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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车，翻车，高反，昏迷。几乎每个巡山员都经历过。孟克说，跟大自然打交道，大自然有自己的危险性
吕长征的肺坏了，医生警告他再也不要进可可西里。
54岁的吕长征是可可西里巡山队的主力司机，做了22年司机，他参加了每次巡山。
刚开始，吕长征不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第一次开车进去，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可可西里的蒙语意思是“青色的山梁”“美丽的少女”，藏语叫“阿钦公加”，意为“昆仑之地”。它位于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青海玉树州西北，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高寒缺氧，不适宜人类居住，被称为“生命禁区”“人间净土”。但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藏羚羊是可可西里分布数量最多的野生动物，它为抵御高寒环境而长出的皮毛异常独特。上世纪80年代，盗猎者为猎取其皮毛卖钱而枪杀藏羚羊，使其数量从几十万只迅速下降到两万只。
1992年，玉樹州治多县县委书记索南达杰带领民间志愿者成立西部工委打击盗猎分子，保护濒危物种。索南达杰在1994年只身追捕18名盗猎分子时牺牲。但像吕长征这样的后继者们仍然继续着保护可可西里的艰难历程。
近6年，他们先后开展大规模巡山124次、中小规模巡山1200余次，累计行程30余万公里，破获案件近20起。
今年7月7日，可可西里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当队员们得知这个消息时，他们用了藏族最隆重的方式庆祝——穿起藏袍，在管理局的藏羚羊雕塑下跳起欢乐的舞蹈。
反盗猎
当流沙一点点将一个人吞噬时，他什么也抓不住。风过，沙地寂静无痕。
电影《可可西里》的这个镜头让观众难以忘怀。吕长征没看到过同样的事，但遇到的危险从来不比这个小。
吕长征是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人，1995年，32岁的他在玉树州治多县给县委书记当司机。当时，治多县政府打算重建西部工委，组成“野牦牛队”反盗猎。
书记扎巴多杰找到吕长征，问：“能不能吃苦？”“会吃炒面吗？”
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吕长征回答：“可以”。
吕长征第一次跟随扎巴多杰进可可西里时有七个人加两辆车。车是从盗猎分子手里缴获修好的。他们将其中一辆东风车的货箱盖上油布，队员就窝在油布下面。
电影《可可西里》的一个镜头里，成千上万的藏羚羊皮毛铺满高原，这曾是可可西里的真实写照。嘎玛才旦记得，导演陆川拍摄《可可西里》时，他们还替陆川借藏羚羊皮毛进行拍摄。
嘎玛才旦现在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简称“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藏族，玉树人。1997年，玉树州政府在格尔木正式筹建可可西里管理处。
索南达杰的纪念碑竖立在4000多米的海拔上，他的精神被传颂着。嘎玛才旦对“野牦牛队”老队员们有所了解，觉得这份工作虽艰苦，但又充满挑战。
从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当时22岁的他觉得在玉树州商业局的工作无法施展抱负。1997年的春节，他扛着大箱，坐上卡车来到可可西里。
这时，可可西里同时出现了两支执法队伍。1995年组建的“野牦牛”最初从社会上招募了60多名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这支队伍没有正规装备，一部分枪缴自犯罪分子。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只是一支临时组建、没有执法权的反盗猎队伍。不到一年，就走了40多人。
而可可西里管理处最初也只有行政执法权，没有刑事执法权，进山需森林公安陪同。他们没钱购买枪支，从森林公安处借了两支枪。又从部队购买了几个枪套，全副武装地戴着空枪套去吓唬盗猎分子。
嘎玛才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时长六天六夜的追捕。
有一年的六月份，正值藏羚羊在卓乃湖产羔。他接到线索说，有一伙人要从花土沟绕道进入可可西里盗猎，他们有刀有枪，有涉黑背景。
嘎玛才旦带队驾驶三辆车，在卓乃湖兜兜转转直到第六天半夜两点，才发现盗猎分子。
“那三个车灯跟鬼火一样，感觉像大漠深处的幽灵。到了跟前，我开始堵第一辆车。当时特别乱，又是枪声，又是嘶喊声，又是追逐声。队员们打瘪了对方的车胎和油桶，汽油在往外流。但因为那个地方太缺氧了，也没有发生爆炸。”
当晚，抓获6人，有2人逃走。第二天一早，嘎玛才旦去清理现场时发现路边扔着一把上了膛卡了壳的半自动步枪。他这才意识到，前一晚逃走的两人曾放过枪。
这件事让嘎玛才旦感到庆幸，他觉得可可西里的生灵在庇佑着他们。
吕长征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他们在太阳湖上游抓获了一群盗猎分子，但其中有两人开车逃走了。队员们立马去追，留下吕长征等待。
他等得着急，便去附近的山沟里捡石头玩，恰好在山沟里遇到逃走的两人。
“他一脚刹车停到我跟前，那时我反应比较快，一蹦跳到驾驶员的车门门边，驾驶员的头发长得很，我对着他的头发一抓直接撂下去了。一看副驾驶那有一把枪，副驾驶那人已经惊掉了。我抢出枪，上膛开了一枪，最后我们的人过来就把他们押走了。”
同一地区有两支执法队伍多有不便。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后，1999年8月，西部工委被撤销，“野牦牛队”被管理局收编。
目前可可西里管理局一共有五个保护站，分别是不冻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沱沱河保护站和卓乃湖保护站。
其中，卓乃湖保护站属于季节性保护站，位于藏羚羊集中产仔的卓乃湖岸边，附有野生动物监测站，便于对藏羚羊迁徙、产仔、回迁以及藏羚羊与其它各种野生动物的关系进行观测、记录。每年5月中旬到9月工作基本结束。
而其它四个则都是常设保护站，位于青藏公路沿线，需要承担辖区内的日常巡护工作。
陷车
无人区没有任何信号，也没有任何标记，只有一望无际的荒原、湖泊和雪山冰川，路很难认。而这里除了巡山队，普通人被禁止入内。所以巡山员可以根据车轮印追踪盗猎分子和淘金者（在可可西里腹地太阳湖附近有不法分子入内挖金）。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一次，吕长征早上翻过一座山巡视时发现两行车轮印，他以为是盗猎分子，就沿着车印追，追到天黑却发现回到了原地，原来那车印是自己的。
最初扎巴多杰带着地图，一边走一边画。吕长征跟着他把可可西里“画到了脑子里”。他根据山的形状，去记住山的名字，再辨识方向。
进无人区，车很关键。正如电影《可可西里》里表现的一样，没有车时，要步行活着出来简直难以想象。
过去每年巡山队巡山12次，一次历时一周左右。但由于9月一过，可可西里基本形成冻土，入山很难。因此从2015年开始，他们每年只在5-10月间进山4～5次，每次在太阳湖和卓乃湖一带蹲点25天，继而在腹地展开数次小范围巡山。
7月28日，郭雪虎刚完成第三批巡山任务。他现在是卓乃湖保护站副站长。卓乃湖保护站距离青藏公路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在不陷车的情况下，6～9个小时可以到达。
但若遇到雨水多，一天一公里都走不了。刚卸下东西，把车从坑里挖出来，装上东西，往前走了几十米，又掉下去了。
2009年，郭雪虎在太阳湖附近被困，为保存体力，队员们钻进帐篷躺着等待救援。救援队从公路到太阳湖整整走了八天，随后又花了四天才出山。那次一共陷车89次。
还有一年元月，过一处冰河时，冰面没有完全结冰，车陷进去了，队员们就站在冰河里挖车。寒风刺骨，脸上都是眼泪、鼻涕。
老队员们经历丰富，吕长征会把自己多年的开车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新队员。比如，开车时要提前看有没有沼泽，需不需要提前绕路，遇到沼泽时要怎么换挡。
但可可西里沼泽面积很大，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冰川融化，湖水溃决。即使知道前面有沼泽或水坑，也很难绕过去，就只能由人先下水探路看能否冲过去。
每个队员们都经历过数不清的陷车。从卓乃湖返回时，公路就在眼前几百米的地方。龙周才加正想象着，一上公路很快就能到保护站，不用搭帐篷就能直接躺在床上睡一觉了。
却听“咣”地一声，车又陷了。他闭了下眼，与队友相视苦笑。下车，拿锹挖泥。
龙周才加是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玉树囊谦县人。刚来可可西里时他刚初中毕业，16岁，大家都叫他“小龙周”。
他是2005年可可西里管理局在玉树招聘临时工时报名的。郭雪虎和他同年抵达。郭也是玉树藏族人，他那时刚刚20出头，辞去了玉树电视台的工作来到可可西里。
28岁的龙周才加，已经成长为壮实的藏族小伙子。他皮肤黝黑，牙齿很白，脸上溢满兴奋，露出两个浅酒窝。向着索南达杰站附近的新生湖方向，他把车开得飞快，凹凸不平的路面颠得人头顶都触到了车顶，不远处灰色草甸上的藏原羚静默地向后飞移。
这辆皮卡车才开了两年，但长年在可可西里的荒漠中挣扎，显得疲惫不堪，他开玩笑地向记者展示了松动的方向盘。
环境恶劣
由于可可西里的含氧量太低，即使是从小在高原上长大的人，在那也有高原反应。
吕长征出现过两次肺水肿。2002年的一次巡山途中他感冒了，但没有马上下山。第三天时，他已经喘不上气。在高原上一旦感冒，很容易引起肺水肿。
嘎玛才旦当时也在，他们赶紧把他往下送。一路上车辆颠簸着，吕长征失去知觉，陷入昏迷，开始说胡话：“嘎队长，这么好的草滩，水又流着咧，我在这里躺一会吧。”
吕长征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时发现下肢失去知觉了，心里急得不行，“完了完了，成残疾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腿才恢复知觉。
但“小龙周”最初对无人区充满向往。2005年，可可西里有将近40名巡山员。他第一年没有被安排巡山。因此每次看着巡山队带枪进去，他就无比羡慕。
第二年龙周才加可以入山了，他跟着老队员去买被褥、睡袋，置办伙食，将铁锹、千斤顶、喷灯等装车。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告诉他，这些东西要一个个试，防止铁锹是坏的，或者喷灯的气孔被堵住了。
山路很不好走，车一路颠簸，强烈的紫外线射得他直打瞌睡。队长不断掐他大腿，不要他睡。“他让我记住这些山的形状，那座山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些湖泊叫什么名字。”他感觉队长很讨厌，睡觉都不让。
晚上在山里搭好帐篷后，队长告诉他：“一旦出什么事，老队员肯定会冲在前面，但如果他们出了事，你得自己走出去啊。”
这之后，龙周才加在巡山时再没有睡觉。他默默观察，像吕长征一样在脑海里“画地图”。
睡在帐篷里，能听到熊和狼的声音。他害怕地看老队员会怎么做，却发现他们各自睡觉，并不搭理。早上起来，帐篷门口有一圈熊的掌印，狼的脚印。
还有一次，他们在河边熬肉汤，一只狼闻到了，從20米开外向他们冲过来。“小龙周”吓得不知所措，队长往天上开了两枪，狼掉转头跑掉。
可可西里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是被保护的对象。在索南达杰保护站的走廊里，一只灰色的老鼠沿着墙缝爬行，队员们发现了，也不去打扰它。
反盗猎工作大力开展后，大约2004年开始就没有盗猎分子出没了。如今，可可西里保护区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6万多只。
保护藏羚羊
“羊来了！”2017年8月6日上午10点54分，孟克听到晾望塔上的喊声后，立刻将队员分工。接着他迅速跨上皮卡车，向藏羚羊即将经过的那段青藏公路的另一头行驶。
孟克将歪扣在光脑袋上的鸭舌帽摆正后才下车。他站在公路中间，正对着迎面而来的大卡车做暂停的手势。“等藏羚羊过去你们再过去，麻烦一下。”
高原空旷无比，天高云淡。大约有300只藏羚羊在褐色的草甸上缓缓移动，同样褐色的皮毛让它们几乎与地面融为一体。青藏公路中间留出了将近1公里长的空白，人们和车辆守在两头默默等待着。
孟克是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的副站长，蒙古族人。他37岁了，在可可西里已有9年之久。 建于1998年的五道梁保护站海拔4680米，辖区1.5万平方公里，承担着对藏羚羊、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的保护，负责监测藏羚羊迁徙和返迁等活动。
“高原精灵”藏羚羊四肢纤细，步履轻盈，大眼睛水灵灵的。每年五月，母藏羚羊离开公藏羚羊，从西藏、新疆和青海省内集体向几百公里外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太阳湖、卓乃湖一带迁徙产仔，同年八月，她们又带领孩子从卓乃湖回迁，与公藏羚羊合群。
不管迁徙还是回迁，藏羚羊都要跨过横亘在高原上的青藏公路。青藏公路每天车流量极大，经常堵车。夏季除了成吨的重型卡车之外，还有大量自驾游车辆。
为了保障藏羚羊安全通过公路，管理局在藏羚羊必经的公路附近建立了五道梁保护站。
藏羚羊在迁徙、产羔、回迁的过程中，由于气候条件、河流和一些人为因素，回迁成活率只有30%～40%。
一次，孟克看到一只藏羚羊腿被撞得只剩下一根筋挂着。他把它抱回站上，给它做了手术，救活养了几年之后放归自然。
孟克喜欢称呼高原上的藏羚羊为“我们家的羊”，草为“我们家的草”。待久了，队员们对可可西里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情。吕长征记得，有时在山里没看到藏羚羊，“大家都在问，哎，我们的羊跑哪里去了？”
可可西里情结
没人记得自己一共巡了多少次山。近6年，仅在新任局长布周的带领下，可可西里先后开展大规模巡山124次、中小规模巡山1200余次，累计行程30余万公里，他们破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类案件近20起。
12年来，龙周才加巡山次数达上百次，除了累还有乏味。车陷在山里十几天时，每天除了挖车，就是等、熬。
以前没有电时，孟克一个人在站上。为了省蜡烛，他在蜡烛上劃了几条线，一到线，就吹灭，过会儿再点。“光明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嘛，最起码点亮了，一个人坐一会儿，那也是不一样的。”
陷车，翻车，高反，昏迷。几乎每个巡山员都经历过。孟克说，跟大自然打交道，大自然有自己的危险性。
来到可可西里9年后，孟克觉得这里的每一寸地、每一丛草都好像是他的亲兄弟，
“可可西里对我来说就是半个生命吧，现在有这个感情了，真的。我的灵魂在这个地方，就是死也在这里。”
嘎玛才旦承认，20年前自己刚来可可西里时，并没有想过会一直留在这里。甚至如果有别的出路，他会选择离开。
但20年后，他离不开了。
让吕长征不解的是，22年来看到很多人来了又离开，但他却从来没想过离开。两次肺水肿后，医生警告他不要再进入可可西里。从2012年开始，他就没再入过可可西里腹地。
如今，他还会怀念过去的巡山生涯。“我有时候也想去转一圈，但还是有点害怕，年纪大了，之前两次回来了，第三次有没有那么幸运我就不知道了。”
8月19日，第四批巡山队进山了。（资料来源：澎湃新闻）
吕长征的肺坏了，医生警告他再也不要进可可西里。
54岁的吕长征是可可西里巡山队的主力司机，做了22年司机，他参加了每次巡山。
刚开始，吕长征不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第一次开车进去，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可可西里的蒙语意思是“青色的山梁”“美丽的少女”，藏语叫“阿钦公加”，意为“昆仑之地”。它位于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青海玉树州西北，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高寒缺氧，不适宜人类居住，被称为“生命禁区”“人间净土”。但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藏羚羊是可可西里分布数量最多的野生动物，它为抵御高寒环境而长出的皮毛异常独特。上世纪80年代，盗猎者为猎取其皮毛卖钱而枪杀藏羚羊，使其数量从几十万只迅速下降到两万只。
1992年，玉樹州治多县县委书记索南达杰带领民间志愿者成立西部工委打击盗猎分子，保护濒危物种。索南达杰在1994年只身追捕18名盗猎分子时牺牲。但像吕长征这样的后继者们仍然继续着保护可可西里的艰难历程。
近6年，他们先后开展大规模巡山124次、中小规模巡山1200余次，累计行程30余万公里，破获案件近20起。
今年7月7日，可可西里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当队员们得知这个消息时，他们用了藏族最隆重的方式庆祝——穿起藏袍，在管理局的藏羚羊雕塑下跳起欢乐的舞蹈。
反盗猎
当流沙一点点将一个人吞噬时，他什么也抓不住。风过，沙地寂静无痕。
电影《可可西里》的这个镜头让观众难以忘怀。吕长征没看到过同样的事，但遇到的危险从来不比这个小。
吕长征是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人，1995年，32岁的他在玉树州治多县给县委书记当司机。当时，治多县政府打算重建西部工委，组成“野牦牛队”反盗猎。
书记扎巴多杰找到吕长征，问：“能不能吃苦？”“会吃炒面吗？”
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吕长征回答：“可以”。
吕长征第一次跟随扎巴多杰进可可西里时有七个人加两辆车。车是从盗猎分子手里缴获修好的。他们将其中一辆东风车的货箱盖上油布，队员就窝在油布下面。
电影《可可西里》的一个镜头里，成千上万的藏羚羊皮毛铺满高原，这曾是可可西里的真实写照。嘎玛才旦记得，导演陆川拍摄《可可西里》时，他们还替陆川借藏羚羊皮毛进行拍摄。
嘎玛才旦现在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简称“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藏族，玉树人。1997年，玉树州政府在格尔木正式筹建可可西里管理处。
索南达杰的纪念碑竖立在4000多米的海拔上，他的精神被传颂着。嘎玛才旦对“野牦牛队”老队员们有所了解，觉得这份工作虽艰苦，但又充满挑战。
从玉树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当时22岁的他觉得在玉树州商业局的工作无法施展抱负。1997年的春节，他扛着大箱，坐上卡车来到可可西里。
这时，可可西里同时出现了两支执法队伍。1995年组建的“野牦牛”最初从社会上招募了60多名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这支队伍没有正规装备，一部分枪缴自犯罪分子。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只是一支临时组建、没有执法权的反盗猎队伍。不到一年，就走了40多人。
而可可西里管理处最初也只有行政执法权，没有刑事执法权，进山需森林公安陪同。他们没钱购买枪支，从森林公安处借了两支枪。又从部队购买了几个枪套，全副武装地戴着空枪套去吓唬盗猎分子。
嘎玛才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时长六天六夜的追捕。
有一年的六月份，正值藏羚羊在卓乃湖产羔。他接到线索说，有一伙人要从花土沟绕道进入可可西里盗猎，他们有刀有枪，有涉黑背景。
嘎玛才旦带队驾驶三辆车，在卓乃湖兜兜转转直到第六天半夜两点，才发现盗猎分子。
“那三个车灯跟鬼火一样，感觉像大漠深处的幽灵。到了跟前，我开始堵第一辆车。当时特别乱，又是枪声，又是嘶喊声，又是追逐声。队员们打瘪了对方的车胎和油桶，汽油在往外流。但因为那个地方太缺氧了，也没有发生爆炸。”
当晚，抓获6人，有2人逃走。第二天一早，嘎玛才旦去清理现场时发现路边扔着一把上了膛卡了壳的半自动步枪。他这才意识到，前一晚逃走的两人曾放过枪。
这件事让嘎玛才旦感到庆幸，他觉得可可西里的生灵在庇佑着他们。
吕长征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他们在太阳湖上游抓获了一群盗猎分子，但其中有两人开车逃走了。队员们立马去追，留下吕长征等待。
他等得着急，便去附近的山沟里捡石头玩，恰好在山沟里遇到逃走的两人。
“他一脚刹车停到我跟前，那时我反应比较快，一蹦跳到驾驶员的车门门边，驾驶员的头发长得很，我对着他的头发一抓直接撂下去了。一看副驾驶那有一把枪，副驾驶那人已经惊掉了。我抢出枪，上膛开了一枪，最后我们的人过来就把他们押走了。”
同一地区有两支执法队伍多有不便。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后，1999年8月，西部工委被撤销，“野牦牛队”被管理局收编。
目前可可西里管理局一共有五个保护站，分别是不冻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沱沱河保护站和卓乃湖保护站。
其中，卓乃湖保护站属于季节性保护站，位于藏羚羊集中产仔的卓乃湖岸边，附有野生动物监测站，便于对藏羚羊迁徙、产仔、回迁以及藏羚羊与其它各种野生动物的关系进行观测、记录。每年5月中旬到9月工作基本结束。
而其它四个则都是常设保护站，位于青藏公路沿线，需要承担辖区内的日常巡护工作。
陷车
无人区没有任何信号，也没有任何标记，只有一望无际的荒原、湖泊和雪山冰川，路很难认。而这里除了巡山队，普通人被禁止入内。所以巡山员可以根据车轮印追踪盗猎分子和淘金者（在可可西里腹地太阳湖附近有不法分子入内挖金）。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一次，吕长征早上翻过一座山巡视时发现两行车轮印，他以为是盗猎分子，就沿着车印追，追到天黑却发现回到了原地，原来那车印是自己的。
最初扎巴多杰带着地图，一边走一边画。吕长征跟着他把可可西里“画到了脑子里”。他根据山的形状，去记住山的名字，再辨识方向。
进无人区，车很关键。正如电影《可可西里》里表现的一样，没有车时，要步行活着出来简直难以想象。
过去每年巡山队巡山12次，一次历时一周左右。但由于9月一过，可可西里基本形成冻土，入山很难。因此从2015年开始，他们每年只在5-10月间进山4～5次，每次在太阳湖和卓乃湖一带蹲点25天，继而在腹地展开数次小范围巡山。
7月28日，郭雪虎刚完成第三批巡山任务。他现在是卓乃湖保护站副站长。卓乃湖保护站距离青藏公路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在不陷车的情况下，6～9个小时可以到达。
但若遇到雨水多，一天一公里都走不了。刚卸下东西，把车从坑里挖出来，装上东西，往前走了几十米，又掉下去了。
2009年，郭雪虎在太阳湖附近被困，为保存体力，队员们钻进帐篷躺着等待救援。救援队从公路到太阳湖整整走了八天，随后又花了四天才出山。那次一共陷车89次。
还有一年元月，过一处冰河时，冰面没有完全结冰，车陷进去了，队员们就站在冰河里挖车。寒风刺骨，脸上都是眼泪、鼻涕。
老队员们经历丰富，吕长征会把自己多年的开车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新队员。比如，开车时要提前看有没有沼泽，需不需要提前绕路，遇到沼泽时要怎么换挡。
但可可西里沼泽面积很大，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冰川融化，湖水溃决。即使知道前面有沼泽或水坑，也很难绕过去，就只能由人先下水探路看能否冲过去。
每个队员们都经历过数不清的陷车。从卓乃湖返回时，公路就在眼前几百米的地方。龙周才加正想象着，一上公路很快就能到保护站，不用搭帐篷就能直接躺在床上睡一觉了。
却听“咣”地一声，车又陷了。他闭了下眼，与队友相视苦笑。下车，拿锹挖泥。
龙周才加是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玉树囊谦县人。刚来可可西里时他刚初中毕业，16岁，大家都叫他“小龙周”。
他是2005年可可西里管理局在玉树招聘临时工时报名的。郭雪虎和他同年抵达。郭也是玉树藏族人，他那时刚刚20出头，辞去了玉树电视台的工作来到可可西里。
28岁的龙周才加，已经成长为壮实的藏族小伙子。他皮肤黝黑，牙齿很白，脸上溢满兴奋，露出两个浅酒窝。向着索南达杰站附近的新生湖方向，他把车开得飞快，凹凸不平的路面颠得人头顶都触到了车顶，不远处灰色草甸上的藏原羚静默地向后飞移。
这辆皮卡车才开了两年，但长年在可可西里的荒漠中挣扎，显得疲惫不堪，他开玩笑地向记者展示了松动的方向盘。
环境恶劣
由于可可西里的含氧量太低，即使是从小在高原上长大的人，在那也有高原反应。
吕长征出现过两次肺水肿。2002年的一次巡山途中他感冒了，但没有马上下山。第三天时，他已经喘不上气。在高原上一旦感冒，很容易引起肺水肿。
嘎玛才旦当时也在，他们赶紧把他往下送。一路上车辆颠簸着，吕长征失去知觉，陷入昏迷，开始说胡话：“嘎队长，这么好的草滩，水又流着咧，我在这里躺一会吧。”
吕长征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时发现下肢失去知觉了，心里急得不行，“完了完了，成残疾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腿才恢复知觉。
但“小龙周”最初对无人区充满向往。2005年，可可西里有将近40名巡山员。他第一年没有被安排巡山。因此每次看着巡山队带枪进去，他就无比羡慕。
第二年龙周才加可以入山了，他跟着老队员去买被褥、睡袋，置办伙食，将铁锹、千斤顶、喷灯等装车。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告诉他，这些东西要一个个试，防止铁锹是坏的，或者喷灯的气孔被堵住了。
山路很不好走，车一路颠簸，强烈的紫外线射得他直打瞌睡。队长不断掐他大腿，不要他睡。“他让我记住这些山的形状，那座山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些湖泊叫什么名字。”他感觉队长很讨厌，睡觉都不让。
晚上在山里搭好帐篷后，队长告诉他：“一旦出什么事，老队员肯定会冲在前面，但如果他们出了事，你得自己走出去啊。”
这之后，龙周才加在巡山时再没有睡觉。他默默观察，像吕长征一样在脑海里“画地图”。
睡在帐篷里，能听到熊和狼的声音。他害怕地看老队员会怎么做，却发现他们各自睡觉，并不搭理。早上起来，帐篷门口有一圈熊的掌印，狼的脚印。
还有一次，他们在河边熬肉汤，一只狼闻到了，從20米开外向他们冲过来。“小龙周”吓得不知所措，队长往天上开了两枪，狼掉转头跑掉。
可可西里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是被保护的对象。在索南达杰保护站的走廊里，一只灰色的老鼠沿着墙缝爬行，队员们发现了，也不去打扰它。
反盗猎工作大力开展后，大约2004年开始就没有盗猎分子出没了。如今，可可西里保护区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6万多只。
保护藏羚羊
“羊来了！”2017年8月6日上午10点54分，孟克听到晾望塔上的喊声后，立刻将队员分工。接着他迅速跨上皮卡车，向藏羚羊即将经过的那段青藏公路的另一头行驶。
孟克将歪扣在光脑袋上的鸭舌帽摆正后才下车。他站在公路中间，正对着迎面而来的大卡车做暂停的手势。“等藏羚羊过去你们再过去，麻烦一下。”
高原空旷无比，天高云淡。大约有300只藏羚羊在褐色的草甸上缓缓移动，同样褐色的皮毛让它们几乎与地面融为一体。青藏公路中间留出了将近1公里长的空白，人们和车辆守在两头默默等待着。
孟克是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的副站长，蒙古族人。他37岁了，在可可西里已有9年之久。 建于1998年的五道梁保护站海拔4680米，辖区1.5万平方公里，承担着对藏羚羊、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的保护，负责监测藏羚羊迁徙和返迁等活动。
“高原精灵”藏羚羊四肢纤细，步履轻盈，大眼睛水灵灵的。每年五月，母藏羚羊离开公藏羚羊，从西藏、新疆和青海省内集体向几百公里外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太阳湖、卓乃湖一带迁徙产仔，同年八月，她们又带领孩子从卓乃湖回迁，与公藏羚羊合群。
不管迁徙还是回迁，藏羚羊都要跨过横亘在高原上的青藏公路。青藏公路每天车流量极大，经常堵车。夏季除了成吨的重型卡车之外，还有大量自驾游车辆。
为了保障藏羚羊安全通过公路，管理局在藏羚羊必经的公路附近建立了五道梁保护站。
藏羚羊在迁徙、产羔、回迁的过程中，由于气候条件、河流和一些人为因素，回迁成活率只有30%～40%。
一次，孟克看到一只藏羚羊腿被撞得只剩下一根筋挂着。他把它抱回站上，给它做了手术，救活养了几年之后放归自然。
孟克喜欢称呼高原上的藏羚羊为“我们家的羊”，草为“我们家的草”。待久了，队员们对可可西里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情。吕长征记得，有时在山里没看到藏羚羊，“大家都在问，哎，我们的羊跑哪里去了？”
可可西里情结
没人记得自己一共巡了多少次山。近6年，仅在新任局长布周的带领下，可可西里先后开展大规模巡山124次、中小规模巡山1200余次，累计行程30余万公里，他们破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类案件近20起。
12年来，龙周才加巡山次数达上百次，除了累还有乏味。车陷在山里十几天时，每天除了挖车，就是等、熬。
以前没有电时，孟克一个人在站上。为了省蜡烛，他在蜡烛上劃了几条线，一到线，就吹灭，过会儿再点。“光明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嘛，最起码点亮了，一个人坐一会儿，那也是不一样的。”
陷车，翻车，高反，昏迷。几乎每个巡山员都经历过。孟克说，跟大自然打交道，大自然有自己的危险性。
来到可可西里9年后，孟克觉得这里的每一寸地、每一丛草都好像是他的亲兄弟，
“可可西里对我来说就是半个生命吧，现在有这个感情了，真的。我的灵魂在这个地方，就是死也在这里。”
嘎玛才旦承认，20年前自己刚来可可西里时，并没有想过会一直留在这里。甚至如果有别的出路，他会选择离开。
但20年后，他离不开了。
让吕长征不解的是，22年来看到很多人来了又离开，但他却从来没想过离开。两次肺水肿后，医生警告他不要再进入可可西里。从2012年开始，他就没再入过可可西里腹地。
如今，他还会怀念过去的巡山生涯。“我有时候也想去转一圈，但还是有点害怕，年纪大了，之前两次回来了，第三次有没有那么幸运我就不知道了。”
8月19日，第四批巡山队进山了。（资料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