀山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背面的《抗逆卫士题名碑记》(1930年100x60厘米)、《赵伯棠墓表》(1924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拓本)、《节录姜白石词册》(载《林直勉墨迹》1930年石印本)、《致冯康侯书》(载《林直勉先生墨迹》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石印)、《行书诗斗方》(图8)等均能见出其行楷特色。
有论者认为：“自从林直勉开了隶书新法门之后，馀子风从，广东隶坛出现几乎是一花独放的局面……”(《岭南书法史》)。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我以为林氏的新法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直接取法汉碑，摆脱伊秉绶等清代隶书的影响。二，提倡从多种汉碑中吸收融合，不定于一碑。三，注重骨法用笔，以瘦硬标榜，追求古茂渊雅的审美趣味。四，以严谨的艺术态度在书坛作出了表率。林氏仅得45岁，未能沿此新法门而取得更大的艺术成就，实在可惜。当年在梅花村“临池会”论艺的人，冯康侯“四体皆精，尤长于篆”(《近代印人传》)终以篆刻名于时。卢子枢是以山水画名世。惟独吴子复继林直勉之后，以数十年的功力和经验的积聚，总结挑选出礼器碑、张迁碑、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校官碑六个汉碑为隶学进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隶”，培养出一批人才，对广东书坛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