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时，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只有四岁。对事变的记忆、对父亲的认识，大多来自长辈的讲述，在杨拯美的眼里，父亲是一位爱国的大英雄：
　　西安事變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新城的官邸，父亲平时在那里办公、会见客人，我们姊妹几个都住在后面的平房里。
　　事变发生前后，父亲整天忙碌，我们兄妹几个都搬出了新城官邸，跟外婆一起住，跟众多普通的人家一样，外婆家大门口并没有卫兵保护，再说，父亲当时整天忙大事，也没有工夫管我们。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前往南京送蒋介石，谁知竟被蒋介石扣押了起来，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发生分歧，原来扣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也被逐一放走。紧跟着1937年蒋介石就强迫父亲交出兵权，辞去职务，给父亲一个出国考察的名义，逼父亲出国。当时，有人劝说父亲去耀县，因为那里距离红军近，可是父亲说：“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现在事变成功了，就算是牺牲了我本人和十七路军都没有什么大碍了。”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当时放心不下父亲，要陪同父亲一起出国，就把我们托付给了外婆。由于外婆想念我母亲，所以幼年的我们经常听到外婆夜里睡不着时念叨着父母亲，现在想想，老人对这件事的看法真的是朴实极了，她常说的是：“你爹为了抗日，让老蒋抓起来了。”
　　1937年年底的时候，母亲回来过一次，走时带着我哥哥杨拯中，说是能为囚禁中的父亲添些欢乐，让人悲痛的是，他同父母一起遇害了，除了杨拯中哥哥，遇害的还有我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名叫杨拯贵，是父母在贵州囚禁期间生的。
　　1937年11月，父亲回国前，有人劝说父亲不要回国，可是父亲说：“我是个军人，发动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的我应该在疆场。”父亲一回到香港就被人监视了，后来被扣押。其实在父母关押期间我们也试图联系过，但都做了无用功，因为当时对待政治犯都很严格，根本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眼中的父亲，他是一个从小就受教育，爱国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追求进步，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父亲对我的影响，对于我的一生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