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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典名著《简·爱》中的“疯女人”在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场下是“失语”的。而简·里斯这位来自第三世界的妇女则通过她自己那特有的文学经验在《藻海无边》中帮助这个“失语”的“疯女人”恢复了她的“历史记忆”,从而发出自己的声音。本文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藻海无边》对经典著作《简·爱》中“疯女人”的解构与颠覆。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 疯女人 历史记忆 身份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简·里斯的经典之作《藻海无边》出版于1966年,是经典名著《简·爱》的后续之作。这部经典小说曾获英国皇家学会奖,次年又获W·H·史密斯奖,被列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说,里斯本人也被接纳为皇家文学学会会员。如果说诞生于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的《简·爱》,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声音;那么出版于1966年的《藻海无边》则是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呼喊。不同的时代和背景决定了这两部经典著作创作的不同的语境与视角。在帝国主义的话语场下,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疯女人”伯莎面目可憎,她不仅破坏了简·爱的幸福,毁掉了桑菲尔德庄园,使罗切斯特致残,而她自己最后也葬身于火海,未得善终。而正是这样一个一直由他人代言而失语的疯女人却通过简·里斯那细致入微的笔触重获话语权,成为了一个在英国帝国主义与黑人文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而漂泊的灵魂。本文将结合《藻海无边》创作的历史语境,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藻海无边》对经典著作《简·爱》中“疯女人”的解构与颠覆。
一
后殖民地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认为: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的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地表。在帝国主义的话语场中,在纯种的英国白人男子—罗切斯特和白人女子—简·爱的注视下,经典名著《简·爱》里的伯莎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特殊语境的半人半兽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怪物:
罗切斯特先生厚着脸皮毫不在乎地说下去。“重婚是一个丑陋的字眼!——然而我有意重婚…她是我妻子——十五年前我同她结的婚——名字叫伯莎·梅森……伯莎·梅森是疯子,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一连三代的白痴和疯子!她的母亲,那个克里奥人既是个疯女人,又是个酒鬼!——我是同她的女儿结婚后才发现的,因为以前他们对家庭的秘密守口如瓶。”
“在房间另一头的暗影里,一个人影在前后跑动,那究竟是什么,是动物还是人,粗粗一看难以辨认。它好象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叫,活象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蔽体罢了。一头黑白相间、乱如鬃毛的头发遮去了她的头和脸。”
显然,在这些打上了殖民化标记的文学叙述中,伯莎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 “他者”,成为西方白人妇女优越感的反证:
“这位年青姑娘,那么严肃,那么平静地站在地狱门口,镇定自若地观看着—个魔鬼的游戏。我要她,是希望在那道呛人的菜之后换换口味。沃德和布里格斯,瞧瞧两者何等不同!把这双明净的眼睛同那边红红的眼珠比较一下吧。——把这张脸跟那副鬼相——这付身材与那个庞然大物比较一下吧,然后再来审判我吧。”
透过罗切斯特这位白人男性的权力话语,我们注意到简·爱与伯莎成为了西方白人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二元对峙的隐喻。在《简·爱》里,简·爱是话语权的掌握者,她代表的是理性、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西方白人女性;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伯莎则在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女权主义的话语中,成为了“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而造成她癫狂的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也因为她的“失语”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片空白。她的“疯癫”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与生俱来的:
新娘的母亲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以为她死了。但蜜月一过,我便发现自己搞错了。她不过是疯了,被关在疯人院里。我妻子还有个弟弟,是个不会说话的白痴。你所见到的大弟(尽管我讨厌他的亲人,却并不恨他,因为在他软弱的灵魂中,还有许多爱心,表现在他对可怜的姐姐一直很关心,以及对我一度显出狗一般的依恋)有一天很可能也会落到这个地步。
在帝国主义的话语场下,通过西方白人罗切斯特和简·爱“他者化”表述,伯莎这个疯女人成为了西方白人女性理性的虚弱陪衬。
斯皮瓦克曾指出,文学的人文话语是后殖民主义中最具有解构力量的话语,它总是将最内在的矛盾以最为怵目惊心的方式揭示出来。简·里斯正是通过文学这一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发现了伯莎那被压抑着的“沉默”,寻绎到了伯莎这一空洞能指背后的历史所指,从而使伯莎这一消隐在殖民话语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第三世界妇女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简·里斯)一遍一遍读《简·爱》,我肯定,这个角色需要塑造。在夏洛蒂·勃朗特小说里的这个克里奥尔人对故事情节非常重要,但她尖叫,咆哮,恐怖地大笑,然后攻击所有的人……对我而言,她必须要有过去,还有罗切斯特为什么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冷酷地对待她,为什么他认为伯莎疯了然后她就理所当然地疯了,为什么她会烧了了所有的东西。这样,这个角色才有说服力。
在赋予伯莎那失去的话语权的同时,也是简·里斯让伯莎恢复她的“历史记忆”的进程。斯皮瓦克认为,“历史记忆”就是“既要揭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失根的怀乡病,则必须具有一种健康的心态面对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档案,尤其是女性的被压抑的档案……成为人类必得关注的问题”。在恢复伯莎这个“疯女人”那被抹平了的“历史记忆”的进程中,这个来自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份认同危机的问题也被尖锐地凸显了出来。杰弗威克斯说“‘文化身份’是一种归属感,是你和其他人所共有的东西,并且把你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很大程度上,它是你个性的核心部分。”然而,身份认同危机却尖锐地体现在安托瓦内特(《藻海无边》的女主人公,即伯莎的前身)身上。《藻海无边》所描述的背景正是刚从奴隶制解放出来的西印度群岛。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具有白人血统,在岛上曾是奴隶主的女儿,所以土著黑人恶狠狠地称她为“白蟑螂”(White Cockroach)。然而,因为她出生于西印度群岛,她的母亲是克里奥耳人,又被白人视为非纯种的英国人,白人叫她“白黑鬼”(White Nigger)。因此,在双重边缘的压迫下,安托瓦内特虽然很有钱,但她“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究竟为什么生下来”。由于没有清晰的自我,安托瓦内特精神上无处皈依。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简·里斯作为英国最早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女作家之一,通过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呈示的是一颗“漂泊而无所皈依的”灵魂。而这正好与倡导“对女性问题引入心理分析”的后殖民女性主义产生了一个契合点。因此,下文将采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基本武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对安托瓦内特这个“疯女人”的身份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中心议题)进行梳理。
二
身份认同是后殖民女性主义中最重要的概念。从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来说,身份认同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往往指主体把自己与他人相等同,它对于主体人格的形成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镜像时期”不仅是主体成长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它还标志着自我原型的诞生。它是指人类主体与镜像之间发生了一种角色的转换,并通过这种转换构成自我。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开端。在随后的生活中,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或爱之对象的认同,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身份或同一。这也意味着主体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的一种联系是促成自我的诞生。在《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幼年的黑人玩伴蒂亚无疑被看做是她自己的镜像(mirror image)的隐喻。她视蒂亚为好友,和她换衣服穿,与她“同吃,同睡,同在一条河里洗澡”。当房子被毁、家园将弃之时,她向蒂亚跑去,蒂亚朝她扔了块石头,她脸上淌着血,瞪着流泪的蒂亚:
“我们彼此瞪着对方,鲜血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她哭了。我好像在镜子里看见了我自己。”
在这充满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中,我们注意到,当安托瓦内特试图与外界(黑人文化)建立一种联系时,她却遭遇到象征着充满敌意的外界——蒂亚。而安托瓦内特带着罗切斯特重返曾经一度被焚烧的家园度蜜月也隐喻着她一直试图与黑人文化建立联系并与之认同。但黑人家园再一次对她关上了大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罗切斯特面前诽谤安托瓦内特及她的“疯母亲”。这也意味着她试图认同黑人文化的梦想破灭了。而这一切的根源是英国罪恶的殖民统治造成的种族之间的仇恨。
而另一方面,安托瓦内特又被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英国白人视为非纯种的英国人,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的边缘:
“他们(英国白人)说,当麻烦来的时候,要紧密团结在一起。但我们不是他们的一员”。在拉康的精神心理分析学中,“象征界”是人类主体进行自我认同的第二阶段。“象征界”就如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把人类主体捕捉其中。面对这种优先在场的秩序,人类主体除了与之进行认同之外,似乎别无选择。而人类主体要想进入“象征界”,首先必须认可处于“象征界”中心位置的他者,并与之进行认同。如果我们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放到《藻海无边》文本的特殊语境里,我们不难发现那先于主体而存在的,把人类主体捕捉其中的“象征界”正是“刚从奴隶制解放出来的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废除并不等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束,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英国白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种族间的歧视和仇视随处可见”。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活的。安托瓦内特所必须认同的,处于“象征界”中心位置的他者即是英国白人男性。与安托瓦内特发生紧密关联的三个英国白人男性分别是:她的生父—考斯威、她的继父——梅森、她的丈夫—罗切斯特。她的生父由于奴隶制的瓦解而自杀,一家人也因此陷入到生活的困顿中。后来,由于继父梅森的出现,安托瓦内特又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的姓氏也改为了“安托瓦内特·梅森”。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里,他者不仅作为一种场所,而且还充当了场所中核心代理人的角色,“父亲的名字”是他者场所的核心能指,也是整个“象征界”的核心能指。安托瓦内特姓氏的变更既象征第三世界妇女对英国白人男性的臣属和依附的关系,也象征着她所不得不认同的他者—英国白人男性的“不确定性”。这也使她产生了身份认同中的危机——姓名危机。在修道院里,安托瓦内特在她的玫瑰刺绣下用“火焰一般的红色”签名:“安托瓦内特·梅森·考斯威”。除了姓氏认同的无所适从外,安托瓦内特在内心也无法真正地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他者——英国白人男性世界。尽管她的继父梅森为她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内心一直在说“你们(英国白人)中的一个人都不了解我们(克里奥人)”。而安托瓦内特与她丈夫(也是她所深爱的英国白人男子)罗切斯特的关系就像书名所隐喻的那般得疏远。他们之间就像横亘着那既分开又连接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茫茫大海——象征着“那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破坏建立真正的爱与信任的社会地位、种族背景以及文化压迫”。作为一个纯种的英国男性白人,罗切斯特到西印度群岛娶妻是出于无奈。他本人是父系社会限制财产继承权的牺牲品: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由于罗切斯特是小儿子,他在本土得不到财产的继承权,只好接受父兄的安排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岛迎娶有钱的安托瓦内特回家。罗切斯特的娶亲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安托瓦内特就是他所要征服和占有的对象。就像英国殖民者疯狂地掠取西印度群岛的资源一样,罗切斯特剥夺了安托瓦内特所有的一切——她的财富以及她作为克里奥人的身份(罗切斯特在《藻海无边》的第三部份毫无征兆地、粗暴地将安托瓦内特改名为典型的英国名字伯莎):
“名字很重要。当他不再叫我安托瓦内特而叫我伯莎时,我知道安托瓦内特这个人已慢慢离开我,飘出了窗口。”
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的鄙视,归根结底是殖民主义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级制度的产物。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的感情与他对西印度群岛的感情是息息相关的。他们的夫妻关系正是殖民者与被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悲剧也源于此,他们两人无法作为平等的人相知相爱。正是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所导致的种族仇恨和压迫,安托瓦内特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妇女在英国帝国主义和当地土著黑人文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致使她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认同危机。认同危机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精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感到分裂的痛苦”。在《藻海无边》里,“家园”是一个充满隐喻的符号。它象征着安托瓦内特一直在为她那漂泊的灵魂和精神所寻觅的归宿。安托瓦内特第一个家园就是自己生长于斯的古波利庄园,然而由于种族仇恨,古波利庄园被当地黑人一把大火所毁;第二个家园是柯拉姨妈温暖却短暂的庇护,而门外候着两个充满敌意的小孩;第三个则是修道院,确切地说是她为了躲避种族仇恨和以英国男性白人为主导的男性家长制的避难所。然而,在修道院,她只获得了暂时的逃避,最终,她不得不屈服于男性家长制的安排,嫁给了素未谋面的罗切斯特;她最后一个家园的梦想栖息在与罗切斯特的婚姻上。她把罗切斯特带回了修葺一新的古波利庄园度蜜月,象征着她试图通过与英国白人男子的结合为自己的漂泊的灵魂(身份)找到归宿:
“我认识你以前根本就不想活。我老想死了倒干净。等了这么久才算熬到头。”
然而,当罗切斯特通过婚姻得到了她的财产后,在感情上无情地抛弃了她,并把她从西印度群岛永远地带走。他把她关在英国庄园冰冷而黑暗的阁楼里。安托瓦内特为自己漂泊的灵魂(身份)寻觅家园的梦想至此完全破灭了。她注定成为了一个漂泊的灵魂。
综上所述,在经典名著《简·爱》中,作为边缘者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疯女人”安托瓦内特在帝国主义和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场中丧失了言说的权力。而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家简·里斯则通过自己所特有的文学经验叙述了安托瓦内特这个“疯女人”在英国帝国主义与黑人文化的夹缝中为自己漂泊的灵魂寻觅“家园”的心路历程,从而让她恢复了“历史记忆”,走出了失语的沉默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Jane Rhys.Wide Sargasso Sea.New York:Wallace Literary Agency,Inc,1966.
[2] 夏洛蒂·布朗特,黄源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3]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王岳川:《拉康与后殖民女性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7] 凯蒂:《〈藻海无边〉的解读》。http://hi.baidu.com.
作者简介:邹虹,女,1973—,湖南怀化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华美文学、跨文化文学,工作单位:云南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公共外语部。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 疯女人 历史记忆 身份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简·里斯的经典之作《藻海无边》出版于1966年,是经典名著《简·爱》的后续之作。这部经典小说曾获英国皇家学会奖,次年又获W·H·史密斯奖,被列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说,里斯本人也被接纳为皇家文学学会会员。如果说诞生于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的《简·爱》,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声音;那么出版于1966年的《藻海无边》则是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呼喊。不同的时代和背景决定了这两部经典著作创作的不同的语境与视角。在帝国主义的话语场下,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疯女人”伯莎面目可憎,她不仅破坏了简·爱的幸福,毁掉了桑菲尔德庄园,使罗切斯特致残,而她自己最后也葬身于火海,未得善终。而正是这样一个一直由他人代言而失语的疯女人却通过简·里斯那细致入微的笔触重获话语权,成为了一个在英国帝国主义与黑人文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而漂泊的灵魂。本文将结合《藻海无边》创作的历史语境,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藻海无边》对经典著作《简·爱》中“疯女人”的解构与颠覆。
一
后殖民地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认为: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的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地表。在帝国主义的话语场中,在纯种的英国白人男子—罗切斯特和白人女子—简·爱的注视下,经典名著《简·爱》里的伯莎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特殊语境的半人半兽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怪物:
罗切斯特先生厚着脸皮毫不在乎地说下去。“重婚是一个丑陋的字眼!——然而我有意重婚…她是我妻子——十五年前我同她结的婚——名字叫伯莎·梅森……伯莎·梅森是疯子,而且出身于一个疯人家庭——一连三代的白痴和疯子!她的母亲,那个克里奥人既是个疯女人,又是个酒鬼!——我是同她的女儿结婚后才发现的,因为以前他们对家庭的秘密守口如瓶。”
“在房间另一头的暗影里,一个人影在前后跑动,那究竟是什么,是动物还是人,粗粗一看难以辨认。它好象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叫,活象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蔽体罢了。一头黑白相间、乱如鬃毛的头发遮去了她的头和脸。”
显然,在这些打上了殖民化标记的文学叙述中,伯莎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 “他者”,成为西方白人妇女优越感的反证:
“这位年青姑娘,那么严肃,那么平静地站在地狱门口,镇定自若地观看着—个魔鬼的游戏。我要她,是希望在那道呛人的菜之后换换口味。沃德和布里格斯,瞧瞧两者何等不同!把这双明净的眼睛同那边红红的眼珠比较一下吧。——把这张脸跟那副鬼相——这付身材与那个庞然大物比较一下吧,然后再来审判我吧。”
透过罗切斯特这位白人男性的权力话语,我们注意到简·爱与伯莎成为了西方白人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二元对峙的隐喻。在《简·爱》里,简·爱是话语权的掌握者,她代表的是理性、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西方白人女性;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伯莎则在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女权主义的话语中,成为了“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而造成她癫狂的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也因为她的“失语”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片空白。她的“疯癫”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与生俱来的:
新娘的母亲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以为她死了。但蜜月一过,我便发现自己搞错了。她不过是疯了,被关在疯人院里。我妻子还有个弟弟,是个不会说话的白痴。你所见到的大弟(尽管我讨厌他的亲人,却并不恨他,因为在他软弱的灵魂中,还有许多爱心,表现在他对可怜的姐姐一直很关心,以及对我一度显出狗一般的依恋)有一天很可能也会落到这个地步。
在帝国主义的话语场下,通过西方白人罗切斯特和简·爱“他者化”表述,伯莎这个疯女人成为了西方白人女性理性的虚弱陪衬。
斯皮瓦克曾指出,文学的人文话语是后殖民主义中最具有解构力量的话语,它总是将最内在的矛盾以最为怵目惊心的方式揭示出来。简·里斯正是通过文学这一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发现了伯莎那被压抑着的“沉默”,寻绎到了伯莎这一空洞能指背后的历史所指,从而使伯莎这一消隐在殖民话语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第三世界妇女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简·里斯)一遍一遍读《简·爱》,我肯定,这个角色需要塑造。在夏洛蒂·勃朗特小说里的这个克里奥尔人对故事情节非常重要,但她尖叫,咆哮,恐怖地大笑,然后攻击所有的人……对我而言,她必须要有过去,还有罗切斯特为什么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冷酷地对待她,为什么他认为伯莎疯了然后她就理所当然地疯了,为什么她会烧了了所有的东西。这样,这个角色才有说服力。
在赋予伯莎那失去的话语权的同时,也是简·里斯让伯莎恢复她的“历史记忆”的进程。斯皮瓦克认为,“历史记忆”就是“既要揭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失根的怀乡病,则必须具有一种健康的心态面对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档案,尤其是女性的被压抑的档案……成为人类必得关注的问题”。在恢复伯莎这个“疯女人”那被抹平了的“历史记忆”的进程中,这个来自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份认同危机的问题也被尖锐地凸显了出来。杰弗威克斯说“‘文化身份’是一种归属感,是你和其他人所共有的东西,并且把你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很大程度上,它是你个性的核心部分。”然而,身份认同危机却尖锐地体现在安托瓦内特(《藻海无边》的女主人公,即伯莎的前身)身上。《藻海无边》所描述的背景正是刚从奴隶制解放出来的西印度群岛。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具有白人血统,在岛上曾是奴隶主的女儿,所以土著黑人恶狠狠地称她为“白蟑螂”(White Cockroach)。然而,因为她出生于西印度群岛,她的母亲是克里奥耳人,又被白人视为非纯种的英国人,白人叫她“白黑鬼”(White Nigger)。因此,在双重边缘的压迫下,安托瓦内特虽然很有钱,但她“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究竟为什么生下来”。由于没有清晰的自我,安托瓦内特精神上无处皈依。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简·里斯作为英国最早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女作家之一,通过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呈示的是一颗“漂泊而无所皈依的”灵魂。而这正好与倡导“对女性问题引入心理分析”的后殖民女性主义产生了一个契合点。因此,下文将采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基本武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对安托瓦内特这个“疯女人”的身份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中心议题)进行梳理。
二
身份认同是后殖民女性主义中最重要的概念。从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来说,身份认同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往往指主体把自己与他人相等同,它对于主体人格的形成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镜像时期”不仅是主体成长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它还标志着自我原型的诞生。它是指人类主体与镜像之间发生了一种角色的转换,并通过这种转换构成自我。镜像可以说是自我的开端。在随后的生活中,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或爱之对象的认同,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身份或同一。这也意味着主体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的一种联系是促成自我的诞生。在《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幼年的黑人玩伴蒂亚无疑被看做是她自己的镜像(mirror image)的隐喻。她视蒂亚为好友,和她换衣服穿,与她“同吃,同睡,同在一条河里洗澡”。当房子被毁、家园将弃之时,她向蒂亚跑去,蒂亚朝她扔了块石头,她脸上淌着血,瞪着流泪的蒂亚:
“我们彼此瞪着对方,鲜血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她哭了。我好像在镜子里看见了我自己。”
在这充满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中,我们注意到,当安托瓦内特试图与外界(黑人文化)建立一种联系时,她却遭遇到象征着充满敌意的外界——蒂亚。而安托瓦内特带着罗切斯特重返曾经一度被焚烧的家园度蜜月也隐喻着她一直试图与黑人文化建立联系并与之认同。但黑人家园再一次对她关上了大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罗切斯特面前诽谤安托瓦内特及她的“疯母亲”。这也意味着她试图认同黑人文化的梦想破灭了。而这一切的根源是英国罪恶的殖民统治造成的种族之间的仇恨。
而另一方面,安托瓦内特又被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英国白人视为非纯种的英国人,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的边缘:
“他们(英国白人)说,当麻烦来的时候,要紧密团结在一起。但我们不是他们的一员”。在拉康的精神心理分析学中,“象征界”是人类主体进行自我认同的第二阶段。“象征界”就如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把人类主体捕捉其中。面对这种优先在场的秩序,人类主体除了与之进行认同之外,似乎别无选择。而人类主体要想进入“象征界”,首先必须认可处于“象征界”中心位置的他者,并与之进行认同。如果我们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放到《藻海无边》文本的特殊语境里,我们不难发现那先于主体而存在的,把人类主体捕捉其中的“象征界”正是“刚从奴隶制解放出来的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废除并不等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束,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英国白人,在这种情况之下,种族间的歧视和仇视随处可见”。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活的。安托瓦内特所必须认同的,处于“象征界”中心位置的他者即是英国白人男性。与安托瓦内特发生紧密关联的三个英国白人男性分别是:她的生父—考斯威、她的继父——梅森、她的丈夫—罗切斯特。她的生父由于奴隶制的瓦解而自杀,一家人也因此陷入到生活的困顿中。后来,由于继父梅森的出现,安托瓦内特又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的姓氏也改为了“安托瓦内特·梅森”。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里,他者不仅作为一种场所,而且还充当了场所中核心代理人的角色,“父亲的名字”是他者场所的核心能指,也是整个“象征界”的核心能指。安托瓦内特姓氏的变更既象征第三世界妇女对英国白人男性的臣属和依附的关系,也象征着她所不得不认同的他者—英国白人男性的“不确定性”。这也使她产生了身份认同中的危机——姓名危机。在修道院里,安托瓦内特在她的玫瑰刺绣下用“火焰一般的红色”签名:“安托瓦内特·梅森·考斯威”。除了姓氏认同的无所适从外,安托瓦内特在内心也无法真正地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他者——英国白人男性世界。尽管她的继父梅森为她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内心一直在说“你们(英国白人)中的一个人都不了解我们(克里奥人)”。而安托瓦内特与她丈夫(也是她所深爱的英国白人男子)罗切斯特的关系就像书名所隐喻的那般得疏远。他们之间就像横亘着那既分开又连接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茫茫大海——象征着“那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破坏建立真正的爱与信任的社会地位、种族背景以及文化压迫”。作为一个纯种的英国男性白人,罗切斯特到西印度群岛娶妻是出于无奈。他本人是父系社会限制财产继承权的牺牲品: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由于罗切斯特是小儿子,他在本土得不到财产的继承权,只好接受父兄的安排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西印度群岛迎娶有钱的安托瓦内特回家。罗切斯特的娶亲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安托瓦内特就是他所要征服和占有的对象。就像英国殖民者疯狂地掠取西印度群岛的资源一样,罗切斯特剥夺了安托瓦内特所有的一切——她的财富以及她作为克里奥人的身份(罗切斯特在《藻海无边》的第三部份毫无征兆地、粗暴地将安托瓦内特改名为典型的英国名字伯莎):
“名字很重要。当他不再叫我安托瓦内特而叫我伯莎时,我知道安托瓦内特这个人已慢慢离开我,飘出了窗口。”
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的鄙视,归根结底是殖民主义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级制度的产物。罗切斯特对安托瓦内特的感情与他对西印度群岛的感情是息息相关的。他们的夫妻关系正是殖民者与被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悲剧也源于此,他们两人无法作为平等的人相知相爱。正是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所导致的种族仇恨和压迫,安托瓦内特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妇女在英国帝国主义和当地土著黑人文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致使她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认同危机。认同危机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精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感到分裂的痛苦”。在《藻海无边》里,“家园”是一个充满隐喻的符号。它象征着安托瓦内特一直在为她那漂泊的灵魂和精神所寻觅的归宿。安托瓦内特第一个家园就是自己生长于斯的古波利庄园,然而由于种族仇恨,古波利庄园被当地黑人一把大火所毁;第二个家园是柯拉姨妈温暖却短暂的庇护,而门外候着两个充满敌意的小孩;第三个则是修道院,确切地说是她为了躲避种族仇恨和以英国男性白人为主导的男性家长制的避难所。然而,在修道院,她只获得了暂时的逃避,最终,她不得不屈服于男性家长制的安排,嫁给了素未谋面的罗切斯特;她最后一个家园的梦想栖息在与罗切斯特的婚姻上。她把罗切斯特带回了修葺一新的古波利庄园度蜜月,象征着她试图通过与英国白人男子的结合为自己的漂泊的灵魂(身份)找到归宿:
“我认识你以前根本就不想活。我老想死了倒干净。等了这么久才算熬到头。”
然而,当罗切斯特通过婚姻得到了她的财产后,在感情上无情地抛弃了她,并把她从西印度群岛永远地带走。他把她关在英国庄园冰冷而黑暗的阁楼里。安托瓦内特为自己漂泊的灵魂(身份)寻觅家园的梦想至此完全破灭了。她注定成为了一个漂泊的灵魂。
综上所述,在经典名著《简·爱》中,作为边缘者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疯女人”安托瓦内特在帝国主义和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场中丧失了言说的权力。而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作家简·里斯则通过自己所特有的文学经验叙述了安托瓦内特这个“疯女人”在英国帝国主义与黑人文化的夹缝中为自己漂泊的灵魂寻觅“家园”的心路历程,从而让她恢复了“历史记忆”,走出了失语的沉默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Jane Rhys.Wide Sargasso Sea.New York:Wallace Literary Agency,Inc,1966.
[2] 夏洛蒂·布朗特,黄源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3]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王岳川:《拉康与后殖民女性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 方汉文:《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7] 凯蒂:《〈藻海无边〉的解读》。http://hi.baidu.com.
作者简介:邹虹,女,1973—,湖南怀化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华美文学、跨文化文学,工作单位:云南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公共外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