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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浪漫的薛姨》主人公薛姨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女人，可命运偏偏让她的战争中失去了夫君，小说着力表现了薛姨生动泼辣的性格，论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薛姨人格中的几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特别强调了她的人格升华的一面。
关键词： 小说《浪漫的薛姨》 薛姨 浪漫 升华
南阳的天上也在落炸弹。
……你不信？那一天，鬼子飞机鬼哭狼嚎着俯冲下来，尾巴一翘，滴溜溜扔下来一颗炸弹，轰隆一声，山崩地裂，把一棵大柳树削去了一半。浓烟散去，却看见一对鸳鸯在树下相拥而卧，毫发未损，泰山崩于前而爱不改色，且加倍的如火如荼。公鸳鸯小声叫道：“小妹，你醒醒！”母鸳鸯闭着眼娇声说：“阿哥，刚才是怎么了？天上怎么掉下来好大一个破锣！”［1］（48）
小说《浪漫的薛姨》的开篇很抓人，有点先声夺人的味道。第一句：“南阳也在落炸弹。”交代了时间、地点与行为。时间，正值战争时期。地点在南阳。发生的事情，人们正在逃难。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第二部分开始由薛姨向“我”妈叙述了发生在落炸弹那一刻发生的怪事。“鬼子在白河岸边扔炸弹，炸出了一对野鸳鸯！”这一对野鸳鸯实际上是“我”的父亲和一个名叫宛儿的脸上有一颗美人痣的漂亮女子。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开篇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烘托出小说所要叙述对象——薛姨活泼、张扬的性格。有道是末见其人，先闻其声，一个生动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父亲所救美人脸上的一颗美人痣，为故事的结局设下伏笔。
小说名为《浪漫的薛姨》，故事也是围绕着薛姨这个人物展开的，通篇叙述的就是薛姨这个人物。说薛姨浪漫，其实薛姨很风骚。这种风骚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她走路的姿态很特别，“她一扭腰肢，转身走了，从省城穿来的高跟鞋在南阳古城的黏土地上敲打出清脆的鼓点”，（49）虽说有点夸张，却生动地展现了她富有感染力的青春活力。她还时不时半真半假地主动去挑逗“我”父亲。她说她刚嚼了南方的槟榔，酸酸甜甜的。她凑近“我”父亲，再次闭上眼睛，呶起嘴唇，让父亲上前闻闻。薛姨好像一直就是这样的好心情，“就是拉响警报的时候，她也要向天上‘啾儿’地吹一声口哨”。这里，吹口哨表现出她性格中的另一面：刚烈，无畏，勇敢地面对着敌人的炮火。
作者没有说薛姨风骚，而是说“浪漫的薛姨”，也就是说作者，这个故事中隐含的，也是真正的叙述者是用欣赏的观察她。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是用虚写的形式，即透过孩童的视角来表现薛姨对性的渴求。小说中表现薛姨性爱渴求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当薛姨与小张聪，也就是“我”同屋时的洗澡与同眠。另一个是薛姨与残疾军人恋爱的经历。因为“我”当时还小，薛姨经常当着“我”的面洗澡。因为是透过孩童的目光去看女人的身体便没有了同这类描写可能会产生的色情联想，而被升华为一种人体美的境界。
里门-凯南指出，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存在着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两种视角。［2］（73，74）热奈特进一步指出，叙述自我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常规视角。［3］（198）它是人物对事件发生时的事情的一种回顾性叙述，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而经验叙述则是用当时的眼光来表现当时的感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在《浪漫的薛姨》中这两种视角是并存的。“黑暗里，木床在吱吱嘎嘎地响动，急促的喘息、呻吟声和梦魇般的低语搅在一起。……”［1］（53）这时小张聪半夜醒来，感觉到房间里另有他人，因为他是孩子，他便可以见证薛姨与军官的半夜约会，也因为他和薛姨同居一室，才会在朦胧中听见薛姨与军官约会时的激情。作者借助经验自我的视角，使这一段性爱描写既真实而又不致落入淫秽。而在句子“那是一双只知道好奇，还不懂得欣赏异性的眼睛”中，作者又回到了成年时代的“我”。这是一种回顾性的叙述，是成年时候的“我”对童年经历的回顾，这样，成年的“我”的回顾和孩童时期的“我”的目光时而分离，时而重叠，将一个爱情故事写得真实而又富有诗意。
另一个虚写薛姨形象的手段就是借助月光，月亮成了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道具性意象。“屋门‘吱呀’一声叫，一片月光钻进来，一个高大的身影忽闪了一下，又与薛姨乳白色的身体融在一起”。月亮像一个反光镜，既反照了他们约会时的情景，又体现了儿时记忆的模糊特征，给薛姨与残疾军官的约会涂上了一层朦胧的美感。在作者的笔下，薛姨对性爱的追求一点也没有粗俗的色情意味，反而因为这燃烧着生命之火的诗意美而熠熠生辉。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无意识、潜意识和有意识三大块。我们平时能明显感觉到的是人的有意识，但它只占人的全部意识的一小部分，它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我们看到的只是全部冰山的一小部分。而冰山的大部分都以潜意识与无意识状态存在着。在这三种形态中，无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在全部意识的最底层，主要包括一些为群体社会或理性不容或压抑的本能意识，是控制人在理智或清醒状态时所有活动的潜动力。而潜意识则处于有意识与无意识中间的一个层次。它是一些可以随时转化成无意识又有可能上升到有意识的一个中间地带，它是我们研究人类无意识状态的一个窗口。与此相关，弗氏又将人的心理过程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个体能量的源泉，它包括生存本能和性本能。这种性本能也称之为“力比多”，它遵循快乐原则。而自我是个体为了适应社会群体对本我所做的理性调节，尤其是对性冲动的压制与替代，它遵循现实原则，使自己的行为能为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所接受。最后一个是超我，一方面，人可以通过移情手段将自己的一部分由性冲动的能量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冲动。另一方面，它通过遵循道德原则，使人的行为走向良知的高度，取得完美人格的实现。
薛姨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可是结婚刚三天，新婚丈夫就上了前线，结果战死沙场。刚刚被唤醒的性需求却因为丈夫的牺牲而得不到满足，其性渴求可想而知。后来，薛姨又找了个威武高大的军官，不过，这回是一位断了胳膊的残疾军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会对自己的性冲动加以压抑，但还会以这种那种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自我，它既表现了人对社会群体的适应性，又反映了人们的一些本我特征。故事开头，薛姨津津乐道、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父亲”与一个名叫宛儿的女子在大树底下私会，恰逢日本鬼子飞机来炸，大树倒下，露出两个相拥而卧的男女。这种对男女私情的兴趣其实也曲折地反映了薛姨本人对性的内在渴求。面对薛姨的挑逗，“父亲”眼睛里又火光闪了一下，鼻子吸溜了一下。父亲的本我，很好地表现了他内心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受到自我的控制，表现了人在本能驱动与社会论理之间的微妙的冲突与平衡。“我们的文明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本能的压抑之上的。每个人都要牺牲一部分——他或她人格的某个方面”。同时，人的本我在小说人物身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升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民间音乐的收集之中，将自己的本我能量转化为对音乐艺术的追求之中，在审美追求上得到心理弥补和价值实现。而人的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可以使人的行为走向良知的高度，取得完美人格的实现。薛姨就是通过在战火中，通过舍己救人的英勇壮举实现了她人格的升华。薛姨是一个高尚的人，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故事中，薛姨是一个圆形人物，一个在小说得到了多层面展现的人物。［４］相比之下，母亲与宛儿只是一个道具式的类型人物，作为薛姨的陪衬而存在。薛姨这个人物是与故事中其他人物以对位的方式出现的，在她与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在故事结尾，那个名叫宛儿的女子因为顾忌流言而重新跑出藏身的山洞，使自己暴露在敌人飞机的炮火之下。在这个紧急关头，其他人没有反应，只有薛姨冲出山洞，奋不顾身地去引开敌机，宛儿获救了，而薛姨自己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薛姨一生似乎与军人有着不解之缘，她第一次嫁的是军人，第二次嫁的还是一个军人，一个在台儿庄战役中失去一条胳脯的残疾军人，是“一个能叫我动心，能叫我死去活来的”［1］（51）人。后来她自己也准备随军当一名译员和丈夫一起去接受一批军用物资，可惜没有成行。最后为了救人，她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故事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如果说，在表现薛姨的性渴求方面作者是用虚写的手法，在表现她勇敢救人时则是实写法。这一虚一实，将薛姨的英雄而又真实的形象烘托出来。故事一开始是“父亲”在轰炸中掩护一个名叫宛儿的嘴角上有颗美人痣的女子。后来，薛姨挑逗“父亲”见“父亲”没有回应，便“恨恨地说：‘哼，别装模作样了，我知道，只怪我嘴角没长颗美人痣！’说着，就有一滴眼泪颤颤地掉下来”。［1］（50）论起来，薛姨对这个名叫宛儿的女子应该是有点个人恩怨的，可当生命危急关头，薛姨能不计前嫌，奋不顾身，更显其品质的高贵。故事的结构是完整的。故事以炸弹开始，又在炸弹声中结束。如果说在故事的开头说起炸弹显鸳鸯还有些调侃的味道，到了故事的终结部分，则笼罩在一种悲情之中，这一庄一谐，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张一弓.浪漫的薛姨.小说月报，2001，10.
［2］Rimonon-Kenan.Narrative Fiction.London，Methen，1983.
［3］Gen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4］福斯特著.苏炳汉译.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50.
关键词： 小说《浪漫的薛姨》 薛姨 浪漫 升华
南阳的天上也在落炸弹。
……你不信？那一天，鬼子飞机鬼哭狼嚎着俯冲下来，尾巴一翘，滴溜溜扔下来一颗炸弹，轰隆一声，山崩地裂，把一棵大柳树削去了一半。浓烟散去，却看见一对鸳鸯在树下相拥而卧，毫发未损，泰山崩于前而爱不改色，且加倍的如火如荼。公鸳鸯小声叫道：“小妹，你醒醒！”母鸳鸯闭着眼娇声说：“阿哥，刚才是怎么了？天上怎么掉下来好大一个破锣！”［1］（48）
小说《浪漫的薛姨》的开篇很抓人，有点先声夺人的味道。第一句：“南阳也在落炸弹。”交代了时间、地点与行为。时间，正值战争时期。地点在南阳。发生的事情，人们正在逃难。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第二部分开始由薛姨向“我”妈叙述了发生在落炸弹那一刻发生的怪事。“鬼子在白河岸边扔炸弹，炸出了一对野鸳鸯！”这一对野鸳鸯实际上是“我”的父亲和一个名叫宛儿的脸上有一颗美人痣的漂亮女子。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开篇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烘托出小说所要叙述对象——薛姨活泼、张扬的性格。有道是末见其人，先闻其声，一个生动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父亲所救美人脸上的一颗美人痣，为故事的结局设下伏笔。
小说名为《浪漫的薛姨》，故事也是围绕着薛姨这个人物展开的，通篇叙述的就是薛姨这个人物。说薛姨浪漫，其实薛姨很风骚。这种风骚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她走路的姿态很特别，“她一扭腰肢，转身走了，从省城穿来的高跟鞋在南阳古城的黏土地上敲打出清脆的鼓点”，（49）虽说有点夸张，却生动地展现了她富有感染力的青春活力。她还时不时半真半假地主动去挑逗“我”父亲。她说她刚嚼了南方的槟榔，酸酸甜甜的。她凑近“我”父亲，再次闭上眼睛，呶起嘴唇，让父亲上前闻闻。薛姨好像一直就是这样的好心情，“就是拉响警报的时候，她也要向天上‘啾儿’地吹一声口哨”。这里，吹口哨表现出她性格中的另一面：刚烈，无畏，勇敢地面对着敌人的炮火。
作者没有说薛姨风骚，而是说“浪漫的薛姨”，也就是说作者，这个故事中隐含的，也是真正的叙述者是用欣赏的观察她。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是用虚写的形式，即透过孩童的视角来表现薛姨对性的渴求。小说中表现薛姨性爱渴求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当薛姨与小张聪，也就是“我”同屋时的洗澡与同眠。另一个是薛姨与残疾军人恋爱的经历。因为“我”当时还小，薛姨经常当着“我”的面洗澡。因为是透过孩童的目光去看女人的身体便没有了同这类描写可能会产生的色情联想，而被升华为一种人体美的境界。
里门-凯南指出，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存在着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两种视角。［2］（73，74）热奈特进一步指出，叙述自我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常规视角。［3］（198）它是人物对事件发生时的事情的一种回顾性叙述，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而经验叙述则是用当时的眼光来表现当时的感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在《浪漫的薛姨》中这两种视角是并存的。“黑暗里，木床在吱吱嘎嘎地响动，急促的喘息、呻吟声和梦魇般的低语搅在一起。……”［1］（53）这时小张聪半夜醒来，感觉到房间里另有他人，因为他是孩子，他便可以见证薛姨与军官的半夜约会，也因为他和薛姨同居一室，才会在朦胧中听见薛姨与军官约会时的激情。作者借助经验自我的视角，使这一段性爱描写既真实而又不致落入淫秽。而在句子“那是一双只知道好奇，还不懂得欣赏异性的眼睛”中，作者又回到了成年时代的“我”。这是一种回顾性的叙述，是成年时候的“我”对童年经历的回顾，这样，成年的“我”的回顾和孩童时期的“我”的目光时而分离，时而重叠，将一个爱情故事写得真实而又富有诗意。
另一个虚写薛姨形象的手段就是借助月光，月亮成了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道具性意象。“屋门‘吱呀’一声叫，一片月光钻进来，一个高大的身影忽闪了一下，又与薛姨乳白色的身体融在一起”。月亮像一个反光镜，既反照了他们约会时的情景，又体现了儿时记忆的模糊特征，给薛姨与残疾军官的约会涂上了一层朦胧的美感。在作者的笔下，薛姨对性爱的追求一点也没有粗俗的色情意味，反而因为这燃烧着生命之火的诗意美而熠熠生辉。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无意识、潜意识和有意识三大块。我们平时能明显感觉到的是人的有意识，但它只占人的全部意识的一小部分，它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我们看到的只是全部冰山的一小部分。而冰山的大部分都以潜意识与无意识状态存在着。在这三种形态中，无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在全部意识的最底层，主要包括一些为群体社会或理性不容或压抑的本能意识，是控制人在理智或清醒状态时所有活动的潜动力。而潜意识则处于有意识与无意识中间的一个层次。它是一些可以随时转化成无意识又有可能上升到有意识的一个中间地带，它是我们研究人类无意识状态的一个窗口。与此相关，弗氏又将人的心理过程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个体能量的源泉，它包括生存本能和性本能。这种性本能也称之为“力比多”，它遵循快乐原则。而自我是个体为了适应社会群体对本我所做的理性调节，尤其是对性冲动的压制与替代，它遵循现实原则，使自己的行为能为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所接受。最后一个是超我，一方面，人可以通过移情手段将自己的一部分由性冲动的能量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冲动。另一方面，它通过遵循道德原则，使人的行为走向良知的高度，取得完美人格的实现。
薛姨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可是结婚刚三天，新婚丈夫就上了前线，结果战死沙场。刚刚被唤醒的性需求却因为丈夫的牺牲而得不到满足，其性渴求可想而知。后来，薛姨又找了个威武高大的军官，不过，这回是一位断了胳膊的残疾军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会对自己的性冲动加以压抑，但还会以这种那种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自我，它既表现了人对社会群体的适应性，又反映了人们的一些本我特征。故事开头，薛姨津津乐道、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父亲”与一个名叫宛儿的女子在大树底下私会，恰逢日本鬼子飞机来炸，大树倒下，露出两个相拥而卧的男女。这种对男女私情的兴趣其实也曲折地反映了薛姨本人对性的内在渴求。面对薛姨的挑逗，“父亲”眼睛里又火光闪了一下，鼻子吸溜了一下。父亲的本我，很好地表现了他内心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受到自我的控制，表现了人在本能驱动与社会论理之间的微妙的冲突与平衡。“我们的文明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本能的压抑之上的。每个人都要牺牲一部分——他或她人格的某个方面”。同时，人的本我在小说人物身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升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民间音乐的收集之中，将自己的本我能量转化为对音乐艺术的追求之中，在审美追求上得到心理弥补和价值实现。而人的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可以使人的行为走向良知的高度，取得完美人格的实现。薛姨就是通过在战火中，通过舍己救人的英勇壮举实现了她人格的升华。薛姨是一个高尚的人，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故事中，薛姨是一个圆形人物，一个在小说得到了多层面展现的人物。［４］相比之下，母亲与宛儿只是一个道具式的类型人物，作为薛姨的陪衬而存在。薛姨这个人物是与故事中其他人物以对位的方式出现的，在她与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在故事结尾，那个名叫宛儿的女子因为顾忌流言而重新跑出藏身的山洞，使自己暴露在敌人飞机的炮火之下。在这个紧急关头，其他人没有反应，只有薛姨冲出山洞，奋不顾身地去引开敌机，宛儿获救了，而薛姨自己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薛姨一生似乎与军人有着不解之缘，她第一次嫁的是军人，第二次嫁的还是一个军人，一个在台儿庄战役中失去一条胳脯的残疾军人，是“一个能叫我动心，能叫我死去活来的”［1］（51）人。后来她自己也准备随军当一名译员和丈夫一起去接受一批军用物资，可惜没有成行。最后为了救人，她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故事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如果说，在表现薛姨的性渴求方面作者是用虚写的手法，在表现她勇敢救人时则是实写法。这一虚一实，将薛姨的英雄而又真实的形象烘托出来。故事一开始是“父亲”在轰炸中掩护一个名叫宛儿的嘴角上有颗美人痣的女子。后来，薛姨挑逗“父亲”见“父亲”没有回应，便“恨恨地说：‘哼，别装模作样了，我知道，只怪我嘴角没长颗美人痣！’说着，就有一滴眼泪颤颤地掉下来”。［1］（50）论起来，薛姨对这个名叫宛儿的女子应该是有点个人恩怨的，可当生命危急关头，薛姨能不计前嫌，奋不顾身，更显其品质的高贵。故事的结构是完整的。故事以炸弹开始，又在炸弹声中结束。如果说在故事的开头说起炸弹显鸳鸯还有些调侃的味道，到了故事的终结部分，则笼罩在一种悲情之中，这一庄一谐，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张一弓.浪漫的薛姨.小说月报，2001，10.
［2］Rimonon-Kenan.Narrative Fiction.London，Methen，1983.
［3］Gen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4］福斯特著.苏炳汉译.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