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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12月30日之后的几天，北京长安街两端的两座剧场内分别上演着两版《梁祝》：一部是中国越剧，一部是朝鲜歌剧。在此之前，朝鲜血海歌剧团的一百多位演员已在中国巡演接近一个月。北京是重要的一站。
但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的消息让此次“交流”险些夭折。血海歌剧团原要终止中国巡演。但从祖国传来指示后，才“化悲痛为力量”，履行更为重要的使命——为了贯彻慈父将军的遗志，坚持留在中国，继续演出。在这个特殊时刻，朝版歌剧《梁祝》已经成为朝鲜唯一的文艺演出，更何况它还是一部爱情题材作品。
“我们必须把他的遗训贯彻到底”
12月30日，朝鲜血海歌剧团的演员们穿着他们亮相时必备的民族传统服饰，出现在长安大戏院的观众席上。
除了几个记者，把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还有一些知道内情的观众。演职人员们只是默默低头，来回翻看越剧《梁祝》的宣传册，即便里面并没有朝鲜语。
朝鲜人是为了观摩越剧版《梁祝》而来。演出结束后，六位朝鲜主演走上舞台，与中国演员合影。他们在舞台上逗留的时间短得可怜，“几分钟，一晃就不见了”，小百花越剧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
越剧演员们都已经下台卸妆，饰演祝英台父亲的演员董柯娣却又穿着戏服，带妆走上台来，寻找朝方的“祝英台父亲”。
“他不是让我跟他合个影吗？”他不解地说，“我专门又去上了妆，他怎么就走了？”
虽然只是文艺团体，朝鲜血海歌剧团十分强调严格管理和恪守指令。在北京的几天时间里更是如此，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刚刚经历过的那场巨大悲痛的打击。
12月19日，血海歌剧团的成员们从朝鲜驻华使馆获知了金正日因积劳成疾在列车上逝世的消息。他们悲恸不已，抱头哭成一片。
此前，这182人已经在中国呆了近1个月。他们带着歌剧《梁祝》，从东三省南下上海、江浙，再转至湖北、湖南、广东，一直演到重庆。按计划，他们还将走访甘肃、北京，最后在青岛、大连结束长达三个月的中国巡演。
这出歌剧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而由金正日亲自指定创排的剧目，创作时间仅仅4个月。2010年6月，血海歌剧团在中国巡演朝鲜版歌剧《红楼梦》期间，就接到“回国集中精力创排《梁祝》”的紧急命令。
金正日希望《梁祝》能尽快在朝鲜公演，并在2011年内来到中国演出，以发展朝中关系、巩固朝中友谊。
为了确保它的完成，2010年，剧团回到朝鲜后，血海歌剧团成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排练。“我们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朝方总导演蔡明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由于完成任务的时间很紧，我们加班加点排练，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
蔡明锡清楚地记得2010年10月24日平壤首演时的状况，“两国很多人前来观看，十分热闹，获得了成功，”接着，他有点悲痛地说，“在那一个星期以前，10月18日，金正日同志第一次检阅了我们的演出。”
从首演到现在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这出歌剧已经演出了230场，并顺利来到中国。没想到，他们的演出计划在重庆便差点终止。
收到金正日去世的电文后，血海歌剧团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取消演出，立刻回国。就在他们收拾行装之际，在原定的下一站演出地兰州，《梁祝》演出取消的消息也很快被刊登出来。
不过两天时间，事情却又出现了戏剧性变化。12月21日，从朝鲜国内传来了令悲伤的演职人员颇感意外的重要指示：“化悲痛为力量，按原定计划进行演出，而且保证每场演出都达到最高水平”。
根据这一指示，剧团当即决定遵循金正日的遗志，在举国哀痛、停止一切文化活动之际，继续坚持在中国进行巡演。
“金正日同志对朝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视，他虽然与世长辞，但是我们必须把他的遗训贯彻到底。”总导演蔡明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甘肃大剧院又恢复了售票，《梁祝》演出照原计划进行。
当记者问到金正日去世后，演员们的演出情绪是否会受到影响时，血海歌剧团的领导只以“每场演出都会达到最高水平” 的含糊答案回复。这之后，随团的朴姓翻译反问《中国新闻周刊》，“你说呢？”他笑了笑，“肯定有（影响）啊。”
化悲痛为力量
12月31日上午，血海歌剧团《梁祝》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国家大剧院歌剧厅里进行着紧张的彩排和灯光调试工作，为当晚的北京首场演出做准备。
导演和几位主创人员坐在观众席上，神情严肃，不时指出排练中的问题，就连说话的声音也绷得有些发紧；演员们一板一眼地练习，一遍遍地调整走位。饰演祝英台的女演员金香十分认真，演到对梁山伯“思春”一节，笑容如常。
乐池里除了乐队成员和指挥外，两排具有朝鲜歌剧特色、由金正日亲自指导的表演形式“旁唱”成员按男女左右分列，即便是在彩排中，轮到他们演唱时，十几个人也同时起立，整齐划一。看到记者，左边合唱的女声成员有些好奇，时不时偷偷瞟来两眼。而目光交流后，她们与大多数朝鲜人一样，迅速地把头深深地埋下去。
后台，一群幕后人员正坐在长凳上休息，脸上有疲倦的神色。在结束兰州的两场演出后，这个182人的大团抵达北京，又于12月28日马不停蹄地集体前往朝鲜驻华大使馆，参加慈父将军的追悼仪式遥寄哀思。
哀悼之后，血海歌剧团的成员马上要继续工作。晚8点半，朝鲜血海歌剧团北京演出媒体见面会终于在推迟5个小时之后开始——这是因为金正日的遗体告别仪式因为下雪推迟了4个小时。
但应景的鹅毛大雪也许正是这一天的朝鲜与血海歌剧团所需要的：它无疑为整个仪式增添了更浓重的悲情气氛。在晚间的见面会上，剧团成员身着黑衣，神色悲戚，眼眶边的泪红仍清晰可见。
不过，在如此哀伤的时刻，血海歌剧团还是要坚持在国家大剧院连续演出4场《梁祝》这样的爱情题材作品。2012年1月1日，他们的演出迎来了越剧版《梁祝》主创、中国小百花越剧团演职人员的观摩。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溘然与世长辞……金正日同志生前为朝中友谊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倾注了心血。”在演出开始前，“小百花”的成员在大屏幕上读到了这样的字幕，以及朝鲜方面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的那句最新指示：“化悲痛为力量”。
演出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题音乐和多媒体背景画面开场，布景华丽，演员功底扎实，其中新加入的几段中国古典舞蹈得到了最长时间的掌声。
“还有声光电呢……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啊，”一位红衣观众在观众席中小声对同伴说。
中场休息时，一位留在乐池里调试竖琴的朝鲜女乐手引起了观众们的兴趣。很多人围上去，手机对着乐池一通乱拍。
朝版《梁祝》对“化悲痛为力量”指示的践行在第二天便获得了越剧版《梁祝》主创人员的肯定和好评。“在昨天的演出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已经成功地化悲痛为力量，”越剧版《梁祝》的导演郭晓男在双方参加的研讨会上说。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作曲家何占豪则表达了自己看完演出的激动之情。“血海歌剧团”与中国颇有渊源，几十年前，它的《血海》《卖花姑娘》等作品曾在中国演出，传递了“朝鲜与中国的友谊”。为了血海歌剧团能够在杭州演出，周恩来甚至亲自批示，度身定建了杭州大剧院。
“一开口，感觉似乎还是当年唱《血海》和《卖花姑娘》的演员。后来才醒悟过来，原来是他们的后辈。”何占豪如此评价朝方女声合唱团的实力。
听到这里，一直在严肃记录中方发言的朝鲜人终于纷纷放下笔，轻松地笑出声来。
“此世道残酷令人恨”
“我想说，（剧目的）成功要归功于金正日同志”，听到正面评价后，朝鲜血海歌剧团行政科科长朱英日说，“……在中国演出过程中，每当收到观众的评价时，就想起金正日将军的指导和艺术天赋。”
他介绍，因为年轻一代人对“梁祝”的传说了解并不深，金正日在亲自选定这一剧目后，还特别吩咐主创人员要“尊重原著内容”，歌词、音乐、服装等各方面细节都要反映中国元素。
除此之外，金正日对这出歌剧创作方面的参与几乎涵盖了从故事主线到小细节的多个方面。比如，全剧不要安排太多故事，单以爱情为主要线索；一定要加入舞蹈；要采用中国传统乐器二胡；梁、祝二人的爱情则要通过旁唱演员“含蓄地作表达”等等。
“在金正日将军的亲自关怀下，我才首次担任了大型歌剧的主演，” 23岁的朝鲜姑娘金香在研讨会上说。她原来还是一个大学生，通过“海选”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得到了饰演祝英台的机会。
“小百花越剧版《梁祝》我们看了好几十次，帮助很大，”她说。朝版歌剧中一些有趣的台词，开头大屏幕中的镜头，都参照了越剧新版《梁祝》；就连舞美、道具和服装都是由“小百花”方面提供的，最近一次还送去了12把二胡。
小百花越剧团的服装设计师蓝玲接到文化部委托，为朝版歌剧《梁祝》制作服装。当她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来自平壤的设计稿时，吃了一惊，对方对中国戏曲服饰的研究相当透彻。“他们的要求是，面料和样子就要那个年代的东西，不要现代的，”蓝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时，离对方要求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们要彩排、演出赶得很急，服装是提早了三天才送到平壤的。”她说。
与朝鲜方面不同，“小百花”越剧版《梁祝》的构思时间长达10年。导演郭晓男从1996年便开始考虑创作新版《梁祝》，而题旨的确定与美感的建立成为其间的最大困难——他认为，要重排经典，必须要有颠覆性的思考。
此前，1950年代的袁雪芬版越剧《梁祝》，被普遍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版本，其中对于自由恋爱的赞颂、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但恰恰正是在这一方面暴露出了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
郭晓男试图寻找“梁祝”的精神实质。在他看来，这一实质即“两个年轻人超越了性别、友谊、爱情的一次‘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不再是“封建礼教对自由恋爱的扼杀”。“马文才一有媒二有聘三有礼，我们特别要为他平反，”郭晓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最难处理的“化蝶”一段，郭晓男让巨大的折扇在舞台上升起，“以扇喻蝶”，梁祝在似花似蝶的写意舞台效果中化蝶。
这一版戏剧张力十足的《梁祝》仅6个演员，小巧玲珑。相较而言，朝版歌剧《梁祝》则完全是另一种宏大演绎：全剧百十来个演员，从马文才抢到府里当姨太的小小，到祝府里的小厮、丫鬟一应俱全，甚至万松书院里与梁山伯一起读书的同学也有20多人。
在舞台上，亭台、花园、祝府大门，用线牵的两只道具蝴蝶和梁山伯坟墓，无一处不在写实。此外，歌剧主要还是在批判封建道统。“此世道残酷令人恨，”梁山伯死后，祝英台唱道。
“（越剧版）对我们加快创排速度方面很有帮助。我们坚持伟大领袖金正日提出的革命歌剧创作原则，”朝鲜导演蔡明锡说，“两个版本在艺术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各有味道。”
但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的消息让此次“交流”险些夭折。血海歌剧团原要终止中国巡演。但从祖国传来指示后，才“化悲痛为力量”，履行更为重要的使命——为了贯彻慈父将军的遗志，坚持留在中国，继续演出。在这个特殊时刻，朝版歌剧《梁祝》已经成为朝鲜唯一的文艺演出，更何况它还是一部爱情题材作品。
“我们必须把他的遗训贯彻到底”
12月30日，朝鲜血海歌剧团的演员们穿着他们亮相时必备的民族传统服饰，出现在长安大戏院的观众席上。
除了几个记者，把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还有一些知道内情的观众。演职人员们只是默默低头，来回翻看越剧《梁祝》的宣传册，即便里面并没有朝鲜语。
朝鲜人是为了观摩越剧版《梁祝》而来。演出结束后，六位朝鲜主演走上舞台，与中国演员合影。他们在舞台上逗留的时间短得可怜，“几分钟，一晃就不见了”，小百花越剧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
越剧演员们都已经下台卸妆，饰演祝英台父亲的演员董柯娣却又穿着戏服，带妆走上台来，寻找朝方的“祝英台父亲”。
“他不是让我跟他合个影吗？”他不解地说，“我专门又去上了妆，他怎么就走了？”
虽然只是文艺团体，朝鲜血海歌剧团十分强调严格管理和恪守指令。在北京的几天时间里更是如此，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刚刚经历过的那场巨大悲痛的打击。
12月19日，血海歌剧团的成员们从朝鲜驻华使馆获知了金正日因积劳成疾在列车上逝世的消息。他们悲恸不已，抱头哭成一片。
此前，这182人已经在中国呆了近1个月。他们带着歌剧《梁祝》，从东三省南下上海、江浙，再转至湖北、湖南、广东，一直演到重庆。按计划，他们还将走访甘肃、北京，最后在青岛、大连结束长达三个月的中国巡演。
这出歌剧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而由金正日亲自指定创排的剧目，创作时间仅仅4个月。2010年6月，血海歌剧团在中国巡演朝鲜版歌剧《红楼梦》期间，就接到“回国集中精力创排《梁祝》”的紧急命令。
金正日希望《梁祝》能尽快在朝鲜公演，并在2011年内来到中国演出，以发展朝中关系、巩固朝中友谊。
为了确保它的完成，2010年，剧团回到朝鲜后，血海歌剧团成员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排练。“我们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朝方总导演蔡明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由于完成任务的时间很紧，我们加班加点排练，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
蔡明锡清楚地记得2010年10月24日平壤首演时的状况，“两国很多人前来观看，十分热闹，获得了成功，”接着，他有点悲痛地说，“在那一个星期以前，10月18日，金正日同志第一次检阅了我们的演出。”
从首演到现在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这出歌剧已经演出了230场，并顺利来到中国。没想到，他们的演出计划在重庆便差点终止。
收到金正日去世的电文后，血海歌剧团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取消演出，立刻回国。就在他们收拾行装之际，在原定的下一站演出地兰州，《梁祝》演出取消的消息也很快被刊登出来。
不过两天时间，事情却又出现了戏剧性变化。12月21日，从朝鲜国内传来了令悲伤的演职人员颇感意外的重要指示：“化悲痛为力量，按原定计划进行演出，而且保证每场演出都达到最高水平”。
根据这一指示，剧团当即决定遵循金正日的遗志，在举国哀痛、停止一切文化活动之际，继续坚持在中国进行巡演。
“金正日同志对朝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视，他虽然与世长辞，但是我们必须把他的遗训贯彻到底。”总导演蔡明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甘肃大剧院又恢复了售票，《梁祝》演出照原计划进行。
当记者问到金正日去世后，演员们的演出情绪是否会受到影响时，血海歌剧团的领导只以“每场演出都会达到最高水平” 的含糊答案回复。这之后，随团的朴姓翻译反问《中国新闻周刊》，“你说呢？”他笑了笑，“肯定有（影响）啊。”
化悲痛为力量
12月31日上午，血海歌剧团《梁祝》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国家大剧院歌剧厅里进行着紧张的彩排和灯光调试工作，为当晚的北京首场演出做准备。
导演和几位主创人员坐在观众席上，神情严肃，不时指出排练中的问题，就连说话的声音也绷得有些发紧；演员们一板一眼地练习，一遍遍地调整走位。饰演祝英台的女演员金香十分认真，演到对梁山伯“思春”一节，笑容如常。
乐池里除了乐队成员和指挥外，两排具有朝鲜歌剧特色、由金正日亲自指导的表演形式“旁唱”成员按男女左右分列，即便是在彩排中，轮到他们演唱时，十几个人也同时起立，整齐划一。看到记者，左边合唱的女声成员有些好奇，时不时偷偷瞟来两眼。而目光交流后，她们与大多数朝鲜人一样，迅速地把头深深地埋下去。
后台，一群幕后人员正坐在长凳上休息，脸上有疲倦的神色。在结束兰州的两场演出后，这个182人的大团抵达北京，又于12月28日马不停蹄地集体前往朝鲜驻华大使馆，参加慈父将军的追悼仪式遥寄哀思。
哀悼之后，血海歌剧团的成员马上要继续工作。晚8点半，朝鲜血海歌剧团北京演出媒体见面会终于在推迟5个小时之后开始——这是因为金正日的遗体告别仪式因为下雪推迟了4个小时。
但应景的鹅毛大雪也许正是这一天的朝鲜与血海歌剧团所需要的：它无疑为整个仪式增添了更浓重的悲情气氛。在晚间的见面会上，剧团成员身着黑衣，神色悲戚，眼眶边的泪红仍清晰可见。
不过，在如此哀伤的时刻，血海歌剧团还是要坚持在国家大剧院连续演出4场《梁祝》这样的爱情题材作品。2012年1月1日，他们的演出迎来了越剧版《梁祝》主创、中国小百花越剧团演职人员的观摩。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溘然与世长辞……金正日同志生前为朝中友谊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倾注了心血。”在演出开始前，“小百花”的成员在大屏幕上读到了这样的字幕，以及朝鲜方面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的那句最新指示：“化悲痛为力量”。
演出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题音乐和多媒体背景画面开场，布景华丽，演员功底扎实，其中新加入的几段中国古典舞蹈得到了最长时间的掌声。
“还有声光电呢……比我们想象的好多了啊，”一位红衣观众在观众席中小声对同伴说。
中场休息时，一位留在乐池里调试竖琴的朝鲜女乐手引起了观众们的兴趣。很多人围上去，手机对着乐池一通乱拍。
朝版《梁祝》对“化悲痛为力量”指示的践行在第二天便获得了越剧版《梁祝》主创人员的肯定和好评。“在昨天的演出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已经成功地化悲痛为力量，”越剧版《梁祝》的导演郭晓男在双方参加的研讨会上说。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作曲家何占豪则表达了自己看完演出的激动之情。“血海歌剧团”与中国颇有渊源，几十年前，它的《血海》《卖花姑娘》等作品曾在中国演出，传递了“朝鲜与中国的友谊”。为了血海歌剧团能够在杭州演出，周恩来甚至亲自批示，度身定建了杭州大剧院。
“一开口，感觉似乎还是当年唱《血海》和《卖花姑娘》的演员。后来才醒悟过来，原来是他们的后辈。”何占豪如此评价朝方女声合唱团的实力。
听到这里，一直在严肃记录中方发言的朝鲜人终于纷纷放下笔，轻松地笑出声来。
“此世道残酷令人恨”
“我想说，（剧目的）成功要归功于金正日同志”，听到正面评价后，朝鲜血海歌剧团行政科科长朱英日说，“……在中国演出过程中，每当收到观众的评价时，就想起金正日将军的指导和艺术天赋。”
他介绍，因为年轻一代人对“梁祝”的传说了解并不深，金正日在亲自选定这一剧目后，还特别吩咐主创人员要“尊重原著内容”，歌词、音乐、服装等各方面细节都要反映中国元素。
除此之外，金正日对这出歌剧创作方面的参与几乎涵盖了从故事主线到小细节的多个方面。比如，全剧不要安排太多故事，单以爱情为主要线索；一定要加入舞蹈；要采用中国传统乐器二胡；梁、祝二人的爱情则要通过旁唱演员“含蓄地作表达”等等。
“在金正日将军的亲自关怀下，我才首次担任了大型歌剧的主演，” 23岁的朝鲜姑娘金香在研讨会上说。她原来还是一个大学生，通过“海选”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得到了饰演祝英台的机会。
“小百花越剧版《梁祝》我们看了好几十次，帮助很大，”她说。朝版歌剧中一些有趣的台词，开头大屏幕中的镜头，都参照了越剧新版《梁祝》；就连舞美、道具和服装都是由“小百花”方面提供的，最近一次还送去了12把二胡。
小百花越剧团的服装设计师蓝玲接到文化部委托，为朝版歌剧《梁祝》制作服装。当她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来自平壤的设计稿时，吃了一惊，对方对中国戏曲服饰的研究相当透彻。“他们的要求是，面料和样子就要那个年代的东西，不要现代的，”蓝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时，离对方要求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们要彩排、演出赶得很急，服装是提早了三天才送到平壤的。”她说。
与朝鲜方面不同，“小百花”越剧版《梁祝》的构思时间长达10年。导演郭晓男从1996年便开始考虑创作新版《梁祝》，而题旨的确定与美感的建立成为其间的最大困难——他认为，要重排经典，必须要有颠覆性的思考。
此前，1950年代的袁雪芬版越剧《梁祝》，被普遍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版本，其中对于自由恋爱的赞颂、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但恰恰正是在这一方面暴露出了时代与历史的局限性。
郭晓男试图寻找“梁祝”的精神实质。在他看来，这一实质即“两个年轻人超越了性别、友谊、爱情的一次‘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不再是“封建礼教对自由恋爱的扼杀”。“马文才一有媒二有聘三有礼，我们特别要为他平反，”郭晓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最难处理的“化蝶”一段，郭晓男让巨大的折扇在舞台上升起，“以扇喻蝶”，梁祝在似花似蝶的写意舞台效果中化蝶。
这一版戏剧张力十足的《梁祝》仅6个演员，小巧玲珑。相较而言，朝版歌剧《梁祝》则完全是另一种宏大演绎：全剧百十来个演员，从马文才抢到府里当姨太的小小，到祝府里的小厮、丫鬟一应俱全，甚至万松书院里与梁山伯一起读书的同学也有20多人。
在舞台上，亭台、花园、祝府大门，用线牵的两只道具蝴蝶和梁山伯坟墓，无一处不在写实。此外，歌剧主要还是在批判封建道统。“此世道残酷令人恨，”梁山伯死后，祝英台唱道。
“（越剧版）对我们加快创排速度方面很有帮助。我们坚持伟大领袖金正日提出的革命歌剧创作原则，”朝鲜导演蔡明锡说，“两个版本在艺术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各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