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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采访过数十位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很多次，聊到痛快处时，我都会问对方几句有关“后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处，事业与家庭平衡之道，诸如此类。我问这些一是为了调节气氛，二是我信奉“屁股决定脑袋，后院制约前台”。有一次，我去采访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聊他在温州创业的经历，聊企业搬到上海滩后一些光怪陆离的事；终于，向往常一样，我看到其中一会儿他有些倦意，身体开始往椅背躺靠。我问道，周老板，你现在的太太是第三任吧，你和前两任太太离婚，分别是什么原因呢？
“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吃惊地看着我，“老弟……这个也要采访啊？！”我完全预料也能够理解他的反应。
我告诉他我是财经记者，不是娱乐记者；我还告诉他，我只是想从历任太太在其创业和登上“服装首富”宝座过程中分别扮演的角色，来看一家企业及掌门人管理风格和性格的嬗变。他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但我觉察到他有表达欲，并在酝酿中，于是我准备洗耳恭听。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这下轮到我吃惊了。如此恢宏的开场白来回答和前两任太太分手的原因，我一开始以为听错了，“……企业家们的生长和崛起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周成建接着说，“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中思维敏捷、勤奋能干的骨干成为第一代企业家的种子；第二阶段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1990年代，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企业家群体真正走到历史舞台中央并担当起重要角色。这三代人或三个阶段，中国商人们的婚姻特征各有千秋。”
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明白了周成建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婚姻。2002年他将企业从温州搬到上海时，就下决心慢慢褪去身上的草莽气。这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他在大小场合都会以一种非同往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听起来会有些刻意，但这正是他以及许多类似商人的可爱之处。就像这一次，他的“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确实很有见的，引人思考。
如他所言的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联想集团前董事长柳传志以及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这是一帮“40后”，他们大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陈红花嫁人的唯一要求是“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沈文荣符合条件，一切都是那么地水到渠成。宗庆后与妻子施幼珍、柳传志和妻子龚国兴、曹德旺和妻子陈凤英的结合，一样带有契合那个年代的鲜明的印记。在一个政治语境令人有些窒息的时代里，人们的婚姻有时“快捷”到今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程度。但这样的婚姻却相对稳固。2009年11月，柳传志夫妇回到海南白藤农场，这是他们当年下放和结合的地方，两人忆起当年，百感交集。柳传志后来说当年的繁重劳动是“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语中甚至偶尔会来一句国骂，来调侃一个特殊年代里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这样的一个场景令人感慨。
和上述“40后”企业家们相比，万科董事长王石、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等“50后”们大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结婚，他们的婚姻有沿袭媒妁之言的，但更多人开始打破藩篱，寻找婚姻自由。从另一层面而言，他们的学识与个人经历，也为他们的行动奠定了基础。譬如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是他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东生也是他们的同学），刘永好是在四川机械工业学校当老师时，和校医李巍结婚的。
“50后”们在婚姻出现裂痕时，会更有勇气去突破一些宿命的东西——尽管其新选择仍有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性。
李东生和第二任即现在的太太魏雪之结合是2006年了。当年TCL业绩大俯冲，李氏新婚似乎是为冲喜而来。李东生套现TCL股票金额逾亿元，只为补偿前妻洪燕芬。婚后李魏二人的恩爱许多人都曾目睹。2009年一次我与他们一起午餐，彼时李东生刚陪国家领导人出访回来，魏雪当着众人的面给李东生夹菜，并再次叮嘱他出差在外再忙也要坚持在酒店里游泳放松。我真切地能感受到李东生，这位事业大起大落的商业领袖，在找到自己称心如意另一半时的那种欣慰和满足感。
和“50后”们相比，“60后”企业家们大都在1990年代结婚，他们择偶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寻找事业上的伴侣。杜鹃和黄光裕结婚了，一个是银行的放贷员，一个是创业男，业务合作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并共同缔造出一个“国美帝国”；谈剑和复旦大学的师兄郭广昌结婚了，人如其名，她同样成为了复星初创“四剑客”成员；海归的俞渝和李国庆结婚了，他们一起创办了当当网并做起“联合总裁”；海归的张欣和潘石屹结婚了，尽管小潘已经离过两次婚，“万通六君子”的创业宣言使她“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人后来创立了SOHO中国……
“60后”们通常希望事业和婚姻双丰收，在做出权衡时也更果敢、犀利。马云在事业如日中天时让妻子张瑛退居幕后；郭广昌与谈剑离异后，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不过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
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能像马云和郭广昌一样“洒脱”。“利益共同体”的夫妻间一旦产生裂痕，但又必须继续“共同”着，尴尬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李国庆和俞渝、潘石屹和张欣，均属这种类型。为了当当网上市，罅隙多多的李国庆和俞渝只能假装如当年志同道合一般。
作为商业舞台上主角的“60后”们正在老去，现在“70后”正在成为主力，“80后”企业家们也在冉冉升起。这两个群体大都在2000年之后结婚。其择偶特征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托。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陈玉佳（凤凰卫视主持人）便是此种类型。
“50后”的李东生和郭台铭，在寻找新的伴侣时，何尝不是持上述标准呢。李东生和魏雪二人经常在微博上“明送秋波”，“夫人的幸福才是先生最大的成就感。”李东生说。而郭台铭和身为舞蹈老师的娇妻曾馨莹，一样各得其所，恩爱有加。
“80后”企业家们的婚姻似乎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一来现今仍单身者众多，二来能够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80后”还是一个小群体。那些个富二代，虽然羽翼正丰满起来，但在他们父辈们真正退居幕后之前，他们能否自成体系并具有驾驭一艘大船的能力，尚是个未知数。
言归正传。周成建用大时代下企业家择偶和婚姻的变迁，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的三次婚姻分别对应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媒妁之言、事业伙伴和精神寄托），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他说这句话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够坦诚， 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现在自己很幸福。”
“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吃惊地看着我，“老弟……这个也要采访啊？！”我完全预料也能够理解他的反应。
我告诉他我是财经记者，不是娱乐记者；我还告诉他，我只是想从历任太太在其创业和登上“服装首富”宝座过程中分别扮演的角色，来看一家企业及掌门人管理风格和性格的嬗变。他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但我觉察到他有表达欲，并在酝酿中，于是我准备洗耳恭听。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这下轮到我吃惊了。如此恢宏的开场白来回答和前两任太太分手的原因，我一开始以为听错了，“……企业家们的生长和崛起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周成建接着说，“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中思维敏捷、勤奋能干的骨干成为第一代企业家的种子；第二阶段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1990年代，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企业家群体真正走到历史舞台中央并担当起重要角色。这三代人或三个阶段，中国商人们的婚姻特征各有千秋。”
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明白了周成建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婚姻。2002年他将企业从温州搬到上海时，就下决心慢慢褪去身上的草莽气。这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他在大小场合都会以一种非同往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听起来会有些刻意，但这正是他以及许多类似商人的可爱之处。就像这一次，他的“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确实很有见的，引人思考。
如他所言的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联想集团前董事长柳传志以及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这是一帮“40后”，他们大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陈红花嫁人的唯一要求是“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沈文荣符合条件，一切都是那么地水到渠成。宗庆后与妻子施幼珍、柳传志和妻子龚国兴、曹德旺和妻子陈凤英的结合，一样带有契合那个年代的鲜明的印记。在一个政治语境令人有些窒息的时代里，人们的婚姻有时“快捷”到今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程度。但这样的婚姻却相对稳固。2009年11月，柳传志夫妇回到海南白藤农场，这是他们当年下放和结合的地方，两人忆起当年，百感交集。柳传志后来说当年的繁重劳动是“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语中甚至偶尔会来一句国骂，来调侃一个特殊年代里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这样的一个场景令人感慨。
和上述“40后”企业家们相比，万科董事长王石、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等“50后”们大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结婚，他们的婚姻有沿袭媒妁之言的，但更多人开始打破藩篱，寻找婚姻自由。从另一层面而言，他们的学识与个人经历，也为他们的行动奠定了基础。譬如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是他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东生也是他们的同学），刘永好是在四川机械工业学校当老师时，和校医李巍结婚的。
“50后”们在婚姻出现裂痕时，会更有勇气去突破一些宿命的东西——尽管其新选择仍有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性。
李东生和第二任即现在的太太魏雪之结合是2006年了。当年TCL业绩大俯冲，李氏新婚似乎是为冲喜而来。李东生套现TCL股票金额逾亿元，只为补偿前妻洪燕芬。婚后李魏二人的恩爱许多人都曾目睹。2009年一次我与他们一起午餐，彼时李东生刚陪国家领导人出访回来，魏雪当着众人的面给李东生夹菜，并再次叮嘱他出差在外再忙也要坚持在酒店里游泳放松。我真切地能感受到李东生，这位事业大起大落的商业领袖，在找到自己称心如意另一半时的那种欣慰和满足感。
和“50后”们相比，“60后”企业家们大都在1990年代结婚，他们择偶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寻找事业上的伴侣。杜鹃和黄光裕结婚了，一个是银行的放贷员，一个是创业男，业务合作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并共同缔造出一个“国美帝国”；谈剑和复旦大学的师兄郭广昌结婚了，人如其名，她同样成为了复星初创“四剑客”成员；海归的俞渝和李国庆结婚了，他们一起创办了当当网并做起“联合总裁”；海归的张欣和潘石屹结婚了，尽管小潘已经离过两次婚，“万通六君子”的创业宣言使她“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人后来创立了SOHO中国……
“60后”们通常希望事业和婚姻双丰收，在做出权衡时也更果敢、犀利。马云在事业如日中天时让妻子张瑛退居幕后；郭广昌与谈剑离异后，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不过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
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能像马云和郭广昌一样“洒脱”。“利益共同体”的夫妻间一旦产生裂痕，但又必须继续“共同”着，尴尬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李国庆和俞渝、潘石屹和张欣，均属这种类型。为了当当网上市，罅隙多多的李国庆和俞渝只能假装如当年志同道合一般。
作为商业舞台上主角的“60后”们正在老去，现在“70后”正在成为主力，“80后”企业家们也在冉冉升起。这两个群体大都在2000年之后结婚。其择偶特征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托。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陈玉佳（凤凰卫视主持人）便是此种类型。
“50后”的李东生和郭台铭，在寻找新的伴侣时，何尝不是持上述标准呢。李东生和魏雪二人经常在微博上“明送秋波”，“夫人的幸福才是先生最大的成就感。”李东生说。而郭台铭和身为舞蹈老师的娇妻曾馨莹，一样各得其所，恩爱有加。
“80后”企业家们的婚姻似乎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一来现今仍单身者众多，二来能够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80后”还是一个小群体。那些个富二代，虽然羽翼正丰满起来，但在他们父辈们真正退居幕后之前，他们能否自成体系并具有驾驭一艘大船的能力，尚是个未知数。
言归正传。周成建用大时代下企业家择偶和婚姻的变迁，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的三次婚姻分别对应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媒妁之言、事业伙伴和精神寄托），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他说这句话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够坦诚， 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现在自己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