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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朴素的，我的心不想占用土地”，是诗人骆一禾的碑文。
这位中国20世纪末极富思想才华却英年早逝的诗人，是海子诗歌最重要的发掘者、阐释者和传播者。诗人海子曾说，骆一禾是他的“精神导师”。
在短短的28年里，骆一禾以其始终如一的人格、才学、胆识、眼光、胸襟、气魄，构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诗人形象。他留给世间的光辉诗篇和行动，已然转化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在如今这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时代散发着朝霞一般的光芒。
斯人已逝，这位灵魂和人格的贵族却用他的诗和远方给世间留下遒劲的生命力，让人感觉他还活着，就像他的文字：“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让我们进入滚滚的火海。”
1961年2月6日，骆一禾出生在北京百万庄，他的名字取“一禾发千枝”之意。他的父亲骆耕漠是中国财会制度的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发改委）前主任。他的母亲唐翠英也曾任国家物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骆一禾虽然有着高干加高知的家庭背景，但他生前很少向外人谈起。在骆一禾出生之时，父亲已从高位上坠落。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被批斗，骆一禾也经常被欺负，在展览路一小读书放学时被其他孩子追打着喊“狗崽子”。
“文革”改变了骆一禾原本优越的生活，甚至也改变了他的行为和思想。由于没有人愿意跟“狗崽子”玩，他便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小养成了埋头读书的好习惯。
1969年年底，骆一禾跟随父母下放到了河南罗山县，虽然生活条件变差了，但没有人再追着他喊“狗崽子”了，而且还被尊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这无疑又是不幸中的万幸。骆一禾在罗山县上小学的第一天，送他上学的老保姆翟阿姨特意趴在窗户上看了半天，回家后她激动地告诉一禾的姐姐们：“一禾来了，整个教室都亮了！”
天资不凡的骆一禾自然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语文老师见他卓尔不群，便额外给他开起了“小灶”，私下里教他一些古诗词。1987年7月，骆一禾写下《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的诗歌，讲述了他“首遇唐诗”的故事。他说：“在那个年代/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这位“私塾先生”其实就是骆一禾的语文老师。“一位老女人”便是老保姆翟阿姨。
“先生”告诫骆一禾：“天下很大大如诗，放手去闯，莫结秀才，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先生”虽然读书不多，但教给了骆一禾两句终身受用的话：莫结秀才和学诗当具斗胆。“先生”这两句话对骆一禾影响深远，多年以后，骆一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士大夫的气味不是太浓厚了吗？”他对“士大夫的气味”的诘难正是莫结秀才的一种表现。為了向世人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70年来的那个样子”，骆一禾后期有意克制“写下好诗的愿望”的“诱惑”，转向了令读者“并不亲切”的“长诗”创作——如此大胆、冒险的转型也成为了“学诗当具斗胆”的一种践行。
“文革”期间，骆一禾河南农村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给骆一禾的童年乃至他的诗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骆一禾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在自然的流动中，把我注入淮河、海滩、平原、黄昏、大地、太阳和千条火焰，使我们天生地呈现原型——这就是诗，它使我们作为同等的人而处于直接的心灵感应中，使我们的天才中洋溢着崇敬精神，获得生命的自明性。
1972年，骆耕漠一家人相继离开河南，返回北京。骆一禾小学毕业后，就近上了北京154中学。他在中学期间文科成绩优异，1979年以北京市西城区文科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同一年，安徽省安庆文科第一名、15岁的农村小伙儿查海生，考进了北大法律系。查海生即为后来众人皆知的著名诗人“海子”。
两人在1981年左右结识，当时是小一届的中文系学生张颐武带着海子找骆一禾。海子写了一首诗《山的儿子》，要请教下骆一禾。在和骆一禾接触的过程中，他更是对于文学创作的想法愈加强烈。在骆一禾的鼓励之下，海子正式的开启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文学追求的年轻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不久后，二人又结识了西文系的西川。三位年轻人在对诗歌共同的爱好与追求中相互影响，被冠以“北大三剑客”之名。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朗诵和油印诗歌、喝酒和争论，讨论哲学和美，很快成了校园里发声的核心。据说三人还有写作上的分工：海子写天堂，骆一禾写地狱，而西川写炼狱。
1982年，骆一禾的姐姐们（左起：二姐骆小予、三姐骆小红、四姐骆小元）
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临死前他留下遗书，嘱托将他的诗稿交给好友骆一禾处理。“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海子在遗书中这样对骆一禾说。
隔天骆一禾便赴山海关去处理海子的遗体，紧接着帮忙料理后事，安抚海子的父母，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为海子整理其留下的长诗诗稿，为海子的诗歌写分析评论等研究文章，接下来又奔走各大高校做关于海子的演讲，同西川一起开展纪念海子的活动，向诗坛力荐海子，为海子出版诗集。
海子的死对骆一禾的打击很大，据说那段时间他整日彻夜奔走于募捐、演讲、出诗集，也不怎么有胃口吃饭。1989年5月11日凌晨，他还在给帮助出版海子诗集的诗人阎月君写信商讨各种细节，然而两天后，5月13日的夜里，骆一禾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被送去医院进行开颅手术。医生说，是先天性畸形脑血管和长期用脑过度造成的大面积脑内出血。18天后的5月31日，多日昏迷之后，骆一禾在北京天坛医院不治身亡。 这年5月10日，他写到：“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做《海子生涯》，写于突发脑溢血的前一天。“一个人不是要活得长，而是要轰轰烈烈。”骆一禾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天的我们看到纯粹灵魂的绝笔和崇高生命的遗作，他最好的岁月献给了诗坛，最后的时光献给了海子。
与海子诗一般的死不同，骆一禾的死没有留下凄美想象和壮烈风景，没有遗嘱，未曾道别。在诗歌被废黜的年代，人们或许只记得海子，却忘记了这个光环背后的另外一个诗人骆一禾。然而海子的成名，离不开这位“伯乐”——和他同一年去世的好友骆一禾。
那时的80年代尽管写诗成风，但到1989年，出版诗集已并非易事，本来年初的时候春风文艺出版社已经在计划要为骆一禾出版诗集，而骆一禾在海子自杀后便决定把自己的书号让给海子，给海子出版诗集。
如果海子是诗坛的永生花，那骆一禾便是绿叶。哪怕是绿叶，他也应该是一株常青藤。不论是海子诗集的出版传播，还是对海子诗歌的深度剖析，抑或是对于诗人海子经典形象的美好塑造，骆一禾都功不可没。
但比起海子，骆一禾的诗歌成就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如今市面上各种版本的海子诗集不知凡几，但骆一禾的诗集除了他去世后不久出版但没有得到正式授权的《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的血》单行本和1997年出版的《骆一禾诗全编》外，很少出现骆一禾诗歌的版本。可事实是，骆一禾作为朦胧诗之后的一位重要诗人，不仅是海子诗歌最重要的发掘者、阐释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海子诗歌世界的精神导师。
1980年代，有人称之为“精神漫游”的时代，就是买张火车票就能跑去外地找人谈论诗歌，骆一禾则很少往外跑，因为多半是外地诗人进京来与他讨论，可见其当时的声名与影响力。那一时期，朦胧诗歌、校园民谣，无不书写和歌唱着一个抒情又激情的时代，人们谈论诗歌和远方。
那时候的骆一禾，年轻，单纯，多愁善感，谦卑沉郁。他从不谈及其高干家庭的背景，没有高人一等的阶层意识，结交普通出身的朋友，怀有朴素的社会愿望和文学理想，他只会在论诗的时候与人一争高下，他甚至沉默寡言，常常被遮蔽在他人的光芒里，他昂扬而不张扬，保持谦逊低调的姿态。但在文字中却有他自己的魄力与和气势，挥斥方遒大气磅礴，这份气概是与他本身的实力才华俱来，书生意气、文人风骨，诗歌中他散发着无限激昂与力量。
在那个曾经充满活力的80年代，骆一禾的诗歌创作非常活跃。到大学毕业之前，骆一禾已写了3000首诗。刚上北大不久，他就和室友辦起了一份名为《清泉》的文学杂志，供大家发表作品，交流思想。骆一禾当年的室友刘宝明至今还记得，《清泉》是一种用蜡纸刻印出来的刊物，前后出了两三期。1982年北大五四文学社出版了一期《大学生作品选》的杂志，骆一禾除了在其中发表一组诗歌和小说《思华年》外，还担任了该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以“欣拾”的笔名撰写诗评。可见骆一禾当初不仅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和创作者，更是一位文学创作的引导者和推动者。
1983年骆一禾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工作，这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且早有办杂志经验的骆一禾来说可谓如鱼得水。当时《十月》杂志采取分片管理的模式，骆一禾分管的是西南片。1986年骆一禾开始筹办一个新的诗歌栏目《十月的诗》，1987年正式推出。
《十月的诗》在骆一禾去世后停办，虽然只办了三年，但影响极大，先后推出了西川、刘扬、于坚、海子、朱春雨、吕德安、马丽华、昌耀、公刘、舒洁、黄然、王坤红、钱叶用、阎月君、雪迪、曲有源、万夏、莫非、邹静之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海子所占的份量尤重，据统计，在总共17期的《十月的诗》中，海子作品独占三期，而海子生前在诗坛上的声誉就主要建立在这些作品上。
《十月的诗》诗人、骆一禾诗歌的研究者西渡说：“能够在不到三年时间内推出这么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已非寻常，不难想象其间需要克服的众多内外困难。这只要对比一下当时主流刊物上诗歌发表的情况，包括《十月》本身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实上，在推出优秀诗人和诗作上，能够和《十月》相提并论的，整个1980年代大概只有广州的《花城》一家。这两家刊物，一南一北，呈犄角声援之势，为推动1980年代实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最切实的贡献。”
诗人刘频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先锋诗歌写作波涌如潮。当时，在《十月》杂志执编诗歌的著名青年诗人骆一禾，通过其所主持的栏目给予先锋诗歌以积极的支持和推动。那时，《十月》杂志所发表的诗歌以先锐著称，并吸引了很多前卫诗人投稿。”骆一禾总是认真看完所有投来的诗稿，不论对方是否有名，大都回信，有时长达几页，分析作者的诗歌，这在大部分编辑那里是少见的。
在众声喧哗、急于事功的1980年代，骆一禾以文明为背景，对诗歌进行了沉潜而深入的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出发点，选择了一条迥异于旁人的诗歌修远之路。虽然由于诗人的过早去世，他最终没有能够到达他所期许的伟大诗歌的极顶，但在新诗史上他第一次诗化了一种结合了完美品行和坚韧意志的行动之力，从而为新诗贡献了诸多新的原质。这些新的原质鲜明地体现在《危蹑》《辽阔胸怀》《壮烈风景》《为美而想》《修远》《天路》《太阳日记》等一系列诗人性命所系的倾情之作中。
这位中国20世纪末极富思想才华却英年早逝的诗人，是海子诗歌最重要的发掘者、阐释者和传播者。诗人海子曾说，骆一禾是他的“精神导师”。
在短短的28年里，骆一禾以其始终如一的人格、才学、胆识、眼光、胸襟、气魄，构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诗人形象。他留给世间的光辉诗篇和行动，已然转化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在如今这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时代散发着朝霞一般的光芒。
斯人已逝，这位灵魂和人格的贵族却用他的诗和远方给世间留下遒劲的生命力，让人感觉他还活着，就像他的文字：“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让我们进入滚滚的火海。”
河南家庭成为诗歌的底色
1961年2月6日，骆一禾出生在北京百万庄，他的名字取“一禾发千枝”之意。他的父亲骆耕漠是中国财会制度的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发改委）前主任。他的母亲唐翠英也曾任国家物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骆一禾虽然有着高干加高知的家庭背景，但他生前很少向外人谈起。在骆一禾出生之时，父亲已从高位上坠落。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被批斗，骆一禾也经常被欺负，在展览路一小读书放学时被其他孩子追打着喊“狗崽子”。
“文革”改变了骆一禾原本优越的生活，甚至也改变了他的行为和思想。由于没有人愿意跟“狗崽子”玩，他便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小养成了埋头读书的好习惯。
1969年年底，骆一禾跟随父母下放到了河南罗山县，虽然生活条件变差了，但没有人再追着他喊“狗崽子”了，而且还被尊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这无疑又是不幸中的万幸。骆一禾在罗山县上小学的第一天，送他上学的老保姆翟阿姨特意趴在窗户上看了半天，回家后她激动地告诉一禾的姐姐们：“一禾来了，整个教室都亮了！”
天资不凡的骆一禾自然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语文老师见他卓尔不群，便额外给他开起了“小灶”，私下里教他一些古诗词。1987年7月，骆一禾写下《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的诗歌，讲述了他“首遇唐诗”的故事。他说：“在那个年代/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这位“私塾先生”其实就是骆一禾的语文老师。“一位老女人”便是老保姆翟阿姨。
“先生”告诫骆一禾：“天下很大大如诗，放手去闯，莫结秀才，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先生”虽然读书不多，但教给了骆一禾两句终身受用的话：莫结秀才和学诗当具斗胆。“先生”这两句话对骆一禾影响深远，多年以后，骆一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士大夫的气味不是太浓厚了吗？”他对“士大夫的气味”的诘难正是莫结秀才的一种表现。為了向世人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70年来的那个样子”，骆一禾后期有意克制“写下好诗的愿望”的“诱惑”，转向了令读者“并不亲切”的“长诗”创作——如此大胆、冒险的转型也成为了“学诗当具斗胆”的一种践行。
“文革”期间，骆一禾河南农村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给骆一禾的童年乃至他的诗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骆一禾曾在诗论《美神》中写道：在自然的流动中，把我注入淮河、海滩、平原、黄昏、大地、太阳和千条火焰，使我们天生地呈现原型——这就是诗，它使我们作为同等的人而处于直接的心灵感应中，使我们的天才中洋溢着崇敬精神，获得生命的自明性。
相逢于一个不写诗反而荒唐的时代
1972年，骆耕漠一家人相继离开河南，返回北京。骆一禾小学毕业后，就近上了北京154中学。他在中学期间文科成绩优异，1979年以北京市西城区文科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同一年，安徽省安庆文科第一名、15岁的农村小伙儿查海生，考进了北大法律系。查海生即为后来众人皆知的著名诗人“海子”。
两人在1981年左右结识，当时是小一届的中文系学生张颐武带着海子找骆一禾。海子写了一首诗《山的儿子》，要请教下骆一禾。在和骆一禾接触的过程中，他更是对于文学创作的想法愈加强烈。在骆一禾的鼓励之下，海子正式的开启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文学追求的年轻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不久后，二人又结识了西文系的西川。三位年轻人在对诗歌共同的爱好与追求中相互影响，被冠以“北大三剑客”之名。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朗诵和油印诗歌、喝酒和争论，讨论哲学和美，很快成了校园里发声的核心。据说三人还有写作上的分工：海子写天堂，骆一禾写地狱，而西川写炼狱。
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临死前他留下遗书，嘱托将他的诗稿交给好友骆一禾处理。“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海子在遗书中这样对骆一禾说。
隔天骆一禾便赴山海关去处理海子的遗体，紧接着帮忙料理后事，安抚海子的父母，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为海子整理其留下的长诗诗稿，为海子的诗歌写分析评论等研究文章，接下来又奔走各大高校做关于海子的演讲，同西川一起开展纪念海子的活动，向诗坛力荐海子，为海子出版诗集。
海子的死对骆一禾的打击很大，据说那段时间他整日彻夜奔走于募捐、演讲、出诗集，也不怎么有胃口吃饭。1989年5月11日凌晨，他还在给帮助出版海子诗集的诗人阎月君写信商讨各种细节，然而两天后，5月13日的夜里，骆一禾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被送去医院进行开颅手术。医生说，是先天性畸形脑血管和长期用脑过度造成的大面积脑内出血。18天后的5月31日，多日昏迷之后，骆一禾在北京天坛医院不治身亡。 这年5月10日，他写到：“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做《海子生涯》，写于突发脑溢血的前一天。“一个人不是要活得长，而是要轰轰烈烈。”骆一禾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天的我们看到纯粹灵魂的绝笔和崇高生命的遗作，他最好的岁月献给了诗坛，最后的时光献给了海子。
与海子诗一般的死不同，骆一禾的死没有留下凄美想象和壮烈风景，没有遗嘱，未曾道别。在诗歌被废黜的年代，人们或许只记得海子，却忘记了这个光环背后的另外一个诗人骆一禾。然而海子的成名，离不开这位“伯乐”——和他同一年去世的好友骆一禾。
那时的80年代尽管写诗成风，但到1989年，出版诗集已并非易事，本来年初的时候春风文艺出版社已经在计划要为骆一禾出版诗集，而骆一禾在海子自杀后便决定把自己的书号让给海子，给海子出版诗集。
如果海子是诗坛的永生花，那骆一禾便是绿叶。哪怕是绿叶，他也应该是一株常青藤。不论是海子诗集的出版传播，还是对海子诗歌的深度剖析，抑或是对于诗人海子经典形象的美好塑造，骆一禾都功不可没。
但比起海子，骆一禾的诗歌成就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如今市面上各种版本的海子诗集不知凡几，但骆一禾的诗集除了他去世后不久出版但没有得到正式授权的《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的血》单行本和1997年出版的《骆一禾诗全编》外，很少出现骆一禾诗歌的版本。可事实是，骆一禾作为朦胧诗之后的一位重要诗人，不仅是海子诗歌最重要的发掘者、阐释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海子诗歌世界的精神导师。
诗坛先锋的诗与远方
1980年代，有人称之为“精神漫游”的时代，就是买张火车票就能跑去外地找人谈论诗歌，骆一禾则很少往外跑，因为多半是外地诗人进京来与他讨论，可见其当时的声名与影响力。那一时期，朦胧诗歌、校园民谣，无不书写和歌唱着一个抒情又激情的时代，人们谈论诗歌和远方。
那时候的骆一禾，年轻，单纯，多愁善感，谦卑沉郁。他从不谈及其高干家庭的背景，没有高人一等的阶层意识，结交普通出身的朋友，怀有朴素的社会愿望和文学理想，他只会在论诗的时候与人一争高下，他甚至沉默寡言，常常被遮蔽在他人的光芒里，他昂扬而不张扬，保持谦逊低调的姿态。但在文字中却有他自己的魄力与和气势，挥斥方遒大气磅礴，这份气概是与他本身的实力才华俱来，书生意气、文人风骨，诗歌中他散发着无限激昂与力量。
在那个曾经充满活力的80年代，骆一禾的诗歌创作非常活跃。到大学毕业之前，骆一禾已写了3000首诗。刚上北大不久，他就和室友辦起了一份名为《清泉》的文学杂志，供大家发表作品，交流思想。骆一禾当年的室友刘宝明至今还记得，《清泉》是一种用蜡纸刻印出来的刊物，前后出了两三期。1982年北大五四文学社出版了一期《大学生作品选》的杂志，骆一禾除了在其中发表一组诗歌和小说《思华年》外，还担任了该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以“欣拾”的笔名撰写诗评。可见骆一禾当初不仅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和创作者，更是一位文学创作的引导者和推动者。
1983年骆一禾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工作，这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且早有办杂志经验的骆一禾来说可谓如鱼得水。当时《十月》杂志采取分片管理的模式，骆一禾分管的是西南片。1986年骆一禾开始筹办一个新的诗歌栏目《十月的诗》，1987年正式推出。
《十月的诗》在骆一禾去世后停办，虽然只办了三年，但影响极大，先后推出了西川、刘扬、于坚、海子、朱春雨、吕德安、马丽华、昌耀、公刘、舒洁、黄然、王坤红、钱叶用、阎月君、雪迪、曲有源、万夏、莫非、邹静之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海子所占的份量尤重，据统计，在总共17期的《十月的诗》中，海子作品独占三期，而海子生前在诗坛上的声誉就主要建立在这些作品上。
《十月的诗》诗人、骆一禾诗歌的研究者西渡说：“能够在不到三年时间内推出这么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已非寻常，不难想象其间需要克服的众多内外困难。这只要对比一下当时主流刊物上诗歌发表的情况，包括《十月》本身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实上，在推出优秀诗人和诗作上，能够和《十月》相提并论的，整个1980年代大概只有广州的《花城》一家。这两家刊物，一南一北，呈犄角声援之势，为推动1980年代实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最切实的贡献。”
诗人刘频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先锋诗歌写作波涌如潮。当时，在《十月》杂志执编诗歌的著名青年诗人骆一禾，通过其所主持的栏目给予先锋诗歌以积极的支持和推动。那时，《十月》杂志所发表的诗歌以先锐著称，并吸引了很多前卫诗人投稿。”骆一禾总是认真看完所有投来的诗稿，不论对方是否有名，大都回信，有时长达几页，分析作者的诗歌，这在大部分编辑那里是少见的。
在众声喧哗、急于事功的1980年代，骆一禾以文明为背景，对诗歌进行了沉潜而深入的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出发点，选择了一条迥异于旁人的诗歌修远之路。虽然由于诗人的过早去世，他最终没有能够到达他所期许的伟大诗歌的极顶，但在新诗史上他第一次诗化了一种结合了完美品行和坚韧意志的行动之力，从而为新诗贡献了诸多新的原质。这些新的原质鲜明地体现在《危蹑》《辽阔胸怀》《壮烈风景》《为美而想》《修远》《天路》《太阳日记》等一系列诗人性命所系的倾情之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