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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研究初唐宫廷文人的诗和五七言律体诗定型上,沈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的诗充满主体缺失与字面光明以及文化普及作用,当然也有诗情的复活及其光芒四射的篇什,但随后又生而复死。探究其创作流变不无启迪。
关键词:沈期诗 悲哀 亮点 光芒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沈期的诗,总体上如同文学史中的“鸡肋”,处于一个尴尬位子。在历代评论者眼中有种“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可惜,却又不免搀杂几许嫌恶。但凡论之者,均要在文尾一表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决心,这种复杂态度令人玩味。王小波说,知识分子要做文化的精英而非道德的精英。对无行文人做个简单的道德批判固然容易,但在沈期的道德与文学之间,我们应当将更多的关注放到其文学上,道德只是凭以更深入了解其文学的媒介。在研究初唐宫廷文人集体生存状态和五七言律体诗定型上,沈期是具有典型与普遍意义的。而探究其作品灰暗与亮点的流变,寻求稍现即逝的光芒,对探求古代诗人们的创作规律不无裨益。
一 主体缺失与字面光明
关于沈期贪污之事,史书自有定论。他在《被弹》一诗中做过申辩:“平生守直道,虽为众所嫉。” “虽为众所嫉”或许是可信的,得宠文人成为众矢之的,向来很自然,而“平生守直道”则极可能是为自己叫屈。但这毕竟还是个人的事,而他在《全唐诗》中占庞大数目的应制诗以及对张氏兄弟的谄附行为却从各方面体现了初唐宫廷文人个体意识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宫廷文化的主体缺失。从《全唐诗》卷九十六开始,宫廷文人应制之作满目皆是。从卷九十六之一到十一,首首华丽精美,声调婉转,对仗工巧,技法纯熟,却没有一首表达诗人真情实感。这些精心雕琢的字句,看不到诗人一丝情绪,一丝动容,甚至找不到诗人心灵轨迹的零星片影。诗作背后,无法触摸到一个血肉丰满的人;所仅能触及的,是一台冰冷却高效精确的造诗机器。
读沈期的《龙池篇》,会觉诗技行千里,而诗情寸步未迈。但诗歌形式却不无突破。所谓诗歌忌复字,《龙池篇》却敢于犯忌,将复字玩成一种奇绝的特色。而诗情却似乎还停留在太宗《帝京篇》时的那种苍白。“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薇”,这是何等气势?而你看创作背景,诗人声嘶力竭讴歌的竟是玄宗旧宅后院溢水的破井,怎不觉扫兴之至!“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水常常是诗中机灵所在,而在应制诗中也成了向君王朝圣和歌功颂德的“祥瑞”,违背自然规律地流向了“龙池”。这种逢迎是多么可怜。字面的光明之下,人性经过了多少幽暗扭曲。君王好大喜功的天性需要颂歌,而他们自己往往只能写出《帝京篇》那样呆滞堆砌的东西来。因此宫廷文人就必须不断填塞这种需求,他们抽离自己的感受,忽略个人的情怀来代君王言,代君王“做秀”。
二 男宠气质与文化普及
对于沈期与张易之之类的同流合污,在此或许可以找到一种解释:男宠的美貌和喜怒哀乐均是用来满足君王需求的,自我情感是缺失的。而宫廷文人的文学才能,甚至人格精神也都是为了满足君王欲求。男宠固然为“人”所不齿,而应制诗中,创作主体即便有时存在,也是连“人”的轮廓都没有的。唐代诗人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总是希望凭借文学之才进入政治,这就必不可免地要丢弃个性和人格,往往最终得到的就是一个君王直控的文化普及者的位子。因此,站在应制诗创作者位置上的沈期之类的宫廷文人以及长安时期玄宗身边的李白,甚至献三大赋时期的杜甫,人格与文学有很大距离。就其文学意义上讲,都是作为文化普及者存在的。“普及”这个词在某种层面有积极意义,一群大臣与君王共聚一堂写诗,尽管不免有游戏取乐的意味,但在其形式上,却仍然是一种文化活动。特别在诗歌形式意义上,沈期尤其功不可没。初唐时还没有七言律诗的称法,而沈期奠定了“七律”的规范,他的许多诗都成为七律范式和典型。元稹就评价他:“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任何事物一旦规范便显得易学,也就达到了普及目的。
另外一点是创新意义。身处宫中的文人情感是压抑的,尤其沈期面对手段强硬、心思敏锐的女帝,不但要收敛文人之气,甚至说还要收敛男性的刚毅。因此,他诗情的出口是阻塞不通的,那么诗歌形式上的创新有可能成了他以及他们这一批宫廷文人才华的释放口。比如金圣叹《评唐诗全编》就指出《龙池篇》“看他一解四句中,凡下五‘龙’字,奇绝矣;分外又下四‘天’字,岂不更奇绝耶!”同时还认为崔颢《黄鹤楼》与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叠字叠词之法,以及诗的构架皆出于此。沈期和盛唐诗人所具有的另一点一致性是,他作为创作主体能够自由地在各种角色中转换。文学作风与生活作风的分离使他的眼光更灵活也更客观。他诗歌中各种不同的题材:宫廷帝王、思妇、贬谪、山水等,为盛唐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因此沈期在形式与体裁的创新上是有先导意义的。当然普及带来平庸。沈期的诗是早熟的,是“瞎子”,比起后来诗人明亮自由的歌咏,他是用不断强大起来的听觉去弥补视觉的缺陷,他所得到的光明只是一种诗歌体格上字面上的光明。宫廷环境对诗歌的扭曲正在于此,而声律与形式的成熟与完善也是这种单向发展的产物。
三 承袭嬗变与一半复活
连读十余首沈期的应制之作,再来读《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会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诧异。若是再接着去读《州南亭夜望》,就几乎是惊喜了。当然凭着这三十二首流放之作就断定他的三十五首宫廷应制诗是迫于无奈而作又不免牵强,只能说是其贬谪之旅为他带来了暂时的复活。从《龙池篇》到《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体现了沈期诗风的承袭与嬗变。承袭主要表现在形式技巧上,两首诗均为成熟的七律诗,声调婉转,对仗工巧,平仄粘对,形式趋于完美。但《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就形式上说更加典型、成熟,是大唐初期规范“七律”的重要篇什。如果说《龙池篇》在技巧上有某种刻意炫技之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仅为规范,相较沈应制诗的技艺,并不见多少出特之处。其嬗变主要表现为创作主体逐步苏醒。在《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中终于可以清晰看到诗人站在岭头怅叹的形象。《龙池篇》隐没缺失的创作主体此刻得以回归。《龙池篇》是矫揉应制之作,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抒发的却是真切的身世之感。读“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薇”,的确觉得气势庞大。但再读“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看似信手拈来,却将视野推得极远,天高地阔,颇有宇宙之感,非前者刻意造势可比。后半句“去国离家见白云”就将“情”融入“境”中,“去国离家”之时,所见不仅为自然之“白云”,亦生心头之“悠悠白云”——游子离情。《龙池篇》中即便有抒情:“来朝此地莫东归”,抒的是帝王之情,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诗人独立出来,确乎从“文化普及者”变为“自发感吟者”,所谓由“为文而情”转向“因情而文”。再读《州南亭夜望》,会不由惊叹,沈期居然写出“忽觉犹言是,沉思始悟空”这般温柔忧伤的句子!如果说《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中的沈期是沉郁怅望的,那么《州南亭夜望》中的沈期简直可以称得上温情脉脉。
如果说《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全脱宫廷诗脂粉气,也不确切。《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只是苏醒之始,字里行间仍有隐隐娇气。诗人立岭头仅想象“崇山瘴疠”就觉“不堪闻”,就好比女子捂耳说“我不要听”的矫情,最后那句“何时重谒圣明君”是大败笔,但也体现了一种创作惯性,即宫廷文人习性,抒发半天感情也不过是摇尾乞怜。诗人自我感情仅仅复活一半,就又迫不及待向帝王靠拢。分析沈期诗风嬗变原因,总是让人想起庾信。二者都是少年得志。早期诗歌都显得华丽典重,情感苍白。他们对诗歌技巧进行探索,对诗体发展和诗歌文化普及有很大贡献,但视野都很狭窄,仅为同类宫廷诗人中的佼佼者。从前期诗风上来说,庾是轻艳,沈则显伟壮典丽,但本质都为满足君王需要。简文帝要求“文章且需放荡”,因此宫廷文人争相作宫体诗,庾信成为其典范(“徐庾体”)。而唐初“喜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像太宗那样强大的实干家,所赞成的自然是文藻浮华的有政治宣传作用的诗。这种思潮发展到沈期那里,更多成为一种对诗歌体例技巧的精研,成为一种诗歌制式理论的学问。因此,沈期的诗歌正是顺应女帝的标榜要求和太宗的诗歌思潮。庾信和沈期前期的诗歌均是特定文化时尚的反映。二者诗风嬗变的主要原因都是人生变迁。然而变迁程度不同,相应诗风嬗变的程度也不同。在庾信那里是摧毁性大地震,而在沈期仅是“震感强烈”,却无危及生命的可怖。他比较安于命运摆布,是一个因景(境)生情的典型。
四 鲜活的诗篇与生而复死
沈期人生的转折,主要是在受贿入狱以及阿附张易之后流放这段时期。不过他只被流放一年。这短暂一年便成他诗歌生命中唯一“活”着的阶段。流放期间他大约写了三十二首诗,比同时流放的杜审言等几位都多。而这些诗也是他诗作中最像诗人之诗的诗。蛮荒之地的凄凉与贬谪之旅的悲苦及势利之人的冷眼让他倍尝辛酸孤独。于是才有“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的落寞孤独,“室家谁道别,儿女案尝同”的直白呼唤,“晓月临窗近,天何入户低”的凄清幽冷,“还将合浦叶,俱向洛阳飞”的赦后狂喜。这时的诗人才真正成为有喜怒哀乐的“人”,其诗作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主体意识,哭啼悲愤,一泻无余,称其唐诗巨手也不为过。严羽《沧浪诗话》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最能感动激发人意。”在沈期这里或许能够得到典型印证。“文章憎命达”。对沈期的惩罚似乎还不够,不然会激发更大活力,写出更多传世佳作。沈期仅是被父母训斥的小孩,哭过了还是要回父母怀里。他的哭是为了回宫继续应制之作。
与沈期相似,庾信后期的《拟咏怀》诗数量也很多。虽然二者都是真情实感,但庾信深切的忏悔与沉郁的痛楚绝非沈期的小悲伤可比。读《州南亭夜望》让笔者想到庾信的《拟咏怀》之十八,创作都是深夜独处中完成的。前者为了排遣愁绪登上南亭,却反引得“拭泪坐春风”的伤感;后者欲借琴书以解忧,却终于还是“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宫廷诗人惯常的抑郁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夜”来造境,作为倾诉的氛围。夜,往往象征着一种停歇与封闭,正是在这种停歇与封闭中,诗人才得以自省,关注其心灵世界,释放其矛盾与悲伤。尤其是宫廷诗人,他们在白日习惯于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因此夜晚就成为他们独立思索与释放的出口。于是才有了沈期的“南亭梦伤”和庾信的“中夜忽然愁”。不过庾信“愁”中所包含的处于乱世的深重痛苦,沈
期是无法理解也不能达到的。这或许是两个不同境遇里宫廷文人心境的落差。当然沈期身上的那种娇贵和流放中的孤冷之感,诗风嬗变与经历变迁的轨迹在初唐其他宫廷文人身上也能看到。沈期相比心灵完全复活的庾信,实在只复活了一半,而之后重回宫去写应制诗,则不能不说是“生而复死”重新堕落。
五 结语
沈期的复活虽短暂,但毕竟光芒一现,对于后来唐代诗歌明亮自由的歌咏意义重大。后人对其效仿不仅表现在格式、声律和技艺上,某些诗句中情感的源头或许还正在这里。读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必会想起沈期《喜赦》中“还将合浦叶,俱向洛阳飞”那种长翅飞回的快乐。
《州南亭夜望》中“拭泪坐春风”甚至比杜甫“凭轩涕泗流”更深切感人。沈期大量体裁不同的作品几乎包含了唐代诗歌所有风格。在推进唐诗从宫廷化走向民间化,从制式化走向自由化,从浮躁走向情怀的过程中不能说没有作用。从《龙池篇》到《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再到《州南亭夜望》,三个完全不同的沈期,使人感叹诗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参考文献:
[1] 金圣叹:《金圣叹评唐诗全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
[3]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刘威韵,女,1988—,江苏南通人,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沈期诗 悲哀 亮点 光芒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沈期的诗,总体上如同文学史中的“鸡肋”,处于一个尴尬位子。在历代评论者眼中有种“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可惜,却又不免搀杂几许嫌恶。但凡论之者,均要在文尾一表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决心,这种复杂态度令人玩味。王小波说,知识分子要做文化的精英而非道德的精英。对无行文人做个简单的道德批判固然容易,但在沈期的道德与文学之间,我们应当将更多的关注放到其文学上,道德只是凭以更深入了解其文学的媒介。在研究初唐宫廷文人集体生存状态和五七言律体诗定型上,沈期是具有典型与普遍意义的。而探究其作品灰暗与亮点的流变,寻求稍现即逝的光芒,对探求古代诗人们的创作规律不无裨益。
一 主体缺失与字面光明
关于沈期贪污之事,史书自有定论。他在《被弹》一诗中做过申辩:“平生守直道,虽为众所嫉。” “虽为众所嫉”或许是可信的,得宠文人成为众矢之的,向来很自然,而“平生守直道”则极可能是为自己叫屈。但这毕竟还是个人的事,而他在《全唐诗》中占庞大数目的应制诗以及对张氏兄弟的谄附行为却从各方面体现了初唐宫廷文人个体意识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宫廷文化的主体缺失。从《全唐诗》卷九十六开始,宫廷文人应制之作满目皆是。从卷九十六之一到十一,首首华丽精美,声调婉转,对仗工巧,技法纯熟,却没有一首表达诗人真情实感。这些精心雕琢的字句,看不到诗人一丝情绪,一丝动容,甚至找不到诗人心灵轨迹的零星片影。诗作背后,无法触摸到一个血肉丰满的人;所仅能触及的,是一台冰冷却高效精确的造诗机器。
读沈期的《龙池篇》,会觉诗技行千里,而诗情寸步未迈。但诗歌形式却不无突破。所谓诗歌忌复字,《龙池篇》却敢于犯忌,将复字玩成一种奇绝的特色。而诗情却似乎还停留在太宗《帝京篇》时的那种苍白。“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薇”,这是何等气势?而你看创作背景,诗人声嘶力竭讴歌的竟是玄宗旧宅后院溢水的破井,怎不觉扫兴之至!“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水常常是诗中机灵所在,而在应制诗中也成了向君王朝圣和歌功颂德的“祥瑞”,违背自然规律地流向了“龙池”。这种逢迎是多么可怜。字面的光明之下,人性经过了多少幽暗扭曲。君王好大喜功的天性需要颂歌,而他们自己往往只能写出《帝京篇》那样呆滞堆砌的东西来。因此宫廷文人就必须不断填塞这种需求,他们抽离自己的感受,忽略个人的情怀来代君王言,代君王“做秀”。
二 男宠气质与文化普及
对于沈期与张易之之类的同流合污,在此或许可以找到一种解释:男宠的美貌和喜怒哀乐均是用来满足君王需求的,自我情感是缺失的。而宫廷文人的文学才能,甚至人格精神也都是为了满足君王欲求。男宠固然为“人”所不齿,而应制诗中,创作主体即便有时存在,也是连“人”的轮廓都没有的。唐代诗人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总是希望凭借文学之才进入政治,这就必不可免地要丢弃个性和人格,往往最终得到的就是一个君王直控的文化普及者的位子。因此,站在应制诗创作者位置上的沈期之类的宫廷文人以及长安时期玄宗身边的李白,甚至献三大赋时期的杜甫,人格与文学有很大距离。就其文学意义上讲,都是作为文化普及者存在的。“普及”这个词在某种层面有积极意义,一群大臣与君王共聚一堂写诗,尽管不免有游戏取乐的意味,但在其形式上,却仍然是一种文化活动。特别在诗歌形式意义上,沈期尤其功不可没。初唐时还没有七言律诗的称法,而沈期奠定了“七律”的规范,他的许多诗都成为七律范式和典型。元稹就评价他:“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任何事物一旦规范便显得易学,也就达到了普及目的。
另外一点是创新意义。身处宫中的文人情感是压抑的,尤其沈期面对手段强硬、心思敏锐的女帝,不但要收敛文人之气,甚至说还要收敛男性的刚毅。因此,他诗情的出口是阻塞不通的,那么诗歌形式上的创新有可能成了他以及他们这一批宫廷文人才华的释放口。比如金圣叹《评唐诗全编》就指出《龙池篇》“看他一解四句中,凡下五‘龙’字,奇绝矣;分外又下四‘天’字,岂不更奇绝耶!”同时还认为崔颢《黄鹤楼》与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叠字叠词之法,以及诗的构架皆出于此。沈期和盛唐诗人所具有的另一点一致性是,他作为创作主体能够自由地在各种角色中转换。文学作风与生活作风的分离使他的眼光更灵活也更客观。他诗歌中各种不同的题材:宫廷帝王、思妇、贬谪、山水等,为盛唐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因此沈期在形式与体裁的创新上是有先导意义的。当然普及带来平庸。沈期的诗是早熟的,是“瞎子”,比起后来诗人明亮自由的歌咏,他是用不断强大起来的听觉去弥补视觉的缺陷,他所得到的光明只是一种诗歌体格上字面上的光明。宫廷环境对诗歌的扭曲正在于此,而声律与形式的成熟与完善也是这种单向发展的产物。
三 承袭嬗变与一半复活
连读十余首沈期的应制之作,再来读《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会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诧异。若是再接着去读《州南亭夜望》,就几乎是惊喜了。当然凭着这三十二首流放之作就断定他的三十五首宫廷应制诗是迫于无奈而作又不免牵强,只能说是其贬谪之旅为他带来了暂时的复活。从《龙池篇》到《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体现了沈期诗风的承袭与嬗变。承袭主要表现在形式技巧上,两首诗均为成熟的七律诗,声调婉转,对仗工巧,平仄粘对,形式趋于完美。但《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就形式上说更加典型、成熟,是大唐初期规范“七律”的重要篇什。如果说《龙池篇》在技巧上有某种刻意炫技之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仅为规范,相较沈应制诗的技艺,并不见多少出特之处。其嬗变主要表现为创作主体逐步苏醒。在《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中终于可以清晰看到诗人站在岭头怅叹的形象。《龙池篇》隐没缺失的创作主体此刻得以回归。《龙池篇》是矫揉应制之作,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抒发的却是真切的身世之感。读“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薇”,的确觉得气势庞大。但再读“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看似信手拈来,却将视野推得极远,天高地阔,颇有宇宙之感,非前者刻意造势可比。后半句“去国离家见白云”就将“情”融入“境”中,“去国离家”之时,所见不仅为自然之“白云”,亦生心头之“悠悠白云”——游子离情。《龙池篇》中即便有抒情:“来朝此地莫东归”,抒的是帝王之情,而《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诗人独立出来,确乎从“文化普及者”变为“自发感吟者”,所谓由“为文而情”转向“因情而文”。再读《州南亭夜望》,会不由惊叹,沈期居然写出“忽觉犹言是,沉思始悟空”这般温柔忧伤的句子!如果说《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中的沈期是沉郁怅望的,那么《州南亭夜望》中的沈期简直可以称得上温情脉脉。
如果说《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全脱宫廷诗脂粉气,也不确切。《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只是苏醒之始,字里行间仍有隐隐娇气。诗人立岭头仅想象“崇山瘴疠”就觉“不堪闻”,就好比女子捂耳说“我不要听”的矫情,最后那句“何时重谒圣明君”是大败笔,但也体现了一种创作惯性,即宫廷文人习性,抒发半天感情也不过是摇尾乞怜。诗人自我感情仅仅复活一半,就又迫不及待向帝王靠拢。分析沈期诗风嬗变原因,总是让人想起庾信。二者都是少年得志。早期诗歌都显得华丽典重,情感苍白。他们对诗歌技巧进行探索,对诗体发展和诗歌文化普及有很大贡献,但视野都很狭窄,仅为同类宫廷诗人中的佼佼者。从前期诗风上来说,庾是轻艳,沈则显伟壮典丽,但本质都为满足君王需要。简文帝要求“文章且需放荡”,因此宫廷文人争相作宫体诗,庾信成为其典范(“徐庾体”)。而唐初“喜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像太宗那样强大的实干家,所赞成的自然是文藻浮华的有政治宣传作用的诗。这种思潮发展到沈期那里,更多成为一种对诗歌体例技巧的精研,成为一种诗歌制式理论的学问。因此,沈期的诗歌正是顺应女帝的标榜要求和太宗的诗歌思潮。庾信和沈期前期的诗歌均是特定文化时尚的反映。二者诗风嬗变的主要原因都是人生变迁。然而变迁程度不同,相应诗风嬗变的程度也不同。在庾信那里是摧毁性大地震,而在沈期仅是“震感强烈”,却无危及生命的可怖。他比较安于命运摆布,是一个因景(境)生情的典型。
四 鲜活的诗篇与生而复死
沈期人生的转折,主要是在受贿入狱以及阿附张易之后流放这段时期。不过他只被流放一年。这短暂一年便成他诗歌生命中唯一“活”着的阶段。流放期间他大约写了三十二首诗,比同时流放的杜审言等几位都多。而这些诗也是他诗作中最像诗人之诗的诗。蛮荒之地的凄凉与贬谪之旅的悲苦及势利之人的冷眼让他倍尝辛酸孤独。于是才有“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的落寞孤独,“室家谁道别,儿女案尝同”的直白呼唤,“晓月临窗近,天何入户低”的凄清幽冷,“还将合浦叶,俱向洛阳飞”的赦后狂喜。这时的诗人才真正成为有喜怒哀乐的“人”,其诗作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主体意识,哭啼悲愤,一泻无余,称其唐诗巨手也不为过。严羽《沧浪诗话》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最能感动激发人意。”在沈期这里或许能够得到典型印证。“文章憎命达”。对沈期的惩罚似乎还不够,不然会激发更大活力,写出更多传世佳作。沈期仅是被父母训斥的小孩,哭过了还是要回父母怀里。他的哭是为了回宫继续应制之作。
与沈期相似,庾信后期的《拟咏怀》诗数量也很多。虽然二者都是真情实感,但庾信深切的忏悔与沉郁的痛楚绝非沈期的小悲伤可比。读《州南亭夜望》让笔者想到庾信的《拟咏怀》之十八,创作都是深夜独处中完成的。前者为了排遣愁绪登上南亭,却反引得“拭泪坐春风”的伤感;后者欲借琴书以解忧,却终于还是“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宫廷诗人惯常的抑郁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夜”来造境,作为倾诉的氛围。夜,往往象征着一种停歇与封闭,正是在这种停歇与封闭中,诗人才得以自省,关注其心灵世界,释放其矛盾与悲伤。尤其是宫廷诗人,他们在白日习惯于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因此夜晚就成为他们独立思索与释放的出口。于是才有了沈期的“南亭梦伤”和庾信的“中夜忽然愁”。不过庾信“愁”中所包含的处于乱世的深重痛苦,沈
期是无法理解也不能达到的。这或许是两个不同境遇里宫廷文人心境的落差。当然沈期身上的那种娇贵和流放中的孤冷之感,诗风嬗变与经历变迁的轨迹在初唐其他宫廷文人身上也能看到。沈期相比心灵完全复活的庾信,实在只复活了一半,而之后重回宫去写应制诗,则不能不说是“生而复死”重新堕落。
五 结语
沈期的复活虽短暂,但毕竟光芒一现,对于后来唐代诗歌明亮自由的歌咏意义重大。后人对其效仿不仅表现在格式、声律和技艺上,某些诗句中情感的源头或许还正在这里。读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必会想起沈期《喜赦》中“还将合浦叶,俱向洛阳飞”那种长翅飞回的快乐。
《州南亭夜望》中“拭泪坐春风”甚至比杜甫“凭轩涕泗流”更深切感人。沈期大量体裁不同的作品几乎包含了唐代诗歌所有风格。在推进唐诗从宫廷化走向民间化,从制式化走向自由化,从浮躁走向情怀的过程中不能说没有作用。从《龙池篇》到《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再到《州南亭夜望》,三个完全不同的沈期,使人感叹诗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参考文献:
[1] 金圣叹:《金圣叹评唐诗全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
[3]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刘威韵,女,1988—,江苏南通人,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