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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历来注重香火传承。但是民初由于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变革，立嗣在司法过程中也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寡妇立嗣和异姓立嗣方面，大理院推事们通过灵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了不少案子，留下了大量值得借鉴的案例。
关键词：民初；立嗣；寡妇立嗣；异姓承嗣
清末民初，社会民忧外患，各种新思想和新理论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者猛烈地碰撞。这种碰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每一天。本文就选取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方面————立嗣。以管窥豹，从小见大，以此来看下民初新的法律思想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一、立嗣概述
传统社会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道出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无后”而导致绝祖祀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意外“乏嗣”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立嗣”指的是指无子或户绝的家庭过继家庭之外的人为子，以继承家产，充当家庭的身份性继承人，肩负宗祧继承的责任。这是以擬制的方式设立后代，以弥补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子嗣”的缺憾，从而维持这个家庭的延续。[1]
立嗣主要可以分为寡妇立嗣以及异姓立嗣。这两者在民初的社会发展中，有着鲜明的变化。
二 寡妇立嗣问题与异姓承嗣问题
在寡妇立嗣过程中，其亡夫族人一般倾向于在昭穆相当者之中挑选亲近自身者立为嗣子，而寡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反对这个选择，认为该子与自己有“嫌隙”，希望能立自己喜爱并亲近自己的为嗣子，也就是寡妇的择贤立爱权。
例如，民国四年，大理院受理一起因嫌隙而上告的案件。在该案件中，被继承人薛德奎与其子先后亡故，其寡母薛王氏及其妻薛刘氏择立族侄为嗣，引起一族人不满。他认为其子更有资格承继薛德奎。而被上告人薛唐氏提出薛德庆与薛刘氏存有讼嫌，丧薄亦可证明两家素不往来，故其子已丧失承继薛德奎的资格。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寡妇立嗣案件中，纠纷多是由于应继与爱继矛盾而产生的。寡妇在行使择继权利时，常常会越过亲等最近的“应继”者，选择平时所喜爱的人承继，因此难免发生纠纷。而当时大理院与各省审判厅在应继与爱继之间，显然更倾向于爱继。而且大理院扩大了对“嫌隙”的适用范围：一是嫌隙全由立继人主观认定，二是将嫌隙的主体扩大为立继双方包括双方直系亲属。在处理寡妇立嗣的过程中，大理院对守志寡妇在立嗣行为进行了强化和保护，
在寡妇立嗣问题上，大理院对寡妇权利的保护，一是将寡妇代夫择继的责任解释为既是寡妇的权力，也是寡妇的义务，通过限制夫尊亲属与族长在立嗣问题上的权利，从而变相扩大寡妇的权利；二是直接限制族人对寡妇立嗣的争告权，将族人在立嗣事件上的影响力压制到最低。
立嗣是为了家族内部的血缘的延续，因而注重昭穆，一般都是在家族内部以过继的形式进行调节，从而维护家族血统的纯洁性。因此，异姓乱宗一直为法律所禁止。《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规定：“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处六等罚。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直到清末民初，在沈家本的倡导下，才放宽能立异姓为嗣子。
在大理院三年，就有异姓承继纠纷案。邝邦杰自幼过继邝寅宝为嗣，手续齐全，得到了邝族族长认可，但嗣父却在临死前认为自己不足为嗣，遗言以堂弟之子为嗣，不服上诉。大理院对于本案，认为判分家产给十分之四予他。
从以上案例看，大理院在异姓承嗣问题上，始终坚持异姓不得承嗣，但若异姓子认真侍养后父母，尽管不得为嗣，但在后父母身亡后，可分得部分家产。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大理院在异姓承嗣案件中立场较为坚定，认为异姓不得承嗣。该类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遗产的分配。尽管不知道标准，但大理院对于异姓子都会根据其身份与行为分给一定家产。
三 立嗣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冲突与妥协
大理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要问题一是当时法律与民间习惯之间的矛盾，二是当时女性观念与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
立嗣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各种矛盾冲突不断，针对这些矛盾，大理院推事大多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他们灵活运用解释、采摘习惯、运用法理等方法，解决了许多纠纷，积累了大量民事裁判与解释，为人所信服。
例如，对于异姓承嗣问题，他们坚持异姓不得承嗣的原则，但由于民间习惯的原因这一原则很难得到切实贯彻。因此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考虑到当时的普遍情况，酌分家产，其实是对異姓子的一种安抚，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大理院推事承产不承嗣的做法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在法律与传统习惯的冲突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较完美的解决了这一冲突。
针对寡妇立嗣问题，由于在传统观念中寡妇地位低于她们应有的地位，大理院推事就加强了对寡妇权利的保障。在寡妇立嗣纠纷中，矛盾往往产生在寡妇与夫家宗族之间.大理院推事深受西方思想影响，更注重维护个人权利，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完全支持寡妇的诉求是不可能的。因此，推事们在可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扩大寡妇的择嗣权，限制宗族的作用，同时也不完全抹去宗族的权利，例如尊长的同意权，使得既能保障寡妇的权利，又不至于引起宗族的不满，尽可能使双方都得到一个能被说服的理由。
大理院推事们在日常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律法为基础，以西方的法律概念对法律条文进行了重新解读，灵活运用了解释的方法，阐明法律的疑义，并补充法规的缺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考虑到传统习惯的存在，尽可能的让判决合法又合情。同时，由于大理院是最高的审判机关，为维护自身的权威性，也是为了其他审判机关有所参照，在判决中，他们都详细地引用法条，除了必要的解释以外，都遵守法律规定审理。
从立嗣这一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那些优秀的法官们逐渐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这也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菲菲.浅析民国初年宗祧继承的原则[J].法制博览，2016（14）：52-54.
[2]吴昊.清代立嗣继承若干问题研究[J].郑州大学，2012.
[3]卢静仪.民初立嗣问题的法律与裁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6.
李红星（1993），男，汉族，山西临汾人，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法律史。
（西北政法大学）
关键词：民初；立嗣；寡妇立嗣；异姓承嗣
清末民初，社会民忧外患，各种新思想和新理论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者猛烈地碰撞。这种碰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每一天。本文就选取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方面————立嗣。以管窥豹，从小见大，以此来看下民初新的法律思想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一、立嗣概述
传统社会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道出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无后”而导致绝祖祀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意外“乏嗣”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立嗣”指的是指无子或户绝的家庭过继家庭之外的人为子，以继承家产，充当家庭的身份性继承人，肩负宗祧继承的责任。这是以擬制的方式设立后代，以弥补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子嗣”的缺憾，从而维持这个家庭的延续。[1]
立嗣主要可以分为寡妇立嗣以及异姓立嗣。这两者在民初的社会发展中，有着鲜明的变化。
二 寡妇立嗣问题与异姓承嗣问题
在寡妇立嗣过程中，其亡夫族人一般倾向于在昭穆相当者之中挑选亲近自身者立为嗣子，而寡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反对这个选择，认为该子与自己有“嫌隙”，希望能立自己喜爱并亲近自己的为嗣子，也就是寡妇的择贤立爱权。
例如，民国四年，大理院受理一起因嫌隙而上告的案件。在该案件中，被继承人薛德奎与其子先后亡故，其寡母薛王氏及其妻薛刘氏择立族侄为嗣，引起一族人不满。他认为其子更有资格承继薛德奎。而被上告人薛唐氏提出薛德庆与薛刘氏存有讼嫌，丧薄亦可证明两家素不往来，故其子已丧失承继薛德奎的资格。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寡妇立嗣案件中，纠纷多是由于应继与爱继矛盾而产生的。寡妇在行使择继权利时，常常会越过亲等最近的“应继”者，选择平时所喜爱的人承继，因此难免发生纠纷。而当时大理院与各省审判厅在应继与爱继之间，显然更倾向于爱继。而且大理院扩大了对“嫌隙”的适用范围：一是嫌隙全由立继人主观认定，二是将嫌隙的主体扩大为立继双方包括双方直系亲属。在处理寡妇立嗣的过程中，大理院对守志寡妇在立嗣行为进行了强化和保护，
在寡妇立嗣问题上，大理院对寡妇权利的保护，一是将寡妇代夫择继的责任解释为既是寡妇的权力，也是寡妇的义务，通过限制夫尊亲属与族长在立嗣问题上的权利，从而变相扩大寡妇的权利；二是直接限制族人对寡妇立嗣的争告权，将族人在立嗣事件上的影响力压制到最低。
立嗣是为了家族内部的血缘的延续，因而注重昭穆，一般都是在家族内部以过继的形式进行调节，从而维护家族血统的纯洁性。因此，异姓乱宗一直为法律所禁止。《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规定：“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处六等罚。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直到清末民初，在沈家本的倡导下，才放宽能立异姓为嗣子。
在大理院三年，就有异姓承继纠纷案。邝邦杰自幼过继邝寅宝为嗣，手续齐全，得到了邝族族长认可，但嗣父却在临死前认为自己不足为嗣，遗言以堂弟之子为嗣，不服上诉。大理院对于本案，认为判分家产给十分之四予他。
从以上案例看，大理院在异姓承嗣问题上，始终坚持异姓不得承嗣，但若异姓子认真侍养后父母，尽管不得为嗣，但在后父母身亡后，可分得部分家产。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大理院在异姓承嗣案件中立场较为坚定，认为异姓不得承嗣。该类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遗产的分配。尽管不知道标准，但大理院对于异姓子都会根据其身份与行为分给一定家产。
三 立嗣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冲突与妥协
大理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要问题一是当时法律与民间习惯之间的矛盾，二是当时女性观念与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
立嗣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各种矛盾冲突不断，针对这些矛盾，大理院推事大多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他们灵活运用解释、采摘习惯、运用法理等方法，解决了许多纠纷，积累了大量民事裁判与解释，为人所信服。
例如，对于异姓承嗣问题，他们坚持异姓不得承嗣的原则，但由于民间习惯的原因这一原则很难得到切实贯彻。因此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考虑到当时的普遍情况，酌分家产，其实是对異姓子的一种安抚，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大理院推事承产不承嗣的做法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在法律与传统习惯的冲突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较完美的解决了这一冲突。
针对寡妇立嗣问题，由于在传统观念中寡妇地位低于她们应有的地位，大理院推事就加强了对寡妇权利的保障。在寡妇立嗣纠纷中，矛盾往往产生在寡妇与夫家宗族之间.大理院推事深受西方思想影响，更注重维护个人权利，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完全支持寡妇的诉求是不可能的。因此，推事们在可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扩大寡妇的择嗣权，限制宗族的作用，同时也不完全抹去宗族的权利，例如尊长的同意权，使得既能保障寡妇的权利，又不至于引起宗族的不满，尽可能使双方都得到一个能被说服的理由。
大理院推事们在日常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律法为基础，以西方的法律概念对法律条文进行了重新解读，灵活运用了解释的方法，阐明法律的疑义，并补充法规的缺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考虑到传统习惯的存在，尽可能的让判决合法又合情。同时，由于大理院是最高的审判机关，为维护自身的权威性，也是为了其他审判机关有所参照，在判决中，他们都详细地引用法条，除了必要的解释以外，都遵守法律规定审理。
从立嗣这一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那些优秀的法官们逐渐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这也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菲菲.浅析民国初年宗祧继承的原则[J].法制博览，2016（14）：52-54.
[2]吴昊.清代立嗣继承若干问题研究[J].郑州大学，2012.
[3]卢静仪.民初立嗣问题的法律与裁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6.
李红星（1993），男，汉族，山西临汾人，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法律史。
（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