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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革命的一部分却脱离母体，独自存在，并将永远流传下去。
索德伯格为格瓦拉导演的传记片长达四个半小时， 2008年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时， 把很多记者都看垮了。据说这已经是导演最大的让步了。索德伯格原来准备拿出来的是7个小时的版本。
这当然不是第一部关于格瓦拉的电影。2004年上映的《摩托车日记》取材自格瓦拉22岁时环游南美的旅行，试图解释这个出身优裕、患有哮喘的年轻医生怎么会成为职业革命家。置身于极端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极端贫苦的人类环境之中，格瓦拉的同情心饱受摧残，而疾病加剧了他浮生如梦的幻灭感。革命成了格瓦拉医生的宿命。索德伯格的故事，就是接着《摩托车日记》说下去的。
电影下半部开始于1964年的联合国大会。“切”·格瓦拉率领古巴代表团前往瑞士。在一片西装革履中，“切”穿着绿色军装，嘴上叼着粗大的古巴雪茄，准备登坛为革命辩护……索德伯格用的是纪录片的手法，从此我满脑子里都是这个军装加雪茄的形象。革命已经消停，但革命留下了自己的遗产。今年是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几乎没人留心这个事实：“革命”和“胜利”这种词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格瓦拉军装加雪茄的形象却保留了下来。偶像活得比事实更长久，“切”至今听上去不仅耳熟，而且加倍让人感到亲切。
看过海明威小说的人都知道，他喜欢用Don（中文翻译成“堂”，如“堂吉诃德”）这个古老的西班牙词语，来表示西班牙内地和山区的风土人情。那里的特色冬天凛冽而严寒，庄稼人像一千年前的先人一样生活。这和Che这个西班牙语词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这个声调短促、带着咝咝声的语气助词是南美热带雨林和游击战的象征，而且是专属于恩内斯特·格瓦拉的。
Don在中文里有时候被翻译成“先生”或者“老爷”，阅读起来并无障碍。但是，对于Che，翻译家只能传其音，不能估其义。到后来，这个词如此流行，不需要另寻音义兼备的译文。Che决不会再属于其他的什么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恩内斯特·格瓦拉本人的性格和事迹也会被人遗忘。Che将作为偶像独自存在。
偶像是传奇的开始，却是革命的终结。卡斯特罗仍然健在，至少在心脏手术之前，还经常在公开场所呼吁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真实的古巴革命其实在1959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占领哈瓦那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最迟不晚于1965年——这一年，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分道扬镳，先后到刚果和波利维亚输出革命去了。
我不想在这里探讨革命的真相和本义。我只想检视一下革命的视觉形象。格瓦拉生前和死后的照片中，以两张最为知名。一张是他头戴贝雷帽，满脸严肃，做斗士状；另一张上他叼着一根雪茄，神情愉快，呈现出革命者人性的一面。我们见得到这两张照片的场所多了。从纪念馆到T恤衫、水杯、马拉多纳的胳膊以及网站和书本上，无所不在。我想不出哪个偶像比切·格瓦拉传播的范围更广。从发达国家的大学到第三世界的贫民窟，“切”和世界同在。这就是革命的命运。“切”的形象本是革命的一部分，50年后，革命的一部分却脱离母体，独自存在，并将永远流传下去。索德伯格的长片不过是这个故事的最新证明罢了。
索德伯格为格瓦拉导演的传记片长达四个半小时， 2008年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时， 把很多记者都看垮了。据说这已经是导演最大的让步了。索德伯格原来准备拿出来的是7个小时的版本。
这当然不是第一部关于格瓦拉的电影。2004年上映的《摩托车日记》取材自格瓦拉22岁时环游南美的旅行，试图解释这个出身优裕、患有哮喘的年轻医生怎么会成为职业革命家。置身于极端美丽的自然景观和极端贫苦的人类环境之中，格瓦拉的同情心饱受摧残，而疾病加剧了他浮生如梦的幻灭感。革命成了格瓦拉医生的宿命。索德伯格的故事，就是接着《摩托车日记》说下去的。
电影下半部开始于1964年的联合国大会。“切”·格瓦拉率领古巴代表团前往瑞士。在一片西装革履中，“切”穿着绿色军装，嘴上叼着粗大的古巴雪茄，准备登坛为革命辩护……索德伯格用的是纪录片的手法，从此我满脑子里都是这个军装加雪茄的形象。革命已经消停，但革命留下了自己的遗产。今年是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几乎没人留心这个事实：“革命”和“胜利”这种词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格瓦拉军装加雪茄的形象却保留了下来。偶像活得比事实更长久，“切”至今听上去不仅耳熟，而且加倍让人感到亲切。
看过海明威小说的人都知道，他喜欢用Don（中文翻译成“堂”，如“堂吉诃德”）这个古老的西班牙词语，来表示西班牙内地和山区的风土人情。那里的特色冬天凛冽而严寒，庄稼人像一千年前的先人一样生活。这和Che这个西班牙语词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这个声调短促、带着咝咝声的语气助词是南美热带雨林和游击战的象征，而且是专属于恩内斯特·格瓦拉的。
Don在中文里有时候被翻译成“先生”或者“老爷”，阅读起来并无障碍。但是，对于Che，翻译家只能传其音，不能估其义。到后来，这个词如此流行，不需要另寻音义兼备的译文。Che决不会再属于其他的什么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恩内斯特·格瓦拉本人的性格和事迹也会被人遗忘。Che将作为偶像独自存在。
偶像是传奇的开始，却是革命的终结。卡斯特罗仍然健在，至少在心脏手术之前，还经常在公开场所呼吁把革命进行到底。但真实的古巴革命其实在1959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占领哈瓦那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最迟不晚于1965年——这一年，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分道扬镳，先后到刚果和波利维亚输出革命去了。
我不想在这里探讨革命的真相和本义。我只想检视一下革命的视觉形象。格瓦拉生前和死后的照片中，以两张最为知名。一张是他头戴贝雷帽，满脸严肃，做斗士状；另一张上他叼着一根雪茄，神情愉快，呈现出革命者人性的一面。我们见得到这两张照片的场所多了。从纪念馆到T恤衫、水杯、马拉多纳的胳膊以及网站和书本上，无所不在。我想不出哪个偶像比切·格瓦拉传播的范围更广。从发达国家的大学到第三世界的贫民窟，“切”和世界同在。这就是革命的命运。“切”的形象本是革命的一部分，50年后，革命的一部分却脱离母体，独自存在，并将永远流传下去。索德伯格的长片不过是这个故事的最新证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