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勾勒经济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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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选举掺杂有太多复杂的因素,不到最后一刻,没人能预知胜利的天平会向哪个总统候选人倾斜。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是每四年一次的方向选择,但是这一次,选民们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所下的赌注要远远高于以往。
  在金融危机肆虐后,奥巴马在经济几近崩溃之际上台。近四年的时间过去了,美国经济已数年不振,虽然衰退已然结束,但增幅并无明显起色,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也更像是安慰人心的说辞。
  在经济萎靡之际,带领美国掀开新篇章的渴望尤其迫切。10月下旬,《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NBC News)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5%的选民认为选举结果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不同,概率比八年前的总统大选要高出10个百分点,超出了1996年或1992年总统大选同一选项结果的两倍还多。
  在总统大选接近尾声之际,奥巴马在电视竞选广告上誓言要用另一个四年来“重建美国”。美国人民是会慷慨地回应奥巴马,以时间换空间,给他的经济政策第二次机会,还是会彻底改旗易帜,跟随罗姆尼的“重振经济之路”,还不得而知。
  经济,还是经济
  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10月23日公布的民调结果表明了选民对经济的关切:调查中37%的民众认为经济是2012年选举最重要的议题,其次是失业问题,比重达26%,联邦政府预算赤字问题位居第三。
  自两党候选人确立之日起,全体美国人选择自己领袖的机器就开始加速运转,加速剂就是经济选择。
  10月25日罗姆尼在爱荷华州为竞选造势时称,无论接手的是怎样的乱摊子,奥巴马总统没有修复美国的经济,没有“驯服”支出和借贷,也没有把两党团结在一起。而此前第二场辩论后,奥巴马在芒特弗农主持集会时则反唇相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昨晚我们了解到的实情。罗姆尼的税收计划行不通。就业计划不会增加就业。减赤方案只会增加赤字。”
  口水战之外,人们希望能从美国的经济增幅以及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与信贷市场的表现中,找到美国经济增长运动的轨迹。
  近日,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13.6万亿美元,增长2%,远远高于二季度的1.3%。其中三季度消费者支出上升2%,增幅高于二季度1.5%,政府支出也大幅增加3.7%,创2009年中以来最大增长幅度。个人消费支出、政府支出和本地居民固定资本投资抵消了贸易赤字、非居民固定资本投资以及私人行业库存对GDP的负面影响。
  此外,美國人口普查局以及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独栋房屋销售速度飙升至近两年半来的最高位。
  商务部数据显示,9月,经过季节以及年化调整的新屋开工数增幅15%,为四年多以来最快。这些利好,都证明了美国住房市场在持续数年的不景气之后正在重获活力,加强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加速复苏的预期。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来自家庭债务的比重下降。彭博政府指标(Bloomberg BGOV)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率降至2004年来最低点,达83.5%,从金融危机期间97.7%的历史高点回落,纾缓了美国“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逆转痛楚。
  而在所有数据中,最牵动人们视线的是就业数据。11月2日将公布大选前的最后一份就业报告,路透社访问78名分析师后得到的预测是,10月美国非农就业岗位预料增加12.4万个,略高于9月的11.4万个,失业率预计略微回升至7.9%。而9月失业率曾从8.1%降至7.8%。
  此前,美国劳工部称,10月14日至20日一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2.3万人。自从暑期末以来,美国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整体保持平稳。
  显然,一切没有那么令人满意。美国经济确实在恢复,但复苏的步伐相当缓慢,缓慢得让一些选民逐渐失去了耐心,更多人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个总统,或现任总统的下一个任期。
  一切为了增长
  奥巴马当政以来谈得最多的话题也许就是“经济增长”。由金融创新过度而导致的泡沫和危机,让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金融泡沫破灭之后,增长的问题一直萦绕着美国官方和学界。
  经济增长最明显的衡量标志是GDP,如果GDP增长达到4%,每年可以直接创造300万个新工作岗位,并增加在职者的薪资水平。而比GDP恢复增长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点究竟在哪。
  奥巴马政府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短线与长线双管齐下的药方。
  为了救急,美联储求助于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末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QE),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从2008年12月16日开始进入“零利率”时代。这一超低利率水平,日前又从此前设定的2014年底,延长到至少2015年中。
  在危机的阴云终于飘过美国上空后,美国经济数据改善的幅度并不令人满意。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科尔曼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经济复苏最严重的风险来自于欧洲,欧洲在深化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调整中经历了很大的困难。
  外有欧洲债务危机的打击,内有极化政治的掣肘,奥巴马执政以来,经济复苏一直未呈现出清晰可辨的大幅改善。2010年,为避免经济通缩,美联储推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2012年9月,为刺激就业,美联储又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宣布这个计划后表示,若就业市场没有起色,可能会扩大购买计划,进一步购买其他资产,并动用其他适宜的货币政策工具,直至就业市场改善程度达到预期。
  支持者认为,QE3这种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研究项目联席主管、美联储前高级顾问凯伦·戴楠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对《财经》记者说,美联储的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将给美国经济提供大量支持。这个计划可以降低利息,降低消费者的开支融资成本,按揭贷款者也能够通过再借到低息贷款,在偿还月供的同时实现进一步的储蓄。该计划还能够提振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促进消费。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瑟夫·加侬对《财经》记者说,显然,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复苏的状态也不甚满意,这次量化宽松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小步。
  量化宽松政策也是美联储对公众对经济担忧的回馈,美国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负责全球经济调查的部门主任布鲁斯·斯托克斯对《财经》记者说,否则这种担忧会消磨消费者的信心和经济反弹的能力。
  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推出的时候,不足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运行良好,而对于经济带给他们的生活远景,只有14%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会比他们过得好。
  这种对未来的悲观,也反映在对进一步货币政策刺激的效果上,人们相信QE3会持续在资产价格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怀疑货币政策能否单枪匹马实现最终目标,即失业率降低和GDP增长。每月撰写投资分析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马克·史可生对《财经》记者说,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会伤及就业,“为保持很低的利率水平,美联储花钱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去选择无风险套利。银行用美联储的低息贷款买入国债和政府担保按揭等安全产品,不愿再去承担向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而这些小企业才真正是创造就业的引擎”。
  美国投资组合委员会(PIMCO)主席乔什·西门思说,不幸的是,尽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大体上实现了其中期目标——提升资产价值,但这些政策尚未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作为竞争者,罗姆尼完全不认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大选前的一次筹款活动上,他说QE3只是给经济增加了点甜头,对提振经济毫无帮助。“要认清的是,美联储持续刺激经济的办法就是印更多的钞票。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被批评为没有详细执政计划的罗姆尼的基本货币主张是“强势美元”。
  无论如何,量化宽松必然会伴随美国走向下一个四年,至于走多远,则要视美国经济的原生动力何时能重新被激发,从而最终告别这个近来使用频率偏高的非常规手段。
  跨越财政陷阱
  对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人们的争论在于,其症结在于总体需求不足,还是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持续温吞增长的趋势要延续到下一个四年,还是更久。
  对于下任美国总统人选与美国经济的走向,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认为无论是罗姆尼还是奥巴马胜出,美国经济的表现都会相差不大,因为二人当选后都会以大体相似的方法解决问题。他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经济前景的关键在于如何化解“财政悬崖”,以及如何削减未来的预算赤字,稳定国债的水平。
  税收和政府支出问题并非在总统大选期间才被关注,与医改、金融监管等议题一样,这些话题在近年来一直主导着美国政治图景。说到联邦赤字问题,奥巴马在第一场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中说:“我入主白宫时,1万多亿美元的赤字在迎接我。”他谴责共和党人发动两场“靠信用卡支付”的战争,而留给美国人民的是两次没兑现的减税承诺、许多资金没有到位的项目和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施瓦茨曼在10月底的“2012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上指出,“二战”后美国税收为GDP的18%,开支为GDP的20%。过去十年,美国的开支上升至GDP的25%,布什却把税收缩减到GDP的15.5%。这是很简单的数学问题:需要将开支降低5%左右。然而开支的相当一部分是给百姓的福利,民主党所走的“大政府”路线很难走回头路;另一种方案是将税收提高到18%,而这遭到了共和党的反对。
  两党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是,作为1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美国的赤字水平不可持续。对于如何解决,奥巴馬和罗姆尼各有不同的方案。奥巴马会通过减少政府开支和对高收入家庭增税两种方式削减未来的预算赤字——每削减2.5美元的开支,都要1美元来自富人的额外税收。而罗姆尼仅会以减少政府开支实现这一点——包括砍掉 “奥巴马医保”在内的一些政府项目。
  在赞迪看来,同时减少开支和增加税收的办法更为平衡、有效。
  2012年2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明了现在全球耳熟能详的术语“财政悬崖”。今年夏天,他亲自跑到美国国会山,提醒参议院议员当心即将来临的“财政悬崖”可能将美国经济置于再度衰退的危险境地。
  伯南克担心,如果在今年底之前做不到或国会不接受方案,2013年1月1日起,美国将启动6070亿美元的增税及联邦支出削减。一方面要开源增税,另一方面要节流减支,两者结合会造成美国财政紧缩,给美国经济带来近7200亿美元的损失,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6%。
  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量大约在14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前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是40%,现在这个比例已超过了70%。美联储前副主席、美国全国财政责任和改革委员会成员艾利斯·瑞夫林对《财经》记者说,还仅仅是公众持有的债务,不包括政府持有的债务。瑞夫林所在的两个两党组织想出的解决办法大同小异:降低福利项目的增速以及改革税制、提高财政收入。但是显然此前,美国一直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动力是否会由新任总统催生还是未知数。财政问题的长期性和破坏性,使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终究会有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不过,奥巴马继续执政与罗姆尼当选会带来不同的解决方向。
  10月23日,在接受《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采访时,奥巴马预计自己还是可以与共和党达成类似自己之前一直推动的“大妥协”,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美国将背负削减4万亿美元赤字的重任。
  同一天巴克莱的研究报告认为,共和党可能会最终放弃抵制,接受让高收入者多纳税的安排。研究人员在总统大选的辩论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奥巴马表示,防务预算被削减不会发生,副总统拜登则在与莱恩的辩论中,把高收入者税率的起点提到100万美元。
  野村高级政治分析师阿拉斯泰尔·纽顿认为,最坏的结果是罗姆尼当选总统而民主党占参议院多数席位,这会给金融市场带来紧张和压力。
  再实业化充饥
  美国总统选举辩论第二场开场时,一名纽约大学生抛出就业问题。此时美国全国已经在经济衰退期间失掉了880万个工作岗位,弥补衰退带来的损失需要增加112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保持就业和人口增长同步。   奥巴马上台后,制定了经济结构长期调整战略规划,选择将重振制造业和降低失业率作为经济战略的突破口,打出再实业化、制造业回流、五年出口倍增以及支持创新的旗帜。
  美国制造业因此有了些许复兴的迹象。美国制造业联盟首席执行官斯科特·保罗对《财经》记者说,现在很清楚的是,聚焦制造业的政策开始显现成效。政府对汽车行业的贷款使其变得更有竞争力。政府致力于技术提升、培训以及创新,这些努力花的时间较多,但能显现出持久的影响。
  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65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约为25.4%,到了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3.2%。再考察制造业与就业的互动,美国制造业创造的工作岗位在1979年达到顶峰,为1940万个,到2010年为1150万个,比顶峰时下降40.7%。这个非直线下降的过程既有服务业和金融业扩张的影响,也有全球产业分工转移的助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发生了两次大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潮:1979年到1990年间是第一波,更为严重的发生在2000年到2010年,这期间美国失去了59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幅度为33.8%。
  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战略。2010年8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然而,实施并不完全让人满意,从2010年1月到2011年12月,美国增加了35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但事后证明这些增加只是对经济衰退的小规模对冲。
  制造业的兴衰,注定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主导美国的经济语境,也因此,包括俄亥俄州在内的美国产业带在大选中成为双方角力的重点——恰巧这些工业重镇又在两党所代表的红蓝阵营中摇摆。
  强调制造业,因为它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对那些中立州的选民来说,也是重要的话题。
  在大选前的最后两个月中,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汽车工业要地俄亥俄州集中对垒。双方在该州的民意支持率也是此消彼涨。俄亥俄州历来是总统大选成败得失的关键,在今年的大选中又尤为如此。其象征意义在于,它代表了制造业今后的发展路径:汽车和钢铁业等传统制造业复兴是否可行?重新回到“美国制造”是否是实际之选?
  过去十年中,美国失去了5万家工厂和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就业。保罗说,创新与生产必须齐头并进才能成功。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行强有力的措施,推销“美国制造”。目前奥巴马交上的答卷,似乎证明再实业化的光明前景:俄亥俄州的经济正在强劲复苏,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芝加哥联储地区的制造业集中度高于美国其他地区,因此芝加哥联储制造业指数值得关注。美国芝加哥联储10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中西部制造业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滑,从上月的94.1降至93.4,降幅为0.4%。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莫里斯·科恩对《财经》记者说,现在下结论说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政策是成功的还为时尚早,但有证据表明,至少对一部分企业而言,政策起到了很重要的改善效果。
  不过,长远来看,美国制造业的结构依然没有大的改观。科恩认为,美国可能已没有能力再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进行生产,制造业回流只是针对特定的情况、特定的行业才有效。
  哈佛商学院教授菲力克斯·奥伯霍尔泽对《财经》记者说,目前两党都喊出“夺回制造业就业”的口号,无非是想吸引选民注意,与实体经济没有太大关系。美国制造业就业的空白与其教育体系有直接关系。与哈佛、耶鲁这些名校提供的精英教育相比,美国大学在平民教育方面做得很差,公立大学面临严重问题。公立大学没能很好地提供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型人才,其中一种体现就是社会收入差距不断增大。
  学界普遍认为,出路在于缩小职业培训的缺口,通过建立一个系统,来培训更多美国人操纵更复杂的大型设备/全自动设备,提高這些工人的生产效率。下一个四年,制造业在能否恢复数百万就业,能否足够强劲,将影响美国经济体的健康程度。
  苦觅长线发展
  在一个日益相互交织的全球化经济中,下一任美国总统要面对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经济增长的利益选择,需要执行与长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短期政策。但是在美国极化政治的背景下,政策选择差异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差异。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迈克尔·巴罗内对《财经》记者说,奥巴马如果获得连任,他的经济政策将把美国继续放在更大的联邦政府和更高的税收轨道上。而如果罗姆尼获选,则会采取完全相反的策略。
  在这种极化的背景下,难以预见下一个四年美国的经济图景会发生大转折,相对而言,一些具体的产业则燃起真正的发展亮点。
  汽车业是其中之一。奥巴马就在第二场辩论中强调,原本濒于倒闭的美国主要汽车厂,经过整合后,现在销售量达到四年多来的新高。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业务恢复增长,为美国创造了近25万个新岗位。
  据美国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9月美国汽车销量达约120万辆,同比增长1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业内人士预计,2012年全年美国汽车销量有望达1440万辆,较2011年增长12.8%,比2009年经济衰退后1004万辆的历史低点高出38%。
  华盛顿特区前政府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罗伯特·艾贝尔对《财经》记者说,尽管汽车工业需要考虑原材料成本和有限的银行贷款,但2013年将是汽车业获得高额利润的一年。
  能源问题是选举中双方争夺的另一个高地。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国石油生产一直保持着欧佩克国家之外增长第一的位置。如果奥巴马总统连任成功,人们相信短期内,他会注重在国内环境敏感度较低的地区提高油气产量,同时继续发展新能源;而罗姆尼将致力于减少美国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各类能源生产的管制,以达到他确立的2020年北美“能源独立”的目标。
  不过在英国石油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张驰看来,不论二者谁当选,其能源政策都会向中间靠拢。他对《财经》记者说,技术革命和市场造就了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的生产。未来四年中,美国的石油生产将会继续发展,天然气产量同样看涨。
  美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增加投资并减少进口,这也正是能源行业有望带给美国的。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研究员葛艺豪(Arthur Kroeber)对《财经》记者说,积极的迹象是,美国在未来十年中将出现与能源相关的投资大爆发,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耗从石油向天然气转移的过程中,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投资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太小。
  美国经济下一个四年的发展,有待于美国选民的抉择,而不论奥巴马还是罗姆尼当选,都要在去杠杆化的长期压力下找到能够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带上发展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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