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道，礼多人不怪。人都爱听好听的，也都喜欢人家对自己恭敬，做得再过，也没有怪罪的道理，嘴上一迭连声地说“不敢不敢”，心里多半都美滋滋的。有的时候，礼多是一种习惯，比如老派的日本人，见人鞠躬如同鸡啄米，大家都礼多，两两相抵，扯平了。这样多礼的人，以前中国也有，有点事，就互相拜，一拜就拜上几天几夜，除了辛苦一点，实际上也略等于不拜。
　　但是如果有人原来没有这样讲礼，猛然之間客气起来，谦恭得不得了，这就有问题了。多半，人家是有求于你。有时，还可能是算计你。《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卑而骄之”之术，即自为谦卑、以过谦之礼让对方骄傲起来的做法，也就有机可乘了。可惜，不是人人都谙熟兵法，即使读了兵法，到了被人奉承之时，也难以清醒。有权有势，被奉承的次数一多，如喝了迷魂汤一般，就更难清醒。所以，着了道的大人物，在历史上层出不穷，没人会接受教训的。
　　袁世凯死的那年，未满60岁，按说还在盛年。就事业而论，表面上也在盛期。千不该，万不该，听人瞎出主意，帝制自为，惹得西南起兵反抗。到了这个境地，虽说铸成大错，但也不是非死不可。他的死，有人说是喝了“二陈汤”送的命，其实不无道理。古代中药，二陈汤是中和之剂，断无送人性命之可能，但袁世凯喝的“二陈汤”，可真就要命。所谓二陈者，一为陕西陈树藩，原本就是亲向民党的异端，反袁情有可原；真正要了袁世凯命的，是后面的这个“陈”，陈宧，以及那个“汤”，汤芗铭。这两位，虽说谈不上是袁世凯的亲信，但也都是一时的人才，关键是对袁世凯始终表现得极其谦恭。两个非北洋嫡系的人，一个得了四川督军，一个得了湖南督军。陈宧上任之时，对袁世凯三跪九叩，膝行而前，用嘴吻袁世凯的靴子。当时在旁的曹汝霖都看不下去了，说是这礼节属于中国的朝拜之礼再加上欧洲封建时代见罗马教皇的礼节，实在令人肉麻得不行。其实，他走的时候，帝制尚在酝酿，即使称帝，“洪宪”新朝的礼节，也是模仿欧洲宫廷的，不主张跪拜，即使大朝会，也就是三鞠躬即可。但是，一旦真的操练起来，袁氏的臣子们，并没有几个人真的鞠躬，都纷纷下跪，而且三跪九叩。第一次上朝，国务卿孙宝琦领衔，行礼之时，只有孙一个人傻傻地鞠躬，后面呼啦啦跪倒一大片，剩孙宝琦鹤立鸡群。后来小规模朝会，只有机要局长张一麐不跪，剩下的人都跪，不跪的张一麐还被强迫着跪倒。说起来，袁的臣子们已经很多礼、很谄媚了，但是比起陈宧来，还是小巫见了大巫。去欧洲见过世面的他，硬是把罗马教廷的礼节给搬来了。
　　然而，在反袁声浪中，身为四川督军的陈宧也宣布独立了。独立已经是往袁世凯心口上扎刀了，而且他的独立通电，跟别人的不一样，他强调的是袁世凯个人的问题，要跟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虽为窃国大盗，但一向待人倒也不薄，所以，即使是反袁中坚蔡锷和梁启超，反的也只是复辟帝制本身，而非袁世凯私人。所以，陈宧的通电，实在让袁世凯伤心且窝火。这个事，加上汤芗铭的独立，连这样谦恭的一陈一汤都叛了，自己江山也真的就完了。两个月里，人情冷暖，如同由火入冰，自家的事业由盛转衰，滑到谷底。这样大的反差，就算袁世凯是个老江湖，饱经风浪，也受不了。而且，袁家世代都有一种说法，说是谁也活不过60岁。称帝那年，袁世凯恰好59，于是，心病重，一病就至于不起。临终前，袁说了一句话，“他害了我。”有人说，这个他，是指首倡帝制的杨度；也有人说，是指连《顺天时报》都伪造了给他看的大儿子袁克定；更有人说，就是这个陈宧。
　　陈宧是个人才，据说章太炎先生见了他之后，说他是民国第一等的人才。可是这个第一等的人才，自打忽悠了袁世凯之后，就从民国政坛上消失了，跟杨度一样，再也没有被什么人用过。毕竟，袁之后的天下，还是北洋系的，陈宦忽悠袁世凯忽悠狠了，还断绝他跟袁世凯的个人关系，众将官都不大高兴，也就没有人敢用他了。
　　礼多人不怪，但礼多了，施礼的那个人就靠不住了。被包围的有权有势者，可是要警惕了。可惜，说了也白说，事到临头，礼多，人还是喜欢。被忽悠，忽悠死，总也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